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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铜文房的“用印”摭谈 书画作品上作者在署上名款后还要钤盖印章，用以证明确系其所作，是取信于人的一种标志，而且红色的印拓与墨色形成强烈对比能够产生特殊的艺术效果。用印已经成为中国书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表现中国书画的刻铜文房——墨盒、镇尺等，其器物上的平面，虽然面积很小，但上面所刻画的书画，同样也是一幅完整的书画作品，所以在铜面上书画同样也用印，只是不如纸绢书画那样严谨和规范。 墨盒初创时期以书法为主，有行有列，充满文字，一般书刻者只署名，名字下很少用印。如陈寅生自书自刻的墨盒，绝大多数只署名，很少用印，署款常见有“寅生”、“寅生刻”、“寅生书刻”、“寅生铁笔”等，罕见有“寅生奉铁笔”。偶见怀莲斋藏寅生“春风得意”墨盒下款署 “寅生弟陈炳麟敬铁笔”，用了联珠印“寅生”。（图1）这是我仅见到的一例。
为何清代墨盒少用印，主要是盒面与字（画）大小相互制约以及字（画）与印大小相互制约的缘故。因为书画作品用印要与作品相称，合乎法度，落款处的“印”大约与落款“字”大小相仿，用印宁小勿大，大则不雅。墨盒盒面上的所刻的书画其理亦同，款字与印章大小要相仿。特别是寅生自书自刻的行楷文字墨盒，常有上百字的小如芝麻的字，实在是无法用（刻）小如芝麻的印。就我仅见寅生用印一例，其用（刻）印精到，合乎法度，联珠印“寅生”，与款字大小就是相仿的，协调和谐。其次，清代墨盒初创，可能刻制者对“印”尚未引起重视。 民国初期京城产生了以张樾丞、张寿臣（丞）、姚鍚久（石父）、孙华堂、子修、鹿鸣等刻铜大家、高手，刻铜复兴，特别是许多书画篆刻家、文人学者，积极参与刻铜文房制作，提供亲笔画稿，如姚华（茫父）、陈师曾、丁佛言、王梦白、章浩如、齐白石、陈年（半丁）、寿玺（石工）、林琴南、吴观岱等，他们不仅亲自在素面墨盒、镇尺上作画写字，而且把中国书画“用印”的习惯和程式也移植到墨盒、镇尺上。尽管墨盒、镇尺的面积小，但其画面上“用印”与书画作品的方法基本相同。所不同是它不是用印泥钤印，而是用刀“刻”个印，目的是使画面完整美观，融书、文、画、印于一盒。 刻铜文房的“用印”，就是把印章“刻”在墨盒、镇尺上，它没有书画作品上钤印那么严格规范，比较随意。它的形式大致可以分成两类： 一、 以又称款尾印，多用姓名字号印，偶尔也见用斋馆印的。作用是说明画稿的作者。多见的是署款用名、用字，印用姓。 如姚华（1876－1930），字重光，号茫父。他在刻铜文房上多用一“姚”字姓氏印，单用一方印的还有“茫父”、“芒（茫）”、“老芒（茫）”、“姚华”、“弗堂”。偶尔也见到有“姚”、“华”和“茫父”上下三方印连用的，如“书《菊箴诗八首》”铜镇尺（图2）。
又如陈师曾（11876—1923），名衡恪，字师曾，号朽道人、槐堂。他在刻铜文房上多用一“朽”字印，单用一方印的还有“陈”、“师曾”、“师”、“槐堂”、“衡恪”、“修水陈人”。也见有“师”和“曾”上下二方印连用的。（图3） 
一、 所则有伤画局。用印与题款一样，要选择适当的空间，达到平衡画面虚实，取得理想的艺术效果。墨盒盒面虽小，也是一幅完整的作品，其布局用印目的和方法与书画同。因画的布局而用的印，常用斋馆、纪年、警语、诗文等内容入印，一般称为“闲章”。 如陈师曾“春雪”镇尺，两方布局印用得恰到好处，右上方用引首印“梅花亭长”，当中拦腰印“师曾画铜”（图4），画面充实呼应。又如茫父“韩康卖药”墨盒（图5），左侧两方布局印“佛手仙心”和“药笼”，起到弥补空虚、平衡画面的作用。
除了姓名字号印、斋馆室名印和纪年印外，书画家画铜很重视在盒面上使用“闲章”，“闲章”不仅出于布局的需要，而且别具个性的印文，使作品锦上添花，起到画龙点睛、烘云托月的作用。茫父好作释印墨盒，如临“真卿”印墨盒、临宋“易安”印墨盒、临“刘熊印信”印墨盒三方墨盒都用闲章“我思古人”，书《洛神赋》墨盒用了“念天地之悠悠”和“发思古之幽情”两方印。陈师曾的梅花墨盒上爱用“梅知己”、“梅花知己”、“梅花亭长”，竹墨盒用“幽芳”，松竹墨盒用“永寿”，水仙墨盒用“忍俊”等，与画面相益得彰。（图6）
至于刻铜文房的“用印”，以下几点应该引起注意： 1. 刻铜文房的“印”不是以印泥钤盖而是用刀刻成，在铜材上以单刀刻成（凹入）细朱文（阳文）印，虽刻如写，比较方便，所以用的最多的是朱文印。当然偶尔也有刻白文印、朱白相间印的，如 “石父刻”（图7）。
1. 刻铜文房的有穷款。书画的所谓“穷款”，指不题诗文、不记年月，单署姓名或者只钤一名章的款。墨盒、镇尺中亦有不署姓名只“用印”的，如钟鼎彝器墨盒，常见只有用一印“鹿鸣”的，说明刻铜的作者。（图8）鹿鸣一说是张鹿鸣，生平不详。他从不署款，只用“鹿鸣”一印，庶几绝无仅有。 
1. 有画铜者和刻铜者都用印，也有只用刻铜者的印而不用画铜者印。如茫父高僧图墨盒，款“雨峰山人本，茫父写，寿泉仁兄雅属，张寿丞刻”下面，只用“寿丞”印，不用茫父的印。（图9）
墨盒用以底铭标明店铺的名称，但是也有在墨盒面上用店铺的“印”。如陈师曾“梅”墨盒右下的压角章就有“同古堂”一印。（图10）“同古堂”是1912年由张樾丞在北京的琉璃厂创建的一家图章墨盒刻字店，兼营字画古玩。
1. 墨盒如有多处款，就有多处的印。如陈师曾的“凌霄”（竹）墨盒，除了陈师曾的款和印外，馈赠者刘汝霖款下就用一“刘”印。（图11）
5.盒面上除了画铜者、刻铜者之印外，有时也刻上墨盒主人（收藏者）的印.如茫父为葵园写葵的墨盒，除了茫父印外，还刻了“葵园”印（图12）。
7.有时为了使盒面上的印，更为鲜明和显著，刻就后将印涂成红色，犹如蘸了印泥的效果。 当然，并非刻铜文房——墨盒、镇尺等的画面都要用印，这要从画面的实际情况出发，为用印而用印，不免有画蛇添足之感。 书画用姓名印、斋馆印，核对印鉴真伪，是鉴定书画真伪的手段之一。而刻铜文房的“用印”不是以作者原印钤盖，仅仅是用刻刀随时刻在盒面上的，各印各异，大致相仿而已。如姚华（茫父）的“姚”印（图13），其书篆差别很大。
刻铜文房上的“用印”，虽然不能作为鉴定依据，它也能够提供不少有用的信息，可供收藏和研究墨盒参考。 书画家陈年（1876—1970）的画稿墨盒中常见“半丁“印。陈年号半丁，弄清了什么时候刻“半丁”的印章，什么时候陈年以“半丁”的字行，对墨盒研究亦有帮助。陈半丁1898年23岁，吴昌硕为其篆“陈年”印，半丁刻成。款曰：“二字缶老为余篆也，戊戌十月半丁记。”顶款为缶翁所落，曰：“半丁道人自作”。由此可知“半丁”此号应不晚於1898年。1910年陈半丁35岁，吴昌硕来京，与半丁合作(吴篆陈刻)“山阴道上人”、“半丁”、“静山无恙”、“陈”、“有鱼”、“静山”等印。并为半丁在琉璃厂两家纸店撰写画润。此后，陈半丁始以“半丁”号行。 陈半丁画稿墨盒中偶见“且亭”印， 1925年，陈半丁50岁时刻此印，款曰：“精毋求其工，工则匠矣。”可以推测此墨盒当在1925年后制成。 现在，刻铜家摹画稿墨盒或者制新盒时，也沿袭旧制用印的方法。如刻铜家孙建明，敬慕民国刻铜大家张樾臣、张寿臣取字“梦臣”，所刻墨盒署“梦臣刻”用“孙”印，亦有用“梦臣”印；而刻铜家宋国柱，所刻墨盒多署“老神”，用一姓氏“宋”印；刻铜家杜峻署名“杜峻”后多用一“杜”字姓氏印。 也见有个别收藏家在自己收藏的心爱的墨盒之盒侧（如同印章的边款）刻上一个印——名印或斋名印，表示自己的收藏。也偶尔见到有个别藏家在自己的藏品上再补刻印章以寄意的，但补刻印章要认真对待，不可疏忽大意，特别是文字不应有错。见一“大富贵亦寿考”镇尺，藏家补刻上“千秋愿”一印，用意非常好。但刻制时疏忽大意，把“秋”的“禾”旁刻成“木”，成了（木火）“灾”（災）字。《字彙补·木部》：“音灾，义同。”结果事与愿违。（图14）
又，文中引用众多藏家的图片、拓片，这里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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