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圣殿与四海为家的艺人（附照片）——住院随想录 谭冰若
这两篇“随想录”都是根据音乐理论和声乐教育家谭冰若先生的亲笔草稿及口述，由他的学生刘亮整理出来，在谭先生去世后由杨燕迪先生转交《文汇报》。刘亮是跟着谭先生学声乐的广告人，由此也可见谭先生的音乐教育事业几近“无远弗届”。杨先生则是本报的老朋友、笔会的老作者。 刘亮说，他“亲历先生一字字，一次次的修改。第一篇还有草稿（如图），第二篇基本就只能口述了。他第三篇想写关于'我们的音乐沙龙'，可是语言不够清楚，没能继续。10月1号的时候他说第三篇文章的题目是《你愿意在我额前吻一下么》，也没能继续。后来每次探望也只能唱歌给他听。现在很懊悔当初没能尽早地完稿，多写一些。” 斯人已逝，但是，“可以把先生在文中的期盼传递出去，应是很有价值的事”。 ——编者 艺术不必完美 八十年代初的某一天，有两位来自“南昌路老年拳术协会（确切单位名称已经不详）”的客人到音乐学系访我，希望我为太极拳谱写伴奏。我说音乐学系并不是搞作曲的，但见他们如此热情迫切，便说很愿意帮助挑选伴奏曲目。但想先请他们打几招，以便控制好时间、节拍和小节。他们欣然答应，立刻在阳台上舞动起来。我虽然从事艺术教学这么久，对太极拳确实从未重视，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这个偶然的机会身临目睹，才感到是多么美好的中国“艺术”。他们两人身手非凡，毫无疑问，都是高手。步步流畅、气韵舒展、风骨清朗，这何止是拳术，更是“舞术”。本以为我和他们同辈（那时我还是五十多岁的中年人），没想到临别时，他们告诉我，一位已经80岁，另一位81岁，依然是银发红颜，神情爽朗。那美妙的“舞姿”，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几十年来都没有忘记。 去年夏天，我摔了一跤以至鼻梁骨骨折，一直在徐汇中心医院住院治疗。今年开春时，一个风雨交加的早晨，我曾经的硕士研究生，现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在政协会议的间隙时赶来看我，说要送我一件礼物--一张贝多芬《F大调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春天》的CD片，原来是1986年他在学生年代和洛秦先生（当时夏野教授的硕士研究生）的演奏录音。当时音乐学院的礼堂（贺绿汀音乐厅前身）并不对学生开放，他们趁着中午没人的时候溜进去，还偷偷推出了学校唯一的斯坦威九尺大钢琴。杨燕迪弹奏钢琴，洛秦先生拉小提琴。为了抢时间，他们只合奏了一遍，就录下了二十多分钟的整部奏鸣曲。使用的设备是借来的AIWA牌小型磁带录音机，录音机的主人赵小红是当时钢琴系的学生，她也正是日后杨燕迪的夫人。 录音中有关窗的杂音，最后还有管理员要关门时的催赶声，却留下了两个年轻人最真实的“春天”。我听过很多大师演奏的“春天奏鸣曲”，但从没有过一个版本让我如此感动。他们当年还是二十多岁的年轻学生，却能把“春天”的味道处理得天衣无缝，未经排练，一气呵成，流露着自然优美的青春气息。 我把这个录音送给了医院的徐伟民和席蓓莉主任，虽然不是他们熟悉的音乐，但听过后都非常赞赏。年轻的主治医生徐蓉赞叹道他们在年轻时代就有如此高的艺术水准，怪不得现在能成为上海音乐学院的副院长（指杨燕迪先生）和出版社的社长（指洛秦先生）。有一位护士王芸芸，她想把这个录音给她八岁的儿子听。那天她下班回到家，电视机正放着他每天必看的动漫卡通，再同时播放“贝多芬”音乐很吵，王护士希望儿子关掉一个。让她十分意外的是，本以为他会把“贝多芬”关掉，没想到关掉的是卡通片。还有一位护士魏芬，她听过之后和丈夫说，准备把这部作品作为胎教曲目。 更仔细听这首曲子，尤其听到第二乐章的慢板，我的脑海中自然浮现出当年那两位老前辈打太极拳的优美画面。很遗憾为什么当初没有想到把这么好的作品作为他们的伴奏。后来发现，我在院中有两位病友，都喜爱太极拳。我异想天开就让他们跟着“春天”的第二乐章打几招。一位老先生名叫陈维镛，他说现在年纪太大身体吃不消，但是可以做几个基本的“云手”动作，他已经95岁高龄。音乐一起，就立刻像春风一样自然地舞动起来。陈老年轻时不但是位名医，而且还是京剧和舞蹈的高手，他觉得跟这套作品打太极拳，感觉就像芭蕾舞一样。另一位同房病友程应航老先生，尽管从来没有接触古典音乐，但是一听就随着节奏自然“起舞”。除了完成第二乐章，他还想调整自己的节奏，努力地计算节拍和时间，想要跟着音乐从头到尾完成二十多分钟的动作。他也87高龄了。 我把我的尝试告诉了医生，医生哈哈大笑，问我是不是想要拿这个来治病？我说我正有此意，还想拍摄下来。医生们非常支持，席蓓莉医生还主动把一盆开得满满的蝴蝶兰作为我们的装饰。录制当天，护士帮我摆好了蝴蝶兰，我又把房间整理了一下，床头柜放好我的奖杯和一些书。可是没想到，我们病房突然加进了新病号，幸亏护士长董香莲帮忙安排转到一间应急病房拍摄。但这里床位的方向正好相反，打乱了我原来计划。本来设想好音乐开始的三拍子adagio（慢板），是要拍摄那饱满端庄的蝴蝶兰的镜头，我也忘记告诉摄像韩丽文女士。老程起拍时乱了手脚，摸不着节拍。录制开始时，好像有些突然，但是一瞬间，病房内就充满了“春天奏鸣曲”的青春气息，大家都投入进来。就像那二十多年前的录音一样，87岁的老程跟着音乐一遍录完。虽然开头并不那么完美，但还是记录了这中西艺术合璧结合的动人画面。 2004年我曾经到巴黎，在卢浮宫楼梯的拐角处见到了著名的断臂维纳斯雕像。关于它一向有如何修复的各种争论。但是最后都感到就这样才是最美的。艺术就是艺术，不是为了追求完美。 二百多年前贝多芬谱写的“春天”，感动了两位热爱音乐的年轻人，在二十多年前偶然的一天他们录下这个感动，今天它又感动了我，在平平淡淡的住院生活里，感动了医生、护士，感动了8岁的孩子情愿不看卡通片，感动了老人自然地舞起他热爱的太极拳。这样的作品实在是普及音乐最适合的范本，不被更多人听到，是多么遗憾。 虽然录音中有杂音，虽然老人的太极拳身手不如当年，好的东西无论放在哪，都会被别人热爱，被更多人热爱，永远都不够。那就是断臂维纳斯的美。 2013年5月 于徐汇区中心医院病房中 后记： 这份稿件写好后，我交给谭先生过目，修改数次后，他又口述了一些补充内容：“那位程老先生说更喜欢第一乐章，用较慢的动作打下来了。第二乐章开头的引子和结尾也练好了。后面两乐章，也在用自编的动作增增减减快练习好了……”，然后他又沉思片刻，略有倦意地对我说：“可惜那盆蝴蝶兰快谢尽，只剩下片叶子了！否则……”我担心他太累，会影响身体（他已经89高龄），终于忍不住开玩笑说：“改得再完美，就不是'断臂维纳斯'，是'维纳斯'访问徐汇中心医院了。”他本来戴着眼镜，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突然朝我做了一个“鬼脸”，拍了拍我，我们一起放声大笑…… ——刘亮 兰心的芳香 （一） 在我所住的徐汇中心医院，东南朝向，环境雅致。冬日的朝阳洒在大厅里，让人忘记病痛和寒冷。从19楼大厅的阳台放眼望去，能看见在花园饭店和老锦江饭店的高楼之间，有一座伫立在街角的老建筑，那就是我一直牵挂的兰心剧院。如果不是老上海人，并不会知晓这座小小的剧院经历的上百年的波澜起伏。我心中的兰心始终停留在意大利指挥家梅百器(Mario Pacci，1878～1946)引领的光辉时代。那时的兰心不断上演各类大型交响乐、歌剧、舞剧、室内乐以及独奏、独唱等，几乎所有古典音乐的表演形式。从这里，古典音乐在上海生根发芽，并在全中国燎原，甚至影响亚洲。现在，二楼的环形平台隐约可见，可是对我而言却是黯淡无光。 （二） 在我还是一个大男孩的时候，对音乐的认识仅有自己弹奏的《101首歌曲集》（收录南北战争期间的英美歌曲），还有一本由大曲改编成的钢琴小品Piece。我的一位姑妈是留法归来的画家，颇有音乐素养。她送给我一本书叫做《音乐的法则及其演进》 姑妈知道我热爱音乐，为我买了在兰心的音乐会定期票，观看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前身）的演出。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真正面临整个交响乐团，第一次见到指挥家梅百器和他的工部局交响乐团，第一次受到古典音乐的感动，尤其是一位老者演奏的小提琴协奏曲。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遭受日本法西斯摧残，硝烟四起，危难重重。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意大利指挥家梅百器带领着工部局交响乐团走向全盛。梅百器先生本来是有名的钢琴家，李斯特的徒孙。在他执棒之前，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几近解散，富有远见的梅百器接过指挥棒，重新组建乐团，吸纳了二战动荡期间一大批迁入上海的各国音乐家，他们来自俄罗斯、捷克、波兰、德国等，各有不同的出身和遭遇，甚至不同的政治倾向，但都具备高超的专业技巧。当时年轻的小提琴家阿里戈·富华（Arrigo Foa，1900-1981），毕业于米兰音乐学院，刚在欧洲崭露头角，就受到梅百器的邀请，担任乐团首席小提琴。音乐让这些演奏家融合在一起，在梅百器的带领下，按照正规演出季，二十多年如一日，曲目甚至与欧美同步，迅速成为高规格的交响乐团。 这些外国音乐家在台下又是老师，向中国学生授课。原本工部局乐团的主管排斥华人，而梅百器先生积极吸收中国乐师加入，并向意大利政府游说，获得专款用于雇佣中国乐师。谭抒真（1907-2002）先生成为首位加入乐团的中国乐师，后来又有黄贻钧、陈又新、徐伟麟等中国音乐家正式加入乐团，成为上海交响乐团历史上首批中国演奏员。梅百器先生也同样扶植新作品，上演中国作曲家的新曲目和外国作曲家描写中国题材的作品。 在最为混乱和贫瘠的年代，一个意大利指挥家打破阻碍，从未让音乐在这片土地上停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接管乐队，梅百器不得不辞别乐队。法西斯联盟解体后，世界重归和平，先生并未离开中国，1946年在上海家中逝世。 当年我还有幸在兰心观看过前苏联歌唱家苏石林（1896-1978）的歌剧表演，其中一部就是《吟游诗人》。他早年在哈尔滨发展，在俄侨创办的格拉祖诺夫音乐学校任教，并在两年间演出过上百场音乐会。后来他游历亚洲，于1929年到了上海，发现这座大都市如此繁荣，而音乐氛围黯淡无光。他触景伤情，于是组织歌剧团在沪演出，亲历亲为，普及提高。1930年春，苏石林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团的音乐会上独唱演出，赞誉一片。萧友梅先生（1884-1940）听闻，立即亲自上门诚聘苏石林任教国立音专（上海音乐学院前身）。于是从1930年9月正式开始了他在上海长达26年的职业声乐教学生涯。与萧友梅和黄自先生合谋中国音乐的发展，结下了深厚友谊。据说在黄自先生（1904-1938）的追悼会上，还为他演唱了《圣玛利亚颂》，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后来他与他的一位学生周慕西女士结为伉俪，1956年受赫鲁晓夫力邀，苏石林带着这位中国妻子回到前苏联，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我曾经在一本手册里看到他说：“我是一个Cosmopolitan。”意为四海为家的艺人。这位Cosmopolitan来中国时还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归去时已两鬓斑白。带来了正统的意大利美声唱法和俄罗斯的声乐艺术，培养了中国最早一批声乐大家。他怀着大爱，把音乐洒在这片土地上，这里就成了一个Cosmopolitan的家。 2011年我在上海图书馆举办了歌剧沙龙，遇到了徐嘉生老师，她是钢琴家范继森的夫人，曾师从苏石林先生学习声乐，在重庆期间，被称为女高音中的“四大名旦”之一，演唱过高难度的《铃歌》（歌剧《拉克美》里的咏叹调），也曾登上兰心的舞台演唱。然而这位优秀的歌唱家后来遭遇了“文革”的劫难和家庭的不幸后，停止了热爱的歌唱。那一次相见，她已经八十多高龄，还告诉我很希望再练习一下歌唱，和我的沙龙合作，一起登上兰心的舞台演唱。可是很遗憾，这却成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我得知去年末她已经过世。她那封存了半个世纪的美妙《铃歌》，终究没有在人间重放光芒。我想以后也只能和她在天堂相见，再听她演唱《铃歌》了。 （三） 1945-1946年间，我再次来到上海。短短几年，整个世界都已发生剧变，历经法西斯的联合和垮台。此时我考入了国立音专（上海音乐学院前身）。再一次去兰心，梅百器大师早已离开工部局交响乐团。上海经过沦陷后，正等待解放。但是工部局交响乐团从未间断演出，并培养了一批中国音乐家。这些成熟的音乐家离开工部局乐团之后，又组建了更多的乐团，其中有中国交响乐团、上海市学生团体联合会等。更多音乐的种子在中国播撒开来。 五十年代初的一天，谭抒真先生派给我一个任务，请我代劳去接一位老教师。当时我们学校在江湾飞机场旁，公共汽车停在五角场，下车后都用自行车代步。唯一能用于接待的工具就是三轮车，在上面加个凳子，就是一部“专车”了。见到那位老教师，我就觉得似曾相识，正是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兰心观看演出见到的那位小提琴家。谭先生告诉我他叫威登堡(Alfred Wittenberg)，是一位犹太人，约阿希姆（1831-1907）的关门弟子，演奏及研究巴赫作品的专家，曾经在欧洲乐坛名噪一时。法西斯统治期间他流亡到中国避难，后来就扎根上海，从事演奏和教学。他曾经被邀请去美国发展，而他还是选择留在上海，并长眠在这片土地上。据说他是在练琴时辞世的，走的时候还抱着心爱的小提琴和乐谱。那次接他，竟然是我见到这位大师的最后一面。 威登堡在上海的十多年里默默无闻培养了无数音乐家。小提琴家谭抒真、杨秉荪、毛楚恩、司徒海城和钢琴家范继森、杨体烈、李名强等载入中国音乐史册的人物都是这位大师的学生。在他的学生中还有一个已经被遗忘的名字叫做章国灵。当时他十分年轻，我曾经在宿舍里听过他演奏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这著名的旋律要求能在一根G弦上完成，他做到了。一音既出，就抓住人心。我当即把我珍藏的精装小提琴曲集送给他。 在上海才解放一半（苏州河以南地区）的时候，人们似乎都相安无事。我听说章国灵接到一个去高级饭店演奏的任务。那饭店里的客人都围坐在八仙桌旁嗑着瓜子花生。他好几次尝试开始演奏，都难以继续。那本来可以深入人心的G弦音符，在嘈杂声中单薄无助。年轻的章国灵没有办法在这样的环境下演奏音乐，于是他收起琴，关上琴盖就走了。后来他被客人指为傲慢无理，也受到学校批评。他来找我倾诉此事，说也许难以在上海立足，决意出国深造。他后来去了法国，可过了不久就传来噩耗，因为车祸，在异乡丧生了。 当时的他虽然年轻，但对音乐有很深的理解。因为这样的理解，他无法在音乐面前妥协。这一定得益于威登堡先生的言传身教。遗憾的是他的艺术天赋没能绽放光芒。这让我意识到普及工作的重要性。要让我们热爱的东西被群众接受，除了艺术上的勤修苦练，还要承担传递艺术的艰苦使命。 （四） 和其他大歌剧院比起来，兰心剧院没有那么金碧辉煌，也只能容纳七八百人，但却按照欧洲中型的话剧、歌剧院的规格建立，所以有非凡的音响效果。我当时作为学生会负责人，接待过一位捷克女高音歌唱家来兰心演出。我担心她着凉，好心帮她找来一条羊毛围巾，而她说只用丝质围巾，拒绝我的好意。我很生气，她凭什么如此娇贵，我们中国的歌唱家走南闯北，天寒酷暑，都是张口就来，我还真想见识一下她的演唱到底如何了得。她在兰心剧院演出当晚，一开口就让我惊讶了，这是我从未听见过的好声音。她演唱歌剧《水仙女》的片段，最后一句稳稳地翻上高音，用强烈的戏剧性歌声结束。我特地站到剧院最后方听，那优美的嗓音依然吟游在我耳边。我本来的一肚子气就这样消了。 还有一次，谭抒真先生叫我去看他与钢琴家李翠珍排练弗兰克的小提琴奏鸣曲（Sonata in A major for Violin and Piano by CésarFranck）。我一个人坐在兰心的观众席里，钢琴和小提琴声音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声声入心。尤其是第三乐章，和德奥风格惯用的谐谑曲（Scherzo）不同，创新地采用“宣叙调风格的幻想曲”。钢琴和小提琴展开了梦幻般的对话，自由的回旋曲不断发展，华彩不绝，情感丰富，热情洋溢又归于哀伤。到了第四乐章，循环主题不断地被加强推进，那声音仿佛让这舞台变得更加宽广。我如此渺小，我如同置身在无限的空间里，两股坚定而热烈的力量，牵住我的心，把我带向从未去过的地方，点亮一盏盏沿途的灯，打开一道道的大门，眼前就是神圣辉煌的未来图景。 然而后来可能遇到了一些困难，最终没有在兰心上演这一作品。不久以前，我去看我的世侄常林先生的小提琴独奏音乐会，演出地点在徐汇区的社区文化中心，演奏曲目也是弗兰克的这部奏鸣曲。常林的老师是俞丽拿，俞丽拿的老师是谭抒真，当时我就浮想联翩，如果常林能在兰心的舞台上演奏这部作品，延续那激动人心的回旋曲调，兰心的舞台一定会再次蓬荜生辉。 （五） 回想那个全世界都在经历不安和变动的年代里，兰心剧院就像一轮艺术的旭日，凝聚了一批批音乐家，他们或受邀而来，或避难相聚，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持有不同的政见，但都千方百计维系音乐演出，同时把欧洲最进步的古典音乐介绍到中国来。在台上他们是具备世界水准的音乐家。在台下，他们心怀艺术家的使命，尽心教授了很多学生，堪称老师的老师。 他们都是以音乐为家的Cosmopolitan。 在迎接全国解放的时候，百废待兴，柴米油盐都要靠银元换。我们学校为了渡过这一难关，特别是为了让外地同学能留在上海，就必须通过开音乐会筹集资金。但是在那样的特殊时期，学校方面不会允许学生随便借场所演出。当时我是学生会主席，和几位同学商量绕开学校组织，邀请几位外籍老师举办一场音乐会。这个想法得到了老师们的认可，并期望能在兰心上演。但是紧张的资金并不能负担兰心的场租，负责学生工作的沈知白老师想到一个大胆的方法，请这些老师去一个新建的警察俱乐部礼堂演出。这个提议引起了同学的争论，担心是否会对学生不利。因为在解放前夕，国民党士兵一直对我们江湾新建的教学楼虎视眈眈，想要侵占。然而这些外籍老师并没有否定这个方案，当时钢琴系主任马格林斯基和一位叫菲力普司波恩的男中音不仅一口答应，还说：“你们学生要是有困难请告诉我，音乐会筹集的钱不够，我们还能再多开几场”。在老师们的支持下音乐会相当成功。没过多久，法西斯垮台，他们陆续回国了，也就失去了联系。 我至今仍感激这些外籍教师，他们个个都是德高望重的音乐家，却情愿为了我们这些穷学生在这么危险地方演出。 去年春节，一个朋友驾车带我去杨树浦路看看当年外侨居住的地方。沿途看到一个犹太纪念馆，就在提篮桥监狱的对面，我心血来潮，想去参观一下。管理人员知道我的来意后，特地为我播放了一段纪录片，在片尾播放了曾在此居住的人员名单。我很惊喜看到“菲利普斯波恩”，可是同姓的家族和个人有很多，没能找到那位男中音的名字。后来我委托音乐学院查找相关资料，由院长亲自找到了一张当年菲利普斯波恩签署的工资单，但是字迹潦草，无法识别全名。也许我再也找不到这位先生的全名，并追溯他后来的故事。 （六） 一个关于英国著名舞蹈家玛戈特·芳婷(Margot Fonteyn)的纪录片中，提到她的童年时代曾经在上海度过。片子的开头就是在草坪衬托下的兰心剧院。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很多顶级的俄罗斯的芭蕾舞团在这里演出，毫无疑问，这里的表演激起了她的舞蹈梦，她在上海跟随俄籍老师乔治·冈查洛夫（George Goncharov）开始了她早期的学习，踏上专业舞蹈之途，直到14岁才离开上海。后来在英国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被封爵位。到了四十岁依旧活跃在舞台上，和前苏联的舞蹈家鲁道夫·努里耶夫(Rudolf Nureyev)结成搭档，享誉世界，被称为英国的芭蕾舞女皇。 这样的故事在兰心也许不计其数。就像我曾经还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大男孩第一次听到交响乐那样，有多少人到过兰心，留下足迹，带走了芳香。他们有些人由此改变人生轨迹，走向世界，成为伟大的艺术家；有些人把一生留在这片土地上；有些人默默无闻地爱着音乐、传递音乐…… 每个熟悉兰心的人都会对她有自己的理解和情感，而我心中的那个兰心就是古典音乐的殿堂。我真希望更多的音乐家走上兰心大剧院的舞台，更多的观众来到这里在音乐中感受人生的喜怒哀乐和人间的“大爱”，让古典音乐重现辉煌。 2014年3月 于徐汇区中心医院病房 致谢：徐步曾先生发表《梅·帕器与上海工部局乐队》和《播种于中国的犹太音乐家卫登堡》等文章，勾起我对很多往事的回忆，为本文写作提供了宝贵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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