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的信仰

1991年夏天，当施一公准备回国看母亲时，他的汽车被盗，又被抢了一次，心情非常不好，便决定去欧洲散散心。然而，这次散心之旅却变成闹心之旅。

    当他到华盛顿签证时，发现每到一个使馆，来自中国、非洲贫穷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古巴、北朝鲜等国家的人被列为一类：“不仅签证费最多，而且像查户口式地被盘问，就是觉得你没资格去。当时的感觉就很不好。”他获得了到英国、瑞士和法国的签证。

    英国是这次旅行的第一站。“我在伦敦机场入境，当时大家排着队，前面的人都是拿着护照晃一下，移民官看看就过去了。轮到我时，我也拿着护照晃一下，以为这样就可以通过了，但没有。他们看我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就将我留下来盘问，还翻开我的包，把东西一件件拿出来看。这时，后面的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移民官就让他们绕着我过去。那时我感觉很受侮辱，心想：我有什么对不起你？我不就是一个中国人，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吗？”

    在瑞士日内瓦入境时受到了同样的“特殊待遇”，他深受刺激：“不就穷一点吗？因为穷而看不起中国人，这与西方国家所谓的人权、人人平等、自由平等的理念非常不一致。”

    更让他愤怒的是当时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实验室里，他每天会花半个多小时看《华盛顿邮报》的国际时事和美国国内的大事，特别是有关中国的消息。“看了后心里常常很不平衡，觉得中国不应该被这样妖魔化。”比如对西藏问题、台湾问题、中国申办奥运会问题的歪曲、丑化和没有事实根据的指责等。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些事情对我思想的影响太大了。你问我回清华最想做什么？我最想做的就是育人，科研只是育人的一个重要环节，我甚至觉得爱国主义教育和专业教育一样重要。我希望将来在清华给本科生开一门爱国主义课，一定爆满。我们不需要空洞地讲爱国主义和辩证法，我觉得大学的政治思想教育课应该注重实效、激发学生的爱国共鸣和热情。”施一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