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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雨晨 拍了一辈子英雄片的吴宇森带着耗资近4亿元的《太平轮》归来，希望能以一种朴素的情怀打动观众。他对之满怀希望的中国电影市场能给出正向回应吗？ 吴宇森一整天都很兴奋。 11月27日，《太平轮》首映。在《赤壁》上映之后8年，吴宇森终于拿出了自己觉得“完整”的作品，在此之前他称自己从来不会回看作品。 下午两点，北京梅兰芳大剧院宴会厅后台的狭窄通道里，挤满了大明星和他们的簇拥者。章子怡、宋慧乔的助理们拎着毯子，抱着暖水瓶，举着镜子，为女明星做着最后的妆容整理。同样被工作人员围绕着的金城武、黄晓明和佟大为正在聊各自的另一些新作品。吴宇森挨个跟他们打招呼、拥抱，然后找了个角落坐下。5分钟后，催场的工作人员将明星们带上了舞台，嘈杂声随即停止了。通道里只剩下吴宇森一个人。他低头整了整领带，拍了拍西装上的褶皱，然后闭上了眼睛，嘟起了嘴唇，这是他思考时候的表情。 他歪着头仰视着大屏幕中演绎的战火纷飞。忽明忽暗的光线打在这位68岁电影人的脸上，脸颊上已经出现了淡淡的老年斑。他微微驼着背，身影瘦弱。 对待中国眼下最重要的一位电影导演，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的颁奖词是这样形容的：他是当代电影语言的创新者，最近的10年中，不论在亚洲还是在好莱坞，吴宇森的作品为动作电影的表演和剪辑带来了革命性的观念，同样在视觉上，也极具风格。 从中国香港，到好莱坞，再到中国内陆市场，吴宇森一路跟着电影市场的热点。他的英雄情结和暴力美学大片成了一种吴氏印记，数次为他赢得声誉，也让他游走在这些市场之间，却不真正属于其中的一个。他8年前从《赤壁》开始回国发展—这部毁誉参半的电影打破了张艺谋《满城尽戴黄金甲》创下的华语电影2.9亿元票房的纪录，迄今为止仍是华语电影在海外市场的最高销售纪录保持者—但人们现在谈到他，还是会说：这是一位来自好莱坞的导演。 11月6日中午，小马奔腾影业的常务副总经理郭含容终于接到了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电话—最让他担心的审查程序通过了，影片的上映和宣传可以按计划实施。郭含容马上打了个长途电话，告诉了正在台湾制作《太平轮》导演版的吴宇森：“过了！安心吧！” 《太平轮》上下部的总投资额接近4亿元，对这家内陆电影公司来说，这是其成立以来操盘的最大一笔电影投资。 电影的故事发生在上海到台湾的航道上，片中涉及了两场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最早的登船背景是淮海战役国民党死了40多万人，最终导致很多人往台湾、香港逃命。 剧本前前后后改了8版，耗时1年。制片人张家振清楚记得第一次提交剧本时，得到了管理部门这样的回复：“内战让很多人逃走这个观点是不对的，你们跑去台湾也是不对的，这不是内战，是解放战争。”他是吴宇森十多年的搭档，几乎担任了他所有片子的制片人，《太平轮》也不例外。 郭含容建议导演直接删掉淮海战役这场戏，“风险太大，拍这场战争的成本是3000多万元，都赶上一部小成本电影了，如果过不了审，这些都浪费了。” 但吴宇森觉得这样的理由太奇怪了。最终他增加了一个新人物，给了国民党将军一个不能向共产党投降，非要去台湾的理由，片名也从看上去有些政治指向的《太平轮1949》，变成了《太平轮》。 剧中黄晓明饰演的角色有一句台词：“我只是个军人，我不懂政治，我只做军人该做的事情。”这像是吴宇森在阐述自己的观点。 中国没有电影工业，产业也缺乏成熟的链条。《太平轮》在制作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制片方面的问题。吴宇森在现场不光是一个导演，还是编剧和统筹，这样的职责是他在好莱坞拍戏时不需要承担的。 能操盘这么大项目的导演在中国并不多见，国内的团队很少能接触大制作，片场的工作人员说：“没有经过大片拍摄现场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复杂，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在达不到要求的现有条件下，吴宇森需要自己思考如何将镜头尽量拍好。好莱坞有一种做特效的机器架叫Gimbal，通常情况下，在拍翻船时船舱里演员的反应，甲板上有人摔倒跌落水中时都要用到。这个机器由特殊的特技公司制作，可以准确控制船面形成45度或90度的倾斜，演员如何在倾斜面上保证安全，最佳的拍摄角度是什么，都有很标准的做法。但中国并没有这样的特技公司。 吴宇森指挥制作组画了图纸，找到山东一家工厂，将机器的工作原理、尺寸告诉工人，硬是造了一台类似的机器，再辅助人力，用“土方法”做出了这个效果。 在拍冬战时，每天需要好几十吨雪，国内大多数剧组在拍雪景时都只会喷一种雪，但按吴宇森的要求，雪要逼真，规格就得不一样，小雪、中雪、大雪，道具就有3种，后期还要再加上3种特效，尽管普通人可能看不出来其中的差别。在拍摄战后萧条的场景时，吴宇森坚持要埋很多炸盘，拍摄石子儿崩起来的效果，并要求每个进入现场的人都带保护头盔。 《太平轮》中有很多大场景的镜头，涉及上千人的调度，吴宇森是片场唯一的灵魂人物，所有人的工作都等待他发号施令。每天晚上结束当天的拍摄后，不管多晚吴宇森都要组织工作人员开会，把第二天的拍摄要求提得很详细。 吴宇森在片场做了很多创作以外的工作：他必须把细节考虑得特别细致，比如先拍大场景，然后在撤机器的时候拍细节，这样演员不用等那么长时间。他还得想出很多节省时间、钱、人力、物力的法子。 在好莱坞拍片就相对轻松很多，制片和副导演都有专业的训练和经验。“拍第一部拍西片的时候，我说明天第一个镜头要在空中有一个轨道，然后就去睡觉了。结果第二天起来，发现片场已经搭好了高台，上面架着轨道，他们觉得我办不到你要求的，我们就没有面子。但在这部分，中国的工作人员就缺乏足够的专业性。”吴宇森说。 比如好莱坞，每一个飞起来的镜头，制片都会考虑制作这个镜头应该咨询哪一类专家、需要多大工程，拍摄的时候要筹备多少分钟才能拍出这个镜头、镜头拍出来效果如何；每一场爆破的戏需要多少汽油、多少火焰，才能在主角走进去的时候在不伤人的情况下达到电影效果，如何排炸点、要花多少钱，这些都要经过周密的计算—每一个人都是专业的，每一样事情都有程序和计划，才能工业化生产。 张家振是吴宇森十多年的搭档，几乎担任了他所有片子的制片人，《太平轮》也不例外。 郭含容很看重这次学习：“从制片角度来讲，和大导演合作过，之后再有五六千万元的戏就完全可以放给他们自己做。” 尽管很多事要亲力亲为，吴宇森却对这样拍出的《太平轮》感到满意，甚至把它当成自己最完美的作品。因为他觉得“透过影片表达出了一种人生观，同时有一个很好的制作团队，一家同样爱这个电影的投资公司……让整个电影看起来有一个完整的感觉。” 在他眼中，现在的内陆市场是最好的创作环境。 吴宇森最早在香港是拍喜剧片出身，连续拍了8部完全讨好市场的喜剧，他把不得已的无奈和愤怒都放在了片子里，结果观众看了都笑不出来。 《英雄本色》是吴宇森的转折点，多年来在影坛积郁已久的失意与报负浸透了每一个画面，这部片子在今天看来仍堪称经典。《英雄2》《喋血双雄》《喋血街头》《纵横四海》，这一系列的戏成就了香港电影的巅峰时期，建立了“吴氏风格”。 当年的港片不用审查，非常自由，天马行空，但制作条件很差。一个大组60几个人，吴宇森都觉得“哇，多得不得了。”演员哪儿有什么商务车，周润发要换衣服，就在街头换了。吴宇森最后一部港片是《辣手神探》，他很清楚记得拍了100多天，张家振只给了他16天的轨道，斯坦尼康（摄影机运动拍摄稳定器）就两天，也没有监视器，摄影说OK就OK了，不用看镜头。 吴宇森真正接触到大制作，见识到大电影工业体系是在他的好莱坞时期。1993年，张家振在纽约举办了吴宇森影展，请了好莱坞各电影公司主管和电影圈名人来看，好莱坞颇为迷恋这个香港动作片导演。 从1960年代开始，邵氏电影王国的主人邵逸夫就不断尝试打入好莱坞，带领中国电影走向海外市场，虽与华纳兄弟和环球建立了紧密的业务关系，但仅限于在东南亚发行电影。 吴宇森在港片最辉煌的时候到了好莱坞，也真正开始以好莱坞的标准制作电影：雇用当地演员，成为了以美国市场为目标的“全球性导演”，成功打进了美国电影业主流市场。 但他在好莱坞过得并不太开心。 大工业的制作模式反倒让他感到束缚—电影制片厂控制电影制作的生产资料和资本，电影制作中，制片厂制度与市场交易越高级、完善，对导演的发言权与创造力的制约越大。 《终极标靶》是吴宇森在好莱坞拍的第一部电影，“当我很努力地剪片的时候，发现男主角尚格·云顿与公司的另一位剪接师在剪另一个版本。我当时很不高兴，认为这侵犯了我的创作权，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男主角是有最后剪接决定权的，而我没有。”吴宇森说。 在好莱坞拍片制度里，云顿拥有选导演、选演员、选剧本甚至最后的剪辑权。吴宇森从不知道有这回事，跟编剧一起想了很多新点子，后来才发现，想出来的想法，最后都要送到男主角的房间等他批准。 吴宇森觉得，导演就是使用电影这一语言来完成自己作品的艺术家。而好莱坞对于“导演是唯一创造力源泉”这一观点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们对导演的定义是，在电影制作这一共同作业中，作为关键性人物发挥作用的匠人。 随着《变脸》《碟中谍2》等片子的卖座，吴宇森作为导演的权力越来越大，片酬也越来越高，成为了美国当时为数不多拥有剪辑权的5名导演之一，被定义成“大片”导演，但这并不能使吴宇森高兴起来。 “好莱坞大片承受的压力是无与伦比的，在好莱坞你为那么多人拼命，也要为那么多人赚钱和获得名誉，变得很累，慢慢失去个性。”吴宇森开始觉得厌烦。 吴宇森很崇拜电影大师马丁·斯科塞斯，当年斯科塞斯有一个电影是讲几个生活在贫民窟里面的小流氓的故事，是成本很低的艺术电影。吴宇森很想尝试这种片子，但小片反而没人愿意投资。从经理人角度讲，拍小片片酬少，他们拿到的分成更少，都不赞成吴宇森拍。 好不容易接到《风语者》的剧本，吴宇森很喜欢这个故事，用了自己最爱的演员尼古拉斯·凯奇。当时正好赶上美国遭遇9·11事件，美国人想看一个英雄故事，公司的意愿是讲一个美国英雄在二战时的英勇故事，但吴宇森拍了一个心理不平衡的大兵最后得到心灵的解放和救赎、集中讲人性的故事，最终《风语者》投资1.2亿美元，上映３周票房仅3300万美元，惨败。 一些评论提到，吴宇森到底是一个中国导演，拍不了美国人的历史故事。“那个话也对了，我在拍的时候就有意拍成我的个人电影，但最终这个片子在商业上并不成功。”吴宇森说。 小马奔腾之所以能争取到吴宇森的项目，最重要的是前任董事长李明对吴宇森无条件的支持，吴宇森患喉癌在美国医院静养的时候，李明亲自去探望，这让吴宇森很感动，多次对媒体讲：“如果我拍不出来，我对不起我的好朋友。” 中国的电影市场，导演是剧组中最核心的领导者，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太平轮》最初定的演员不是现在这个班底，比现在更好，但有个演员在合约里要求要剪辑权，李明说换人，这个权力只能给导演。 在拍摄中，出品方给了吴宇森所有的支持，哪怕是任性的要求。 谈到这个老伙伴，张家振有点无可奈何，“有一次记者问John（吴宇森），最好的制片人是什么样子的，他看了我一眼说‘最好的制片人就是从我眼前消失’。” 在好莱坞，张家振和吴宇森是站在同一条战线的战友，张家振的责任是帮助吴宇森对付那些电影公司的高层，老哥俩会商量着剪一段异常精美的片花去找电影公司，尽量多地要到制作费用。但在吴宇森回国发展后，二人的合作身份发生了变化。“我变成了恶人，天天管着他用钱。”张家振说。 吴宇森回归华语影坛只拍了《赤壁》和《太平轮》两部大片，张家振却很讨厌“大片”这两个字，“因为要花很多钱，风险很大。” 《赤壁》的片方是吴宇森和张家振在美国共同成立的电影公司狮子山下，投资方涉及到中美日3家公司。按照好莱坞的惯例，这种由独立工作室出品的商业片都需要购买完成保险，要让制片人、公司、导演、保险公司都同意一个预算数字，大家签字认可。美国的完成保险公司每天都会派一个人到拍摄现场，监督片子是否超出了预算。 在好莱坞拍《断箭》的时候，吴宇森在一场动作戏的结尾超支了一点，现场监制便以制作超支为理由改了剧本，电影中两个配角在坐飞机赶到主角打斗的现场之前撞机死掉了，这就可以减去他们往后的戏份节省成本，吴宇森提到这个故事总是哭笑不得。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赤壁》最终超出成本3000万元，吴宇森和张家振作为片方自掏了腰包。 “好莱坞有一句名言，‘只要这个导演或制作不超预算的话，他永远都有电影拍。’一个好的制片可以控制预算，只要不超预算就会有奖金，奖金占制作费1%至5%。”吴宇森说。一方面吴宇森很明白控制预算的重要性，但一方面，少了好莱坞严苛的预算惯例制度，吴宇森在镜头上很难克制。 这回的《太平轮》也同样遇到超出预算的问题，原定投资在3亿元左右，现在上下部产生的费用已经接近4亿元。 片中有一个漫山遍野的芒草的镜头，这是吴宇森心中最浪漫的场景。芒草是台湾特有的植物，而且仅在每年11月绽放，剧组的工作人员找了麦穗等植物代替，希望能在北京搭景，通过后期视效来实现这个画面。但吴宇森坚持要在台北阳明山取景，把剧组及所有布景运到台北，小马奔腾为这个芒草的镜头付出了200多万元的成本。 “我跟吴宇森分歧最大的就是预算，可能生病之后，他的观念有一点改变，不肯妥协，无论你跟他讲什么都没用。我相信这个戏在全球电影之中都算长的，我们A组、B组拍了264天。”张家振说。 另一个分歧在于片长，导演初剪版本超过了4个小时，吴宇森理想的上映版片长是168分钟。今年10月上映的《黄金时代》因为时间过长导致排片受到严重影响，市场已经证明，两个小时才是观众最舒服的观影时间，在市场上的回报率最高。张家振希望片子的长度能控制在两个小时之内，为此与吴宇森进行了长时间的拉锯战，找来发行方拿出了市场数据，然后请海外发行、制片人、不同年龄层的代表，用不同的声音跟导演去沟通这个事情。 “让他剪片子，比割肉还困难。”郭含容说。在后期制作中，她担任了监督吴宇森把片子剪短的工作。 每次跟吴宇森讨论片长，导演都答应“行，我考虑一下，”，但过了3天，郭含容再去看进度，吴宇森只剪短了3分钟，剪到第五版还有20分钟没剪完，郭含容有点崩溃。 最终，片方与导演相互妥协，同意吴宇森保留他的导演版，在市场版上映后找机会公开放映，但市场版还是以小马奔腾的建议为准，最终上映的版本片长定在128分钟。 《太平轮》里有很多长镜头，这种镜头最花钱，对演员的要求也最高，吴宇森舍不得剪，他说，“工作人员拍每一个画面都好辛苦，我要顾到他们的感受。”吴宇森的片场有一种仪式感，不管天气多热，他永远穿着白衬衫和西裤，整齐得让周围的工作人员产生紧张感。 在确定影片卖点的时候，小马奔腾与吴宇森也有着不同的理解，从市场角度，双方想向观众传递的东西不一样，立场不同。片方希望能够定义成一个大片，从包装的角度来讲，大卡司、大明星、大场面、大题材，卖点排序是史诗、爱情、战争。但是吴宇森理解的大片不再与英雄相关，他想表现一种情怀，觉得这个片子最大的卖点是爱情。 这种分歧最终体现在了宣传物料的准备上。从国内的现状来说，小马奔腾需要一个更商业的预告片，画面中充斥着大场面、大明星特写，但吴宇森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影片是有情怀的，并要通过预告片传达出来。 “我跟导演讲，情怀可以在正片里表现，在预告片应该站在市场的立场来讲故事，来表达。导演这方面虽然有意见，但还是保留了。”郭含容说。 作为一个商业片导演，吴宇森明白市场的法则。中国电影市场已经远远不像8年前《赤壁》推出时的情景了，营销甚至直接决定了一部电影票房的成败。 《太平轮》是今年贺岁档上映的第一部电影，12月2日首日的影院排片超过35%，但它的预售却远不及姜文的《一步之遥》；小马奔腾出品的另一部青春怀旧类题材的《匆匆那年》也紧随其后，通过与王菲合作推出主题曲，这部电影未映先火。 在营销高手面前，吴宇森显得有些落伍了。 这么多年，吴宇森一直被太多使命感和责任感压得喘不过气。 在好莱坞时期，吴宇森觉得自己到底都是第一个在好莱坞做电影的中国人，第一部片子虽然不成功，他也坚持不走，“我做得好不好对美国人看中国人的态度影响重大，我希望后面的年轻人也有来好莱坞的机会，所以我必须保持一些好的信誉。” 回到内陆市场，吴宇森拍《赤壁》的时候为自己订了3个目标：第一，想到一个好办法让大家重新回到电影院看电影，当时中国的观众最常见的娱乐是看电视，电视节目卖得很好，大多数人没有意愿走进电影院；第二，卖外国的版权，引进外国的资金，因为光靠中国一方投资是不够钱拍这种大场面的；第三，让外国观众看到，中国同样有财力和人力来拍好莱坞式的大片。 当年，《赤壁》大量改编了大家熟悉的历史故事，重新塑造诸葛亮、周瑜的形象，还未上映就被唱衰，引起网友的吐槽。但吴宇森始终觉得自己没错，“我拍电影的时候感受到什么我就拍什么。那个时候整个社会正在经历经济不景气，让年轻人蛮失落和沮丧的，赤壁之战是以弱胜强，以智慧赢取胜利的故事，是不是可以把它拍成励志的电影？” 最终电影票房3天破亿，吴宇森觉得自己起码吸引到了观众，那种场面设计、音效、整个电影的气派，是只有在电影院才能感受到的。 因为超支，吴宇森连片酬也没领到，还拿了自己在好莱坞赚的钱填进去，最后这个项目中其他投资方都赚到钱了。但他觉得没有关系，“像我这种年纪的电影人，更应该思考怎么样给年轻人一些经验。”吴宇森说。 在回到中国之前，吴宇森观察到好莱坞已经出现了剧本荒，故事和题材远远满足不了旺盛的生产力。而中国有太多题材可以合作，好莱坞必定会到中国来，毕竟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开始给好莱坞贡献越来越大的票房份额。 在这个预见下，吴宇森带了一些美国人进来，让中国的制作团队接触最新的技术。《太平轮》里95%的工作都给了本地特效公司完成，只请了少数《泰坦尼克号》的特技顾问过来帮忙指导。张家振明显感觉到，8年前拍《赤壁》时，电脑特技主要依靠外国人，现在国内已经有十几家特效公司，进步很快。 在首映发布会结束之后，吴宇森回到了自己的化妆间，利用晚上首映礼之前的4个小时接受了13家媒体的采访，每个访问15分钟，中间没有休息，吴宇森跟每个记者重复着几乎相同的话，介绍电影的看点、讲述拍电影的初衷，感谢群组成员对自己的支持。 晚饭时他匆匆忙忙啃了一个星巴克的鸡肉三明治，有点疲惫地跟助理说：“要是有火腿三明治就好了，鸡肉的有点难咬，接受长时间的访问就是有点口干。”做完喉癌手术后，吴宇森嗓子就变得沙哑，说话时间一长就会口干得难受。 晚上，在梅兰芳大剧院的首映礼，吴宇森最后一个登台，说完“感谢”就有些哽咽了。下台后，吴宇森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不好意思，今天讲得不太好。”他太累了，前一天凌晨两点刚从成都飞回北京，之前的两周内，他已经带着主创转了大半个中国，全力配合宣传。 “我不能让一家爱我电影的公司赔钱，如果一个公司投资这么大，不能回本，那么后面年轻的导演拍片，公司就会有戒心，不愿意投了。”对于这部新片的票房，吴宇森还是表现出了紧张—这个市场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没有人掌握稳赚不赔的法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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