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昆德拉给董强的签名 昆德拉对董强翻译的建议 作为昆德拉唯一的中国弟子，翻译家董强说：“假如我们今天才引进昆德拉的作品，他的反响一定没有以前那么大。我现在讲昆德拉，觉得特别‘羞耻’。” 而《中国在梁庄》的作者梁鸿却看到了昆德拉与中国之间的隐秘联系：“昆德拉是跟我们中国生活内部有某种相通性、启发性的。他所思考的语境、所思考的世界构成跟我们的世界相似。他使我们看到自己的生活，看到我们生活的形态。”我们能逃开我们生活的这个小时代，再去走近文学、小说，走近昆德拉吗？ 嘉宾：董强与梁鸿 刚刚才巴黎赶回来的董强，带着新的关于昆德拉的感受，来到了文学之夜。这次在巴黎，董强又去了曾经与昆德拉认识、学习的地方。然而活动一开场，他就连连表示自己不敢以“昆德拉弟子”的身份自居，而是以“文学之名义”来的。 梁鸿则是昆德拉的资深粉丝。她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中写的是中国的“大地生活”，表面看似乎跟昆德拉的小说相距遥远，其实不然。在对人的生活、人类精神困境的挖掘与揭示上，两位作家之间有很强的相似性。用阎连科的话来说，他们都是“和自己的写作赛跑”的真正的作家。 在这样一个冬夜，两位文学的旅人来到单向空间，一起谈昆德拉，再合适不过了。 开场演奏巴赫 “爱”书 小说会死吗？ 2001年，刚从巴黎旅居回国的董强接到了导演姜文的电话。姜文希望通过他跟昆德拉取得联系，将《为了告别的聚会》改编成电影。大作家的回答斩钉截铁：任何人不得改编我的作品。早在1988年，改编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电影《布拉格之恋》上映后，昆德拉对电影深表失望之余，在遗嘱里写上了这一句。董强认为：“小说的形式和它要表达的内容是紧紧联系的，就跟蜗牛的壳和蜗牛本身是连在一块的。”既然选择了小说这样一种形式来表达复杂性，那么电影的改编就完全是多余的。 在董强看来，昆德拉的这种姿态完全是“小说的最后一个捍卫者”的姿态。甚至在昆德拉的眼中，作家和小说家也是有本质区别的，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小说家。而如果按照梁鸿的定义——“小说是对复杂性的描述”，那么在一个阿猫阿狗都能称为作家的时代里，“小说家”确乎是对一位作家的最高赞美了。 昆德拉曾给了小说最高贵的地位，董强却觉得，小说有可能终结：“昆德拉思考尼采之后的现代性，认为神已经把人抛弃了，所有人的问题要人来解决，人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所以小说家要去探讨存在的问题。如果小说家放弃了这样的责任，也许小说会终结。”已经转型职业编剧的作家石康也认为，“小说已经成为了过去的艺术，跟古典音乐、诗歌一样”。小说的困境映照的是商业娱乐的喧嚣。如果未来世界没有了小说，我们的生活还有诗意、美和想象力的可能吗？ 一种真正的照亮 一定要为这期文学之夜找一个关键词的话，一定是“照亮”了。50多个从各地赶来的读者，穿越北京轻度雾霾的寒夜，来到单向空间，内心也因这“照亮”而温暖。 13年前，昆德拉就是这样照亮正在读博士的梁鸿的。在北京至郑州的列车上，7个半小时的车程，梁鸿读完了昆德拉的文论《被背叛的遗嘱》。在昆德拉那里，梁鸿发现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从来没有一个小说家像昆德拉这样，把小说的内部空间及其组成写出来。 这与她后来的研究领域，比如十七年文学对人物脸谱化的描绘是恰恰相反的。昆德拉关于“小说是道德判断延宕的领域”的理论刷新了她对小说的认识——“小说不应该作狭隘的道德判断，只有如此，才能让小说真正散发出人道主义的神圣光辉”。就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托马斯一样，你无法用好坏去定义一个复杂的现代人。 在梁鸿看来，这种对人的复杂性的描述，就是小说家如昆德拉对读者的照亮。他使我们看到自己的生活，看到自己生活的形态。这一点也得到了董强的认同：“一个作家最大的意义在于，他比前人照亮了更多的东西。不是看他读者有多少，销量有多高，而是看他有没有照亮前人没有照亮的存在。”回头看那些热卖的流行小说、热播的影视剧，在表达复杂性、提供可能性上到底又有多大的价值呢？ “媚俗是对粪便的绝对否定” 虽然“简化是对人类生活最大的损伤”，但我们对昆德拉的简化也在并行不悖地行进着。我们对他的认识除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和“媚俗”c外，还剩了些什么？就像媚俗本身成为一个媚俗的词一样，其间充满了反讽。也是在这个问题上，两位嘉宾有了一场小小的“交锋”。 梁鸿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今天恰恰是最不媚俗的。因为据昆德拉的定义，媚俗是对一切本质化的东西的否定。就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特丽莎小时候听到母亲放屁，觉得特别不能忍受，昆德拉认为这是一种媚俗。那在某种意义上，现在的中国人不正是太看重自我、对一切本质化的东西过于肯定吗？ 当然，在这个奇幻的国家里，二元对立的分析总是屡试不爽。我们最不媚俗，我们又往往最媚俗。因为昆德拉还说，媚俗就是伪崇高，就是用崇高来取代私人世界。看看那些英雄模范宣讲团，那些故事何其相似的主旋律文艺作品，我们还不够媚俗吗？ 而在董强看来，媚俗已经是一个九十年代的名词，供奉在历史的神龛里了，我们已经失去了讨论媚俗的语境和资格，因为当今世界已经被媚俗淹掉了，媚俗已经融入到我们的骨子里。 现场观众朗读
小时代里的大地生活 现在的梁鸿没有几年前的自己那么悲观和绝望了。她在尝试过一种“大地生活”。在读者提问环节，一位专程从河南洛阳赶来的女孩对梁鸿问到，如何在一个可能性被淹没、复杂性被简化的时代，重建我们的个人生活呢？她的回答是，只要自己没有媚俗你自己，在观望你自己、思辨你自己，在坚守内心的一些东西，个人生活的坚实就仍有可能。这种生活之美，用梁鸿举的例子来说，可能仅仅是“与小区保安对视的三秒钟”。 无独有偶，董强先生也说，作为昆德拉的“弟子”，自己因为昆德拉而得以将文学作为一门职业坚守，这其中最令他感动和快乐的只是，每去到一个地方做讲座或讲学，有某一个读者说他曾经受到过昆德拉的影响。这让他觉得，昆德拉曾照亮过某一个人的生活。 2015年是单向空间的十周年生日，我们会把明年的第一场文学之夜留给博尔赫斯，因为正是他说：“如果有天堂，那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我们一月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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