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之谜

——关于马可波罗纪念馆的三点思考

韦明铧

 

扬州人都知道，在扬州天宁寺里有一座马可波罗纪念馆，是纪念七百年前到过中国并在扬州做过官的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

马可波罗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在七百年前问世之后，就轰动了整个欧洲。哥伦布就是读了他的游记，才想到东方探险，却意外地发现了美洲大陆的。《马可波罗游记》的原始版本这样评论他的主人公：

“从上帝创造亚当直到现在，从来没有人，无论是基督徒、异教徒、鞑靼人、印度人或任何种族的人，像马可波罗那样到过世界上那么多的地方观察和探险，知道那么多的奇风异俗。”

马可波罗有各种各样的身份，如商人、官员、旅行家、冒险家、友好使者、马可百万等等，那么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许多城市，这些城市都有理由来纪念马可波罗，为什么说扬州最有理由来建立一座马可波罗纪念馆呢？

为了建立名副其实的马可波罗纪念馆，首先必须回答三个问题。

 

一  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

 

马可波罗一家是个商人之家，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曾经到过中国。1271年，他们开始第二次东方之旅，这次同行的还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年仅十七岁的马可波罗。他们一行三人先到以色列，再穿过叙利亚、伊朗、阿富汗，翻过帕米尔高原，走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进入新疆，然后到甘肃，经过了敦煌和酒泉。直到1275年，才来到距离北京不远的行宫上都，见到当时很渴望了解欧洲的元世祖忽必烈。在旅途中，马可波罗因为高原缺氧而病了一年多。其他必须克服的凶险，包括沙暴、雪崩、干旱、土匪、饥饿、瘟疫等等，还有十字军和伊斯兰教徒的战火。忽必烈很钦佩他们的毅力，对聪明好学并懂得东方风俗和语言的马可波罗更是器重。在元帝国生活的十七年里，马可波罗最高做到扬州总督，还出使过越南、爪哇、苏门答腊。1292年夏天，马可波罗一家利用护送蒙古公主到波斯的机会，从泉州出发，花了三年多时间，才奇迹般地回到故乡威尼斯。他们带回许多东方珍宝，因而被称为“百万先生”。但同时也得到了“百万谎言的人”的称号，因为很多威尼斯人认为马可波罗的“天方夜谭”不可尽信。《马可波罗游记》说，杭州有房屋一百六十万栋、工场十四万家，还说城内石桥有一万座，桥下都可通大船！对于这些，威尼斯人怎么能够轻信？有一个威尼斯铁匠说过，即使打死他，他也不相信马可波罗说的那些话。

七百年来，人们不断质疑《马可波罗游记》，甚至怀疑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疑问集中在以下几点：

第一，马可波罗自称在中国深受忽必烈器重，但是为何元朝史书中找不到一条可供考证的记录？他自称扬州做官三年，扬州地方志里为什么无从考稽？

第二，马可波罗提到的许多地方、人名、动物、器件，都使用波斯叫法，他自称学会了蒙古语和汉语，为什么用波斯叫法？

第三，马可波罗只是泛泛地描写了一些中国资料，但最富中国特色的汉字、印刷、茶叶、筷子以及其他引人注目的东西没有提到，甚至没有提到长城。

第四，马可波罗描述了许多明显不符合史实的场面，例如他自称献抛石机帮助攻打襄阳，实际上襄阳在他到中国前一年就撤围了。

对于这些质疑意见，中国学者有自己的看法。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回答妙趣横生，他说他“宁愿”相信他真的到过中国，因为他对马可波罗怀有一种“温情的敬意”。真正对那些怀疑派进行有力的批驳的，是以杨志玖教授为代表的中国学者。杨教授皓首穷经，在永乐大典残本《站赤》中找到一条“兀鲁得、阿必失和火者取道马二八往阿鲁浑大王位下”的记载，与《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记载一致。可惜的是，这条记载没有提到马可波罗的名字，只能说明此事与马可波罗的叙述一致，而不能证明马可波罗与此事确有联系，更不能证明他到过中国。

关于马可波罗没有提到长城的问题，中国学者认为元代长城年久失修破败不堪，所以不会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明长城那样引人注目。但怀疑派说，金人修建的长城受战乱损坏并不严重，如果马可波罗真的游遍中国，必然数经长城，不可能视而不见。

关于马可波罗没有提到茶叶的问题，中国学者认为蒙古人不喜饮茶，因此马可波罗对此也无印象。但怀疑派说，忽必烈于1268年开始征购四川茶叶，1275年逐渐征购江南茶叶，1276年设立专门机构“采摘茶芽，以供内府”，而且八九世纪西域商人苏来曼所写的《中国印度见闻录》明确提到了茶叶。

关于马可波罗没有提到汉字书法和印刷术的问题，中国学者的解释是马可波罗不认识汉字，所以对汉字书法和印刷术不会做记载。然而怀疑派说，当马可波罗写书的时候，正当欧洲处于手抄书本的年代，他必然会联想到独特的汉字书法和先进的印刷技术，比他早三十年到蒙古的传教士鲁不鲁乞就记载了中国的书法和印刷术。

此外，还有马可波罗没有提到筷子、缠足、鱼鹰等问题，中国学者觉得这些问题根本不成问题：马可波罗只用刀叉，所以不用筷子；他生活在蒙古人圈子里，所以没见过缠足的妇女；他居住在城市里，所以不熟悉渔民以鱼鹰捕鱼。可是怀疑派说，其他外国人如曼德维尔爵士的《爵士游记》、裕尔上校的《中国和通向中国之路》都有相关的记述。

有一件事是最让人对《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产生怀疑的。马可波罗自称蒙古军久攻襄阳不下，于是他献出了威力巨大的抛石机，迫使襄阳守将出降。事实上，1273年蒙古军攻襄阳时，他还在来中国的路上，献抛石机的不是他而是波斯的亦思玛因和阿老瓦丁，《元史》和其他资料都有明确记载。中国学者对此也有解释，认为这是后人在传抄《马可波罗游记》时随意添加上去的，因为马可波罗的原稿已经流失了。

有的怀疑派学者进一步指出，马可波罗可能从来没有到比黑海沿岸和君士坦丁堡更远的地方，有关中国的种种描述是他从经过那里的波斯商人们口中打听来，并加以自己的想象形成的。理由是：

——马可波罗自称懂得蒙古语和汉语，但他在意大利用法文写成此书时，书中的很多名称却偏偏采用了波斯语；当时来往的商人们以波斯人居多，可以证明游记内容是听来的。

——马可波罗在书中很少提到他的父亲和叔父，也从未提到他们的生意，没有提到在中国符合他们身份的任何经商活动；这说明他们没有到过中国，所以经商也无从谈起。

——马可波罗回国时没有携带任何中国特有的东西，威尼斯珍宝馆收藏的“马可波罗罐”，其实上与他毫无关系；而他带回的宝石，倒是波斯的特产。

——马可波罗书中道听途说的痕迹比比皆是，除扬州做官和襄阳献炮外，还把成吉思汗的病死说成是膝上中箭而死等等；他动辄使用“百万”这个词，以至于人们送他“百万先生”的外号加以揶揄和讽刺。

那么，马可波罗为什么要编造在中国的经历呢？德国的徐尔曼教授认为他企图借以激发蒙古贵族对西方人士的热情和帮助，以及西方人士对东方古国的向往和兴趣。《详编不列颠百科全书》指出，这可能与他的社会地位较低而又想向上层社会爬有关。据说，和马可波罗同时代的约翰·曼德维尔也写过一本《约翰·曼德维尔爵士的游记》，声称自己和大汗共同生活了一年半。他的书和《马可波罗游记》一样轰动一时，后来却证明他是一个剽窃者，大量抄袭了其他人关于中国的记述。这说明，马可波罗谎称自己到过中国，有可能是为了追逐名利。

有关马可波罗在华的身份，目前有枢案副使、扬州总管、斡脱商人等三种看法。所谓“斡脱商人”，是当时借助于朝廷的牌符圣旨而往来各处，为官府权要牟取重利的官商，其经营内容与经营方式都不同于正常的商业活动。因此，他们不需要深入到普通汉人社会中去。马可波罗如果真是朝廷任命的官商，有关他奉大汗命居扬州三年而担任官员的说法，也就能够自圆其说。 

学者们指出，对于《马可波罗游记》其实不必过于苛求。马可波罗在中国虽然长达十七年，但他接触的人事范围毕竟有限。这一点，从同时代欧洲来华人士所留下的记述中，可以得到证明。例如孟德科尔维诺主教是1293年左右来华的，在大都留居三十五年，可是他写给罗马教皇的信件内容却很简单，而且限于宗教活动，完全看不到汉文化气息。有一位约在1321年由海道进入中国的意大利旅行家奥多里克，在遍历广州、泉州、福州、杭州之后北至大都，并在这里居住三年，然后经过甘肃、吐蕃返回西方，留下的游记《东域记程录丛》在内容、风格上与《马可波罗行纪》十分相近。但是，从没有人对他到过中国提出疑问。

一部《马可波罗游记》使作者名垂青史，也使它成了海内外专家研究的热点。如同敦煌研究成为“敦煌学”一样，马可波罗研究实际上已经成为“马可波罗学”。《马可波罗游记》在全世界的译本，现在已经超过了一百种。

《马可波罗行纪》共分四卷，第一卷记载马可波罗东游沿途见闻，直至上都为止。第二卷记载蒙古大汗忽必烈及其宫殿、都城、朝政、游猎等事，以及从大都南行至扬州、杭州、福州、泉州等事；第三卷记载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印度洋沿岸及诸岛屿，和非洲东部；第四卷记载成吉思汗后裔诸鞑靼宗王的战争，和亚洲北部。每卷分章，全书共有229章。书中记述的国家，城市的地名达一百多个。

《马可波罗游记》和中国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日本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被称为东方三大旅行记。玄奘到印度、圆仁到中国都毫无疑问，可是马可波罗到中国却成了谜。他究竟有没有到过中国呢？

 

二  马可波罗做过扬州总管吗？

 

扬州人在谈到马可波罗的时候，最引以自豪的一件事，是这位外国人曾经做过三年扬州总管。那么，在《马可波罗游记》里，究竟是怎样谈到扬州的呢？打开这本书的第一百四十三章《扬州城》，原文是这样写的：

“从泰州出发，向东南方向骑马走一天，就到达扬州。扬州城很大，它所属的二十七座城市，都是美好的地方。扬州很强盛，大汗的十二男爵之一驻扎在此地，因为这里曾经被作为十二行省之一。我要向诸位说明的，是本书主人公马可波罗先生，曾奉大汗之命，在扬州城治理达三年之久。扬州的居民是偶像教徒，使用纸币，倚靠工商业为生。这里制造骑兵装备的工匠与作坊很多，因为在城里和附近驻扎着大量皇帝的士兵。此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下面请允许我谈谈西面的两个大州，这两个大州也在南方蛮子境内，先说南京城。”

上面一段话显然包含着一点错误的信息，也即说从泰州出发向东南方向骑马走一天到达扬州，这显然不对，因为扬州在泰州西南而不是东南。但是，其他内容基本正确。如说扬州管理二十七座城市，是元代十二行省之一，都是对的。尤其说扬州很强盛，工商业发达，有很多佛教寺庙和皮货市场，这都符合扬州的历史。问题在于，马可波罗还说他曾奉大汗忽必烈之命治理扬州三年，这件事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学者对此有完全相反的看法。

关于马可波罗在扬州做官一说，流传广泛，影响巨大。当代作家冰心女士在《冰心文集》第五卷说过这样一段话：“威尼斯是意大利东海岸对东方贸易的三大港口之一，其余的两个是它南边的巴利和北边的特利斯提。在它的繁盛的时代，就是公元后十三世纪，那时是中国的元朝，有个商人名叫马可波罗曾到过中国，在扬州作过官。”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在《我在旧中国十三年》一书中也写道：“我到过长江下游和大运河沿岸所有历史上有名的地方……在忽必烈统治的时间，马可·波罗管理扬州城达三年。” 冰心和斯诺是作家和记者，但是他们都知道马可波罗在扬州做过官。

然而，有的研究者怀疑此说的真实性。他们认为，扬州居于元朝中心，地位相当重要，而且纯为汉人城市，马可波罗不懂汉语而竟然治理此城三年，简直是不可能的。而且，当时马可波罗不过二十三岁，到中国才两年时间，决不可能出任这样高职位的行政长官。扬州为十二省城之一，是元朝的大都会，总管是级别很高的行政长官，担任职务三年，时间不可谓短，可是元代史料及扬州方志从未提及此事，这也是不可想象的。元世祖规定：“以蒙古人任各路达鲁花赤(最高长官)，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 这一规定清楚地表明，扬州总官的重任不可能落在外国人的马可波罗身上。马可波罗在扬州作官三年，资料来源只是他本人的《游记》，因而不可相信。

这些学者提出，古代中国的官僚体系发达，大小事项都会被记录在案，每个城市的历任地方官都不会被漏掉。扬州地方志明确记载了元代的大小官员，包括外国人的详尽名单，但没有关于马可波罗的记录。因此可以推断，马可波罗不可能做过扬州地方官。另外，扬州也没有留下马可波罗的历史遗迹和民间传说。

于是，另外一些学者考证，马可波罗在扬州做的可能不是地方官，而是“枢密副使”。如法国学者鲍梯先生于1865 年出版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游记》中据《元史·世祖纪》至元十四年（1277）二月“以大司农、御史大夫、宣徽使兼领侍仪司事孛罗为枢密副使，兼宣徽使，领侍仪司事”等记载，认为此枢密副使即马可波罗。中国学者张星烺先生又撰写了《中国史书上之马哥孛罗》一文，详搜《元史》及其他资料，确证了这一说法。后来束世澂先生著《中国史书上之马哥孛罗考》，所搜孛罗资料更为完备。但他也提出一点“存疑”，即《元史》上的孛罗，在任枢密副使以前，至迟在至元七年（1270）已任御史中丞，若其人果为马可波罗，则他到中国至迟亦在是年，而据《游记》，其抵华时间，当在至元十二年（1275）。他说：“岂枢密副使孛罗非马哥孛罗欤？然其行事与《游记》何无一不合者也？”这本是一个击中要害的问题，然而因为束先生同意枢密副史说，最后以《游记》记载可能有误而未作追究。至于《元史》上的枢密副使孛罗，已有人对其生平经历作了详尽的考证。余大钧教授在《蒙古朵儿边氏孛罗事辑》长文中指出，孛罗是蒙古朵儿边部人，生年约在1246年左右，1283年夏奉旨出使波斯伊利汗国，从此一去不返，于1313年4月去世。可见此人与马可波罗毫不相干。

马可波罗在扬州担任的官职，除了扬州总管之外，还有扬州宣慰使、扬州都督、扬州总督等说。有的学者认为，总管、都督、总督等都是汉译者用的官名，与马可波罗实际在扬州担任的职位都不相干。马可波罗说扬州被选为十二省城之一，所以大可汗的十二总督之一驻在这城里，又说他自己曾亲受大可汗的命令治理这城三年之久。这是把扬州作为一个行省的省会而说的，扬州确实曾有一段时间为江淮行省的治所。在元代，行省的长官称“平章政事”，这用欧洲文字无法表达出来。从外文译成汉语，译为总管、总督或都督均无可指责。但元代行省以下的路，恰好有总管一职，因此马可波罗便由西方人理解的行省长官变为中国人理解的扬州路总管了。总之，有人认为，所谓马可波罗任扬州总管一说，只是文字翻译的偶合或巧合。至于总督、都督，意思与总管相同，可是元代行省并无其官嫌，可就不必讨论了。

怀疑马可波罗在扬州做官的学者指出，此说可能出于版本之误。有一种《马可波罗游记》版本说马可波罗奉大汗命“居住”此城三年，而非“治理”此城三年。但也有学者提出质疑，如果仅仅是“居住”，为何要奉大汗之命？

坚持马可波罗的确做过扬州官员的学者，有自己的理由：

首先，中国史籍未提马可波罗之名有一定的历史背景，这不是判断这一事件真伪的惟一标准。对于元史和方志为什么没有提及马可波罗的问题，扬州学者朱江先生指出，根本原因在于元朝以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采取高压政策欺压汉民以维持其统治，因此必然引起尖锐激烈的民族矛盾。明朝在夺取元朝政权过程中，每得一城一池，无不大量毁去蒙古人和色目人的文化遗迹。出于上述原故，明人在编写官方史书和地方志书的过程中，除了必不可少的史实以外，会删去大量有蒙古人和色目人的事迹，而不载入史册。因此，作为色目人的马可波罗在中国的事迹，也就自然没有为后世留下可资考证的史料了。杨志玖教授进一步指出，在马可波罗前后到达蒙古的西方传教士、使臣、商人留有行记的不下十人，但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同样很少见于汉文记载。他说：“如以不见人名为准，是不是可以断定这些人都没到过中国，他们的著述是听来的或抄来的呢？为什么对马可波罗如此苛刻要求呢？”

其次，从现存的扬州地方志和有关记载，可以搜寻到有关马可波罗的踪迹。韦培春、吴献中先生在《从扬州地方志印证马可波罗在扬州的踪迹》一文中指出，将《游记》中提及的两淮盐务、扬州屯兵、瓜洲与运河等问题与扬州地方志作一些对照，就可进一步印证马可波罗在扬州的真实性。他们认为，马可波罗关于两淮盐务的叙述是完全有根据的，对扬州有许多军队屯驻的说法是符合当时事实的，有关瓜洲的记载是对元初瓜洲的真实写照，对扬州段运河的记载与《水经注》的记载也是非常吻合的。因此他们得出结论：“马可波罗到过扬州及所属的宝应、高邮、泰州、仪征、瓜洲等地，这是无庸置疑的。”

再次，《游记》说马可波罗在扬州做官三年之久，这与《元史》记载“定内外官以三年为考，满任者迁叙，未满者不许超迁”的记载完全相合，说明马可波罗在扬州为官正是在元世祖忽必烈钦定元朝官员三年一任制以后的事。

至于马可波罗在扬州做什么官，说法较多。一说是江淮行省总督，二说是扬州路任总管或达鲁花赤，三说是在扬州担任盐务管理的官。一些学者指出：马可波罗精明能干，学识广博，长期在大汗身边应差，被委以某一重要城市的官员是有可能的。《游记》之所以没有写明他担任什么官，可能与他的官职较低有关。

无论马可波罗在扬州任官情况如何，他在扬州住过三年是没有问题的。可是，究竟是哪三年，说法不一。有学者论证：第一，当时扬州有二十七个城市附属于它，它又是十二省城之一，那应在1282年至1284年之间；第二，马可波罗说他治理扬州三年，那应在1282年元世祖颁定“内外官以三年为考”之后；第三，当时扬州使用纸币，那应在1280年江淮行省颁发元钞规定以后；第四，马可波罗说从瓜洲由河湖运粮食到大都，应是1285年海运以前。结论是，马可波罗在扬州的时间当在1282年至1285年期间。

扬州天宁寺中有一座马可波罗纪念馆，门前的铜狮雕像是由马可波罗的故乡意大利威尼斯人赠给该馆的。马可波罗临终时曾说：“我所写下的还不及我看到的一半。”他究竟是否曾在扬州做过官？做过什么官？也许就在他没有写出的那一半之中。

 

三  马可波罗之谜能够揭开吗？

 

马可波罗有没有到过中国？有没有在扬州做官？所有学者都是以文献和推理来研究。一些学者断言，除了文献上找不到马可波罗的任何记载，而且扬州本地也没有留下马可波罗的历史遗迹和民间传说。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据我的研究，扬州与马可波罗有关的历史遗迹和民间传说，至少有三项——

第一，据民间传说，扬州紫藤园的紫藤系马可波罗手植。《扬州紫藤园饭店介绍》说：“扬州紫藤园饭店（又名扬州市人民政府第二招待所）座落在扬州市中心文昌阁西南侧，……店内庭院深深、古木参天、万绿深锁、山环水绕、环境宜人，故而是闹中取静的佳处。因店内有一株元代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种植的紫藤，饭店故名焉。”

第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扬州有过马可波罗石像。1929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旅行至扬州亲眼看到石像，后来他在《我在旧中国十三年》一书中回忆了“扬州的优美渡桥和马可波罗像”。

第三，同样在上世纪上半叶，扬州出现过一方雕刻着马可波罗像的砚台，这是充满了传奇意味的一件文物。这则珍闻系本人得自恩师陈汝衡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陈先生在上海亲口对我说：扬州教场一家古玩店收购过一方古砚，背面刻着马可波罗像；砚台后为当时扬州美汉中学校长、美国人韩忭明购去；韩忭明其人后来回到美国，砚台即不知下落，很有可能流落到美国。我在《醒堂书品》书中写道：“那方砚台是何处而来，何时制作，何人使用的？它为什么会刻上马可波罗的像？砚台上有无铭文？它是不是马可波罗本人使用过的东西？这一切都是谜。今天如能重新发现这方古砚，那不仅会为马可波罗在中国、在扬州的活动提供物证，而且将是马可波罗本研究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我至今仍然期待这方古砚能够重现于世。

基于上述数点，我认为，断言马可波罗没有到过中国、没有在扬州做官的结论是轻率的。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否定或肯定的意见，都缺少直接有力的证据。肯定马可波罗来过中国，是根据《马可波罗游记》；否定马可波罗来过中国，也是根据《马可波罗游记》。如果以记载不准确，或者该记而未记为论据，是缺乏科学标准的。任何游记都是主人公的主观记忆，而不是科学考察报告。一个再过目不忘的旅行家，也不可能把目击的一切写进游记之中。旅行家总是对他感兴趣的事物印象最深。《中国国家地理》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袁枚为何看不到“阳元石”》。文章说，广东仁化有一处名胜丹霞山，其标志性景观是所谓“阳元石”和“玉女渊”，也就是很像男性和女性的生殖器官的一块巨峰和一个岩缝。如今这两处景观游人络绎不绝，但是清代著名诗人袁枚游历了丹霞山之后，在《游丹霞记》中偏偏没提这两处景观。按今日的说法——“没见阳元石，未到丹霞山”，难道我们可以说袁枚没到过丹霞山吗？原因其实很简单，这两处地方虽然早就存在，但是在袁枚的时代，它们没有成为人人必看的景观。资料表明，这两处地方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开始成为景观的。阳元石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被丹霞镇黄屋村的村民发现，村民们称之为“马卵石”，意思是像雄马的性器官。至于形似女性生殖器的岩壁，到1998年才发现。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袁枚会对所谓的“阳元石”和“玉女渊”视而不见。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袁枚没有提到阳元石与玉女渊，和马可波罗没有提到长城一样，都是时代精神所致。袁枚所处的时代不欣赏和不关注像阳元石、玉女渊这样的形似性器官的景观，同样，马可波罗所处的时代也不欣赏和不关注像长城、茶叶这样今人以为代表中国的事象。在元代，人们并不认为长城代表中国，因而马可波罗没听说或没提到长城是正常的。

《马可波罗游记》是否记载今人觉得重要的某些东西，并不是推断马可波罗有没有到过中国的充足条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能仅仅依靠文献来认识历史，也许我们需要在游记之外去寻找证据。一些人正在迈开双脚，寻找马可波罗的足迹。

这里我想讲几件事情。

1999年10月4日到11月5日，上百万美国中小学生参预了沿丝绸之路进行的一次考察，想为马可波罗究竟来过中国没有寻找证据。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去探索，无疑是个好主意，但是怎能作到成千上万的人都能参与呢？美国的一个专门辅导中小学生学习的网站Classroom Connect利用现代技术，将课堂与远隔重洋的现场连接起来。他们按照马可波罗进入中国的路线，组织了一次“探索亚洲”的考察，穿越塔克拉马干沙漠，经过河西走廊、黄土高原，然后到达北京。马可波罗从喀什到北京走了三年,考察队从北京到喀什只用了八小时。上百万的学生在自己的课堂里，通过网络观看收听，随时了解到考察队的活动，并随时提出他们的意见与要求。考察的目标和路线，都根据多数受众的意见来确定。

考察队将自己的见闻和《马可波罗游记》比较，证明许多记载是真实的。如《马可波罗游记》说，喀什是一个都会，城市繁荣，商业兴盛。考察队发现，今天的喀什仍然熙熙攘攘，一大早赶集的人群就来到了。市场上摆着精美的丝绸、地毯、服饰、刀和帽子，正如《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载。《马可波罗游记》说叶尔羌的居民，因饮水带来的疾病使腿和喉咙肿胀而苦恼。考古学家福克斯在今天的叶尔羌，真的看到了这样的大脖子病人，现代医学告诉我们这是缺碘产生的。《马可波罗游记》还说，沙漠深处有精灵发出奇怪的声响，或如音乐，或如战鼓，或如军队在行进，等等。考察队在骑骆驼穿越沙漠时，没有遇到精灵，却了解到敦煌附近有一座鸣沙山。当然，考察队也感到《马可波罗游记》中的有些记述，不一定是他自己的亲历。如穿越塔克拉马干沙漠非常艰辛，当年马可波罗遭遇的困难肯定比今天更多，理应大书特书，但《马可波罗游记》仅有两百字篇幅。

年轻的网民在收看了考察的全过程后投票，65%的人否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35%的人仍肯定他来过。当然，马可波罗究竟来过中国没有，不是用投票的方法所能解决的。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记者爱德华兹和摄影师麦克·三夏，也曾沿马可波罗的足迹进行了考察。爱德华兹说，在中国的见闻令人难忘：“马可波罗的书里描写了很多奇特的民族和生活习惯，欧洲人看了以后会觉得这不可能的，比如他描写过吃生肉的民族。当时我和摄影师三夏在云南的时候参加了一个白族的婚礼，人们真的吃生猪肉，而且我还真的尝过了。” 通过旅行，爱德华兹坚信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他说：“人们都说马可波罗把面条带到了意大利，这是长久以来普遍流传的说法。也有人说，这不太可能，因为面条的发源地在中亚某个地方。不过我的看法是，意大利人对他们的意大利面条感到非常自豪，所以他们才可能不太愿意接受这种说法吧。” 

摄影师三夏认为，《马可波罗游记》是本不错的“旅行指南”，至少一些风土人情需按照马可波罗的指点才会留意。例如，马可波罗曾描述新疆“这里有很多体形庞大的野生羊，头上的角能长到六个手掌长”。新疆提孜那甫的居民向山下证实了这种帕米尔盘羊的存在，不过现在数目已经很少。越来越多的发现使三夏坚信，《马可波罗游记》来自第一手材料，现实场景与他的描述完全吻合，而且恰恰都是在他所说的地方找到的。《马可波罗游记》有一节在敦煌的经历，文字与现实极为相似，马可波罗是描述的一场杀羊的仪式，其目的是保佑儿女平安，与三夏在婚礼上看到的情景竟然一模一样。重走马可波罗之路的三夏说：“人们或许可以坐在伦敦的某个图书馆里，反复思索马可波罗究竟去过哪些地方。可是一旦踏上他曾走过的道路，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对马可波罗深信不疑。因为，他的描述太准确了。”

中国探险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体育报》资深记者翁一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自费行走了《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述过的中国的每一个地方。他行程两万六千多公里，跨越十八个省，经过一百四十六个市县，拍摄一万余张图片，被公认为走遍马可波罗中国之旅的第一人。有人问他，在国外的马可波罗研究中，对马可波罗关于西南丝绸之路的描述疑问最多。比如那时大理已有苍山洱海三塔，他为何没有提到。翁一回答说，西南丝绸之路上的风物，确实有很多东西《马可波罗游记》没有提到。但是当时中国州州有塔、县县有塔，塔是太常之物。因此，《马可波罗游记》不提大理三塔没有什么奇怪。但他提到了蟒蛇，可是现在蟒蛇却没有了。

旅居美国的中国音乐家谭盾，以其创作的歌剧《马可波罗》获得世界音乐界最高荣誉——格威文美尔奖。谭盾说，在我的心目中，马可波罗就是我自己。因为我当年从北京到纽约的那种感觉，就跟几百年前马可波罗从意大利到中国那种感觉一样：从一个遥远的文化到另一个遥远的文化，从一个遥远的地方到另一个遥远的地方，包括其间身体、文化以及各种东西的差异以及到后来的整个的融合。很多人说，马可波罗没有到过中国，为什么能够写出这样的书？我觉得这个争论很愚蠢。你知道为什么吗？但丁从来没有到过地狱，他为什么写出了《神曲》呢？

 

马可波罗之谜也许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有公认的结论。

建立马可波罗纪念馆的目的，与其说是给观众以现成的、明确的、最终的答案，不如说是引起更多的人关注马可波罗，关注东西方交往史，关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好关系。

而扬州，在马可波罗的研究与宣传方面，可以说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