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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偏爱看林白、残雪，看一切女性视角的叙述。有人告诉我，女性写作只有技巧高下，没有格局之分，女性叙事统统都是一种语言。其实我并不认同。如同萧红的“黄金时代”，“黄金”本身并非就是闪光的甜酿，极有可能是痛苦和厄运。
借职业之便利，见过形形色色的女性，从杀人的瘾君子到街头的按摩女，从街头的行乞者到万人瞩目的女性领袖，从东北边境苦寒的田间炕头到金碧辉煌的万人中央舞台之上。世界上有很多女人，抽烟、酗酒以及滥交的一般多为两种，一种是底层的受难者，一种是真正的文艺女。
两者背后有一个女性世界里的无意识和有意识。前者如韩三生、潘金莲，后者如张爱玲、杜拉斯。一个骨子里的女作家本质上和一个A片女演员没什么区别，也没有绝对的高下，有的只是表述方式和审美方式的差异。我崇尚一切来自女性的语言。
作为文艺女青年，年轻时候难免投身疯狂爱情，26岁之后方渐渐产生警惕之心。一旦有了理智，世界都可变通为同样的美妙跟同样的平庸。
对于杜拉斯的“我不是一个女作家就会是一个妓女”，我称之为酒神气质，革命和反革命。萧红也是这个道理。女人擅长情欲，女人的情欲却多半不是来自身体这么简单，而是源于对平庸的反对。这和男人对航海，对足球，对开疆拓土，对大国争霸，对科技发明的欲望没什么区别。之于一切人类，放诸四海，都是一种破坏的冲动，革命的野心，自我更新的欲望。
有人说女人的世界狭小，仅限床榻和屋檐。据我所知，其实恰恰相反，女人在精神探索和疆土意识上往往更为深邃无垠，内核坚固。林白《一个人的战争》里，女人更容易做一个滴水不漏的国王，获得颠扑不破的权利，在这点上男人的信心相比起来脆弱而不够可信。男人的世界大多依仗物质和外界，就如唯心和唯物的区别，男人的虚荣需要衣服、职位、房间、声音，痛苦多是对世界的反应；女人的痛苦就是痛苦本身，身体那么简单。金宇楼阁轻易倒塌，男人在世界上的寻觅常常三心二意；只低头看着自己的女人反而因为专心而获得保障，反而没那么容易火烧城池。
我见过因为一根香烟的价格就黯然伤神的男人，见过因为职务卑微得不到脸面的男人酒后失控，极少见到真正被生活压垮的女人。大灾大难、街头乞讨、临危不乱的往往是女人，一个再有骨气的女人也会为孩子无视弯腰的艰难。女人柔软，不是因为顺应，是因为关闭视听，唯物的规矩无法击透，因此柔韧。志不在此，往往成就女人，极少女人会脆弱到因外物的光环萎靡不振。
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牧歌，不好听了说蛇有三寸，虎亦舐犊。面孔极尽铁板的官员可能也会书文风雅，有见过底线全无的商人竟在酒精上从不媚权亦不耍赖、恪守规矩，穷凶极恶的杀人纵火者却侍母极孝、深爱动物。这是他们对自己的最后一点反叛和栖息之地。情欲也是，也是牧歌，更无危害。
情欲这个东西，我曾听到最好的诠释，“不要害怕一个色情狂，往高里说了是诗人，往低里说了是流浪。”女人的情欲和背叛，不过是一部在路上。我一向视浪子唐璜如同游吟诗人、时代艺术家，如同同僚知己一样理解尊重。可以夸口我比常人更容易感受到灵魂，更懂这个。但无法视为爱人。
如作者所说，“约束是自由之母”，女人反而更容易感受和得到自由。因为世界对女人的限制往往更多，叛逆的道路更为轻而易举，从身体开始即可。没有规矩，也就没有什么自由，自由不过是一种感受。但这也往往意味着自由的容易破灭和妥协。因为这种叛逆常常演变成个人对抗集体的无力，有所谓的种种风俗制约和威权压迫。
处于无意识的反抗中的韩三生是第一批缴械的人，最容易投降；叛逆并带着阴狠气质的潘金莲们为了自由比韩三生行事狠辣，伤及无辜，总有些所谓“报应不爽”。但终归这些“革命女人”本质上是没有武器去革命的，她们只凭借隐约的本能和天真的热忱，最通俗的结局便是沦为男性的道具和整个社会最好拿捏的无辜牺牲者。她们的革命和她们的不革命最后归为同样的悲剧和同样的平庸，归为所有的《伤逝》。
另一种革命来源于有意识的，清醒的自我武装。革命带来价值，革命可以不同频道转化，革命可以跨界和多频率。这首先需要自成队伍，自成体系。明确而心知肚明的，确凿的和痛苦相伴。杜拉斯将写作归结为死亡，她深知写作是一个自杀的过程，是衰老的提前，是逼心造字和挥霍性命，情爱同样，酗酒同样。疲惫而光荣。这种英雄梦想建立在深知痛苦并接受痛苦的前提下，就像萧红32岁临终之际所写，一生受尽嘲讽、白眼、冷遇，心有不甘，至死无悔。
敏感和才华首先来源于比常人更提前感受到痛苦，感受到更多的痛苦，却又愿意葬身痛苦。在这个概念里的情欲所带来的快乐和毁灭孰多孰少已无法分辨，已无功利区分。 作者是去多年好友，曾有青春岁月的很多个夜晚我们两个孤身女子醉倒街头，在路边的躺椅上看着黎明将至，听着清洁工人的扫帚划过地面以及凶险擦肩而过。在黄河岸边和济南所有的高架桥上，一圈圈漫无目的的来回，在陌生城市的草地上躺上那么一个下午，在郊区的露天影院喝醉想去悬崖的宾馆上看看星星和月光。
危险这个东西，不是惯常思维可以理解，和危险相伴、掉过的眼泪也从没有为人为事那么简单。王小波也有本《黄金时代》，可最好的诠释这一切：“那一天，我21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彩。”
我这些女朋友们都有一堆世俗意义上的麻烦和寥落，我们经常身无分文，经常被生活践踏到颜面无存。但在我28岁的时候，我时常感谢我的青春是和她们度过，感谢我们把大把的时间浪费在了白桦树下，一个个嘈杂的青春酒桌上，护城河的污泥里，甚至地上的呕吐物中。她和她们是我眼里最不平凡的人，她们所遭受的折辱、无礼、冷遇，也是尊严和理想的一部分。
外人难以理解一件寻常的事件，对一个人作为个体的震动。韩三生是另一个世界的重塑。一部《黄金时代》，一首歌曲，同样是。我也无法忘记19岁我所见到的一个女孩儿，她穿着背带裤，粉红色头发，白色匡威鞋，从东湖向我走来。她活在我体内十年，就如一个新世界仿佛要为我打开一扇大门，或者将是一生，她本人对此毫不知情，并不了解这种意义，曾有4年时间我无法正常跟她对话，羞涩脸红，不敢直视她的面孔和眼睛。这种意义早已超越她本人。这个世界比事件更重要，本身就是价值。
从18岁到28岁，我没有干过一件正事儿，曾连读书也忘了，宁愿用最机械的手机游戏熬过长夜，但这种浪费和挥霍造就了我。作者的这种情爱革命铸造的是一种气质，这种气质贯通所触所及，蔓延到她背后的“四层小楼”、新闻选题和每一个文字，在我们所从事的媒体，在我们体内，有和情欲一样刺激的选题会和新闻制作。我们身边有无数个内核相近的男人、女人，有我们的残山剩水和中国乡村。尽管这种气质妨碍生活。
26岁之前，我一直苦恼于我对自己的灵魂毫无把握。可正是这些年的浪费和荒唐，使我在28岁的某一天就提早谙熟我自己，对自己深信不疑。28岁之后，或者说此刻，我已很难在情爱里感受到乐趣。破坏和流离可以将人变得比忠贞更为忠贞，比可信更为可信。因为危险随时可以降临，可以比情欲、比酒精、比药瘾来得更为纯粹和彻底，就比如此刻，就比如文字，比如思考和精神游戏。它不需要陌生人，不需要街头，不用费力穿越黑夜，甚至不需抬手触摸，就在任何一间枯燥无人的房间里，在手里和心里。非常刺激
哭，编者按又要写的比正文还多了。很久不跟读者见面了，每天看着你们跳脚骂我我也捉急，原谅我大姨妈一来就是一个月，身体着实不太好，一直在治疗。打小入残联，带病延年。以后做个负责人的人，你们是我重大的责任。再者实在对韩三生这样的人物感兴趣，作者是我深爱的姑娘，所书所写以及种种灵魂互相拥抱，往昔纷至沓来，不能不感慨良多。
我的读者里有很多文青姑娘，作为一个老女人，难免说教两句。我对女文青的爱情，对有梦的女孩对危险的迷恋深谙其中，永远好像有另外一个自己活在内里。但是与其将革命的气质、酒神的舞蹈所托非人，寄望于男人和爱情，不若多重叙事，转换为别的线索和生产力。爱情这种东西，从来都是鸡同鸭讲、相去甚远，不过便宜行事，危险在别处，爱情其实毫无差别，男人其实一样精彩，一样乏味。最后希望我们永远保持痛苦。痛苦这个东西太为可贵，是唯一的革命，唯一的区别庸常，精神远比爱情痛苦。痛苦在，我们不可能被干掉。（文 / 花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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