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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在宜家的餐厅喝咖啡，邻座是几名中年妇女。其中有个胖胖的大姐，膀大腰圆，声如洪钟，语惊四座：“中国的问题就是人太多了，死一半就好了！”“就是得死一半才行！”“至少要死一半！”……
她不断地重复着“死一半”，如电影中的画外音猛烈撞击着我的耳膜。她的表情气愤填膺，仿佛恨不能天上立即掉下一颗原子弹来，将在场的诸位都送上西天。我狠狠地瞪着她，她却毫无察觉，一直高谈阔论。她的几位同伴也安之若素，低声附和。就在我几乎要忍无可忍的时候，她们爬起来走了。老公安慰我，不必和这些市井妇女计较。
事后我想，我和她计较又有什么用呢？因为她不是一个人，“中国人死一半就好了！”这样的念头蛰伏在许多人心中，绝不仅仅在于这位女士，她不过大声说出来了而已。
如果换一种更委婉的说法，“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人口问题”，赞同的人就更多了，这正是强制性计划生育的理论基础。几十年来，便如《动物农庄》里那群喋喋不休的羊群，我们的耳朵里被灌满了千篇一律的喧嚣，重复着“人口多，底子薄”“必须要控制人口数量”“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
影响中国发展的最大问题是不是人口问题，经济学家早已做出了否定的回答。限制人口最大的错误是认为资源是恒定的，市场是静态的，而人只是资源的消耗者。但其实，自愿的分工和交易可以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市场是双赢的正和游戏，不是你有我无的零和博弈。人是可创造财富的，而不仅仅是占有和消耗财富。人只要能正常地生活工作并繁衍和养育后代，本身就证明了他所创造的财富大于他所消耗的财富。人口增多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会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事实上，中国多年来得益于巨大的“人口红利”也证明了众多的人口绝不仅仅是负担。
但我这里不想仔细进行经济分析，而想谈谈强制计生的伦理意义。
强制性计划生育的伦理意义即是：一些人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以另一些人的死亡为代价，你死，才有我活。
这样说或许太赤裸裸、冷冰冰，但其实被计划生育理念教育了多年的我们，每个人都心知肚明，或者至少在潜意识中根深蒂固。
同为人类，同为社会中的一员，“你死我活”这样的伦理冲突本来只会发生在极端的情况下。例如，1841年，美国的威廉布朗号由利物浦驶往费城，后船撞冰山沉没。放下一艘救生艇，上有42人，其中33名乘客，其他都是水手。第二天风暴来袭，就在船只即将倾覆的危急关头，大副下令扔掉船上的一部分“人类废物”。14个男人被抓起来，在他们的抗议和恳求声中被扔出船舷，有两位妇女也不见了。这条船卸掉重量后在波浪中安全航行，第二天获救。
而强制性计生的理念把每个人都送上了威廉布朗号的救生艇，必需要把一些人扔下去，另外一些人才能活命。
宣传计划生育的成果，都是“少生了多少多少人”，是怎么少生的呢？很简单，是在娘肚子里被杀死的。那么，为什么强行杀死（非自愿堕胎）娘肚子里的胎儿是正义的、合法的、合理的，杀死已出生的人就不正义、不合法、不合理了呢？有法学家一定会说，胎儿不是人。但就人类的感情而言，真的能分那么清楚么？一个会呼吸、会胎动、有了人形的生命不出意外，会长成和你我一样的人的，但它被杀死了，因为据说它不死，会影响他人的生存。
显然，对已出生的人道理也是一样。如果胎儿会影响他人的生存，每个活着的人都会影响他人的生存。人口问题既然是最大的问题，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消灭人口的话，那为何不宣布杀人无罪，象《饥饿游戏》里那样，让经过血腥厮杀后的幸存者才享有生存权？人口问题岂不是轻而易举便迎刃而解？
但至今为止，杀人仍然被列为最严重的犯罪之一。为什么杀死胎儿无罪，杀死出生后的人有罪，据我私心揣测，是因为杀死出生后的人代价比较高。死了人不要紧，损害了花花草草就不好办了。人不值钱，但房屋啊，土地啊，飞机汽车之类的还是值钱的，这些东西保不了要损坏，就太可惜了。
虽然杀人仍然有罪，但如果意念能杀人的话，中国人怕也是九死一生，所剩无几了。因为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在心里默念着“中国人要是死一半就好了！”“赶紧死一半，我的日子就好过了！”
杀不了人，为了自己过得好，就只好盼着同胞倒霉了，灾难中死亡的活生生的人命，被简化为冷冰冰的数字，看完新闻，轻蔑地撇一撇嘴：“中国人多，死几个不打紧”。记得小时候看过一篇短篇科幻小说《转啊转》，那个超级城市汽车太多，警察从不管交通事故，出了车祸只会在本子上记下“消灭了两辆”。就不少人看来，天灾人祸的概念怕也是“消灭了XX人”，传播着正能量。
有你无我思想不但已深入人心，而且化为了具体行动。上公交车抢位子，一定要双手一横，拼命把别人拦在身后；自助餐取海鲜，一定要把盘子堆得高高，让后面的人什么都吃不到。基本的生存哲学不是合作互助，而是生死搏斗、以邻为壑，今日的联合是为了明日的反目成仇。“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于是，典型的斗争教材《甄嬛传》之类红极一时，也就不足为怪了。
退一步来讲，如果不得不接受众多人口的存在，那判断人的价值的标准也只有一个，有用没有？有用的人才值得活下去，没用的早点死吧！活着就是浪费粮食。女婴女童、残疾人、老人……甚至考试成绩不佳的孩子，都会被斥为无用、废物，从而在理论上丧失了生存的意义。
但是，基于生命的本能，几乎每个人对自我的主观价值判断都是极高的、无可替代的，与十分功利化的社会价值评价必然产生矛盾。二者落差过大时，要么仇恨社会，要么贬低自身，前者可能导致报复社会，后者则可能导致轻生。这显然都是目前中国社会的重大疾患。
有个著名的计生口号“少生孩子多养猪”，孩子的价值只能和猪比，甚至不如猪，没人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开头的那位女士，巴不得中国死一半人，但她多半不会希望中国死一半的猪。事实上，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变迁也正是以类似猪的价值来看待人。实行计划生育之初，由于计划经济的固有弊端，无法承载众多人口，于是便以极端严厉的手段强推计划生育。但在能发挥人的潜能的市场经济下，人口成了极为重要的资源，中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人口红利”（其实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人口红利”尚未充分发挥人的作用），而生育率持续下降使得人口红利逐渐趋于消失，放松计划生育便提上了日程，又希望多生些人。可见，人完全是被当作生产工具看待，与当初种植园主计算黑奴的数量的价值取向基本如出一辙。
此外，在某些“爱国者”眼里，中国人的价值就是当炮灰，只要能实现“强国”，打世界大战核大战超限战都无所谓，死多少人也无所谓，不惜“西安以东”尽成焦土。
强制性计生“杀人有理”的伦理观对家庭、对社会和对每个人的人生价值的破坏，几乎无以复加。现在出生的孩子，往往都是以他/她的兄弟姊妹的生存机会为代价。他/她的父母亲人会以各种方式将这种思想灌输给他/她：只有损人利己才能生活，才能生活得好。手足兄弟都可以代替、可以牺牲，还有什么不能代替、不能牺牲？同时，他/她难以理解自身生命的独特价值（这将影响他/她一生的幸福），当然更难以理解他人的固有价值、他人的喜怒哀乐。无自尊，也无法尊重他人。
社会中如果都是这样的人，社会便只是一个巨大的角斗场，每个人都是每个人的敌人，每个人都盼着消灭他人，都在算计和利用他人。基于“物伤其类”的本能怜悯心和同情心成为了奢侈品，共同秩序和共同规则都是虚无，要形成一个和谐的共同体更几乎是天方夜谭。
在动物亿万年漫长的进化历程中，只有“不残杀同类”的种类才能免于自我灭亡，而在人类文明如此发达的今天，泱泱天朝上国却以基本国策的形式，毫不犹豫、理直气壮、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这样的毁灭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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