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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黄进兴研究员是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他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特色在于从社会文化（他称之为人类学）角度切入，在我看来，他的研究可称之为社会文化的思想史。2012年6月1日黄先生以“对儒教的反思”为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做了精彩演讲，对于他的主要学术成就我有深刻体会。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黄进兴就十分重视从社会文化角度研究中国思想史，这方面的成果集中反映在对孔庙的研究上。其特色是重视田野考查与传世文献相结合，进行比较研究，探讨儒教的宗教性质。在《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一书中，他认为孔庙是中国传统政治与文化力量的聚焦点，并着力分析了统治者与儒生在历史上的互动。在《圣贤与圣徒——历史与宗教论文集》一书中，他则进一步拓展这一思路，除了在概念上借儒、释、道三教的比较，厘清儒教的宗教性质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把孔庙的从祀制与基督教的封圣制作跨文化的比较，并对武庙、通俗小说、塑像的“设”与“毁”等方面作了十分有益的探讨。他的研究为我们观察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如今，走进孔庙，可以看到游人不绝，其中参观大成殿的不少，但驻足东西两侧供奉先贤先儒“两庑”的就不多了，这是因为大家并不清楚从祀孔庙是怎么一回事，对“两庑”先贤先儒牌位背后的故事几乎也一无所知。黄进兴就是在研究“两庑”先贤先儒牌位背后的故事。如果把孔庙比作一个迷宫，他就如同古希腊神话中拿着“亚莉阿德妮的线团”安然走出迷宫的铁修斯一样，他打开了孔庙研究的大门，把我们引入中国古代社会，并将一幅中国古代的社会、思想学术、政治变迁的图画展现在我们面前。简言之，以从祀孔庙为主题，以“两庑”先贤先儒分析为主线，考查中国古代社会思想、观念及信仰的历史变迁，是黄进兴治中国思想史颇有创意的做法。 黄进兴的这次演讲可以说是对以往研究的回顾与总结。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视角新颖。前人对孔子儒家或儒教的研究往往以经典文本为诠释对象，而他则从人类学及社会史的角度切入，更注重民间信仰与统治者的信仰之间的区别，以此来看，儒学史实际上是社会的儒学史。第二，追述从祀孔庙的历史。从祀孔庙的历史轨迹不仅反映了孔子儒家及后学的嬗变，同时也与古代社会、政治的发展交织在一起，完善了中国思想史的研究。第三，从相对意义上肯定儒家的宗教性。他把儒家的宗教性理解为一个社会文化的过程。第四，考查近代以来儒家去宗教化过程的客观事实。他对当代新儒家为了与西方哲学对话而恢复儒家宗教性持悲观态度。第五，联系到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他认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不应仅局限于借鉴西方哲学而作概念或范畴的解读，应从社会文化及宗教角度切入，把思想史变成社会文化或人类学的思想史。总之，他不仅在于谈儒教，而且在于将经典文本解释形成的概念或范畴式的思想史，变为更广义的社会宗教文化的思想史。他形象地把这一转变比作把骨架添上皮肉，使之成为丰满的思想史。 近三十年来，中国大陆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与写作主要有两种模式：哲学的思想史和社会文化的思想史。前者所用的文本主要是传统的经典，如儒家的经书、经注及阐释义理的著述；其理论框架是本体论、宇宙论、心性论、工夫论等，分析所运用的工具主要是演绎，对概念、范畴进行哲学诠释，揭示古代精英思想的特色、贡献及发展与变迁。后者所用的文本主要是“非经典”（民间文献）或与考古和文物相关文献，如墓志、碑刻、简帛等；其研究一般不预设理论框架，而是从事实史料出发，分析所运用的工具是归纳，用材料说话，对问题采取社会历史的分析。 哲学的思想史和社会文化的思想史，由于所属学科不同，并无高低优劣之分，但从思想史研究本身来说，则各有偏重。哲学的思想史重在所用的文本代表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如对经部相关文本的分析有助于揭示其微言大义，突显其当代价值，不足在于多少脱离了当时的社会及民间信仰和观念。社会文化的思想史重在反映大众的思想、观念和信仰，不足在于过于零散、缺乏体系。鉴于以上两种思想史的研究及写作模式，今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将是跨学科的，哲学家、史学家，甚至是文学家应该相互合作，把哲学的思想史与社会文化的思想史结合起来，使思想、观念及信仰，精英思想与大众思想融为一体。在这里，哲学是灵魂，史学是根，两者有机结合，才能使中国思想史成为一部客观反映中国先民理性精神的思想史。 黄进兴社会文化的思想史研究还涉及理学方面。他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期间就在余英时的指导下选择被人们忽略的清初王学大师李绂作为研究对象，阐述李绂与康熙、雍正、乾隆三帝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评价李绂对陆王儒家学派贡献的同时，辨析了陆王学派与程朱学派之间的历史分歧，分析公允得当，得到了他的另一名导师、著名汉学家史华慈先生的好评。其成果熔成《李绂与清代陆王学派》一书，被收入剑桥中华文史丛书中。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中国由传统迈向现代的分水岭，道德思想的转变表现为“理学”到“伦理学”的递嬗。近些年来，为探索世纪之交中国道德意识的转化，黄进兴的研究也由理学转向了伦理学。他希冀能结合个人对中西伦理学的理解，提出自己的见解。《追求伦理的现代性——从梁启超的“道德革命”谈起》、《清末民初儒教的“去宗教化”》是他在这方面的力作，旨在呈现晚清道德的变迁。为达此目的，他选取了三种具有代表性的文本作为轴线，分析了梁启超《新民说》道德的革命、刘师培《伦理学教科书》“伦理学”的建制化和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道德的“系谱学”，并揭示了其特色。要言之，清末民初道德意识的转化与现代伦理学科的建立同步进行，是值得注意的现象。要了解这一复杂过程，绝非单纯的概念解析所能成事，必须考虑政治、社会以及教育制度的变革。 另外，他还十分重视史学理论方面的建构，以后现代主义作为关注对象，检讨当下史学研究的因应对策。尝试以前现代的治学精神作后现代的事业，并通过阅读大量后现代名家著述，梳理出与史学的关联，必要时且切入中国史学的议题，期以达到交相切磋、知己知彼的效果。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收在《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一书中。 黄进兴社会文化的思想史研究与他的西学背景有关。他于1973年、1975年先后获得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学位，1983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比较系统学习了西方哲学史、社会学、人类学、基督教史，毕业后曾先后任教于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与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现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多处任职及所承担的重要职务也使他有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机会，视野开阔，有助于从全新视角发现问题并提出新颖独到的见解。总之，黄进兴的研究无疑对我们大陆同行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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