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世界十大文化名人

玖叶小说 2014-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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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依次是：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哥白尼、牛顿、达尔文、培根、阿奎那、伏尔泰、康德。

孔子名列第一，是中国人的骄傲。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先世为宋国贵族，后因避乱迁居鲁国。孔子幼年丧父，家境中落，自言“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而立之年开始授徒讲学，打破“学在官府”的传统。鲁昭公二十六年(前516)鲁国内乱，孔子离鲁至齐，不为景公所用，不久即归。晋定公时期，曾为司寇。后去鲁，周游卫、陈、宋、蔡、楚等国，宣扬自己的主张，终不见用。晚年归鲁，从事著述和讲学，整理《诗》《书》等古代典籍，并根据鲁史删修《春秋》。相传孔子有弟子3000人，著名的有70余人。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孔子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个政治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分子。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3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当时孔子已带领众弟子周游列国近十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未就此灰心丧气，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视富贵如浮云

孔子说过这样的话：“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冲突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当然，我们不能单纯地把孔子的安贫乐道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义，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孔子也曾说过：“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谦虚好学闻名，对于各种知识都曾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却不这样看，孔子说：“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率性而为，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30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说：“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以仁待人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阶段的总结。

孔子的思想主要汇集在《论语》中，《论语》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和后学根据孔子的言行记录整理而成，约成书于战国初期。关于此书最初的编者，学术界向有争议，难以定论，但基本集中在冉雍、卜商、言偃、曾参等数人之内。作为儒家思想的脉源，作为两千年来士人必读的文化典籍和初学教育的启蒙读物，《论语》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对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乃至域外文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论语》中的“仁”和“礼”

《论语》一书以语录体写成，文字简约，内容广泛，蕴涵了孔子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仁”和“礼”这两个方面：

一、仁

“仁”是中国哲学史上最重要的范畴之一，也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论语》中的“仁”字，因立论角度而各有不同，其内涵也颇为丰富。关于“仁”的基本含义和具体内容，孔子针对不同的对象，进行了多个层面的阐述，择其要者如下：

其一，他在答复颜渊问仁时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认为约束自身，使自己符合礼的原则，就是仁。颜渊问克己复礼的内容，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同上)认为要达到仁的境界，就要在视、听、言、动各方面都符合礼的要求。

其二，“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同上)提出“仁者爱人”的基本精神，认为“仁者莫大于爱人”。(《大戴礼·王言篇》)

其三，孔子对子贡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雍也》)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认为仁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指出仁者的标准和行仁的方法。所以他的学生曾子概括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其四，“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和做人的根本。

其五，孔子把“仁”视为人生价值中的最高原则，把求仁看作是一个思想修养和道德修养问题，他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严。”(《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认为求仁不在外求，全靠个人自觉，只要净化我心，循礼而行，就可崇德、修慝、辨惑，达于仁的境界。

孔子根据“仁”提出了为政以德的仁政学说。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指出以教化和道德感化来治国的重要性。又说：“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卫灵公》)形象地说明了民众对仁政的迫切需要。孔子主张实行惠民政策，“节用而爱人，使民以食”(《学而》)，为政者要重视的是“民、食、丧、祭”(《尧曰》)；同时还要宽刑罚而重教化，对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反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同上)。孔子还提出“举贤才”的主张，“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认为任用贤能才能服得民心。而为政者则要首先端正自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

二、礼

“礼”是孔子思想中的另一个重要范畴。礼原为夏、商、周三代的典章制度，内容涉及礼节仪式、政治制度和道德规范等。孔子认为周礼因革于夏商，最为完备，是古代礼的最完美阶段。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心也。”(《学而》)并赞叹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

孔子于礼崩乐坏、动荡不安的社会中，把文明社会的制度理想和伦理道德的规范理想寄寓“礼”中，因此他所提出的“礼”并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以此来阐发自己的思想。他认为国家必须施行礼治，社会和个体都必须以礼为纲常，强调“立于礼”(《泰伯》)、“礼以行之”(《卫灵公》)、“约之以礼”(《雍也》)、“齐之以礼”(《为政》)、“为国以礼”(《先进》)，主张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的社会伦理秩序，推崇“圣人”“仁人”的理想人格，认为要在社会制度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体现出礼的规范。在礼的内涵和外在的关系问题上，孔子主张宁从质不从文，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并对子夏“礼后乎”(同上)的理解予以赞赏，认为礼的仁义之质在先，其内涵比表象更重要。孔子在礼的变革上认为要坚持原则和大节，对有违原则的诸般行为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极言“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八佾》)，同时又认为在无关宏旨的小事上可以顺时从俗，所以他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子罕》)程颐对此解释说：“君子处世，事之无害于义者，从俗可也，害于义则不可从。”(《二程集·河南程氏经说卷第六》)

针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名分混乱的社会现实，孔子又提出了“正名”的治乱原则，认为“名失则愆”(《左传·哀公十六年》)，社会的混乱因于名实之乱，要用周礼之“名”来纠正混乱之“实”。因此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并在齐景公问政时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原则，主张名实相符，循名责实。从逻辑思想的角度来看，孔子对名言关系和名实关系的认识，可以视为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启蒙。

在仁与礼的关系上，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认为返于礼中便是仁，仁又是礼的根本，礼是仁的精神具体化和外在化，是贯彻仁的具体措施和目的。

孔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十分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言称自己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的。又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认为如果不能好学深思，仁、智、信、直、勇、刚等品质就会流于“六蔽”，告诫子路学习的重要性。孔子一生更是好学不倦，自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

孔子强调“多闻、多见”，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述而》)多学而知，还要注意思考，否则“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孔子强调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主张行事不凭主观臆测，不墨守成规，不片面武断，不自以为是。这些道德修养的方法也包含了认识论的意义。

孔子在教育上坚持“诲人不倦”(《述而》)，主张“有教无类”(《卫灵公》)，他兴办私学，使得教育的范围突破了“学在官府”的限制。

孔子的教育内容主要有四方面，“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其中道德品质教育是首要的，其次才是学习文化知识，治学要首先立人，所以他要求学生“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并教导学生修业进德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

孔子的教育方法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他教导学生要端正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并提倡“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公冶长》)的精神，指出学习的规律，重视温习的作用，主张“学而时习之”(《学而》)、“温故而知新”(《为政》)。在教育中注重启发的作用，主张“不愤不咎，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根据不同的对象而因材施教，并在“学”和“思”的关系上主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反对只思不学和学而不思。这些思想即使现在看来，仍有着非凡的教育意义。

孔子名列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图）

   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思想家。其哲学思想对世界影响很大。他和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古希腊三大哲学家。

    柏拉图出身于雅典贵族，青年时从师苏格拉底。苏氏死后，他游历四方，曾到埃及、小亚细亚和意大利南部从事政治活动，企图实现他的贵族政治理想。公元前387年活动失败后逃回雅典，在一所称为阿加德米（Academy）的体育馆附近设立了一所学园，此后执教40年，直至逝世。他一生著述颇丰，其教学思想主要集中在《理想国》（The Republic）和《法律篇》中。
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思想家。其哲学思想对世界影响很大。他和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古希腊三大哲学家。

    柏拉图出身于雅典贵族，青年时从师苏格拉底。苏氏死后，他游历四方，曾到埃及、小亚细亚和意大利南部从事政治活动，企图实现他的贵族政治理想。公元前387年活动失败后逃回雅典，在一所称为阿加德米（Academy）的体育馆附近设立了一所学园，此后执教40年，直至逝世。他一生著述颇丰，其教学思想主要集中在《理想国》（The Republic）和《法律篇》中。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思想家。马克思称他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
亚里士多德师承柏拉图，主张教育是国家的职能，学校应由国家管理。公元前335年，他在雅典办了一所叫吕克昂的学校，被称为逍遥学派。他首先提出儿童身心发展阶段的思想；赞成雅典健美体格、和谐发展的教育，主张把天然素质，养成习惯、发展理性看作道德教育的三个源泉。他一生勤奋治学，从事的学术研究涉及到逻辑学、修辞学、物理学、生物学、教育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美学等，写下了大量的著作，他的著作是古代的百科全书，据说有四百到一千部，主要有《工具论》、《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诗学》等。他的思想对人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创立了形式逻辑学，丰富和发展了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对科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亚里士多德把科学分为：（1）理论的科学(数学、自然科学和后来被称为形而上学的第一哲学)；（2）实践的科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战略学和修饰学)；（3）创造的科学，即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