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改革措施、地方实践，并不违背现有法律，反而是对法律的遵奉与回归，比如庭审去囚服化，再比如此前乌坎基层选举。同一个事物、制度或习俗，革除之，不违反现行法律；固守之，貌似也不违法。如此咄咄怪事盛行，正是改革困境的一部分，也是社会进步的阻力所在。
（周星星审案威风八面。）
难得有件好事，这应该算一件。日前，深圳市中院与深圳市公安局联合召开新闻通气会，共同会签《关于规范刑事案件被告人出庭受审着装的通知》，宣告刑事案件被告人与上诉人均需穿便装出庭受审。这也就是说，在深圳各级法院，嫌疑人出庭从此告别带有监管机构标识的服装了。
按理说，这不能算是什么大事，更不是难事。但之所以还被当做新闻爆出来，却正是因为这么简单的事情，其他地方依然少有能真做到的，甚至还有此前曾经宣示要做到，后来又不了了之的。比如厦门中院，早在2006年就出台此措施，但在近年来却又戛然而止，原因不明。而说它简单，则是因为即便禁止着囚服出庭至今没有全国统一的要求，但在全国各地却并不少看到，只是配享此待遇的人群界限泾渭分明，多是曾经行政级别不低的公职人员。
（某人在某国法庭出庭受审，穿着自己的服装，看起来很自然。）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深圳中院在共和国第一个“宪法日”之际开始推行的这一改革，依然值得手动点赞。此前一年，河南法院系统亦已推行这一去标签化的庭审改革，包括了去囚服、去戒具、不剃头等多项措施。
囚服应当被从法庭上赶出去，这本是无须多言的法治常识，也是法律部门忠实于宪法法律所必须要坚持的底线之一，是无罪推定原则的起码颜面。公民在法庭判决其有罪之前的每一分时间，都应该被法律所平视，而不能有任何区别对待，更不该有虐待。囚服、戒具、囚笼这些显性歧视之外，是否充分尊重公民的辩护权利，是否在证据搜集及至庭审的过程令执法者收敛暴虐，要比去囚服的改革更难，尤其是连小小的囚服改革都一波三折的情况下，改革的难度所在，可见一斑。
在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1992年的一份“依法文明管理看守所在押人犯”的通知里，给在押人员穿统一式样的服装，目的在于“便于区别和管理”，但同时禁止在服装上印制类似“囚”、“犯人”等侮辱性的字样与图案。不过现在通行的作法，则是“某某看守所”的简称标识以及统一服装颜色。羁押场所统一着装是为了便于管理，嫌疑人出庭依然统一穿这种歧视性服装，且风行全国成为一种惯例，不仅是执法惰性，事实上这样做的动机中，本身就有立威、羞辱、有罪暗示的成分。法律的尊严，司法的权威，靠的是司法的秉公、中立、专业裁量，而不是其他，更不会是这种低劣的伎俩。问案前先打“杀威棒”的时代早过去了，法治国家连一点这种残余痕迹都容不得。
但凡改革，意在革除旧有不合理的各种制度措施，多面临一些潜在法律风险，那就是新改革遭遇旧制度，甚至明显违反现有法律。前前后后几个地方的庭审禁穿囚服改革，令人诧异的一点在于，这个新改革尽管应者了了，甚至不乏无疾而终，但却并不违背现有任何法律规定。不仅禁穿囚服不违反现有法律规定，更不可思议的是，被不少地方视为“断断不能废”的囚服出庭陈规，本身反倒是没有明确法律依据的。
“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这是改革进入新阶段后的新要求，一则是将重大改革决策及时转化为立法，确保改革在法治框架内推进。而另一方面，不少改革措施、地方实践本身，可能并不违背现有法律，反而是对现有法律规定的严格遵奉与回归，比如庭审去囚服化，再比如此前的乌坎基层选举。
（台词，注意他的台词！）
奉法者、践行法律的公民、地方，不能被视为异己，更不应反而步履维艰。对于此类重申和忠实践行法律的改革尝试，迫切需要在中央层面有强力的支持，并为其在全国范围的推开清理障碍。而不少障碍的存在，无论来自观念，还是被固化的部门利益或便利，都缺少来自法律的否定评价，那种不容置疑的、明确的否定评价。此刻，也正是激活违宪审查机制、启动相关诉讼的契机，国家宪法日从观念到行为，由此起步亦大有可观。
同一个事物、制度或习俗，革除之，不违反现行法律；固守之，貌似也不违法。如此咄咄怪事盛行，正是改革困境的一部分，也是社会进步的阻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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