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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邕（675年——747年），字泰和，江都人（今江苏扬州），祖籍江夏（今湖北武汉），唐代前期著名书法家，尤以行书著名。李邕的父亲李善是精通《文选》学的著名学者，人品学问皆为世人钦叹。李邕少年时期受到很好的文史教育，青年时期才华横溢，受到很多人赏识，也受到一些人嫉恨。李邕为人阔达豪放，做人做事都爱憎分明、行事果决，他曾多次任要职，也曾多次被贬官，最后因得罪宰相李林甫，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他个人生活多不检点，被牵连入罪而“杖毙”，就是被活活打死，结局是很悲惨的。 李邕在当时以文学著名，书法也很高妙，达官贵人、富商豪族以及寺庙道观等都以请他撰写碑铭为荣，传说他前后写了八百多通碑，这八百的数字当然是约数，但能说明他确实写得多，当然收入也特别丰厚，人们认为古今卖文卖字而获利的大概数李邕最成功了。现在传世李邕自撰自书的碑文一般后面都署名是黄仙鹤、伏灵芝等镌刻，后世有人甚至怀疑“黄仙鹤”、“伏灵芝”等都是李邕的化名，就是说他是自撰、自书、自刻，这个传说无非是想讽刺李邕贪财。李邕是当时朝野的名士，后进晚生李白、杜甫等人都把他看作是偶像。清末文人龚自珍为了抬高南朝的《瘗鹤铭》，力贬李邕所书碑刻，他写诗说：“二王只合为奴仆，何况唐碑八百通。欲与此铭分浩逸，北朝差许郑文公。”就是说能够与《瘗鹤铭》书法相媲美的只有北朝摩崖石刻《郑文公碑》，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无法和它们相比，至于写了八百通行书碑版的李邕就更差了，龚自珍是文人无行，他这种评价一方面说明他的无知，另一方面则是受清代碑学思潮影响下的人云亦云。 李邕的书法以行书为主，而且是以行书入碑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现在流传下来的有《叶有道碑》、《李思训碑》、《麓山寺碑》、《东林寺碑》、《法华寺碑》、《李秀碑》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李思训碑》和《麓山寺碑》。楷书摩崖石刻《端州石室记》虽未署名，但后人考证其书法风格近似李邕，且李邕在石刻镌刻的“开元十五年”正在端州附近地方任职，所以一般也认为是他的作品。 《麓山寺碑》开元十八年（730年）立，在湖南衡山岳麓书院，李邕时年56岁，是其书法鼎盛时期的代表作。我以前学习过李邕的行书，对于《麓山寺碑》也曾尝试临习过，但始终没有切入。但在2012年5月的时候，我开始临习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宋拓麓山寺碑并阴》（见附图1），忽然对于这通碑似乎理解了，对其用笔在雄强洒脱中的细致周到也有所体会，真正感觉临习有得，如此持续学习了一年整，直到这次因为写《与古为徒》系列博客才暂时停止。宋代大文豪欧阳修对于李邕书法有一段评价，和我的感受非常相似，他说：“余始得李邕书，不甚好之。然疑邕以书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为他书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笃。譬犹结交，其始也难，则其合也必久。”（《试笔·李邕书》，《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311页）我感觉我能够理解李邕的行书，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我自己的审美感觉和风格追求，最近我又开始临习此碑（见附图2、见附图3、附图4）。在写完《与古为徒》系列博客之后，我可能会再次投入对李邕行书的学习，使其成为建构我的自身风格的基本范型，希望能够实有所得，不要再脱手。
《李思训碑》，过去多认为立于开元八年（720年），是李邕早年行书代表作，但近年来研究唐代书法史的朱关田考证后认为，这通碑并非是李思训下葬时所立，应该立于开元二十七年之后（739年），李邕时年65岁，可以作为他后期行书的代表作。不管《李思训碑》撰写年代是早还是晚，它都和《麓山寺碑》一起成为李邕行书的两种代表性作品，且两者在风格上各擅胜场，其中《麓山寺碑》笔力强健，结构沉着稳重，而《李思训碑》则行笔迅疾猛利，结构倚侧跳动。我过去临习李邕行书就是以《李思训碑》为范本，用的是中国书店1986年版的本子（见附图5），但经过与刊载在《书法》杂志1982年第6期的本子比较（见附图6），相差甚远，后者笔画更厚实、笔法细节更精彩，这次我试着临习《书法》杂志刊载的本子，感受其洒脱劲健的风采（见附图7）。传统评价中，往往以《李思训碑》为李邕行书代表作，而我个人更喜欢《麓山寺碑》，喜欢其沉稳中的劲健，这应该与个人的性格、审美好尚有关。
《端州石室记》是摩崖石刻，刻在广东高要七星岩，刻于开元十五年（727年），李邕时年53岁，是其传世作品中难得一见的楷书。《端州石室记》虽是楷书，但在运笔和结字上都有飞动、连续的态势，不同于此前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的严谨雅致，也不同于后来颜真卿、柳公权的刚健笃实。遗憾的是朱关田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第23卷《李邕》中没有收录“端州石室记”，网上的资料下载打印后不太清楚，我只能用《书法》1982年第6期选刊的一页作为临习材料（见附图8），虽不能得其仿佛，且聊以过瘾（见附图9）。看了李邕的《端州石室记》，就会体会到北宋苏轼的大字楷书应该是受其影响很深的。过去有人评价苏轼的书法如“老熊当道，百兽畏伏”，但和李邕的书法尤其是《端州石室记》相比，苏轼也当畏伏。我平常不喜欢古人评价书法时所用的形象化比喻，但我现在也想套用这种方式评价李邕的《端州石室记》，认为其书法如“幽燕老将，气沉力雄”，识者一笑。
最近在学习李邕书法的过程中，我对李邕及唐代行书的形态与演进趋势有一点自己的心得，写下来以备将来查考。我认为，唐代初年的行书可分为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曹魏时期大书法家钟繇所擅长的三种书体，据南朝刘宋时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中说：“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铭石书”是铭刻在碑石上的正规书体，就是当时流行的楷书意味浓重的隶书，如现存曹魏时期的《上尊号碑》等（见附图10），这通碑是劝进曹丕的，而钟繇是当朝重臣，所以后人猜测可能是钟繇书写的；“章程书”是日常公务、教学中使用的，应该就是新兴的楷书，一般书写得规范而简捷，如传世钟繇的《贺捷表》等（见附图11）；“行押书”指朋友之间书信用的，应该是当时新兴的行草书，传世刻帖中钟繇的行草书虽真伪难定，且难免讹误，但也可为辅证（见附图12）。
我们一般在谈到后来行书的发展时，往往会单线条地理解为钟繇擅长的三体中的“行押书”的独立发展，比如它为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所大加发扬，并在南朝士大夫之间盛行的那样一种书体，代表作如王羲之的《丧乱帖》、王献之的《二十九日帖》等，这个意义上的行书的发展是确实存在的，也是唐朝之前行书发展的主流，但需要注意的是，唐代初年的行书的发展并非这一条线索，还有另外两条行书发展线索值得注意，这就是由“铭石书”和“章程书”“草”化发展出来的行书，即唐代初年的行书不仅来自于行书传统，也来自于楷书传统的演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书法演进的视角，前人未曾如此明言，这算是我学习、研究书法中的一点心得。由钟繇所擅长的这三种书体演化出来的三种行书系统在唐代初年都有其表现，也都在相互融通之中，而李邕的行书风格正是在这三种行书系统的背景下形成的，达到唐代行书也可以说是中国书法史上行书的一个高峰。 由“行押书”发展到唐代初年的行书系统，可以唐太宗李世民等人为代表。李世民极力推崇王羲之书风，在整个唐代书坛影响深远，尤其是一些集王羲之行书而成的碑版如《怀仁集王书圣教序》等（见附图13），更为王羲之行书的普及提供了基础。李世民推崇王羲之行书并身体力行，他自己的行书在风格上追摹王羲之，而且还开创了以行书入碑的新风尚，现存的《温泉铭》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见附图14）。李世民所继承发扬的王羲之行书是唐代初年行书的主流，唐玄宗李隆基继承祖上传统，他的行书学习王羲之，传世的《鹡鸰颂》一帖有后世行书学者难以体现出的魏晋风度（见附图15）。晚唐的杜牧是大诗人，而他传世的《张好好诗》一帖（见附图16），仍然延续着这种江左风流的余波。这种行书的特征可以概括为笔法以倚侧绞转为用，结构上左右互动、上下牵连，字形多小，尤其是在书写节律上是以轻快的流动为主，而以转折及结束单字时作动中之静，整体风神洒脱，李世民、李隆基、杜牧虽只能得其仿佛，但也不失规矩。
由“章程书”发展到唐代初年的行书系统，可以虞世南、陆柬之等人为代表。钟繇三体中流行最广、应用最多的当属“章程书”，士大夫之间往来多用“行押书”，但也不废“章程书”，东晋南朝时王羲之最受人崇奉的是他发展钟繇“章程书”而来的小楷书《乐毅论》、《黄庭经》等，这种小楷书因其整齐、美观，具有更大的实用性，更多为当时的政府官员尤其是从事具体行政事务的底层官员、书吏所应用，当然也为整个社会所应用。“章程书”在流传中自然伴随着“草”化的过程，这种行书是依附于“楷书”的，而和直接从隶书“草”化产生的钟、王“行押书”有着不同的面目和气质。由“章程书”演变出来的行书的最大特色是因其实用性而导致的整齐、流畅，笔法易方为圆、字形统一，这当然是为了方便快捷而又易于认识，而这带来的后果就是气势上的萎缩，它总体上呈现出向下的态势，已无钟、王“行押书”八面出锋、气势跌宕的丰富内涵，尤其是在书写节律上以缓慢运笔为主，在个别处轻快放纵以为调节。虞世南在唐代初年被看作是王羲之书法的正统传人，在我看来他只是钟、王“章程书”及其演变出来的行书的正统传人，传为其所作的《汝南公主墓志铭》温润洒脱，但又不失规矩（见附图17）。陆柬之是虞世南的外甥，书法师承其舅，传为其所作的《陆机文赋》更是在整齐中显示出温润蕴藉（见附图18），其中一些字形与《怀仁集王书圣教序》中的字形很相似，但精神气质迥异，知道了他的行书的渊源所自，对此也就不难理解了。
由“铭石书”发展到魏碑，再发展到唐代初年欧阳询的楷书及其行书系统，而李邕的行书正是这一系统的发扬广大者。钟繇擅长的“铭石书”是镌刻于碑版上的，多为大字，要求端正庄严，钟繇时期的“铭石书”如《上尊号碑》等就是如此。《上尊号碑》虽是隶书，但已有很多楷书的因素，在其后的发展中，进一步楷书化，“铭石书”在南朝因“禁碑”及士大夫耻于碑版书丹等而式微，但在北朝“铭石书”却不断发展，“魏碑”就是“铭石书”楷书化的典型。唐代初年欧阳询的楷书深受北朝楷书的影响，但他的行书仍然是“铭石书”的用笔、连笔、结构方式，显得生硬笨拙，在“铭石书”的“草”化上并不成功。李邕行书基本骨架来源于铭石书，但也吸收钟、王“行押书”的因素，笔法上方圆并用，结构上上松下紧，凝重中显洒脱，倚侧而稳固，在书写节律上快、慢结合，快、慢运笔之间迅速转换，这正是造成李邕行书给人以豪放洒脱的原因，和“行押书”的快中有慢、“章程书”“草”化的慢中有动相比较，李邕从“铭石书”“草”化发展出来的这种行书节律是最难掌握的，也是其难学的原因。李邕的行书从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向上的态势，这和由“章程书”发展出来的虞世南、陆柬之的行书向下的态势迥异，也不同于钟、王行书的左右跳荡之势，承续北朝“铭石书”的雄强本真，又表现出初盛唐时代人们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他的八百通行书碑版也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他的行书精神气质的认同。李邕行书之所以形成这种风貌，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唐代初年存在着代表北朝粗犷豪放的“铭石书”“草”化的传统，另一个则是李邕个人身上的英风豪气使它与“铭石书”“草”化风格相契合，并且还能够在其基础上踵事增华。 李邕的行书以其深厚的功力和高迈的审美风貌为后人激赏，誉为行书圣手，明代大书法家董其昌把李邕与王羲之相提并论，誉为“右军如龙，北海如象”。过去的评论者往往认为李邕是学习王羲之行书的，但和王羲之风流洒脱的行书比较起来，李邕的行书又显得豪放粗犷，北宋大书法家米芾就站在尊崇二王的立场上评价李邕行书“如乍富小民，举动屈强，礼节生疏”。实际上，李邕行书成就的取得，不能简单地看作是王羲之以来的“行押书”传统在唐代初年的发展，而应该说是以“铭石书”为基础而又综合它家的唐代初年三种类型行书的集大成者，他的成就不是拘于一种类型的书法家所能达到的。但从唐代以后行书发展的趋势来看，占主导地位的不是代表魏晋风流的钟、王“行押书”，也不是李邕以“铭石书”为基础发展出来的飞扬跋扈的行书，而是从钟、王“章程书”发展出来的循规蹈矩而秀美流便的行书风格。章太炎提出过“俱分进化”的观点，就是说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善亦进化、恶亦进化，令人击节称善，书法史也是如此，书法在历史上固然有向着优质化、丰富化方向的发展，同时也有着不断简单化、平庸化发展的倾向，而这也正是历史学习的重要意义之一。当代书法尤其是行书的发展，从效法明清诸大家进一步走向对北宋苏、黄、米、蔡行书的学习，再进一步走向对李邕行书的学习，就有可能深入到行书艺术的内在根源中去，看清其历史脉络和当下可能的发展方向。 李邕在谈到书法学习时，说过一句名言：“似我者俗，学我者死”。而后世专门学习李邕行书的人也确实很少，这应该和我上面讨论的唐代以降行书发展的大趋势有关，也和李邕行书动静无端的运笔节律造成的学习难度有关。但李邕作为王羲之之后行书的新高峰，对后来者还是产生了巨大影响，历代大书法家如北宋的苏轼、元代的赵孟頫等都曾借鉴其行书风格。作为宋代书风的开创者，苏轼深受李邕的影响，黄庭坚评价苏轼书法时说：“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山谷题跋·跋东坡墨迹》）苏轼的大字楷书在字形取势上有李邕的影子，但他的笔法是颜真卿以后的风尚。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的书法取法二王，但在我看来他受李邕影响很大，有意思的是，赵孟頫的行书接近二王，而他的楷书尤其是大楷书却接近李邕的行书，写得洒脱自在，没有唐代颜真卿、柳公权楷书的规矩与拘谨。后世专攻李邕行书的有清代中期的书法家梁巘，他的自运之作现在看来不过尔尔，但所临习的李邕书作在飞动中更加润泽（见附图19），颇为可观。
现代书法家中学李邕而有成就的有徐本一、颜家龙、李铎等人。徐本一是改革开放以来较早出名的湖北的中青年书法家，他早年效仿李邕行书，我在《书法》杂志1984年第1期上读到他的书法作品（见附图20），非常喜欢，而他这副作品在杂志排的版面中排在欧阳中石的一副精品作之前，可以看出当时他在书坛的地位。颜家龙是近年刚去世不久的湖南书法家，其作品中有一种凝重而又洒脱的风格自是得益于对李邕行书的学习（见附图21）。李铎是当下中国书坛与欧阳中石、沈鹏齐名的名家，被誉为军队系统书法第一人，他早期效仿郭沫若的行书，在几十年的学习过程中，转益多师，终于形成自己的独特面目（见附图22），他自己没有关于学习李邕的表述，但我感觉他的书法中有李邕的东西。
写完李邕，我的系列博客《与古为徒》按照计划正好写了一半，用了八个多月的时间，比原先计划的写作时间加速了，感觉是越写越认真、越写越难写，但我将坚持下去，给自己过去的书法学习作一个较为系统的总结，也给自己以后系统反思书法打下一个较为扎实的基础。过去的三十多年，我学习书法基本上都是临摹古今法帖，在这基础上尝试创作，虽然会阅读书法史、书法理论著述，学习某家法帖时也会考察其文化背景、师承源流等，但对于一般性的书法知识、理论探讨之类没有认真系统地做过，也对之持鄙视态度，就像我在小学当老师时对于教学法、教学研究之类同样持鄙视态度。这是我过去的实际情况，是自己视野狭隘、心态闭塞的自然表现，今天我的想法开始转变，我觉得理论探讨是应该的，与实际的临摹、创作是互动关系。我还有一个更大的设想，等以后有时间、状态好的时候，我想参照这种方式，写一个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系列博客，写出自己理解到并且感兴趣的有内在脉络的历史发生学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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