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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丁氏时代和知识的前行者
2014年12月15日 来源：齐鲁晚报 【PDF版】 2012年7月,丁肇中回日照,推开祖居的大门。 (资料片) 丁肇中一直念及自己的祖籍故里——日照涛雒镇。他在战乱中离别故乡,故乡仅仅留给他一个童梦般的印象。 但就是这个小镇,在近代中国的百年激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从这里走出的丁家人,参与了近现代中国的种种变革,他们中既有实业家,又有政治家、教育家,诞生过同盟会的创始人,还出了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着实让这个家族分外耀眼。 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 从科宦世家到经商世家 11月21日,距离日照海边不远,就是丁肇中祖居,规制之宏大让记者颇为震撼。 祖居“种德堂”建于清光绪年间(1898年),商号“同生”,为“五宅”内一大庭院,共有各类房屋33间,建筑面积560平方米,是丁肇中曾祖父、祖父家庭住宅。“日照丁氏是经商世家,丁肇中家也是经商的。”日照丁氏第十五世丁梓元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不过,日照丁氏家族一开始经商的寥寥,而是致力于仕途。 “日照丁氏家族仅在清朝,即出了14名进士和49名举人。”丁梓元介绍,日照丁氏崛起于明末清初,在清初出现了很多官员,“如担任福建按察使、江西布政使的丁士一,还有其他担任知府、知县的。” 但到了乾嘉时期,日照丁氏在仕途上开始走下坡路。道光至光绪年间,又逐渐复兴,特别是道光元年(1821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间的84年,丁氏家族共产生了8名进士、8名举人。 随着中国被迫开放,丁氏家族不满足于科举,转而瞄准商机。日照丁氏家族研究者、北京十三陵特区明代帝陵研究会副会长刘少华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其实在清朝中期以后,丁氏家族就开始从事一些商业活动。 咸丰年间,丁开轩开办了“广记”商号,做运输业务,“‘广记’有大风船4艘,土地2500亩,是涛雒最大的商号兼地主,丁守存也在江苏赣榆县开设‘广记商行’,资本20余万,开展运输买卖业务,每年净收入达5万元。”刘少华说。 辛亥革命后,全国兴起废私学、办学堂、建银行的风潮,各地提倡发展民族工商业。于是,日照丁氏后人丁廉泉,与他人合股在涛雒镇开了“汇昌银号”。 “这是日照第一家私营银行。”丁梓元告诉齐鲁晚报记者,清光绪年间,丁廉泉给涛雒的大铺号“广记”当店员,被派驻上海多年,除给“广记”采购、推销货物外,还给上海一些商号推销物资。家乡的花生米、花生油等土特产,经他运到上海,而上海的洋布、纸张、火柴等也要经他销往涛雒,“丁廉泉就是如此发家的。” 挣到钱后,丁廉泉便在涛雒放贷,如此慢慢创立了银行。 涛雒曾是日照最大的集镇,海陆交通便利,经济繁荣,货栈、商行等铺号一度多达83家,其中有72家出票子,“汇昌银号”也因此有了长足发展。 丁梓元还告诉齐鲁晚报记者,父亲丁希梅就是经商出身,“和丁廉泉一样,往返于涛雒和上海两地,将两地物资运往对方。”丁希梅还是当地药店“济生堂”的董事长,“建国后,济生堂改为涛雒镇卫生院。” 开商号保证族人读书一个不落 早在三世丁珩生就对儿子丁允元、丁允登的教育不遗余力,经常手写座右铭告诫儿子,敦促他们刻苦读书,后来丁允登中贡生,丁允元中进士,让日照丁氏从此步入仕途。 刘少华告诉齐鲁晚报记者,丁氏家族对读书好的族人有进行救助的传统。丁然“闻族众戚党有志上进而力不逮者,必委曲多方扶持之,逢考试兼以貲。”这样家族内部无论贫富贵贱,子弟都有了读书学习的机会。 “丁肇中家在当地也是大地主,他们的商业发展为子女教育提供了经济保障。”刘少华告诉齐鲁晚报记者,日照丁氏家族经商所得既可以供应应考子弟的考试费用、盘缠等,又可以发展家族的基础教育,包括建私塾,资助族中的贫困学子,有利于族人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 丁梓元告诉记者,在他们家,从商前必须接受私塾教育。“我的父亲丁希梅就是如此。” “中华民国建立后,丁氏家族开始进入新式学校接受新型教育,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洋法政学校、北洋警务学校等著名学校都有丁氏族人,从而涌现了一大批科学家和艺术家。”刘少华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虽然我们可能是科宦世家,经商世家,但丁氏家族一直重视教育,‘耕读为业’是我们家族的家训。” 丁梓元说。 丁肇中的父亲丁观海,先后入读山东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后进入美国密执安大学,攻读土木工程弹性力学专业,并获硕士学位。1936年回国,先后在河南焦作工学院、青岛大学、山东大学任教。1950年春天丁观海到台北太旺大学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担任教授。 丁肇中在接受央视《大家》的访谈时表示,父亲丁观海告诉自己法拉第、牛顿的故事,而母亲王隽英教他从兴趣出发。 “还有丁履德,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在耶鲁大学深造,1946年担任美国纽沃克工学院教授,1950年担任山东大学工学院院长。”刘少华说。 生于1930年的丁梓元说,自己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从1950年到1980年的三十年里,先后在涛雒六甲庄子小学、栈子小学、涛雒小学和安东卫初中等学校任教,而当地人也一直有重学的传统。 改革开放前,农村很贫穷,识字的人少,一听说来了教书的人,全村人都很敬重,会拉着小毛驴去接。丁梓元向齐鲁晚报记者回忆,“每年七八月,我要挨家挨户确定上学的学生,有的家长不让上,我就去求,有学生家里穷,我就自己掏钱给他交学费。” 目前为止,丁梓元一门已经出了12名教师,自己和妻子,自己的一个堂哥、一个堂弟、三个堂妹和两个堂妹夫,一个侄子以及自己的二儿子、儿媳妇都在传道授业解惑。 丁肇中两次“讨”家谱 更引人注目的是,日照丁氏与近百年来的国运紧密相关,其间涌现出了一批革命家。“丁惟汾为同盟会元老。”刘少华说。 1903年,丁惟汾入保定师范学堂。次年,以官费赴日本明治大学学习法律专业。1905年,参加同盟会的成立大会,并宣誓入盟。会上推定各省主盟人,丁惟汾和徐镜心被推为山东主盟人,同时指定了丁惟汾负责对国内山东省革命同志的通讯联络。 “家族中还有共产党员,丁基实1921年考入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工预科土木专业。1924年经恽代英、邓中夏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山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刘少华介绍说。 “丁氏家族与国家、社会的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明朝大部分时期,丁氏一直处于沉沦状态,以致连族人的名讳、世系都没有记载。清朝初期,家族进入繁荣,中期后,清王朝因各地的农民起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而风雨摇摆,迫切需要治世人才出现,抵抗捻军、发展商业的丁守存就起于这个时期,从而开启丁氏家族又一个辉煌。”刘少华说,“到了清末民初则出现了丁惟汾、丁基实等人。” 不过,这个家族的精神传承曾一度中断。 1949年,丁惟汾随国民政府渡海迁台,也将《日照丁氏家乘》带到台湾。这是旅台日照丁氏的唯一家谱,但因台湾气候,不久家谱就霉变、虫蛀。 1985年,丁肇中获诺贝尔奖后第一次回日照省亲。临行前,丁观海就嘱咐他,回大陆要想方设法找到一本家谱带回来。到日照后,丁肇中通过族人找到两套丁氏家谱,一套完整的,一套缺4册。“完整的家谱十分珍贵,没有让丁肇中带走。族人连夜组织手抄,丁肇中将这套缺的连同手抄部分一起带回了台湾,后来在台日照丁氏族人将那份家谱翻印,又送回大陆4套。”丁梓元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2012年,丁肇中再次回到日照时,日照将重修的《日照丁氏家乘》赠送给了丁肇中先生。为防家谱受损,日照当地专门从杭州定做了香樟木箱子来盛放。 “有了这套书,我可以找到‘上面’的人,看上辈的人一代一代做了什么事情,让家里人了解过去的历史。”丁肇中说。 在刘少华看来,正是这份完备的族谱,让人看到一个家族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并让日照丁氏能够做到“敬宗收族”,极大地增强了家族内部的凝聚力,从而让丁氏家族宗族和睦、长幼有序、同心同德的传统一直被族人极力加以维护,成为一个理想家族的成功典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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