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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四月说出真相 ——评卡达莱的长篇小说《破碎的四月》 文/刘恪 春天永远在世界各地绽放，它的香息它的美丽是那么蛊惑人心。同时又有人感受到它是死亡的仪葬。春天是生命在诞生与衰亡的关键链接之上辉放的，是春天把各种各样的情结播放在遥远而有异域情韵的国度里，让每一个种族品味出它的欢乐与哀愁。我就是在这样一个春天，北京西郊的一个春天里读着那么一个关于春天的故事。 《破碎的四月》刚刚由重庆出版社出版，是新鲜的，刚出版的新书还散发着油墨的香味，那些文字还留着令人发烫的手温，页码与字行中荡溢着难以理解的情怀。我看了它的创作时间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距今快三十年了，跨过久远的时空向我们殷殷传送那腐朽、死亡、仇杀和血腥的气息，在春天里，在一个刚刚度过的暖洋洋的冬天里，在春天里我们经受了这个冬天里最冷的一天。我读着一本与鲜血有关，与仇杀有关的卡努法典。 首先我们说说这部小说的故事语法。这不是一部乔戈复仇的故事小说，因而也不在于展示复仇核心的主谓宾，而是一个介词结构的，关于复仇的故事的反思。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关于复仇问题的讨论。深入下去是一个民族如何对待复仇，乔戈复仇之后的种种感受与体验，或者换成作家巴西安角度如何看复仇，以及一个女人迪安娜又怎样看待复仇。复仇如何成了卡努法典组合为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既是他们乐于趋奉的游戏，又是他们极为恐惧的心理。一个民族活在这双重性压力之下，靠血税支撑一个制度化等级世界，他们全部生活的理由便是由这种法则去减少生命来维系某种社会群体得以苟活。生存的潜规则居然是一个巨大的悖论：生活是这样一个事实，复仇成了日常生活，于是人们生活在流血、死亡、悲伤的恐惧之中，这业已成为一种文化，一种传统，另一方面人们没有复仇不行，换句话说，生活没有流血、死亡与恐惧，人们又不习惯，没有恐惧与压力，他们又不知如何处置自己的生活，这是一种巨大的悲剧，这种悲剧实在超出了人类想象的极限。 这与执行卡努法典的城堡王子，及其血管家阿克瑟里亚的生存准则有极大的不一样，因为他们是靠血税、复仇、死亡等一些有效手段而维持管理，维持生活，这样复仇越多他们收入便越多，这也构成了一个很奇特的规则：死亡是维持他们管理的有效手段。注意，这不同于以镇压枪杀为代价的管理。前者是死亡构筑了一种生存状态，后者是以权力来维护等级的生存。也就是说城堡王子与血管家的维护复仇是可以理解的。而人们对复仇的既恐惧又容纳的态度是不可理解的。正是因为这种不理解便有了阅读这个故事惊心动魄的感受。 伊斯梅尔·卡达莱的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故事极为简单明了。《亡军的将领》讲的是一个意大利将军去阿尔巴尼亚挖取二战死亡在其领土上的意大利士兵的骸骨，并送回故乡安葬。《婚礼》是一个少女冲破包办婚姻而找到自己真正的爱情。《金字塔》写埃及法老喜欢那种繁文缛节的生活。《破碎的四月》故事也极为简单：科瑞克切打死了乔戈的哥哥。乔戈，二十六岁，为哥哥复仇，在路旁伏击仇人。打死后利用三十天的休战（贝萨协议）去城堡交血税，路中见到了迪安娜而梦牵魂绕，在一个十字路口他们可能再次相会，这时仇家枪击了乔戈。注意卡达莱的故事是简单，不是破碎。他并不使用过多的先锋技巧。故事是单线索的往前发展，在故事中比较注意穿插几种不同的视角，这些视角主要用来审视人物、事件或者某些理念。在这些简单故事上重重展开内心描写，或者重叠式的思辨。一般撞入的视角均强调事件的细节性，人物对核心问题的阐释。 《破碎的四月》切入视点很有意思。开始以乔戈视角写他复仇与交血税。这是一种反讽性叙述。因为乔戈一点也没想去复仇。他在等待仇人时几次想放弃，他甚至觉得他看见了那个人脸上一丝讽刺的笑容，他六个月前曾失过一次手，而这次击杀对方，仅仅是为了不赔付人家一大笔钱，因为杀而不死要赔对方钱。乔戈把人打死了，他木然地做着，仿佛这一切只是一个梦。父辈把复仇视为一种荣耀，让乔戈去城堡交血税（卡努法典规定复仇流血要交税），而且这个血税是乔戈一家的所有积蓄。两个家族的复仇已经有了四十四座坟茔。这种残酷性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并不在于失去了多少生命，而是在死亡已经规则化，法典化。复仇成为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时间一天天过去，乔戈渐渐明白其余的部分，那些与日常生活有关，而不是那些血淋淋的部分，是与流血部分紧密纠结的。这些内容互相渗透如此之普遍，以至于没有人能真正说出哪个部分在哪里结束，而哪个部分又从哪儿开始。整个法典在被构思的时候就被认为是互为因果的，一个导致另一个，无暇诞生血腥，血腥诞生无暇，周而复始，代代相传。（见《破碎的四月》第17页。）法典理论上应该保护弱者保护生命，维护的是人类共同的利益。这部卡努法典奇怪之极，它保护的是规则，是事实的结果。她允许的是生命可以厮杀，这势必产生杀戮引起的多项规则。人们弃绝具体的生活内容，而是把个人生活置入不可改变的规则之中，是规则构成了强大的生活悲剧。乔戈的叙事是一个复仇介入者的自叙，带有他自己强烈的情绪体验色彩。 转头，是从他者视角来看待复仇，这个视角表面看来是一对新婚夫妇巴西安和迪安娜的，实际上这是两个视角，巴西安从写作体验出发，从理性上他已充分认识到北部高原那种原始复仇的性质。并已经写过多篇论文。他的理性批判态度是明确的。而迪安娜是纯感性的，普通善良女性从猎奇到陷入恐惧悲哀之中，她真切地经历了一次，活着只是因为死亡在休假的过程。这是她为什么只见乔戈一眼便深深陷入了无尽的牵挂，那个悲伤的灵魂更容易引起共鸣。从乔戈最后发疯一般地追赶迪安娜来看，真正唯一心灵沟通感应的是这样一对男女。而巴西安和迪安娜多少有些貌合神离。王子请巴西安到古堡来，各自目的不一样，巴西安的北部高原一行体验这种民族文化的习俗，仅是为了他的创作，虽然他也认识到复仇错误的根源，但从实践上说巴西安是无所作为者，因此，他不过是古老风俗的观光客。迪安娜多少还有一点正义的化身，同样作为女主人公她没什么作为，但某些特殊的细节暗示，她的存在和她的心理变化是极为重要的。有一个卡努法典的解释者阿里·比那克，在当地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决定胜负，可以断人生死，但见到迪安娜他都感到胆怯，并且产生畏惧害怕（暗示性的）。血管家是公开地表示害怕迪安娜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她的美丽，或者善良中的威严。还是从根本上说，他感到只有迪安娜才是不可战胜的。随后不久，迪安娜看到了山民乔戈，这使她永不忘怀，她是从心里把乔戈比成丹麦王子。以一个女人的视角来对比马克和乔戈这是很有意思的。它拓深了迪安娜的内心情状，或者她身上一种根本的质地。直到她误入了庇护塔，受到了极大的惊吓，（她暗含着寻找乔戈的动机）她最后离开高原。一个女人外部没什么过多行动，也没有大量的内心独白，但她却在文本中极具象征意味，是一种非常有力量的存在。 血管家也是一个很好的视角。他与王子作为法典的维护者，也如同那些山民的长辈一样，把复仇看得特别重要，他们作为法典的维护者，还不如说是自身利益的维护者。这样看来他们仅是为了一种统治权力和个人的既得利益者。假定视角如此，那么它的深度便有限了，因为一个统治阶级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在手段方法，制度权力的残忍上，人们都是可以理解的。由于卡努法典的保护，他们是强势者，他们已经合法化了。用王子的话说，多少王国都被从地球的表面清除了，可欧罗什始终屹立不倒。既然是那么坚定的东西，为什么血管家却被迪安娜吓住了，这似乎又暗示了血管家代表的某种东西的脆弱性。他是世仇和复仇行为的煽动者，一种表面看似强大的恶，其实也有它本质的虚弱性。血税居然是一本《血之书》，它是整个世代高原复仇的历史记载。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邪恶，但它为什么得以世代流传，里面又含有一些更惊心动魄的东西。 鲜血永远不会遗失，而且只有以血赎血。 真正人性化的，因为这复仇的法律自身就倾向于通过警告人们而劝阻某次可能的谋杀。 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从还在摇篮时就开始习惯他们的世仇，他们不能设想没有世仇的生活，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试着跳出他们宿命般的结局。……两种世仇中，旧的那种根植于历史，新的那种有其自身的活力。 从这位血管家视角出来的东西是骇人听闻的，但它同样也具有巨大的启示性。他的宣判某种意义上也是世界终结性的宣判。例如我们面对传统故事和代代相传的神话，我们很难说我们是提升了还是减少了死亡的数目。如果说我们传唱的是世仇，那么被印在书本里的东西只是口头讲述的尸体。这揭示的是我们文字所传的历史同样也是仇恨的历史。 我们从强盗的逻辑推导出来的不是强盗的本质，而是我们这个现实世界一种普遍的危机。这又有谁会想到呢。这种视角上的独特性是卡达莱所有小说的鲜明特征。 《亡军的将领》也具有这种新颖独特的艺术个性。将军受命找回自己士兵的骸骨是件很悲壮的事，但将军不断面对敌国，面对事实本身的真相不断反思战争的真相。在思辨状态下采用复沓手法把过去战争的细节插曲一般楔入，那个逃兵的故事与Z上校的故事都让人心灵一次一次地震撼。他们挖掘遗骨不如说是挖掘战争的真相，因此是他们再现战争，用将军的话说比战争还艰苦。更重要的反思揭示出战争是这个民族自身的组成部分，因而这部小说导致了超越战争的自我批判。而根源在于民族自身的仇杀。这种深度是许多革命者自身也不敢正视的。小说的特点在于卡达莱善于捕捉人物的内心对话，描述语言简洁，带有暗示与反讽，心理展示采用逐层剥笋的方法，心灵最震撼时是细节最 残酷的时候。应该说《破碎的四月》民族特色更浓，也许通过两次转译作者的口语特色与民族味全部丢失了。 乔戈已经到了四月，但春天难觅踪迹，这是破碎的季节，是一个死亡的季节。四月以亡灵方式呈现，采用了艾略特《荒原》中的四月是一个死亡季节的意象。破碎让所有人伤心。到了四月十七日乔戈面临人生终点，所以他说四月是被斩断，砍掉的。四月成为一种哀悼，一种仪葬，保持同春天某种本质上的反差，不能不让人长长地叹息。而这样的四月竟成为西方传统的一种习俗，一种意象。这也就长长地警示着全体人类进行精神反思。 这难道仅是阿尔巴利亚民族的话题？不是。它是全世界各民族自身反思的切入点。民族是什么？安德森说，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想象的共同体》第5页，上海世纪出版）我们经常被这种共同体所欺骗而忽略了个体，区域性个体弱点带来的变异与病态在一种文化想象中构成了民族整体上的大问题，导致了世界和平失去保障。越是古老民族他的复仇意识越强烈。丹麦，西班牙，拉美，汉族等民族都是如此。复仇是杀戮，被我们弃绝，但复仇又是一种强烈的民族活力与生机。每个民族都会面临这种悖论。怎么办，谁为我们驱赶这种宿命。我有何能为。写完上面的文字，蓦然回首，今天是三月十七日，是乔戈复仇的日子。我的天，我的文字便充当了枪手，难道我也开始了一种复仇。 不敢说，我心中没有仇恨。因为复仇早已是人类共有的集体无意识行为了。我们吁求一种上天的神，救赎你万世的子民吧。 （本文原载《世界文学》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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