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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月29日上午的第十三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CSE2014）上，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的李光伟教授进行了题为“糖尿病预防向哪里去——大庆20年随访研究的启示”的大会报告。
糖尿病不能根治，其并发症需终生治疗。IDF多次强调预防比治疗更重要。但是做全球性大规模糖尿病预防到底有没有充分的理由？IGT到底有多危险？这些问题必须得到回答。 我国大庆糖尿病预防研究显示，基于OGTT的新诊糖尿病人群在23年随访期有56%的人死亡，而同期血糖正常者仅死亡21%，前者的死亡比后者还提前了10年；作为糖尿病前期的IGT也已被证明如不进行干预20年间会有93%的人恶化为糖尿病。可见不进行干预后果之严重。 随着大庆及国外DPP和DPS相继证明糖尿病不仅能被预防，而且生活方式干预有长期的后效应，其对糖尿病的预防作用在积极干预结束后可持续7~14年之久。看来做高危人群的糖尿病预防理由非常充分了！ 对糖尿病学界而言的确如此，但对于整个社会则不尽然。2014年英国剑桥大学Nich. Wareham教授在Lancet-Diabetes指出“因为无症状的人不将自己视为患者。T2DM是一个‘生化指标’而非临床结局。只降低糖尿病发生率就值得行动吗？人们期望看到降低糖尿病的发生率能降低糖尿病相关的不良健康结局---- 临床硬终点。” 经过23年的漫长等待和观察大庆研究终于发表了硬终点的报告: 六年生活方式干预能在其后20年降低47%威胁视力的视网膜病变，40%心血管死亡和30%全因死亡；今年早些时候美国DPPOS也报告了其15年随访生活方式干预在女性能有效降低视网膜病变，但是仍未看到心脑血管疾病的减少，人们在等待他们25年随访的结果。
今后的糖尿病预防向哪里去？怎样找出干预的靶人群？用OGTT筛查是个美丽的传说，还是‘陷阱’？我们的老祖宗关于‘舍’和‘得’的智慧能否帮我们走出这个陷阱？生活方式干预强度如何选择？个体干预还是小组干预性价比更好？干预时机是否有个黄金期？药物干预前景如何？二甲双胍是否会在今后某个时刻提上日程？ 总之，正如Nich. Wareham所言：“这一领域有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那就是‘怎么样在真实世界做糖尿病预防？怎样才能摆好高危人群和普遍人群的有效投入？……”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一大批有社会学、经济学眼光，能从国家的高度审视糖尿病防治的专门家。 更多会议精彩内容请见>>第十三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CSE2014）专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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