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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战场秘境追踪:土木堡古战场 (十六)

2014-12-16  草庐经略
 

 

                           土木堡古战场 --- 对于明朝永远是个噩梦

 

    五百多年前,明英宗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御驾亲征,准备击败瓦剌军。结果,“土木堡之变”使“一代国君”成为“阶下之囚”,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土木堡之变”因此也成为明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那么,这场战争的导火索是什么?即将灭亡的明朝是如何被挽救的?如今的土木堡遗址又是什么样呢?

一、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土木堡

    558年前的夏季,明王朝在离自己都城只有两程的地方把自己的皇帝弄丢了,那个皇帝就是后来成为蒙古人阶下之囚的明英宗,那个地点就是土木堡。此后,明朝走上了内乱和崩溃之途,最终,北方草原部落和来自东北关外的女真人进入了北京和整个东亚大陆。从土木村的东南城墙俯瞰,整个村庄是一片被城墙围合聚拢的谷地。

1. 一战成名的土木堡

    土木堡原名统幕堡,明朝英宗皇帝为了抵抗漠北瓦剌部落的骚扰御驾亲征,被围困于土木堡,因为堡中缺水,军心涣散,明英宗成为唯一被活捉的明朝皇帝,土木堡也因此战成名。

    土木堡当时是宣府通向居庸关的重要驿站,位于京西北狼山西麓,距北京110公里,周围百里内群峰耸立,地势很高。

    五百六十年年过去了,现在的土木堡由好多个村庄组成,有的紧挨着公路,有的离公路四五百米远。这些村庄由东向西绵延在公路的南边。顺着公路走可以看见一段一段残缺的夯土城墙及风蚀的烽火台。

    如今,在河北省怀来县境内的土木堡遗址中,只剩下两段城墙的土基。夯土墙已经破碎不堪,没有了昔日雄伟高大,只剩下一堆黄土,任凭风吹雨打,在田野上和民房间断断续续地延伸。

2. 闻名中外的显忠祠

    土木堡至今仍存留着昔日的显忠祠旧址。“显忠祠” 遗址闻名中外,是为祭祀土木之变中殉难的朝廷重臣和50万大军英魂而修建的。“显忠祠”因其真实的记载和见证“土木之变”这段历史而备受人们重视。

    “显忠祠”遗址位于土木镇土木村内,西距县城(沙城)10公里,东与狼山乡卧牛山旅游点毗邻,与北京十三陵、八达岭长城、龙庆峡等著名的旅游景点相连,北靠燕山山脉,南傍官厅湖畔。

    “显忠祠”内建大殿五间、抱厦三间、写有死难重臣名单的石碑一块、66位为国捐躯的重臣神位,用来祭祀殉难诸臣。

    明宪宗曾降旨命怀来县重修“显忠祠”,祠成之日,宪宗亲自撰写碑文,题写词篇,又立碑一块。

    随着历史变迁,“显忠祠”年久倒塌,又遭火灾危害,烧残将尽。万历年间,怀隆兵备道胡恩伸主持重修,撰写碑文,以予流芳。民国初年,“显忠祠”又经战火危害,现仅存正殿三间,石碑数块。?

    现在,祠中墙壁间有清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的盈尺见方行书石刻《土木堡谒显忠祠》,七律诗曰:“万乘当年统六师,匆匆退保力难支。徽钦覆局堪同恨,潘沈英名此并垂。身后犹经焦土劫,魂归应笑夺门时。专祠翻为中官建,悔祸君心总未知。”

3. 同出一辙的鸡鸣山驿

    土木堡遗址再往西30多公里就是鸡鸣驿,这是个保存较好的驿站,始建于元代,位于鸡鸣山脚下,距今有近千年的历史,驿站因山而得名,全称“鸡鸣山驿”,后人简称为“鸡鸣驿”。如今,鸡鸣驿城门额上“鸡鸣山驿”四个大字保护完好,清晰可见。

    千百年来,山、驿互为一体,相辅相成,驿城内的庙宇建筑传承了鸡鸣山文化,城内的永宁寺、观音庙、泰山庙、财神庙、文昌庙等与鸡鸣山的庙宇同出一辙,驿因山而闻名四海,山因驿而加深了文化内涵。

二、皇帝居然被活捉了

1. 鞑靼部的崛起

    洪武二十一年,北元内部陷于混乱,分裂为鞑靼部,瓦刺部和兀良哈部三大部。在这三大部中,兀良哈部与明廷关系最密切,而鞑靼部势力最强大。

  “鞑”,即蒙古,故元后也。鞑靼仍传蒙古汗,传至坤帖木儿。

    永乐元年,坤帖木儿为鞑靼别部首领鬼力赤所杀,鬼力赤去元国号,称鞑靼可汗。鞑靼另部首领阿鲁台又杀鬼力赤,立坤帖木儿之弟本雅失里为可汗,阿鲁台自行专政,其势力非常强大。

    “瓦剌,蒙古部落,在鞑靼西。元亡,其强臣猛可帖木儿据之。死,众分为三。”其分别由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三个首领执政,同鞑靼对立。

    明廷对蒙古各部“恩威并施”,采取羁糜和防御的政策。 永乐年间,鞑靼和瓦刺虽然名义上臣服于明廷,却经常骚扰明廷北部边境。因此,明成祖朱棣曾动用五十万大军,先后五次亲自率兵重创鞑靼和瓦剌二部,阿鲁台领导的鞑靼部受到的损失最大。

    后来,瓦刺部又并吞了阿鲁台各部,势力越来越强大。先表面与明廷互通贡市,请求通婚,与明廷保持和好关系。暗中却刺探明朝虚实,寻机举兵,图谋恢复元朝统治。 正统十四年,瓦刺部首领也先认为进攻明朝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先遣使二千余人向明朝进贡马,诈称三千人,向明廷多邀回赐。王振告礼部依实有人数给赏,并减给马价五分之四。也先大怒,借口明使曾许嫁公主,贡马是致送聘礼,明廷无意许亲,是失信于瓦刺。他以这些为借口,兵分四路对明廷发动进攻。

    也先亲自率领精骑一部为主力进攻大同,准备引诱明军主力西上,伺机将其围歼;让脱脱木不花率所部及兀良哈部为东路,进攻辽东;让知院阿剌率所部为中路进攻赤城和宣府;让一部骑兵为西路,进攻甘州(今甘肃张掖)。

    这样,东、西、中三路配合也先主力作牵制性进攻,待歼灭明军主力后,进逼北京。

2. 不止怪王振

    明灭元立国,元朝残余势力退居漠北,与明廷时附时叛。朱元璋为了防御北部边境的安全,修长城,设边镇,置卫所,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从而巩固了北部边境的安全。

    英宗即位后,明朝北边守将觉察出瓦剌军的图谋,请求加强戒备。然而,太监王振操纵朝政,竭力粉饰太平,使得北部边境武备日益懈怠废弛。

    对于也先的进攻,明英宗也作出了相应的战略防御部署:调河南、山西轮休部队开赴大同、宣府一线;命西宁侯宋瑛总督大同兵马;派平乡侯陈怀、驸马都尉井源等率3万兵力赴大同,都督王贵、吴克勤率1.5万兵力赴宣府。

    大同明守军战败,消息传到北京,太监王振劝英宗亲征。虽然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力言六师不宜轻出,但是英宗最终采纳了王振的建议,下诏亲征。

    英宗命太监金英辅佐郕王朱祁钰留守京师,兵部侍郎于谦留京代理部务。太监王振、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及内阁学士曹鼐和张益等文武官员随军出征。

    由于宣府和大同等地仓储缺乏,户部急令山西布政司及顺天保定等七府原定口外交纳的夏麦秋粮,抵斗收豆,赴大同和宣府等处交纳;又令太原府所属近北州县各起民五百名采刈秋青草。军需还没有准备充分,英宗便在下诏两日后率大军匆匆出京了。

3. 斗智斗勇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英宗率领五十余万大军从北京出发,抵达大同东北的阳和(山西阳高县)。

    实际上,在明朝大军出京前,大同总督西宁侯宋瑛、总兵官武进伯朱冕及都督石亨,曾在阳和迎战也先军。

    结果,明军大败,全军覆灭。宋瑛和朱冕战死,石亨单骑逃回,监军太监郭敬伏草丛中逃脱。

  英宗大军到达阳和后,看到伏尸遍野,军心开始涣散。

    明军抵达大同。兵部尚书邝埜和户部尚书王佐看到形势对明军非常不利,力请回师。

    王振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当时,也先主动北撤,诱明军深入。王振坚持北进。

    其实,不利战报接连不断,令完全不懂战事的王振手足无措,他心里非常焦躁,前方吃紧,营中又找不到人商讨军情,文武大臣一开会就只谈退兵的事情,将相离心,根本无法进行下去。

    一天,前军传来井源等先头部队战败的消息。镇守大同的监军宦官郭敬悄悄告知王振说,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已无胜望了,军队切不可前进。王振这才有兵马南还的打算。

    于是第二天,王振下令班师,并退到宣府。瓦刺军追袭而来,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率兵断后拒敌,都战死。

    随后,成国公朱勇和永顺伯薛绶率三万骑兵前去救援。朱勇冒险进军,当他到达鹞儿岭时,不幸陷入瓦剌的包围,朱勇和薛绶二人战死,三万骑兵几乎全部阵亡。

  接着,英宗率军逃到离怀来城二十里的土木堡,那里四面环山、水源缺乏。

    兵部尚书邝埜认为追兵不舍,形势危急,多次建议大军速入怀来卫城,均被王振拒绝。邝埜面见英宗,奏请车驾疾驱入怀来,以保安全。王振怒斥邝埜不知兵事,强令大军扎营。当晚,瓦剌军占领土木堡西北、西南要地,并控制了堡南的唯一水源,对明军形成包围之势。

    也先从土木堡旁的麻谷口进攻,明都指挥郭懋与瓦刺军拒战一夜。两天后,也先假装后退,派使者与明军讲和。英宗非常高兴,命曹鼐起草诏书,派通事二人随来使去也先军营。

    王振见瓦剌使者来议和,下令全军移营觅水。饥渴难忍的军士得令后,一哄而起,纷纷奔向河边,人马争路,相互践踏,阵势大乱。也先乘机指挥精骑从四面入阵。

    明军非常惊恐,完全乱了阵脚,再加上火器是临阵配发的,士兵根本不熟悉性能,未经几战即全军大溃,死伤数十万人。

  英宗与亲兵想驾马突围,没有成功,只好下马盘膝而坐,成为瓦剌的俘虏。

    两军混战中,明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等五十余人战死,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萧维桢、礼部左侍郎杨善等人侥幸逃出。

  护卫将军樊忠愤怒地用锤捶死王振,说:“吾为天下诛此贼!”

    就这样,明军骡马二十余万以及衣甲器械辎重,都为也先所得。明军五十万,死伤过半。

4. 被捕之后

  据史料记载,土木堡之后,明英宗被也先所率领的瓦剌军捕获。

    当时,明英宗镇静自若,下马盘膝面南而坐,身边只剩下一个叫喜宁的太监。一个瓦剌兵过来,要脱他的衣服和铠甲,明英宗怒斥这个士兵,坚决不给。

    那个士兵非常生气,想要加害明英宗,却恰好被一个走过来的一个小头目制止了。他认为此人的相貌非同凡人,于是镇定地将他送到了赛刊王那,赛刊王是也先的弟弟。

    见到赛刊王后,明英宗说:“子其也先乎?其伯颜帖木儿乎?赛刊王乎?大同王乎?”

    赛刊王听到这些问话,非常吃惊,立刻骑马去见也先,说:“我的部下抓来一个非常奇怪的人,他很有可能是大明天子。”

    于是,也先召来使者查证,最终确定了明英宗的身份。 也先大喜,把明英宗送到伯颜帖木儿的大营保护起来。

  此时,明英宗被捕时身边唯一的太监喜宁因为贪生怕死,已经投降了也先。

    随后,也先派遣以前明朝使臣梁贵带着他的手书通知怀来守臣。手书中不仅提到皇帝被扣留的情况,还提出索要金银玉帛一事。

  怀来守臣收到手书后,丝毫不敢怠慢,火速派人将其送到京师,上报朝廷。

    此后,京城处于一片恐慌之中,百官集于朝堂之下,散朝不退。人们私相传舌,谣言不断。

    当天,皇太后派出使臣,用八匹马载着贵重宝物及绣花绸锦,皇后钱氏又尽搜宫中的宝物带上,去拜诣也先,请求他放皇帝车驾南还。不过却没有得到也先的答复。

  此时,明朝的太皇太后已经辅佐景泰登基,将明英宗定位于太上皇。

    也先看到明政局稳定,知道英宗的用处早已不如从前了,于是动了放英宗南归的念头。

    不过,这回明廷态度冷漠,屡以瓦剌使者态度傲慢,书信言语荒谬驳之。为此,也先恼怒了,于是带着明英宗进行了再一次的南征。

三、战争的因与果

1. 有果必有因

    土木堡之变,明军拥有50万大军,最终却敌不过瓦剌的三五万骑兵,这确实是历史所罕见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1)指挥不当

    明英宗让一个胸无点墨、毫无军事经验的宦官来领导大军,兵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况且,明军的行军路线出现了严重的错误,才会使敌人有了可乘之机。

2)军队的战斗力不高

    土木堡战争之前,京城大军长期没有进行军事演练,甚至是处于务农的状态,士兵对于打仗非常陌生。

    而且,此次出征虽然使用了新型火器,但是明军并没有对其进行提前演练,多数士兵不熟悉新火器的用法,没有充分利用火器来对付骑兵。

3)后勤工作不充分

    大军出发前只为士兵发放了一些简单的衣物和粮食,没有做好充分的后勤保障工作,所以才会出现行军不到十天已绝粮,不得不靠沿途所到之处供给的现象。

    回军时,明军没有选择好合适的地方,也没有控制好水源,致使全军断水两天,最终导致军心混乱,全军覆没,英宗被俘。

2.“导火索”王振

    王振,山西蔚州人,早年也是进士出身,做过官,后因故受牵连被贬职,仕途无望后遂自阉入东官侍奉太子讲读,成为年幼的朱祁镇的启蒙老师。王振为人狡黠,善于伺察人意。他常常谦恭自守,以圣贤之道教导和约束太子,颇得宣宗的赏识。

    英宗朱祁镇即位后,王振更加顺风顺水。他表面上装成不干预政事的样子,但内心仍然按捺不住攫取权利的欲火,一有机会,就想办法抓权,干一些干预朝政的勾当。

    张太后觉察出了王振的企图,对他管制特别严格,使得他想控制朝政的愿望难以实现。于是,王振采取以屈求伸的办法,等待时机。他进一步讨好英宗,并在暗地里培植私党,为以后专权培养基础。很快,他就取得了一些大臣的赞誉,也进一步得到了英宗的宠信。

    王振一面结党营私,大力提拔那些溜须拍马和谄媚逢迎之徒,一面残酷地镇压那些反对自己专权和对自己不恭不敬之人。他遍受贿赂,大肆贪污,家中财富越来越多。

    王振控制朝政以后,不仅对内党同伐异,大耍淫威,对外也投机取巧,破坏边防,终于招致了瓦剌贵族的进犯。

    王振擅权,不但不布置加强北方边防,反而接受瓦剌贿赂,与瓦剌贵族进行走私交易。为了获利,王振每年私造大量箭支,送给瓦剌,瓦剌则以良马还赠王振作为报答。为了讨好瓦剌,王振还对其贡使加礼款待,赏赐增厚。

    瓦剌贡使冒领赏物,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为了多领赏物,虚报贡使集团人数。王振却一反常态,叫礼部按实际人数发给赏赐,又轻率地将瓦剌贡马削价五分之四,仅付给瓦剌索求诸物的五分之一。瓦剌贡使没有得到满足,愤怒而归,并添油加醋地向也先作了汇报。致使也先以明朝减少赏赐为借口,大举进攻大同。

    瓦剌军来势凶猛,迅速向南推进。明朝守卫西北的将士,几次交战失利,急忙向京师请兵救援。完全不懂军事的王振,对瓦剌的军事进攻没有足够的认识,以为让英宗亲征,就能把瓦刺兵吓跑。所以,他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怂恿英宗亲征,以便青史留下美名。英宗听了王振的话,作出亲征的决定,并宣布两天后立即出发。

  英宗把一切军政大权都交给王振一人专断。

    最初,王振下令取道紫荆关回京,途经家乡蔚州时,让英宗驾幸他的府第,向家乡父老显示自己的威风。后来,王振忽然想起,大队人马经过蔚州,一定会损坏他家乡的田园庄稼,因此,他不顾当前的紧张局势,传令向宣府(今河北宣化)方向行进。

    王振在朱勇率军阻击瓦剌之时,加紧撤退。当他们退到土木堡时,王振害怕自己搜刮来的东西受损失,便不顾英宗和数十万军队的安全,传令在土木堡宿营。结果,第二天瓦剌军队包围了土木堡。王振只好让士兵就地挖井,可挖了二丈多深,也不见一个水滴。士兵们怨声载道,骂不绝口,军心进一步涣散了。

    后来,王振没有对当时的形势加以分析,最终中了瓦剌军的圈套,造成明军的溃败。

    英宗被俘后,护卫将军樊忠非常愤怒,抡起铁锤对准王振的脑袋,狠狠地砸了下去。王振这个祸国殃民的恶宦,终于落得个罪有应得的可耻下场。

    消息传到京城后,成王朱祁钰下令杀死王振的侄子王山并族诛王振之党,王振家族不分老少一律处斩,并籍没王振家产。

    然而,英宗对王振还是有一定感情的,认为王振毕竟是为国殉死。于是,他在重新即位后,在北京城禄米仓胡同的智化寺为王振立了一个彩色泥像,还树了一块碑为他立了传。

3. 历史的必然

    土木堡之变的结局既是意料之中,又是意料之外。明英宗朱祁镇继位时年仅九岁,他是一个冥顽不化的少年皇帝,始终受太监王振的操纵,终因宦官秉政,酿成大祸。

    当时,明朝面临着前所位有的危机:朝廷无主,军队溃败,城防空虚,贵族官僚陷入惊慌失措之中,人民遭受战乱之苦。

  在这种形势下,明朝的存亡问题成为了举国上下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

    在这生死存亡之际,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转危为安,从而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

1)立长君以绝敌望

    八月,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代皇帝总管政事,后来,她在文武大臣的一致请求下,命郕王接受皇帝之位,改年号为“景泰”。

2)于谦的重要作用

    于谦,当时任兵部侍郎,以国家安危为己任,“土木堡之变”后的政局之所以没有酿成悲剧,是因为于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郕王监国时,侍讲徐珵等主张迁都,于谦坚决反对,以南宋的灭亡为教训,他认为京城是国家的根本,于是一面加强京城和附近关口的防御兵力,一面惩治马顺等王振余党。

    当瓦剌军队逼近北京城下,扎营于西直门外时,于谦毫不畏缩,主张主动出兵,他号令严明,身先士卒,使得军心大振,经五天激战,瓦剌军仓惶撤退,于谦保住了京城。

3)军民的一致抵抗。

    “土木堡之变”后,军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斗争。他们爬上屋顶,争投砖石击敌,喊声震天。战斗中,甚至一些文臣武将也表现出非凡气慨。这样,军民同心杀敌,最终赶走了瓦剌军。

4)宦官的积极作用。

    明朝有个怪现象,通常情况下,有作为的士大夫经常是在宦官的帮助下显示自己的才华。当时,新皇帝宠信一名叫兴安的宦官,而兴安对于谦非常敬重,数次在于谦受到奸臣诽谤时挺身而出,使得于谦在挽救明朝的存亡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明景帝的威慑力

    明景帝执政八年,不负祖业,不涉阴险,信任忠臣良将,力战自强,取得了不小的功绩,就连瓦剌部首领也先也对其敬畏三分。




 


                        古战场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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