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被误读的流亡者

一个披头散发颜色憔悴的流亡者，吟哦感怀一番之后，怀沙握石纵身跃入汨罗江的滚滚波涛中，来祭奠他那被敌国屠戮的都城和同族，他就是屈原。两千年来，他被后人描绘成社会抗争者、爱国诗人，成为高高在上的神。

流亡者的身份，一直隐藏在屈原这多重身份下面，而从他为轴心开始考察知识分子在那个礼崩乐摧天地变革的时代，有着怎样的遗产，他所张扬出的知识分子精神在当下又应该如何解读……

01

信奉血统论的屈原，首先凭吊的是自己的王族身份

周朝虽然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在春秋战国之时周王室日趋没落，封地产权也逐渐转移到了诸侯自己手中。楚国是靠当地人自己开拓，然后获得周王朝认可的一个区域，而且在诸侯中最早称王，对周天子的认同感是最弱的。而且，古已有之的对血缘关系的推崇——比如后世帝王将相甚至于略有发达者都喜欢寻根溯祖给自己找个神一般的祖先。再者，在《离骚》开篇即对自己的身世进行自陈，认定自己是高阳之后的屈原，所生发的感情便是家的感情远大于国的意义。对于，楚国在屈原眼中家业的意义实在是第一位的。

提到屈原，大家就想到爱国主义就想到端午节，实在是两千年来的一个谬误

《史记屈原列传》开篇写道：“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言之凿凿地明说了屈原是楚国王族出身，属于王族参政，对楚王也是抱着同根同祖的心思来辅佐。王族参政向来有高压线，事情干好了不可能再有大的升迁，稍有闪失，就得被暗算一把，有苦难言。远者如屈原，近者如恭亲王奕等，概莫能外。

屈原是楚国的贵族，这个非常特殊的身份，楚国就是他们家，所以他跟楚国之间的关系，他跟楚国王室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他不能像那些不是出身于王室的人那样到处乱跑，所以屈原和楚国的这个关系里边有种必然性，里边蕴含着屈原的悲剧。如果你完全跳脱开屈原跟楚国宗室之间的关系来谈屈原的爱国主义，我觉得把问题简单化了。战国后期了，非常混乱，天下大乱，这些人都是到处乱跑，但是屈原他不能乱跑，是因为他的出身，因为他有一个特殊角色，他逃不掉他的角色。

02

从无“国”的概念，何谈爱国主义

古人认为，所有的一切都在天的下面，所以叫天下。天圆地方，秉承以中原为中心、华夏族为主干的统一观，人们已经确信，在中国之外再也不存在比中国更强大、富饶、文明的国家了。其他国家的君主和人民如果不对中国称臣纳贡、接受赏赐，就只能自外于华夏声教，甘心为夷狄了。到秦朝统一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的地盘是中国。中国这个概念虽然逐步扩大，但处在中原的地方毕竟比较重要，而且这个概念也在不断变化。

在屈原那里，家、君、国亦三位一体。屈原上可与比干、微子，下可与朱耷相比，他们都是皇室同姓同族。在他们看来，国就是家，君就是家长；因此，国仇＝家仇。对于屈原到底是该死还是该明哲保身，历代文人士大夫争讼不已。我们且抛开其死合理与否不说，仅从恋家（楚王室）角度指出其局限性与狭隘性。屈原之爱国，集中体现为忠君；为什么忠君，又因为恋同姓之家。

楚国从立国所追求的也是从称霸一方开始，直至后来庄王争霸、饮马黄河问鼎周王室的时候，仍然是想融入中原文化圈并且能够居于上风地位。国界之外的争霸如此，那么国界之内忠君事主之人，在这个观念指挥下，他的眼界能够超越时空来爱上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吗？真要附会屈原爱国的话，也无非是爱的属于熊姓的一方土地而已。从国家的概念演进来说，随着西方地理观念的逐渐输入，中国人对于世界和天下的观念逐渐改观，直到近代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等概念。当下所做的屈原爱国的解释，就是基于这个概念进行的再解读，是后人在借屈原这杯酒在浇自己胸中的块垒。

03

下层人摧毁礼乐制度是对屈原的致命一击

那么，如果仅仅从这两个角度来说，屈原及其诗作所留给后人的文化意义实在太少了。而且作为第一个有姓名可稽，开创了“楚辞”流派的伟大诗人屈原，如此进行小家子气的解读，实在也说不过去了。到底需要如何理解屈原及其文化意义呢？

屈原悲剧的背后，是社会大变革的动荡开始

春秋战国是社会急剧动荡的大时代，从西周开始建立几百年的分封制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旧的社会因素不断衰退、消亡，新的社会因素不断地萌芽，这种激烈地碰撞过程中，不光将社会推向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境地。也让人的思想观念遇到前所未有的考验。

西周封建社会动摇的内在原因是封建制度本身发展过久，通过分封制产生的贵族阶级的人数一天天地增加，互相冲突排挤，它的结果使得贵族阶级的人许多急剧地降入下层社会。这使下层社会的民众慢慢能够积蓄力量颠覆贵族阶级。贵族阶级的政权也下移到少数的拥有实力的中下层人物。而且商业的兴盛，让社会资源重新分配土地渐渐集中，竟然出现了没有封土的大夫和无禄的公子公孙。阶层上下流动加速的社会，肯定在酝酿着一场大变革。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转型，从封建分权的王国时代进入了专制集权的帝国时代。

贵族阶级没落之时，诸侯争霸，他们为扩充或保卫疆土，就必须扩充财源、动员人力，而财源和人力分别掌握在贵族手中。作为君主，如果想保持其权力，就必须拥有他自己的资源、军队和职官，必须将分散在各贵族手中的财力和人力夺取过来，更需要集中权力。正是这种连绵不断的战争，促使各国都在进行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攻破郢都的秦将白起和排挤屈原的上官大夫靳尚，便都是通过这种社会改革走上政治舞台中央的角色，而且这些人由于是从下层混起来的，对于利益将锱铢必较，天天与香草为伍的屈原看来，这种蝇营狗苟的事情是难以接受的。对儒家思想接受颇深的屈原，也难免会有孔子一样“礼崩乐坏”的感喟。

理想化制度死亡的时刻，屈原不得不死

屈原情结根源于周公所创立、孔子所维护并宣扬的以孝、忠为核心的爱家、尊上、护国的礼乐原则。在周公那里，这种原则只是一种草创。它把家族内部每个人对族长的爱戴、服从规定为神圣的责任和义务，并以严密的等级制和强化了的个体（在下者、为卑者）牺牲精神，来保障其实施。在生产力十分低下，又以武力初取殷纣天下，诸侯虎视眈眈，族内亦觊觎王位者之时，礼乐原则有极实用的功能。此后，这种由强制而形成的凝聚力、向心力，逐渐内化为周族成员乃至天下人的自我律令，使执政之初“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周公度过了艰难时世。

战国以降，刺客、门客、侠客、布衣卿相等下层人士将礼乐原则的铁幕捅破。这帮人崇黄、老、荀、杨、韩，鄙视周、孔、孟，将实现自身价值当作最终目标，而不再维护在上者、为尊者的利益。争霸迭起，春秋无义战，浮现在上层政治的，只是些杀伐战争，诡谲欺骗，粗糙暴戾，代表堕落的贵族。不讲原则、不讲规则的流氓精神、痞子精神，将贵族精神逼仄到了一个最不堪的境地。

清华大学四大导师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学术与知识分子精神的一座丰碑。

王国维在其《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试图解释这位古代诗人之死：“屈子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之矣。……盖屈子之于楚，亲则肺腑，尊则大夫，又尝管内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国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怀王又非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终不能易其志。”看起来，屈原“不能易其志”的“志”，与王国维“义无再辱”的“辱”，是使他们两位走向绝路的原因。当然，王国维最后也选择了与屈原类似的弃世方式。与其说屈原投江所悼亡的是一个君臣不济的楚国，更不如说是为式微的贵族精神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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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主义”绑架：对屈原的造神运动

屈原是领导人民报仇的革命家

今人对屈原的理解，基本上以郭沫若的观点为依据。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疑古”思潮下，国内曾经有过一场激烈的“屈原真伪论”，从廖平首倡“史无屈原论”开始，何天行、卫聚贤、许笃行等纷纷对这个说法做了响应，胡适更是迈进了一大步，认为屈原是“箭垛式”的人物，是后代儒生拼凑成的文学和伦理的“箭垛”。建国初，学者朱东润沿袭胡适说法，于1951年3月至5月，作《楚歌及楚辞——楚辞探故之一》等四篇论文探讨屈原问题。朱氏以后，国内便再也没有人讨论“屈原否定论”这个话题了。

闻一多、郭沫若、陆侃如等人，则进行了反击，闻一多写出了《人民的诗人》：“尽管陶渊明歌颂过农村，农民不要他，李太白歌颂过酒肆，小市民不要他，因为他们既不属于人民，也不是为着人民的。杜甫是真心为着人民的，然而人民听不懂他的话。屈原虽没写人民的生活，诉人民的痛苦，然而实质的等于领导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报了一次仇。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惟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但是在这条路上走得最激进对当代影响最大的便是郭沫若了。

在写《屈原》话剧之前，郭沫若已经解决了屈原两大形象的识别问题。其一，定屈原为伟大的爱国者；其二，把屈原作为孔子“仁政”的代表人物。他的爱国形象与主张仁政的形象是一致的。因为，他想以楚国为中坚力量，在六国推行仁政来统一中国，从而与“虎狼之秦国”的武力统一中国区分开。而他一生的拒秦之举，恰恰与中国的上世纪40年代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大形势相仿，所以，才有了郭沫若要写《屈原》一剧的时代需要与革命动力。

郭沫若对于屈原的诗人地位和爱国者身份的确立有着关键性的作用

毛主席说中国人都是诗人屈原的后代

1941年，郭沫若联合田汉、老舍、茅盾等文化名人，在重庆发出倡议，把端午节定为“诗人节”，专门纪念屈原。此举在文艺界、史学界、教育界等各行各业得到响应，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纪念活动。1953年，中国派代表团出席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于会议期间大力倡导在世界范围内宣传屈原。最终，屈原与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文学家拉伯雷、古巴作家及民族运动领袖何塞马蒂被定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

解放后相当长时期,对屈原的评价多有反复,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个人主义,特立独行的个性和南方空想家、预言家的角色被淡化,或者说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主体意识被漠视。屈原虽然一度和毛泽东分别被描绘是所谓“革命浪漫主义”的先行者和当代最重要的实践者,六十年代中期始,屈原还被普遍地被视为“进步的”法家政治家,新兴地主阶级在反对旧奴隶主贵族统治斗争中的“现实主义”代言人。进行了近三十年的屈原有无论的争论也基本上销声匿迹了，一场本来很可观的一场学术争论，在国家动荡和意识形态争执之下，终于成了一场知识分子绑架知识分子的造神运动。

05

流亡者屈原：可以穿越任何时空的知识分子形象

说屈原愚忠的，是不是也会选择死呢？

从一个更高和更广的现代社会意义来说，屈原身上真正需要挖掘的应该是流亡知识分子的精神意义。集权体制之下，独裁者对于不同政见者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流放了，流亡知识分子的土壤变开始生长了。“流亡者”决意要踏上“离开——逃亡”之路时，流亡知识分子们难以想到这是将要作一场噩梦的开始，因为，他们已成为被控制母族事实上的“他者”，无论对谁而言：自己即将要逃离的祖国/母国与要前往流亡避难的他国/他乡。在“离开”后，他们都因内在根性文化的呼喊和情感上的牵拽而无不思念回归，即使身体上因现世政治拒绝而难以实现，但思绪和梦魇却时时飘散回到故国上空萦绕，切割不断。二十世纪影响巨大的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写过唯一一个传世话剧剧本：《流亡》，其主题即是流亡者归来，流亡是为了归来。

李泽厚：屈原式的情感操守培育着中国知识者的心魂

在屈原身上散发着的古代文人精神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是相通的，他身上某些儒家式的信条和行为准则仍然是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在李泽厚先生看来，尽管，屈原以死的行动震撼着知识分子，但在儒家传统的支配下，效法屈原自杀的毕竟是极少数，因之，它并不以死的行动而毋宁是以对死的深沉感受和情感反思来替代真正的行动。因之是以死亡来反复锤炼心灵，使心灵担负起整个生存的重量而日益深厚。所以后世效法屈原自沉的尽管并不太多，不一定要去死，但屈原所反复锤炼的那种“虽体解吾犹未变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心理情感，那种由屈原第一次表达出来的死之前的悲愤哀伤、苦痛爱恋，那种纯任志气、坦露性情……总之，那种屈原式的情感操守却一代又一代地培育着中国知识者的心魂，并经常成为生活的和创作的原动力量。

尽管后世有人或讥讽屈原过于“愚忠”，接受了儒家的“奴才哲学”，或指责屈原“露才扬己”、“怀沙赴水……都过当了”，不符合儒家的温厚精神。但是，你能够去死吗？在这个巨大的主题面前，嘲讽者和指责者都将退缩。“自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如果说“从容就义”比“慷慨从仁”难，那么自杀死亡比“从仁”“就义”就似乎更难了。特别当它并不是一时之泄愤、盲目的情绪、狂热的观念，而是在仔细反思了生和死、咀嚼了人生的价值和现世的荒谬之后。这种选择死亡和面对死亡的个体情感，强有力地建筑着人类的心理本体。往往正是对重要地位的追求构成了他写作生涯的绝大部分。至少，重要地位往往是写作生涯的结果。在流亡作家这一个案里，这几乎还无一例外地是导致流亡的原因。此外，我们或许还要迫不及待地加上：流亡作家身上这种对地位的欲望，是他对原先所在社会的垂直结构所产生的一种条件反射。

屈原灵魂里面也住着一个回不去的奥德赛

流亡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维度，一种独特的话语形式，以至一种人的生存方式或临界处境。流亡在中国的表现无处不在，马悦然在为一批中国流亡作家精神状态画像时写道：“流亡通常是高高在上的当权者强加在作家头上的。在中国历史上，有些作家，比如传奇的诗人屈原，为了表明自己的高洁和清白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还有些作家，比如柳宗元、韩愈和苏东坡，以坦荡胸怀接受‘流亡’的命运，而继续创作出有永恒价值的文学作品。还有伟大的学者顾炎武，以及杰出的画家八大山人，选择内在的精神流亡，使自己能够继续著述和艺术创造，对有些作家来说，流亡是生活的一种方式。”

索尔仁尼琴终结一个时代：20世纪的流亡作家们

有特殊的境遇造成特殊的“流亡文学”属性，它是反映人格光亮和人性尊严的，它赋予作品苦难深重与英雄骑士双重气质，流亡文学是代表时代真声的，它因为要连同作者流亡，就已经证明了它的价值观所在，它让极权统治者恐惧这种“真声”的核裂变力量，就像鲁迅说的那样，所有人都被关在一个铁屋子里，万万不可让他们找到窗户。这正是专制者需要的情景。流亡者总是会心怀故土而难以割舍，他们在鞭挞专制的同时，无时无刻不在希冀着故土的召唤，“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但是当他们的文字檄文昭示天下之后，才发现故土早已面目全非，每个人都已经是“回不去的奥德赛”，只能继续流放自我或者选择一个更为决绝的方式。

远离宫廷和原有的体制，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屈原流浪行吟于沅、湘流域，政治的郁结完全转化成了一篇篇美妙的诗歌，在这里面他不但创造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文体，也让自己的人格完成了最终的飞跃。屈原身上，这种属性为后世确立了一个范本：进入仕途，因为异见遭流亡，人格砥砺，产生伟大的文学作品，超越时空的知识分子光辉。

流亡（流放）时期的屈原不再是专制体制的一个有机部分，甚至消失在正常的社会生活的视域之外。作为自由的平民知识分子和精神的漂泊者，他以诗歌为武器，傲视权贵，指摘楚王，追慕圣人，张扬自由个性，挥洒不羁才情，政治上的落魄失意以及与权力中心的距离使屈原拥有了一种独具的批判和反思的立场，他性格中的愤激和孤傲在这一时期发展到了顶峰。在楚辞中的《渔夫》里，渔夫以为真正的圣人总是隐世自全、明哲保身，而难以理解屈原为何不愿随波逐流、随遇而安。屈原的回答是“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他对这个充满污秽的世界从根本上持否定态度，故当秦兵攻陷郢都，本已陷入极度失望的屈原惟有死路一条——以死亡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最后的反抗。

结语

我们对历史从来缺乏公正认知，总是把它当成小姑娘随意打扮。从屈原身上挖掘公民社会建设元素是当务之急，而不是让历史在附会中越来越走样。附会的背后，是知识分子精神的式微也是理性的严重缺位，这种传统文化的基因，颇值得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