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朝边政与边患
发布日期：2013-09-23 作者：李方 来源：中国边疆网
高仙芝贪婪残暴 西国离心酿祸乱 唐太宗时期（公元627—649年）通过几次大的战事，唐朝基本上控制了西域葱岭以东地区，但葱岭以西地区还是西突厥的势力范围。公元649年（贞观二十三年），臣服于唐朝的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听说太宗死，起兵反。唐高宗三次派兵征讨，终于于公元658年（唐显庆三年）打败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彻底结束了西突厥统治西域的历史，不仅将葱岭以东地区直接控制在手中，而且将统治范围扩大到葱岭以西地区，辖境达到两河流域（？）及波斯（今伊朗）北境，开始了唐朝全面统治西域的历史。唐朝在西域以两种形式进行统治，一是在西域东部设置州县（其建制与内陆基本划一），直接进行统治；一是在西域其它地区设置羁縻都督府州，间接进行控制。设置羁縻府州的地方又分三种控制方式：一是在南疆塔里木盆地设龟兹、疏勒、焉耆、于阗四个军镇（焉耆一度改为碎叶），以军镇控制羁縻都督府和羁縻州；一是在北疆设置羁縻都护府，以羁縻都护府控制羁縻都督府州；一是在葱岭以西吐火罗和粟特地区，以国别设置羁縻都督府州和军府。唐朝控制的力度虽然从东向西逐渐减弱，但葱岭以西在其管辖范围之内则是没有疑义的。安西都护府是唐朝在西域的最高统治机构。公元702年唐朝又设北庭都护府，与安西都护府分掌西域。唐玄宗时，又设安西、北庭节度使（节度使名称不一，或称四镇节度使、伊西庭节度使等），二者分兼安西、北庭都护府。安西节度、都护掌葱岭以西的格局始终不变。 粟特地区（位于今中亚）主要居住着昭武九姓。昭武九姓是月氏人，原先居住在河西走廊祁连山北昭武城，公元前二、三世纪，由于匈奴的侵逼，逐渐迁徙到葱岭以西，以后枝庶分王，立为康、安、曹、石、米、何、史、火寻、戊地等国，世称昭武九姓。唐朝在此根据国别设有8个羁縻都督府，即康居都督府（康国）、大宛都督府（石国）、佉沙都督府（史国）、安息州（安国）、木鹿州（东安国）、南谧州（米国）、贵霜州（何国）、休循州（拔汗那）。石国是这8个羁縻都督府之一，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国的塔什干。显庆三年（658）唐以石国瞰羯城为大宛都督府，授其王瞰土屯摄舍提于屈昭穆为都督之后，石国一直与唐保持良好的关系，直到开元初（713），唐还封其君莫贺咄吐屯为石国王。开元二十八年（740），由于石国助唐讨突骑施苏禄可汗有功，唐又册其王为顺义王。天宝初（742），唐还封其王子那俱车鼻施为怀化王，赐铁券等等。但数年后，双方关系发生了变化。 天宝九载（750），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以石国无蕃臣礼，率兵讨之。石国王请和投降，高仙芝伪与石国约和，却趁其不备，引兵袭之，不仅俘虏了石国王及其丁壮部众，还杀害了石国许多老弱。高仙芝性贪婪，在捕杀石国人的同时，又大肆抢劫财物，掠得瑟瑟十馀斛，黄金五、六橐驼（用五、六匹驼驮），此外还抢劫了许多名马、宝玉和杂货，这些财货都被他运到了家中。主帅如此残暴贪婪，上行下效，其手下将官、士卒也大肆抢劫，搞得石国“国人号哭”，怨恨不已。第二年（天宝十载，公元751年）正月，高仙芝又将石国王献于唐朝京师，斩于阙下。 高仙芝的贪婪残暴引起了严重的后果。石国的一位王子寻找机会逃到邻国，遍告仙芝欺诱贪暴之状。诸国人大为愤怒，纷纷向与唐朝争夺中亚宗主权的大食国求援，密谋共同进攻唐在西域的军事重镇——四镇（龟兹、疏勒、焉耆、于阗）。大食是当时波斯人对阿拉伯的称呼。阿拉伯人七世纪初在伊斯兰教义的指引下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大食政权，三十年代在政治上统一了阿拉伯半岛，此后，穆罕默德的继承者四大哈里发（632—661）开始向外扩张，白衣大食时代（662—750），扩张达到了高峰，直到黑衣大食时代（750—1258），这种扩张仍在继续。大食帝国向东方扩张征服的对象主要是波斯、吐火罗、中亚诸国。据记载，大食也有征服中国的企图，大食乌玛亚王朝的总督哈札只曾对麾下两名骁将穆罕默德·本·卡西姆和屈底波·并波悉林说：谁先踏上中国的领土，谁就出任统治中国的总督。只是其军事力量并没有真正到达现在中国的本土。天宝九载之前，大食的军事力量还没有与唐军正式交锋。然而，高仙芝的贪婪残暴，促使石国等向大食求援，却引发了唐朝与大食帝国之间的一场大战。 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听说大食将与中亚诸国袭击四镇之后，决定先发制人。天宝十载（751）八月，仙芝率蕃、汉兵七万向葱岭以西进发出击大食，西行七百余里后，在怛罗斯城（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与大食军相遇。两军相持五日，最后，由于唐军内部的葛罗禄部众倒戈，与大食夹攻高仙芝，唐军大败。高仙芝等人在部将李嗣业等人的护卫下杀出一条血道，才得以生还。阿拉伯史料称这一次战事中，穆斯林军队杀死了唐军5万人，俘获了近2万人，唐军生还的才数千人。这就是著名的怛逻斯之战。 怛逻斯之战的严重后果不仅仅在于唐军人员的大量丧亡，还在于更为严重的西域政治格局的变化，在于西国人心的变化。唐朝公元658年全面统治西域之后，葱岭以西诸国作为唐朝的属国，一直与唐朝保持良好的关系。大食崛起并向东扩张后，造成了唐朝在葱岭以西地区与大食政治上对立的局面。在这种政治对立的形势下，西域诸国是心向唐朝的，他们皆积极抵制大食入侵。因为大食帝国入侵后，不仅在经济上残酷掠夺诸国，而且在宗教文化方面残酷压迫诸国，大食信奉伊斯兰教，而诸国信奉火祆教、佛教和摩尼教等宗教，大食采取高压政策，强行推行伊斯兰教，这种宗教信仰传统文化方面的矛盾更加剧了二者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而唐朝对葱岭以西诸国在政治上采取不干涉内政的方针，在经济上实行互利互惠甚至薄来厚往的政策，在宗教文化上采取自由宽松的政策，因此，诸国皆乐于承认唐朝宗主国的地位，而反对大食的入侵。史书中有大量西域诸国赤胆忠心对唐朝，请求唐朝援助他们抵抗大食的记载。 如《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请求》载安国：“开元七年（719）二月，安国王笃萨波提遣使上表论事曰：‘……自有安国已来，臣种族相继，作王不绝，并军兵等，并赤心奉国。从此年来，被大食贼每年侵扰，国土不宁。伏乞天恩滋（慈）泽，救臣苦难。……臣即统领本国兵马，计会翻破大食。’”又载康国求援：“（开元七年二月）其月庚午，康国王乌勒伽遣使上表曰：‘……臣种族及诸胡国，旧来赤心向大国，不曾反叛，亦不侵损大国，为大国行裨益士。从三十五年来，每共大食贼斗战。……伏乞天恩知委，送多少汉兵来此，救助臣苦难。……如有汉兵来此，臣等必是破得大食。’”又载俱密国王求援：“（开元七年二月）其月戊辰，俱密国王那罗延上表曰：‘臣曾祖父叔兄弟等旧来赤心向大国。今大食来侵，吐火罗及安国、石国、拔汗那国并属大食。臣国内库藏珍宝及部落百姓物，并被大食征税将去。伏望天恩处分大食，令免臣国征税。臣等即得久长守把大国西门。伏乞照临，臣之愿也。’” 石国也向唐朝求援。开元二十九年（741），石国王伊吐屯屈勒遣使上表曰：“奴自千代以来，于国忠赤。只如突厥骑施可汗忠赤之中。部落安贴。后背天可汗，脚底大起。今突厥已属天可汗。在于西头为患，惟有大食，莫逾突厥。伏乞天恩不弃突厥部落，讨得大食，诸国自然安贴。”其它如波斯、吐火罗、东曹等都向唐朝表达了同样的愿望。 唐朝由于葱岭以西路途遥远，又基于重点保护葱岭以东地区的考虑，对这些请求一般都不应允。开元、天宝年间，唐朝共有三次应小国之请出兵葱岭以西：一次是开元三年（715）应拔汗那王之请救拔汗那；一次是开元十年（722）应小勃律王之请救小勃律；一次是天宝九载（750）应吐火罗叶护之请破羯师。但这三次军事行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阻止吐蕃进入葱岭以东地区，都是为了保卫葱岭以东地区的安全。另外还有两次是主动出兵干预，一次是天宝六载（747）高仙芝平小勃律，一次是天宝十二载（753）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击大勃律，这两次出兵也都是为了阻止吐蕃进入葱岭以东地区，为了保卫葱岭以东地区的安全。对于葱岭以西抵抗大食的请求，唐朝一般采取两种方式表示支持：一种是在政治上册封诸国王，嘉奖诸国反抗大食的行为；一种是利用突骑施军事上对抗大食。但是，突骑施在开元二十七年以后已经衰落，不能再起到抵抗大食的作用，而政治上的册封、嘉奖，也不能使西域诸国强大到足以自己抵抗大食。在这种情况下，唐朝的宗主国地位已经岌岌可危，葱岭以西诸国已经首鼠两端，在唐朝和大食之间摇摆，而高仙芝却因石国无藩臣礼（具体内容不详），对石国实行诛伐之事，唐朝作为宗主国不能尽保护中亚小国之责，却要求诸国守“蕃臣之礼”，这种悖理行为本身就隐藏着巨大的危机，而高仙芝在讨伐的过程中却又竭尽残暴贪婪之能事，最终只能是激化矛盾，促使西国人民与唐朝离心，倒向大食。 高仙芝本是高句丽人，因其父为四镇校将，而来到西域，又因父之功而授游击将军。开元末，受到节度使夫蒙灵察的赏识，任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高仙芝本人美资质，善骑射，其父曾“以仙芝为儒缓，恐其不能自存”，但从他处理石国的事情来看，丝毫看不出所谓“儒缓”之处，更看不出“不能自存”之处，这说明高仙芝做大官之后，性情有所变化，或者说由于升了大官、掌握了大权、立了大功（天宝六载平小勃律立了大功），高仙芝的品行发生了变化。高仙芝的事例说明，做官做人都必须“慎终”，尤其是边疆大吏，必须保持良好的道德修养，否则将给国家带来重大的灾难。
《唐会要》卷99《石国》、《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请求》等 （美）希提著，马坚译：《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44页
唐朝杀降失信 东突厥汗国复兴 贞观四年（630），唐朝灭东突厥汗国。此后，东突厥一分为三，一部分向南降唐进入河曲（又称河南）之地，一部分向西投奔西突厥，一部分留在漠南当地，依附漠北铁勒薛延陀汗国。贞观二十年（646），唐灭薛延陀汗国，投靠薛延陀的突厥可汗后裔阿史那车鼻自立为可汗，统领漠南突厥。贞观二十一年（647），车鼻遣使朝唐，并请身自入朝，但又失信于唐，唐谴使者迎之，车鼻却不至。永徽元年（650），唐派兵擒获车鼻，并在其地郁督军山置狼山都督府。以后又置瀚海都护府，领狼山、云中、桑乾三都督府及苏农等二十四州。自此以后，东突厥成为唐朝的臣民，“突厥尽为封疆之臣”；北疆从此安宁了近三十年，“殆三十年，北鄙无事”。然而，东突厥在唐朝宽松的羁縻统治之下，经过三十年的休养生息发展壮大起来，其贵族不甘心永久臣属于唐朝，开始谋反复国。 调露元年（679），东突厥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反唐起事，掀开了东突厥复国的序幕。温傅、奉职二部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以阿史那可汗家族为号召，单于大都护府治下的二十四州东突厥降部皆起而响应，有众数十万。唐先派单于都护萧嗣业率兵讨之，反为所败。又以右卫大将军裴行检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率军三十万余进讨，“唐世出师之盛，未之有也”。行俭频战皆捷，擒其大首领奉职，泥熟匐也被其下所杀，以首来降，东突厥的反叛暂时被平息。第二年（永隆元年即公元680年），温傅部余党又立阿史那伏念为可汗，寇原、庆二州。唐再派裴行俭率军讨之。行俭在阿史那伏念与温傅之间施反间之计，伏念恐惧，密送降款，行俭许诺伏念不死，伏念乃执温傅以降。但是，回京城后，侍中裴炎嫉妒行俭的功劳，上言说，“伏念为总管程务挺、张虔勖子营逼逐，又碛北回纥等同南向逼之，窘急而降”，不仅贬低行俭的功劳，而且否定伏念等人的投诚，由是行俭的功劳不录，伏念及温傅等五十四人也被斩于都市。当时行俭叹曰：“今而杀降，后无来者”。 “议者恨其（裴炎）娼克，且使国家失信四夷”。果然，突厥降部皆对唐朝失去了信任，再次铤而走险，走上反唐的道路。永淳元年（682），突厥阿史那骨咄禄招集亡散，建立东突厥第二汗国。朝廷后来虽然有所醒悟，追拜伏念为太仆卿，颁发平反诏书，弘道元年（683）十一月，委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招讨突厥，一改以讨击为主的方针，而以安抚为主，讨击为辅，但是为时已晚，一切已经无济于事。 东突厥汗国重建之后，南向对唐朝，西向对西突厥，北向对铁勒诸部，东向对契丹、奚展开了全面的攻势，唐朝及其周边藩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民众的生活、社会的安定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突厥四处攻扰唐朝的州县：永淳元年（682）十月，攻并州，又攻单于府之北境，杀岚州刺史王德茂。弘道元年（683）二月，寇定州，又寇妫州。三月，围单于都护府，杀都护府司马张行师。五月，寇蔚州，杀刺史李思俭。又擒来战的丰州都督崔智辩。六月，掠岚州。光宅元年（684）七月，转寇朔州。垂拱元年（685）二月，寇代州，败来援的左玉钤卫中郎将淳于处平，唐军死五千余人。垂拱二年（686）九月，垂拱三年（687）二月，两次侵昌平等地。七月，又攻朔州。东突厥又西向侵掠西突厥：“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来，为东突厥所侵掠，散亡略尽。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斛瑟罗收其余众六七万人入居内陆”。神功元年（697），东突厥又以助唐讨伐叛乱的契丹和奚为名，将东北的契丹和奚变为自己的臣属。七世纪前后，东突厥还兼并了漠北铁勒诸部。公元692年，默啜任东突厥第二汗国的可汗之后改变了对唐朝的政策，采取和战并行、软硬兼施的方针，一方面臣属于唐朝，接受唐朝的册封，另一方面却仍然侵扰唐朝，与唐朝争夺周边的藩属。直至天宝四年（745），其属部拔悉蜜、回纥、葛逻禄联合起来攻杀其可汗，东突厥第二汗国灭亡，回纥取而代之成为漠南北草原上的霸主。东突厥汗国一共存在了六十三年，这六十三年它一直是唐朝的“边患”，它对唐朝的危害仅仅次于西南的吐蕃。 东突厥汗国重建，并存在六十多年，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既有内部的原因，又有外部的原因。内部原因是：东突厥在唐朝宽松的羁縻统治下，不承担贡赋，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太宗曾在册命阿史那思摩的诏书中说，突厥诸部在唐的统治下，“年谷屡登，众种增多，畜牧蕃息，缯絮无乏，咸弃其毡裘，菽粟有余”，就是这种经济状况的描述。东突厥通过助唐东征西讨，又重振了军威。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实力，成为他们叛唐复国的基础。汗国起用阿史德元珍、暾欲谷等人为谋主，这些人曾就读于长安，熟悉汉文化，知己知彼，在保存汗国、对付唐朝的方针措施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册府元龟》卷544载：“阿史德元珍、孙万轩（斩）等，皆因充侍子，遂得遍观中国兵威礼乐，其后竟为边害。”将这一点说得很明确。纵观汗国重建的前三个阶段，其汗国根据形势的不同，实行了不同的方针：第一阶段（682—692），实行以攻为守的方针，迫使唐朝疲于应付，无力进剿；第二阶段（692—716），实行和战并行的方针，使得唐朝心存幻想，不能痛下决心，坚决围剿；第三阶段（716—734），实行和平共处的方针，使得唐朝承认既成事实，安于现状。这些方针都有利于汗国的生存与发展。而第四阶段（734-745年），则是东突厥汗国的内乱衰败时期。外部原因是：7世纪吐蕃崛起和向外扩张，为东突厥汗国复兴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吐蕃从龙朔二年（662）开始进军西域，次年攻占吐谷浑（位于今青海），唐朝与吐蕃反复争夺西域和吐谷浑的控制权，动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仪凤三年（678）之后，不得不从战略攻势转入战略守势，以大量镇军在河源等地与吐蕃长期对峙。东突厥奉职、温傅、伏念反叛时，唐朝尚有力量派大军北上进剿，因此这二起反叛很快被平息，而随着守势局面的形成，主要兵力投向西北的结果，唐朝却再也无力大举北伐东突厥第二汗国了，至多只能小规模地自卫反击。加上七世纪末契丹与奚叛唐降突厥，也为东突厥汗国扩充了实力。上述这些内外原因，都是东突厥汗国得以重建并存在六十多年的重要因素。 然而，唐朝对东突厥的政策一误再误，也是东突厥汗国得以重建并存在六十多年的重要原因。这些政策失误包括武则天杀御敌大将程务挺，自毁长城；包括滥委将领，委任白马寺僧薛怀义为御敌大将，贻误战机；包括玄宗时朝臣王晙与宰相张嘉贞不和，北伐未成，反被暾欲谷利用，等等，然而最开始也是最重要的失误，则是裴炎贬低裴行俭的功劳，朝廷采取杀降的政策，致使朝廷失信于东突厥，导致东突厥更大的反抗，重建东突厥第二汗国。 根据史书的记载，裴炎并不是一个奸臣，而是一位廉正的清官，裴炎少补弘文生，在馆学习期间，每逢休假，诸生多出游玩乐，而炎独不废业。有司荐举做官，他也以学未笃而推辞。在馆学习了十年，精通了《春秋左氏传》及《汉书》之后，方科举及第做官。可见他是一位求学若渴，饱读诗书的人。任官以后，裴炎又能耿直不阿，犯颜直谏。有几件事足以证明这一点。第一件事是，中宗即位，欲以韦皇后之父韦玄贞为侍中，又欲给乳母之子五品官职，炎时为中书令，固争以为不可。中宗不悦，谓左右曰：“我让国与玄贞岂不得，何为惜侍中耶？”炎乃与太后武则天定策，废中宗而立豫王旦为帝。第二件事是，天授初（690年），太后临朝，降豫王为皇嗣。太后侄武承嗣请立武氏七庙、追封武氏父祖为王，太后将许之，炎进谏曰：“皇太后天下之母，圣德临朝，当存至公，不宜追王祖祢，以示自私。”并以西汉吕后之败诫之，太后不悦，但止其事。第三件事是，武承嗣与从父弟武三思屡劝太后寻找借口诛杀韩王元嘉、鲁王灵夔，以绝宗室之望，其他宰相皆怀畏惮，不敢进言，唯炎独固争，以为不可，武承嗣等人深恨之。第四件事是，文明元年（684），徐敬业以反对武氏当政要求还政于李氏为名造反，太后召炎议论对策。炎奏曰：“皇帝年长，未俾亲政，乃致猾竖有词。若太后返政，则此贼不讨而解矣。”被御史崔察弹劾为有异图而下狱，虽有众多大臣证其不反，但终因得罪了武氏，而被斩于都亭驿前街。史载，炎初被擒时，左右劝炎逊词于使者，炎叹曰：“宰相下狱，焉有更全之理！”竟无折节。等到籍没其家时，其家无儋石之蓄，一贫如洗。可见裴炎是一位清廉、正直、不畏权贵，不惧死事，很有气节的官员。这样的一位清官为什么会有上述劣迹？为什么会因嫉妒而使朝廷杀降，引起边疆动荡、东突厥复国？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我们认为，衡量官吏的腐败与否，不单单是看他是否贪污受贿，是否奸淫残暴，而是要看他处理问题是否秉公执正，顾全大局。士大夫最看重的是名节，最难过的也是功名关。这个功名不单指做官任职，而且指立德、立功、立言。裴炎自己是能够立德、立功、立言的，他在对待国家社稷继统问题上，为了维护皇室李氏的正统地位，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上举四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由此也为他留下了功德和美言；但是，他却不能正确对待同僚的立德、立功、立言。裴行俭是一位很有才干的政治家、军事家。裴行俭作为行军大总管率军讨伐东突厥，在阿史那伏念与温傅之间行反间计，程务挺等作为行俭的副手，引兵逼伏念，应该说是行俭率领部下施展软硬二手，而促成伏念投降。硬说“非行俭之功”，就是有意贬低行俭的功劳，也就是史臣所论的“炎致国家负义而杀降，妒能害功”。裴炎不仅“妒能害功”，而且有私结朋党之嫌。程务挺、张虔勖与裴炎关系非同一般。在裴炎与太后定策废中宗的政变中，程务挺、张虔勖是积极参与者和执行者，《旧唐书·裴炎传》载，裴炎“与中书侍郎刘祎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勖等勒兵入内，宣太后令，扶帝下殿”；文明元年，裴炎下狱，程务挺积极营救，“右卫大将军程务挺密表申理之”；及炎死，“或构言务挺与裴炎、徐敬业皆潜相应接”，程务挺也因此伏法处斩。可见裴炎与程务挺等人的政治命运是紧紧相连的。裴炎为程务挺等人邀功而贬低裴行俭，既害了行俭，又致使朝廷杀降，促使东突厥再度造反，而程务挺作为单于道安抚大使督军御突厥，“善于绥御，威信大行，偏将已下，无不尽力。突厥甚惮之。相率遁走，不敢近边”，待到裴炎得罪死，务挺作为同党亦处斩，“突厥闻务挺死，所在宴乐相庆。仍为务挺立祠，每出师攻战，即祈祷焉”，都是唐朝边疆的不幸。这些都与裴炎包藏私心，妒能害功、结党营私的腐败行为密切相关。
《旧唐书》卷194《突厥上》、卷84《裴行俭传》、卷83《程务挺传》等 《张说之集》卷14《赠太尉裴公神道碑》 《新唐书》卷117《裴炎传》 《册府元龟》卷964《外臣部·册封二》
宗楚客受贿生事 突骑施叛唐兴变 唐朝时期，西域的北疆主要居住着西突厥诸游牧部落，他们的向背是唐朝西陲边防安危的关键。唐朝一直采取册封西突厥王族阿史那氏为兴昔亡、继往绝二可汗，分兼昆陵、濛池都护府都护的办法，来统辖西突厥十姓部落，维持唐朝在西域的统治。然而，七世纪下半叶以来，西突厥王族阿史那氏逐渐衰落，而西突厥异姓部落突骑施逐渐强大起来，尤其在西突厥可汗斛瑟罗时期，斛瑟罗用刑残酷，诸部不服，而突骑施首领乌质勒能抚其众，诸部皆归之，斛瑟罗不能制止，只得入居内陆，乌质勒悉并其地，控制了西突厥诸部落。圣历二年（699）八月，突骑施首领乌质勒遣其子遮弩入朝觐见，武则天虽然遣侍御史解琬赴西域安抚乌质勒及十姓部落，但仍然维持扶植西突厥王族阿史那氏的政策不变，长安四年（704），仍拜阿史那斛瑟罗之子阿史那怀道为西突厥十姓可汗。 唐中宗继位之后，开始重视突骑施的地位。神龙二年（706），册封乌质勒为怀德郡王，景龙元年（706）12月，又派安西大都护郭元振与突骑施首领乌质勒商议军事。郭元振与乌质勒在乌质勒牙帐前交谈甚久，天寒地冻，乌质勒不胜其寒，会罢而卒。其子娑葛认为元振害死了其父，勒兵将攻元振。副使御史中丞解琬劝元振乘夜逃去。元振曰：“吾以诚心待人，何所疑惧！且深在寇庭，逃将安适！”安卧不动。明旦，入哭，甚哀。娑葛感其义，待元振如初。唐朝以娑葛袭其父之官号爵位，为嗢鹿州都督和怀德王。郭元振以自己的真诚和大无畏精神，消弭了突骑施与唐朝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场战事。 突骑施娑葛虽然承袭了其父的官号和爵位，成为突骑施乃至西突厥的首领，但是，其父的故将阿史那忠节不服，数相攻击。从阿史那忠节的名号来看，忠节应是西突厥阿史那氏的王室后裔，他与娑葛的争夺，不仅是个人之间的权力斗争，而且也是西突厥旧贵族与新兴突骑施之间的权力之争。然而，毕竟西突厥王室大势已去，而新兴的突骑施势头正旺，在与娑葛的斗争中，忠节众弱，力不能支。在这种情况下，安西大都护郭元振审时度势，奏请阿史那忠节入朝宿卫，徙其部落于瓜、沙州，诏许之。应该说，郭元振的建议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保护了忠节，又避免了矛盾冲突，维护了西域的安定。但是，忠节行至播仙城（今且末），遇到经略使、右威卫将军周以悌，周以悌不审时事的变化，坚持扶植西突厥阿史那氏的政策，教唆忠节贿赂当朝宰相，请留不行，并发安西兵及引吐蕃击娑葛，求唐册封阿史那献为可汗，统辖西突厥之众。他对忠节说：“国家以高班厚秩待君者，以君统摄部落，下有兵众故也。今轻身入朝，是一老胡耳，在朝之人，谁复喜见？非唯官秩难得，亦恐性命在人。今宰相有宗楚客、纪处讷，并专权用事，何不厚贶二公，请留不行。仍发安西兵并引吐蕃以击娑葛，求阿史那献为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往拔汗那征甲马以助军用。既得报仇，又得存其部落。如此，于入朝受制于人，岂复同也！”他的计策深深打动了忠节。于是，忠节勒兵击西域于阗镇坎城，破之，将获得的金银财宝贿赂宰相宗楚客和纪处讷，请如周以悌之策。 郭元振闻其谋，从大局出发，上疏详尽分析批驳了周以悌和阿史那忠节的谬论。他首先分析引吐蕃入西域的危害。他说，以前吐蕃就想谋取西域四镇、西突厥十姓的故地，没有成功，所以屡屡犯边。近来息兵请和，并不是慕悦中国的礼义，而是因为国内多难，人畜疫疠，恐中国乘其弊而击之，所以屈志求和。吐蕃一旦国内小安，岂能忘取十姓、四镇之地哉！往年吐蕃无恩于中国，犹欲求十姓、四镇之地；今若破娑葛有功，请分西域于阗、疏勒之地，不知以何理拒绝之！“今忠节不论国家大计，直欲为吐蕃向导，恐四镇危机，将从此始。” 其次分析西域的兵力和忠节的去留。他说，近十几年来，东突厥可汗默啜不断率兵侵扰西域，西突厥诸部落“所应者多”，而唐四镇兵力疲弊，力量不足以为忠节经略，忠节将更求于吐蕃，一旦吐蕃得志，则忠节将为吐蕃所掌握，“岂得复事唐也！”届时，唐朝将赔了夫人又折兵。 郭元振接着分析扶植西突厥王族阿史那氏的弊端。他说，阿史那忠节请唐封阿史那献为可汗，不就是因为阿史那献是可汗的子孙，欲以西突厥王族为号召，招怀西突厥十姓部落吗？但是，献的父亲阿史那元庆，叔父阿史那仆罗，兄阿史那俀子及阿史那斛瑟罗、阿史那怀道等都是可汗子孙，往者唐朝及吐蕃皆曾立为可汗（元庆、斛瑟罗、怀道为唐朝所立，仆罗、俀子为吐蕃所立），欲以他们招抚西突厥十姓，然而皆未能达到目的，何则？这些人都没有惠下之才，恩义素绝，虽然是可汗的后裔，而众心终不亲附。让他们做可汗，岂止不能招怀十姓，反而为四镇之患。何况阿史那献作为可汗后裔又疏远于其父兄乎。阿史那忠节本人即是王族后裔，如果可汗后裔能够招抚十姓的话，阿史那忠节自己就能诱胁十姓，何必求立可汗子孙？ 郭元振又分析了令郭虔瓘发拔汗那兵助忠节的弊端。他说，虔瓘此前曾经与忠节擅自入拔汗那，发其兵，结果不但未能得到拔汗那的片甲匹马，反而促使拔汗那投靠吐蕃捧立的阿史那俀子，还侵唐朝的四镇。当时拔汗那四旁尚无强寇为援，如今北有娑葛，急则与之并力，拔汗那倚坚壁抗击于内，突骑施伺隙邀遮于外，虔瓘等此行，不但不能如往年之得志，反而将内外受敌，自陷危亡，白白地与拔汗那结怨，令四镇不安。 郭元振早在神功元年（697年）吐蕃要求唐朝罢四镇分西突厥之故地之时，就曾为使者亲赴吐蕃处理此事，因而对吐蕃的情况非常了解；神龙中（705年），又任安西大都护府大都护，对西域的情况也非常了解，可谓知己知彼。他对周以悌、阿史那忠节的计策将对西域局势造成的危害认识得十分清楚，而且上疏对这种危害阐述得也十分清楚。然而，宗楚客等人既然接受了阿史那忠节的厚贿，就必定要置国家的利益于不顾而为忠节效力。他们拒绝了元振的意见，奏请分三路人马讨击娑葛：一，遣摄御史中丞冯嘉宾持节安抚忠节及其部众；二，遣侍御史吕守素处置四镇，调发四镇的兵力；三，任命将军牛师奖为安西副都护取代郭元振，发甘州、凉州以西的兵力，兼征吐蕃之兵，共同讨击娑葛。时娑葛的献马使娑腊正在京师，闻讯后，飞驰还报娑葛。于是，娑葛发五千骑出安西，五千骑出拨换，五千骑出焉耆，五千骑出疏勒，双方展开了一场大厮杀。朝廷重臣贿赂公行，终于导致突骑施叛乱，西域面临着一场重大的灾难。娑葛兵强马壮，先擒忠节、杀冯嘉宾于塔里木河口；后杀吕守素于僻城；再杀牛师奖于火烧城（今和硕）。娑葛遂陷安西，断四镇路，遣使上表，求宗楚客头。唐军人马受到重大损失。 宗楚客等人不甘心失败，决心进一步扩大战事，奏以周以悌代郭元振统领西域，征元振入朝；以阿史那献为十姓可汗，置军焉耆，再讨娑葛。娑葛于是遗元振书，称：“我与唐初无恶，但仇阙啜（忠节）。宗尚书受忠节金，欲枉破奴部落，冯中丞、牛都护相继而来，奴岂得坐而待死！又闻阿史那献欲来，徒扰军州，恐未有宁日。乞大使商量处置。”表达了突骑施不愿背叛唐朝的心愿，说明突骑施本来只是与阿史那忠节有仇，而宰相宗楚客等人受忠节之贿，妄启战端，欲破突骑施部落的事实。进一步扩大战争，不仅对突骑施不利，而且对唐朝稳定西域巩固边疆亦不利。于是，元振火速遣使赉娑葛书，间道诣京，上诉于朝。宗楚客老羞成怒，竟污蔑元振有异图，并威逼利诱使者和守阳，“阴求结托，约以重利，令污元振实有反端，如或不从，必加刑劾”。守阳虽然不为所动，坚明元振，但中宗还是听信了宗楚客的谣言，召元振入朝，将罪之。元振又遣其子鸿间道具奏其状，乞留西土。郭鸿的奏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宗终于明白了其中的是非和厉害关系，下诏罪周以悌，罚流白州，复以郭元振为安西大都护，代周以悌统领西域，并赦娑葛之罪，册其为十四姓可汗。一场更大的战争终于被消弭得无影无踪。 西突厥本为十姓部落，突骑施兼并咽面、葛逻禄、车鼻施和弓月四部落而成十四姓。突骑施拥有十四姓部落，说明其汗国的实力已经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西突厥汗国。唐朝册封娑葛为十四姓可汗，说明唐朝最终放弃了册立西突厥可汗后裔绥抚西突厥十姓的传统政策，改而采取承认新兴突骑施汗国的新西域政策。这种政策上的重大转变，是唐朝统治西域的一大进步。不过，这种进步却是依靠残酷的战争和血的代价换取来的。而造成这种血的代价的罪魁祸首宗楚客等人，却并没有因为这场“边患”而受到惩罚。 景龙三年（709）二月，监察御史崔琬对仗弹劾宗楚客、纪处讷，指责他们潜通戎狄，受其货赂，致生边患。他说，宗楚客、纪处讷等，“专作威福，敢树朋党”，“潜通猃狁，纳贿不赀；公引顽凶，受赂无限。丑问充斥，秽行昭彰”，“今娑葛反叛，边鄙不宁，由此贼臣，取怨中国”。指出宗楚客与其弟晋卿“昔居荣职，素阙忠诚，屡抵严刑，皆由黩货。今又叨忝，频沐殊恩，厚禄重权，当朝莫比”，但却“曾无悛改，仍徇赃私，此而可容，孰不可恕？”所谓“人神共疾，不加天诛，讵清王度”。请差三司推鞫，审讯楚客、处讷和晋卿。故事，大臣被弹，俯偻趋出，立于朝堂待罪。但是，楚客不但不趋出，反而愤怒作色，自陈忠鲠，声称被琬诬奏。而中宗既不维护朝纲朝仪，也不追查事情原委，反而命令崔琬与楚客等结为兄弟，和解之。当时人称中宗为“和事天子”。三月，并迁宗楚客为中书令。 监察御史崔琬指责宗楚客等一贯贪污纳贿，秽行昭彰，是确实的。还在武则天当政的时候，圣历二年（698）腊月，宗楚客时为文昌左丞，就与其弟司农卿晋卿因坐赃贿满万余缗及第舍过度，而分别贬为播州司马和流刑峰州。当时权倾一时的太平公主观其第舍，也不得不叹曰：“见其居处，吾辈乃虚生耳！”可见其处所之奢华无度。宗楚客等人之所以在坐赃贬谪之后还可以获得当朝莫比的“厚禄重权”，并在受贿致生边患之后，还可以免受刑罚而升迁官爵，与他们的特殊身世有关，也与当时的特殊政治形势有关。 宗楚客是武则天的从父姊之子。在武则天尚未称帝时，其兄秦客在垂拱中（685—688）潜劝则天革命称帝，改唐为周，由是兄弟皆得到武则天的宠幸。中宗继位，楚客等人又投靠韦皇后，“韦庶人及安乐公主尤加亲信”。纪处讷也是外戚，娶武则天侄武三思妻之姊而迁官，神龙中，亦得到韦氏的信任。中宗惧内，朝纲不振，朝政不稳。景云元年（710）六月，安乐公主欲韦后临朝，自为皇太女，与韦后毒死中宗。中宗死后，温王重茂立为皇太子，继皇帝位。宗楚客又上书称引图谶，谓“韦氏宜革唐命”，并谋害殇帝。但，多行不义必自毙。同月，太平公主与李隆基等人发动宫廷政变，诛杀韦氏及安乐公主，宗楚客等作为同党也一并伏诛。 史官称：“楚客、晋卿、处讷等谗谄并进，威虐贯盈，不使逃刑，可谓政正”。宗楚客等人贪污受贿、致生边患，最终没有逃脱历史的惩罚。
《资治通鉴》卷208～209。 《旧唐书》卷97《郭元振传》、卷92《宗楚客传》。 《和守阳墓志》，《唐代墓志汇编》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580——1581页。
张虔陀凌辱激变 南诏投蕃背唐 南诏是乌蛮别种，世居蒙舍州（今云南下关市以南）。当地人称王为“诏”， 南诏王姓蒙氏。原先共有“六诏”，南诏在最南面。六诏兵力相当，无统帅。唐高宗时，南诏细奴朝觐唐朝。武后时，细奴逻之子逻盛又朝唐，皇朝赐锦袍金带以归国。玄宗时，逻盛子皮逻阁立。唐朝以南诏世代朝唐，忠诚可嘉，开元二十六年（738），授皮逻阁为特进，封越国公，赐名“归义”。以后，皮逻阁破洱河蛮，唐朝以其功，又授云南王。南诏在唐朝的支持下逐渐强盛起来。皮逻阁后贿赂剑南节度使王昱，奏合六诏为一诏，皇帝制“可”，南诏得以兼并五诏。 皮逻阁兼并群蛮之后，又击败吐蕃，遂日益骄大起来。皮逻阁每入朝觐，朝廷亦加以殊礼。天宝四年（745），皮逻阁遣其孙凤迦异入唐为宿卫，唐朝授其为鸿胪卿。此前唐朝授南诏或为勋官，如特进；或为爵位，如越国公、云南王；此则授为职官鸿胪卿，说明南诏日益深入朝廷的管理统治系统。凤迦异归国时，唐朝恩赐甚厚，以后又以之为阳瓜州刺史。天宝七年（748），皮逻阁卒，唐令其子阁罗凤袭王位。然而，阁罗凤为云南王后，南诏与唐朝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天宝时，南溪郡都督府（戎州都督府）辖十七郡，十六羁縻州，云南郡为其中之一。时张虔陀为云南郡太守，南诏在其境内。南诏与其妻子谒见都督，路过云南太守府，张虔陀待之不以礼，且与南诏之妻有私；张虔陀还向阁罗凤索求无厌，阁罗凤“多有不应”，于是，张虔陀遣人数辱骂之，并向朝廷密奏云南王的罪恶。阁罗凤因此大为忿怨。天宝九年（750），发兵攻云南府，杀了虔陀，又取三十二羁縻州。天宝十年（751），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八万出戎、嶲州，征讨南诏。阁罗凤虽然起兵反，杀了云南太守张虔陀，但并不愿与唐朝彻底决裂。阁罗凤遣使谢罪，使与云南府录事参军姜如芝俱来，请还其所虏掠，且言：“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当归命吐蕃，云南之地，非唐所有也”。南诏使者的这番话，虽然含有威胁之意，但鲜于仲通如果念在南诏起兵乃云南太守张虔陀欺压所致，并不是真正反叛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念在南诏已经谢罪，还其所虏掠；念在强敌在后，把南诏推向吐蕃将对唐朝大为不利，就应该接受南诏的谢罪，最大限度地减少这场骚乱给唐朝带来的损失，平息这场叛乱。但是，鲜于仲通不许。仲通囚南诏使者，进兵逼南诏王所居大和城，却反为南诏所败。自是阁罗凤北向称臣于吐蕃，彻底背叛了唐朝，时在天宝十一年（752）。合罗凤立碑国门，刻明南诏乃不得已叛唐，又说：“我上世世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洗刷）吾罪也”。史称张虔陀“矫诈”，鲜于仲通“褊急寡谋”，可谓颇得其实。一个欺压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欺骗中央政府；一个少于谋略，偏激用事，终于促使南诏地方民族政权投靠吐蕃。 当时杨国忠在朝廷执政，隐瞒鲜于仲通的败状，仍叙其战功。天宝十二年（753），奏征天下兵，使侍御史李宓将兵十余万，再讨南诏。南诏远在西南隅，路途遥远，且有瘴气，从征者跋山涉水，不到目的地就“死者相属于路”，待到南诏大和城，战而大败，死者十之八、九，天下骚然苦之。唐军两次征讨都以失败告终。天宝十四年（755），中原爆发“安史之乱”，唐朝再也无力讨伐南诏，而阁罗凤却乘衅攻陷唐朝嶲州及会同军，向西复降寻传蛮，扩大势力。此后，南诏以众二十万助吐蕃攻唐朝茂州、文州、扶州、文州、黎州、雅州。南诏叛唐降吐蕃，对唐朝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不过，南诏在吐蕃的控制下日子并不好过。吐蕃虽然以阁罗凤为赞普锺（南诏谓弟为“锺”），号曰东帝，给以金印，但役赋沉重。吐蕃穷兵黩武，四处征讨，又夺南诏险要之地立城堡，每岁征南诏兵力以助镇防，南诏不堪其扰。大历十四年（779），阁罗凤之孙异牟寻立为酋长。异牟寻颇知书，有才智，善抚其众，对吐蕃的压迫益厌苦之。南诏有郑回，本唐朝相州人，天宝中举明经，授嶲州西泸县令，嶲州陷，为南诏所虏。阁罗凤以郑回有儒学，甚爱重之，命教其子及孙。异牟寻立，又命教其子寻梦凑。郑回为师严厉，甚得南诏人尊重。牟寻以郑回为清平官。南诏谓宰相为清平官，共置六人。牟寻凡事皆咨郑回，郑回秉政用事，其余五清平官对其皆卑谨。郑回乘机劝牟寻弃吐蕃而归唐朝。他说：“自昔南诏尝款附中国，中国尚礼义，以惠养为务，无所求取。今弃蕃归唐，无远戍之劳、重税之困，利莫大焉。”牟寻善其言，谋内附者十余年。 贞元四年（788），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招抚诸蛮，听说了南诏牟寻归唐的意愿，令蛮寓书于牟寻，招怀之。贞元七年（791），又遣使持书喻之。然而，路过磨些蛮时，被其魁（鬼？）主探知，潜告吐蕃。唐使至云南，吐蕃已知之，令诘牟寻。牟寻惧，哄吐蕃说：“唐使本蛮人，求回老家，韦皋许其归，无他谋。”并将使者执送吐蕃。但吐蕃不信，更疑牟寻，多召南诏大臣之子为质，致使牟寻和众大臣更加怨恨吐蕃。 牟寻决定起而行动。贞元九年（793）四月，牟寻与酋长定计，遣三批使者分别持书由两川、黔中、安南三路赴成都韦皋处，求归唐朝，将韦皋招抚南诏的信分作三份，三路使者各持一份，作为凭信，并带生金、丹砂作为礼物。可见异牟寻归唐决心之大，求成之心之切。韦皋护送使者到京师。使者对朝廷诉说了南诏不得已投靠吐蕃的苦衷：“异牟寻世为唐臣，曩缘张虔陀志在吞侮，中使者至，不为澄雪，举部惶窘，得生异计。鲜于仲通比年举兵，故自新无繇”。又向朝廷诉说了吐蕃奴役南诏的罪行，说南诏在吐蕃“有如偷生，实污辱先人，辜负部落”，并赞颂南诏在唐朝得到的教化：“曾祖有宠先帝，后嗣率蒙袭王，人知礼乐，本唐风化。”最后请求归附唐朝：“牟寻请归大国，永为藩国。所献生金，以喻向北之意如金也；丹砂，示其赤心耳”。朝德宗嘉其忠赤，乃赐牟寻诏书，命韦皋遣使以观其情。皋遂命巡官崔佐时至牟寻所都阳苴咩城。当时吐蕃使者数百人已先于唐使至南诏，崔佐时至，对众大宣诏书，南诏众人皆歔欷流涕，俯伏受命。明年正月，异牟寻遣其子寻梦凑及清平官等与崔佐时会盟于点苍山神祠。盟书一藏于神室，一沉于西洱河，一置祖庙，一以进天子。又发兵斩吐蕃使者。遣使者送佐时归唐，刻金契以献。牟寻乃去吐蕃所立帝号，献所受吐蕃印五，表示与吐蕃决裂。 南诏痛恨吐蕃的压迫，牟寻既决心归唐朝，在回归之前，决定狠很打击吐蕃。吐蕃因与回鹘争西域北庭，死伤颇众，向南诏征兵万人。牟寻以“蛮军素少”，仅发兵五千人戍吐蕃，然后自己将兵数万跟踵其后，昼夜兼行，乘其无备，大破吐蕃于神川，遣使告捷，并请韦皋派人阅其所虏获及城堡。韦皋为南诏请功：“牟寻收铁桥已来城垒一十六，擒其王五人，降其众十余万。”可见所获颇多，功劳不小，这是南诏回归唐朝所献的一份厚礼。南诏遣使二十七人入献地图和方物，请唐朝复南诏旧名。 贞元十年（794）六月，唐以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袁滋持节册南诏，封异牟寻为南诏王，赐牟寻印，铸用黄金，以银为窠，文曰：“贞元册南诏印”。南诏重视黄金，此印乃从其所重，以示传之无穷。南诏以隆重的礼仪接受了唐朝的册封。史称：唐使袁滋至大和城，异牟寻遣兄等人以良马六十迎之，金鍐玉珂，兵振铎于夹道，异牟寻穿金甲，蒙虎皮，执双铎，由执矛千人护卫，大象十二引于前，骑军、徒军以次列随于后。诘旦，授册，异牟寻率官属北面立，宣慰使东向，册使南向，读诏册。相者引异牟寻去位，跽受册印，稽首再拜，又受赐服备物。异牟寻说“开元、天宝中，曾祖及祖皆蒙册袭王，自此五十年。贞元皇帝洗痕录功，复赐爵命，子子孙孙永为唐臣。”表示了对德宗皇帝不计前嫌，允许南诏重附唐朝的感激之情，及子子孙孙永为唐臣的决心。唐朝又授南诏郑回等人官爵。 南诏归附唐朝以后，坚持以大臣弟子为唐质子，居成都。韦皋将他们都送到学馆中学习儒学。南诏又与唐军数次连手击吐蕃，韦皋亦率军保护南诏，抵制吐蕃的报复。唐军与南诏互为掎角，共同保护唐之西南部，唐朝西南部由是得以安定和巩固。 纵观南诏的历史，南诏统一六诏，对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来说是一种进步，对于唐朝的统治来说，也是一件有利于边疆稳定的好事。问题的关键在于蕃汉之间是否能够相互尊重，和睦共处，共同开发边疆，维护唐朝的统一。然而，事态的发展却走向了反面。这种事态的发展变化，固然与南诏强盛之后对唐不恭有关，但主要是唐朝的边疆大吏不能正确处理蕃汉之间的关系，而以凌辱的方式欺压南诏首领，促使南诏背叛唐朝，投靠吐蕃。南诏的背叛，大大恶化了唐朝在西南方面的局势，增强了吐蕃的势力，使得吐蕃后顾无忧，以致于吐蕃能够在“安史之乱”后，长驱直入，深入唐朝的心脏长安，几乎造成唐朝的颠覆。唐朝依靠上下同心协力，才稳定了江山。南诏的背叛固然对于唐朝不利，然而同时对于南诏也不利，以后，南诏虽然欲回归唐朝，却几经磨难，时隔四十年后才成功。唐朝边疆大吏的腐败，给唐朝国家和南诏地方双方都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南诏回附唐朝之后，双方都得到了极大的好处。南诏的得失，是中国治边史上一个值得深思的教训。
《唐会要》卷99《南诏蛮》 《旧唐书》卷197《南蛮传》 《新唐书》卷222《南诏传》
大吏骄沓侵侮 契丹造反叛乱 史载契丹出自东胡。唐朝时，契丹居于辽河之西，东与高句丽相邻（后与安东都护府相邻），西与奚、突厥相接，南临唐朝营州，北至室韦，地方二千里，逐水草而居。其时，契丹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部落联盟的阶段，君长姓大贺氏，胜兵四万三千人，分为八部，若有征发，诸部皆须议合，不得独举。猎则别部，战则同行。史称为大贺氏部落联盟。 契丹先臣于突厥，唐朝建立之初，数抄掠唐朝边境。数年后，契丹认识到唐朝的重要性，武德六年（623），开始遣使唐朝，贡献名马和丰貂。贞观二年（628），契丹君长摩会率其部落降唐朝。突厥颉利可汗不愿意轻易放弃契丹，遣使唐朝，提出来以逃亡突厥的中原人梁师都交换契丹，唐太宗坚决拒绝之。太宗说：“契丹、突厥，本是别类，今来降我，何故索之？师都本唐朝编户，据我州城，以为盗窃，突厥无故容纳之，师都不久自当擒灭。纵其不得，终不以降附之民契丹易之”。唐太宗的态度显示了大国的风范和保护依附者的决心，对于已降的契丹部落是一种保护，对于尚在唐朝、突厥之间摇摆的契丹其他部落也产生了吸引力。史载，明年，摩会复入朝，赐鼓纛，由是有常贡；贞观二十年（646），太宗伐高丽，至营州，契丹君长及老人皆来拜见，唐太宗赐物各有差，授契丹蕃长窟哥为左武卫将军。贞观二十二年（648），契丹窟哥等部咸请内属。唐朝乃在其地置松漠都督府，以契丹八部分设九州：达稽部为峭落州，纥便部为弹汗州，独活部为无逢州，芬问部为羽陵州，突便部为日连州，芮奚部为徒河州，坠斤部为万丹州，伏部为匹黎、赤山二州，又以大贺氏联盟长之部为一州，共十州，俱隶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左领军将军兼松漠都督府、无极县男，赐姓李氏。至此，契丹八部皆成为唐朝的属民，松漠都督府成为唐朝在东北地方的行政机构。 契丹在唐朝和突厥两大政权之间选择了唐朝是正确的，契丹君长摩会降唐后两年，也就是贞观四年（630），东突厥汗国也被唐朝灭亡。契丹归附唐朝，既是唐朝政策的成功，也是契丹自愿认同唐朝的结果。但是，约五十年后，由于唐朝官吏的骄横，却迫使契丹造反，引起了一场严重的边患。 松漠都督府归营州都督府管辖。武则天时，营州都督赵翙骄沓，数侵侮其下。窟哥有一孙名尽忠，为唐武卫大将军、松漠都督，契丹别部酋长孙敖曹有一孙名万荣，为唐右玉钤卫将军、归诚州刺史，万岁通天中（696），二人俱为营州都督赵文翙所侵侮，其时契丹饥谨，赵文翙不加赈济，民怨沸腾，二人遂乘此机会杀了文翙，占据营州，举兵造反。尽忠自号无上可汗，以万荣为将，纵兵四略，所向皆下，势力发展很快，旬日兵至数万，号称十万。 契丹这次叛乱对唐朝影响很大。武则天下诏改万荣名为万斩，尽忠为尽灭，三次派兵征讨：第一次，令右金吾大将军张玄遇、左鹰扬卫将军曹仁师等率兵讨之，与孙万荣战于西硖石谷，官军败绩，玄遇、仁节被契丹俘虏；第二次，令夏官尚书王孝杰、左羽林将军苏宏晖领兵七万讨之，与孙万荣战于东硖石谷，官军又败绩，孝杰在阵陷没，宏晖弃甲而遁。万荣乘胜率其众入幽州，杀略人吏；第三次，诏左金吾大将军、河内王武懿宗为大总管，率兵三十万以讨之，突厥和奚也来助战。李尽灭先死，万荣代领其众，攻陷冀州，杀刺史陆宝积，屠官吏子女数千人，此后，奚和突厥掩击其后，掠其幼弱，万荣弃众逃，又遭到唐军数百骑的伏击，万荣被其奴斩首，传首于东都。契丹叛军在唐军及突厥和奚的夹攻下终于败亡。然而，契丹叛军虽然被消灭，但契丹余众却并没有重新归附唐朝，而是投降了突厥。此突厥乃永淳二年（683）重新复国的东突厥第二汗国。此突厥汗国默啜可汗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接受唐朝的册封，助唐讨伐契丹叛军，另一方面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将契丹余众纳入自己的麾下，与唐朝对抗。直到开元三年（715），突厥汗国默啜政衰，契丹首领李失活才率部落内附，回归唐朝。 契丹这次叛乱，从举兵到重新归附唐朝，整整花了二十年时间。这二十年，契丹攻陷了唐朝东北的重镇营州、幽州，阻断了唐朝与东北地区的陆路交通，对唐朝在东北的统治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唐朝动用大批人力、物力讨伐契丹，损兵折将，结果却被突厥利用，契丹成了东突厥汗国的属下。东突厥汗国是唐朝周边更大的威胁，契丹降突厥，充实了突厥汗国的力量，造成了唐朝更大的损失。然而，契丹重归唐朝以后，唐朝官吏们并没有接受这次失政的教训，继续作威作福，以后，又连续两次促使契丹反叛作乱。 契丹重新归附以后，唐朝复置松漠都督府，从中央政府来说，吸收了契丹造反的教训，加强了恩、威两方面的措施，笼络和控制契丹。玄宗在《敕契丹据捋、可突于书》说：“契丹初归，应须安置，可与守珪（幽州接度使）商议，务依蕃部所欲”，“无令下人有所不惬也”，表示了安抚契丹部民的意愿和策略。唐朝除了继续对契丹首领授官封爵，如封李失活为松漠郡王，拜左金吾卫大将军兼松漠都督，又将契丹八部落各因旧帅拜为刺史之外，还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三种措施来加强契丹与唐朝的关系。一是和亲：开元四年（716），封宗室外甥女杨氏为永乐公主，嫁松漠郡王、松漠都督李失活为妻。失活死，开元十年（722），封郁于为松漠郡王，以宗室率更令慕容嘉宾女为燕郡公主，妻郁于。明年，郁于病死，弟吐于代统其众，袭兄官爵，复以燕郡公主妻吐于。以后，李邵固为契丹首领，唐拜其为左羽林军员外大将军、静析军经略大使，改封广化郡王，又封皇从外甥女陈氏为东华公主以妻之。和亲增强了契丹与唐朝之间的血肉感情，并便于公主监督契丹的行为。二是留宿卫：开元十四年（726），“契丹遣大首领李阔池等六人来朝，皆授折冲，留宿卫”。吐于为契丹主，与可突于有隙，携公主奔唐朝，唐封其为辽阳郡王，亦留其宿卫。宿卫既可以起到教化的作用，又有利于制约蕃部。三是置军：唐朝在复置松漠都督府的同时，置静析军于其府，以失活为经略大使，诏将军薛泰为押蕃落使，督军镇抚。在契丹之地置军，有利于加强对松漠都督府的控制。唐朝采取的这些措施，对于镇抚契丹，稳定东北边疆形势，都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但是，在唐朝统治阶级内部中，并没有完全消除对契丹少数民族轻视甚至蔑视的思想意识，这种思想意识亦成了促使契丹反叛的导火索。开元十八年（730），契丹松漠郡王邵固遣静析军副使可突于入朝，贡方物，中书侍郎李元纮待之不为礼，可突于怏怏而去。左丞相张说谓人曰：“两蕃必叛。可突于人面兽心，唯利是视，执其国政，人心附之，若不优礼縻之，必不来矣。”可突于果然杀邵固，率部落并胁奚众降于突厥。 这次叛乱共持续了四年。唐朝三次派兵征讨，第一次派礼部尚书信安王祎领众与幽州长史赵含章出塞，大败契丹叛军，可突于率其麾下远遁，奚众尽降；明年，可突于又来抄掠，唐朝再派幽州长史薛楚玉率精骑万人，并领降奚之众追击之，可突于领突厥兵以拒官军，奚众持两端，散走保险，官军大败；第三次唐朝派张守珪为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经略之，可突于遣使伪降，又引众向西北投靠突厥，守珪采取分化政策，诱契丹衙官李过折夜勒兵斩可突于及其支党数十人，开元二十三年（735）正月基本平定叛乱，以后尚有余波。 契丹这次叛乱的核心人物可突于是一个祸害分子，他悍勇得众心，在契丹中屡次颠覆，擅行废立。先与松漠都督娑固不和，杀娑固，立娑固从父弟郁于；第二年郁于病死，弟吐于代统其众，又与吐于复相猜阻，吐于奔唐朝都城，不敢归；再立李尽忠之弟邵固为主；开元十八年，又杀邵固，叛唐朝，降突厥。如果说可突于是一位不安分的野心家，他的叛唐有其必然因素，并不能完全归罪于唐朝官员，那么，天宝年间安禄山诱杀契丹，则完全是唐朝地方长官为了一己私利，以屠杀少数民族作为自己晋升的资本，而制造边患了。 《资治通鉴》卷215载，天宝四载（745），“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数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杀公主以叛，禄山讨破之”。天宝五载（746），安禄山又屡诱奚、契丹，为设会，饮以莨菪酒，醉而坑之，动数千人，函其酋长之首以献，前后数四。天宝十载（751）八月，安禄山又率三道兵六万人讨契丹。这一次安禄山大败，官军死者数千人。天宝十二载，契丹来降附。史称，安禄山与契丹“相侵掠未尝解，至其反乃已”。也就是说，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自己发动叛乱之后，安禄山与契丹之间的攻掠才停止。然而，“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也从极盛而走向衰落。 安禄山虽然本身成为叛将，但他在作为唐朝边疆大吏时屠杀契丹，“以边功市宠”，这种做法在当时还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中国古代许多所谓“边患”都是由此而引起的。契丹三次较大规模的叛唐战争，都与唐朝官吏的侵逼有关，都与唐朝官吏个人素质不高有关，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册府元龟》卷975《外臣部》 《全唐文》卷285 《新唐书》卷《北狄·契丹传》 《资治通鉴》卷215
杨矩受贿割地 吐蕃乘势扩张 吐蕃是古代藏族于公元7-9世纪中叶在青藏高原建立的奴隶主政权，史称吐蕃本西羌种。吐蕃君称赞普，王族称论，宦族称尚。629年，松赞干布继赞普位，此后降服苏毗、羊同等部落，统一青藏高原，吐蕃变成一个较强大的政权。吐蕃在崛起之初，与唐朝关系良好。松赞干布仰慕唐朝的文化，唐贞观八年（634），遣使者朝贡，太宗遣行人冯德遐往抚慰之。松赞干布听说突厥、吐谷浑皆娶唐朝公主，亦遣使求婚，希望与唐结秦晋之好。太宗初不许。吐蕃使者妄称吐谷浑王入朝作梗，唐朝乃不许婚，松赞干布怒，率羊同共击吐谷浑，又破党项、白兰羌，勒兵二十万寇唐朝松州。然而，先胜后败，遂遣使者谢罪，再次请婚。贞观十五年（641），唐朝以文成公主嫁松赞干布，唐蕃双方结成舅甥关系。此后，双方一直维持友好往来。贞观十四年（630），吐蕃诸酋长遣子弟请入唐朝国学；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伐高句丽，吐蕃遣使献黄金鹅上书赞贺；贞观二十一年（647），唐朝伐西域龟兹，吐蕃与铁勒、突厥、吐谷浑连兵助唐进讨；贞观二十二年（648），唐遣王玄策出使西域为中天竺所掠，吐蕃发精兵助玄策讨破之；贞观二十三年（649），唐高宗继位，松赞干布上书称：“天子初即位，下有不忠者，愿勒兵赴国共讨之。”唐太宗以子婿待吐蕃，高宗授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后进封为宾王。唐蕃之间明为舅甥关系，实为君臣关系，或者说为事实上的君臣关系。但松赞干布永徽元年（650）去世后，吐蕃对唐朝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松赞干布之子早死，其孙立而年幼，故相禄东赞专其国政。禄东赞及其子赞悉若、钦陵、赞婆等人掌权五十年，吐蕃在他们的统治之下，开始向外军事扩张，与唐朝为敌，争夺唐朝周边的土地和人民，逐渐与唐朝发展成为敌国（对等）关系。 吐蕃与唐朝主要争夺吐谷浑、南诏、西域和河陇（河西陇右）四个地方。 吐蕃首先争夺吐谷浑。吐谷浑在青海，位于吐蕃与唐朝之间，是吐蕃向东北方向发展的第一大障碍。吐谷浑早在贞观九年（635）已臣属于唐朝。显庆四年（659），吐蕃大相禄东赞亲自率兵进攻吐谷浑，龙朔三年（663），又发兵攻之，灭其国，吐谷浑王慕容诺曷钵及弘化公主逃往唐朝凉州，吐蕃尽有吐谷浑之地。咸亨元年（670）四月，唐朝派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统兵十余万讨吐蕃，护送吐谷浑还国，但至大非川为吐蕃所拒，王师败绩，助吐谷浑复国的计划失败。吐蕃占有吐谷浑之地，对于吐蕃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吐谷浑西北接西域，北临河西，东邻陇右地区，吐蕃占有吐谷浑之地，直接与唐朝西域、河西及陇右相邻，为吐蕃进一步争夺唐朝这些地方的土地和人民奠定了基础。 龙朔三年（663），吐蕃在灭吐谷浑的当年，就开始进入西域，与唐朝争夺西域的控制权。唐朝早在贞观六年（632）即通过册封西突厥汗国可汗间接控制了西域，贞观十四年（640）设立安西都护府之后开始直接统治西域的东部，显庆三年（658）彻底结束了西突厥统治西域的历史之后全面统治西域。吐蕃主要通过联合西突厥残余势力以及大食（阿拉伯帝国）与唐朝争夺西域的控制权。不过，吐蕃与唐朝争夺西域控制权的斗争并不顺利，吐蕃虽然曾于咸亨元年（670）、垂拱四年（688）两度占领唐朝安西四镇及其它地方，但真正占领西域南疆，则是在唐朝天宝使十四年（755）爆发“安史之乱”，吐蕃占领唐朝河陇地区之后。 吐蕃在南诏地区，首先控制五诏（南诏本为六诏，南诏为其中之一），唐朝支持南诏统一六诏之后，吐蕃又与唐朝争夺南诏。天宝十载（751），由于唐云南太守张虔陀失政，南诏降附吐蕃。 如果说，在吐蕃与唐朝争夺吐谷浑、西域、南诏和河陇四个地方中，吐谷浑在吐蕃的东北，西域在吐蕃的北方，南诏在吐蕃的东南，这三个地方与吐蕃接壤而对吐蕃的生存有一定威胁的话，那么，河陇地区对于吐蕃本不存在任何威胁；如果说，在这四个要害地方中，吐谷浑对于吐蕃的发展来说最为重要的话，那么，河陇地区对于唐朝的生存来说最为重要。河陇地区地处中原与西域之间，从此向东，可以直接进入唐朝的心脏都城长安，从此向西，可以直接进入西域，因此，河陇地区是唐朝保卫内陆及西域的关键地方。由于河陇地区所具有的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个地方同时对于具有扩张野心的吐蕃来说，也非常重要。然而，恰恰在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唐朝的官员由于受吐蕃之贿，而失河西九曲之地，致使吐蕃有了攻取河陇地区的基地，使得唐朝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唐中宗时，吐蕃禄东赞家族已经覆灭，新立的赞普七岁，遣使告丧及求盟，又遣大臣悉董热来求婚。景龙三年（709），赞普祖母再遣使者纳贡求婚。中宗以“赞普及祖母可敦、酋长等，屡披诚款，积有岁时，思托旧亲，请崇新好”，而唐朝亦“思偃兵甲”，“永致和平”，遂以雍王守礼女为金城公主妻之。中宗曰：“金城公主，朕之少女，岂不锺念，但为人父母，志息黎元，若允乃诚祈，更敦和好，则边土宁晏，兵役服息。遂割深慈，为国大计。”希望借和亲消弭双方的争战，使边土宁晏，兵役服息。在挑选和亲使人选问题上，唐朝颇费了一番周折。中宗以侍中纪处讷雅识蕃情，有安边之略，召充吐蕃使，但处讷以不练边事而固辞；中宗又令中书侍郎赵彦昭充使，彦昭恐充外使而失其权宠，阴托安乐公主密奏留之；于是，中宗以左卫大将军杨矩为和亲使赴吐蕃。景龙四年（710）四月，中宗亲自送金城公主于始平县，惜别之时，不由得悲涕嘘唏。中宗曲赦始平县大辟罪已下，免百姓赋役一年，改始平县为金城县，乡为凤池乡，里为怆别里，真正表现了“为国大计”，“遂割深慈”的情怀，也表达了与吐蕃和平共处的真诚愿望。公主至吐蕃后，别筑一城而居，而杨矩完成送金城公主的使命后，拜为鄯州都督。 然而，吐蕃外敦和好，而内衔怨怒。睿宗景云元年（710），吐蕃厚贿鄯州都督杨矩，请以河西九曲之地为金城公主汤沐之所。杨矩既受吐蕃之贿，遂为吐蕃奏请，睿宗许之。杨矩的这一行为为日后吐蕃重开战端埋下了祸根。河西九曲在今青海省黄河小支流茫拉河流域内（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附近），其地水甘草肥，宜畜牧，堪屯兵，又与唐境接近，离唐朝积石军三百里，成为吐蕃向东扩张，进攻唐朝河陇地区的军事基地。在此之前，神龙二年（706），唐朝曾与吐蕃划界盟誓，约以黄河为界，吐蕃在黄河以西，不得跨河而东，唐军则可以凭黄河之天险而守境。这是唐蕃第一次盟誓划界，双方都很重视，是时唐宰相豆卢钦望、魏元忠、李峤、纪处讷等凡二十二人与吐蕃君臣同誓，并刻石以记其事。但九曲在黄河以东，吐蕃得到九曲之地后，自然跨河而东。吐蕃于是建桥筑城，置洪济、大漠门两城以守之，又设独山、九曲二军，作为向唐朝进攻的先锋队伍。《旧唐书·吐蕃传》称，吐蕃“自是复叛，始率兵入寇”，《新唐书·吐蕃传》称，“自是虏（吐蕃）益张雄，易入寇”，都说明了吐蕃得河西九曲之后与唐朝关系的变化。不过，这种变化在开元二年（714）八月才真正体现出来。开元元年（713）十二月甲午，吐蕃还遣大臣来唐朝求和，此与开元二年（714）五月吐蕃宰相请唐朝划界结盟相同，都是吐蕃复叛前所放的烟雾弹。 玄宗开元二年（714）五月，吐蕃相坌达延上书唐朝宰相，请与唐朝划界结盟，请唐朝遣解琬先至河源勘正二国封疆，然后结盟。琬曾经为朔方大总管，所以吐蕃请之。玄宗拜解琬为左散骑常侍，持神龙二年唐蕃盟誓文前往河源，又命宰相回复吐蕃相坌达延之书。吐蕃亦遣宰相尚钦藏、御史名悉腊献盟书。解琬上言：“吐蕃必阴怀叛计，请预屯兵十万于秦、渭等州以备之。”事情果然如解琬所料，划界结盟之事还未结束，八月乙亥，吐蕃坌达延就率兵十万进攻临洮军，入攻兰州和渭州，并深入渭源县，抢掠唐朝放牧的军马。杨矩得知后如梦初醒，方知助吐蕃得九曲之地的后果严重，又悔又惧，饮药而自杀。唐玄宗大怒，诏薛讷为陇右防御使，与太仆少卿陇右群牧使王晙等人率兵抗击吐蕃。十月，吐蕃又攻渭源。玄宗发兵十余万，马四万匹，下诏准备亲自出征。薛讷与吐蕃战于武街，大破之；王晙帅所部二千人与薛讷合击吐蕃，时坌达延率吐蕃十万屯大来谷，距武街二十里，王晙选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袭之，又多置鼓角于吐蕃之后五里，前军遇吐蕃大呼，后人鸣鼓角以应之，吐蕃以为唐大军至，惊惧而自相杀伤，死者以万计。晙又夜出兵袭之，吐蕃大溃，薛讷与王晙追奔至洮水，复战于长城堡，又败之，前后杀获数万人，玄宗方罢亲征。这一战打得非常惨烈，史称，吐蕃之众被薛讷、王晙军夹击，奔走不能突围，相枕藉死，洮水为之不流。 战后，唐宰相姚崇、卢怀慎等建言：“吐蕃本来以黄河为境，神龙中尚公主，遂逾河筑城，置独山、九曲两军，去积石三百里，又于河上造桥。今吐蕃既叛，宜毁桥拔城，复守河如约。”诏从之。但此后仅见玄宗命左骁卫郎将尉迟瑰使于吐蕃，宣慰金城公主的记载，而未见唐军乘胜追击，收九曲之地的记载。开元五年（717）七月，唐朝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大破吐蕃于九曲，亦未收九曲之地。开元二十二年（734），唐蕃第二次议界，赤岭立碑，碑文称：“赤岭之外，其所定边界，一依旧定。”此所谓“旧定”所指，应是神龙二年盟誓所定边界，但唐朝此时仍未收回九曲之地，仍未能“复守河如约”。唐朝真正收回九曲之地是在金城公主死后（金城公主于开元二十八年即公元740年死）。天宝十二年（753）七月，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破吐蕃洪济、大莫门诸城，收九曲故地，列郡县，置宛秀军以实河曲。然而，二年后即天宝十四年（755），唐朝爆发“安史之乱”， 吐蕃乘唐军东调靖难之机大肆东侵，唐朝不仅再失九曲之地，而且陇右、河西亦几乎丧失殆尽。也就是说，自景云元年（710）吐蕃得到九曲之地后，九曲之地以后基本上一直为吐蕃所有。唐朝经过开元二年八月唐蕃大战之后，已深知九曲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深知吐蕃得九曲之地的利害关系，为了防范吐蕃的再度侵犯，唐朝将驻凉州（今武威）的河西节度使、驻鄯州（今青海乐都）的陇右节度使、驻成都的剑南节度使皆动员起来对付吐蕃，动用兵力之盛，几乎占全国镇兵的一半。 而史载，开元二年战后，吐蕃遣其大臣宗俄因矛至洮水请和，但自恃盛强，求与天子敌国，言语悖傲，玄宗不许。自是吐蕃连岁犯边，约无宁日。以后，吐蕃与唐朝时战时和，吐蕃每通表疏，则用敌国礼，吐蕃与唐朝的关系终于演变成了敌国关系。唐蕃这种敌国关系虽然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但吐蕃第一次提出来用敌国礼则是在开元二年唐蕃战后。唐朝皇帝虽然不愿意承认这种关系，但这种敌国关系客观上已经形成，德宗建中二年（781），唐朝终于正式承认这种关系，在双方往来书信中，改“献”为“进”，改“赐”为“寄”，改“领取”为“领之”，以对等的语词称呼之。 杨矩受贿，唐失河西九曲之地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促使吐蕃挑起战争、唐蕃关系破裂，促使吐蕃从劣势转变为优势，而且促使唐蕃双方关系发生转变，从舅甥关系公开转变为敌国关系。杨矩本人当初并没有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当他认识到之后，已经悔之晚矣，自杀谢罪也已无济于事。真所谓贪字当头，害人害国也害己。
《新唐书》卷216《吐蕃传》 《旧唐书》卷196《吐蕃传》 《资治通鉴》卷211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