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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蕉：管领清芬五百年 白蕉书作拾遗 在中国近现代书法史上，白蕉是一位诗书画兼擅的全能型艺术家。他对于书学观如碑帖论、“四条件说”等的论述，打破了民国以来碑学书法一统天下的局面，对于书学理论以及现代帖学书法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白蕉的书法研习魏、晋、唐、宋书风，无论结字、用笔，还是落墨，都表现出了一种融会贯通的能力，所以他的字虽然“势圆”，却并非一味缠绕，而是时出方折之笔，故流动中兼有凝重、跌宕和抑扬顿挫。而白蕉则仿效徐渭之佯狂，自称诗第一，书法第二，写兰第三，则从来不提刻印。那么白蕉的篆刻技艺究竟怎样呢？ 白蕉治印并无师承，因年轻时喜好封泥、秦汉印之自然天真、淳厚古雅，故以取法此三者入手，间仿宋元风格，自斟自酌，无师自通。在《云间谈艺录》中，白蕉曾深有感触地提起当年学习篆刻时的心得体会：“......昔年初治篆刻，觉白文甚易，朱文较难，继以为反是；即又以为反是，终又以为均不易。如此颠倒，竟不知次数。然三关既透，总觉多坦途云尔。” 多年坚持不懈的摸索与钻研，加上对艺术深厚的领悟力，使得白蕉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而对于笔法、刀法、章法的掌握和运用又有别于其他专事篆刻的艺匠，故而所刻风格往往取意高古，但又不循传统，极富情趣。 黄宾虹先生曾写信专门评价白蕉的篆刻：“大作篆刻深厚，不落纤巧家数，‘万年’二字小玺，駸駸周秦之域，不徒以汉魏为宗。‘海曲印记’又得唐人名印之趣。馀亦有妙处，迥非时贤所能企及。”而郑逸梅先生对白蕉的篆刻亦评价颇高：“白蕉在艺术上是多面手，复擅铁笔，所刻无论白文、朱文、圆印、方印，都各有风格，或如古贤道貌，或如时女靓装，或如春郎拔剑，或如屈子搴茄。” 而白蕉亦不轻易为人奏刀，刻印皆凭兴趣偶然。兴之所至，随手刃石，辄成佳构。上世纪三十年代，白蕉曾特地为自己订写了一幅篆刻润例：“白蕉刻直例，此例为亲故订，外间仍不应，系诗一首：两年一动笔，此事我尤懒。有价非初心，亲知亮悃款。急切不可得，迫促岂相爱。怨言若见寻，我本不肯卖。”这份润例，主要为亲故所订，其余外间所嘱刻印都不再答理。白蕉自谓“天下第一懒人”，自我嘲解间，其不拘小节、潇洒豁怀的性情由此可见一斑。 白蕉把这种真性情也融入到了艺术创作中。在其篆刻生涯里，很多作品都反映出他在创作时的状态和心情。白蕉洁身自好，一生与清雅为伴，孤芳自赏下又有些许狂傲。哪怕反右时期被欺凌打压，却仍敢作敢为，百折不挠，曾被认为是“海上十大狂人”之一。因此白蕉的篆刻作品往往不拘于风格，不囿于传统，从秦汉古法之淳朴而得，却尽显风流儒雅之清刚。他自己曾说：“古人论书有云：‘作真若草，作草若真’，诚千古不传之秘。初学所不能悟到之一境也。余谓篆刻亦然，作阴若阳，作阳若阴，妙语斯者，自可横绝一世。”这种视艺业无定法，而能将艺术规律领悟贯通的能力正是其身为天才艺术家的绝好证明。 白蕉篆刻 管领清芬五百年 后来，白蕉见到了好友邓散木的篆刻，认为“老铁（邓散木）刻划深得阳刚之美”，于是登报声明：“白蕉摩挲金石，少时刻画，世多俗手，遂长其傲，谓天下无英雄，王天下者当我......及识钝铁，观其致力甚深，益用自弃。”白蕉对邓散木的篆刻技艺深为敬服，从此敛手不复作。沈禹钟在其《印人杂咏》中也记录了这件趣闻，并有诗咏之：“能事工书与画兰，两间灵气入毫端。倾心一见山人刻，敛手甘从壁中观。”可见，白蕉桀骜狂放的性格下更多的则是对于艺术严谨谦和的治学态度。 白蕉篆刻艺术欣赏 白蕉篆刻 管领清芬五百年
白蕉先生的篆刻艺术虽不能与其书法及写兰相提并论，但往往格调高古，富于意趣，构思又时别出心裁，为全面研究白蕉先生的艺术，提供了相当宝贵的资料。纵观白蕉先生一生，饱经霜寒却一直不懈耕耘于书法理论研究的领域，这种治学精神着实令人敬佩。 月雅书画中国网编辑整理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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