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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场景
游历香港最好从赤柱开始，这块蜷缩在港岛南面的小半岛承浅水湾之盛名，也隐藏在张爱玲《倾城之恋》的描写里。1841年第一批英军从这里登陆，然后北上。1941年那场惨烈的香港保卫战中，不知驻港英军已经投降的东旅也是退防到这里，在圣诞节的悲歌中负隅顽抗。从1941年12月8日战争爆发开始，到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止，延续不到一个月的战役让香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西旅司令部失陷，指挥官罗逊准将阵亡，退守到赤柱圣士提反书院后方的东旅也连同书院内的伤兵和护士一并遭遇到日军的屠杀。阵亡于战役中的将士后来被安葬于数个国殇纪念坟场。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就在赤柱。 赤柱军人坟场，宁静、肃穆，埋葬世界各国为香港保卫战捐躯之士。华人、印度人、加拿大人、英国人，不分职位高低，皆是一视同仁、相抵而眠。坟场入口处有白色纪念塔，塔后有以供签名的纪念簿。塔身高大整洁，棱角似剃刀般锋利，象征为国捐躯者不计代价之精神，能穿越历史的悲喜与无常。 纪念塔前有一条歪歪窄窄的小路，小路对面是一排平平无奇的平房。无心的游者，大概并不会留意。有心之士却知道这些车间属于以关押重刑犯闻名的赤柱监狱。赤柱监狱，是香港最大的高度设防监狱，也是香港在废除死刑前唯一的死刑执行场所。港片里黑帮穿过幽暗漫长的廊道去劫狱的镜头，尽皆发生于此。在这里，惩教署人员每天押送着重刑犯们进入车间劳动赎罪，运转出夹杂着复杂人性的机器轰鸣。而这一切所直面的，是洁净肃穆的军人坟场，和它所象征的为国捐躯之崇高精神。白塔与车间，在相距四五米的空间内勾勒出现实世界的分裂。 由军人坟场和赤柱监狱再向北漫步数百米，是赤柱大街。大街上有一座建于乾隆三十二年的天后古庙。此庙曾毁于台风温黛，重修之后已不复当年的恢宏气象，前门仅以白瓷砖作简单铺饰，很多地方甚至裸露着水泥。天后庙是两进式建筑，墙身曾涂满绚丽壁画而屋脊也饰以精美雕刻，如今只剩昏暗光线与旅人的仆仆风尘。大厅内数十位神像一字排开，除了常见的“关帝”、“黄大仙”、“观音”之流外，甚至还有一只“齐天大圣”。佛、道、民间数十位神祗共居一檐下一同受拜，中国人思想务实可见一斑。 天后庙在赤柱孤单伫立了两百多年，神像面前都渐渐有了古怪的英译名，终于等到了一座近邻的落成。1998年，在数十年前就因为中银大厦建设工程而被拆卸保存的美利楼，又被一砖一瓦重建于天后古庙的东南面。作为全港维多利亚色彩建筑物的唯一遗存，美利楼有着中式的瓦顶和西式的圆柱。它曾经是驻港英军的军营，日治时期又被用作日本皇军宪兵的总部，并且设有多座囚犯室和刑场。最终，这座 “除了医院以外见证死亡最多的建筑物” 回到了历经保卫战又埋葬英骨的土地。 所以当你走出中国化的古庙，就看到英伦色彩的美利楼。夜晚里，美利楼的璀璨灯火彻彻底底覆盖过古庙昏黄的油灯，世界与本地相遇在此，古今中外的不同时空毫无禁忌地挤在一起。 既然说到庙，说到宗教，亦绕不开声名在外的黄大仙祠。这个传说里叱石成羊的道士经由梁仁庵的推广，竟成几乎成了香港街头最为人熟知的宗教偶像。人们摩肩接踵地来到这里，祈求最世俗的功名、利禄和感情，成就叹为观止的人间香火。但游客大多不知，毗邻黄大仙有一座仿唐代园林“南莲园池”和与南莲园池共成一体的志莲净苑。唐代园林，按柳宗元“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的原则，在亭台楼阁和山池水榭间最大程度地保留自然山水的清幽宽广。园内不走回头路、不宜出声喧哗，只能静静聆听若有若无的琴声筝声。而志莲净苑则背靠着南莲园池，继承唐代山林宽大、简洁、清雅的风华。在这里绝对看不到香火，只能听到诵经声绕梁。 于是港人带着一身缭绕的烟香，就走进清幽典雅的唐代山林；亦或是走出清幽典雅的山林，就走进黄大仙燎烧弥漫的世俗香火。在每一个最不香港的地方，香港的现实又在街头巷尾缓缓浮现。
两个人
梁文道，一个谈到香港文化圈就绕不开的名字。他的身份标签从公共知识分子、文化人到环保权益维护者数十个，从业经历也由中学校长到电台主持纷纷杂杂。但唯一确定的，就是他复杂的经历给予了他广博的知识背景，乃至于他的批评者常指摘他的引述不准确或是对概念理解不到位，却不得不承认他的知识储备广博至常人不可及。 他的大众文化代表作首推《常识》，另有一本在年轻人中一度风靡的《我执》。《我执》一书以专栏日记的形式记录似真似假的故事，反映“诸种深沉的软弱，难以排解的焦虑，诸种人际必有的摩擦原来也如藤蔓纠缠在他那看来水镜鉴人的心灵里，长成一片过于深邃的阴霾”（邓小桦语）。 翻看这本书，读者会找到大量记载基督教修行的文章。譬如《回归》一文就讲述了一个人回归、去找他师父重拾修行的故事。作者说，二十年前他的静修被打破，二十年后他又背负着一身的罪回来，二十年间没有一次告解、一次忏悔。所以他要求师父重新引导他读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有趣的是，梁文道本人，是一个佛教徒。就连书名“我执”一词，也是很典型的佛教用语— 佛教上按内容分，有人我执、法我执；按缘起分，有分别我执，俱生我执。一言以蔽之，就是执着于自我，放不下心中梗着的“我”的执着。我执被小乘佛教认作是痛苦的根源。而梁文道也在书的《题解》中以比喻作解： “你所见到的，只不过是自己的想像；你以为是自己的，只不过是种偶然。握得越紧越是徒然。此之谓我执。” 然而这样一本佛教徒所写、以佛教用语为名的书，却收录了大量基督教修行式的体验。而梁文道本人，又曾宣称自己是儒家和亚里士多德的信徒。
黄伟文，后港乐时代标志性填词人，与林夕（梁伟文）并称“两个伟文”。其个人经历虽不及梁文道般复杂，却也历经电台 DJ、主持、散文专栏、时装专栏、电影、职业填词等诸多岗位。其人迄今填词一千余首，风格鬼马多变，却也不失细腻的情感描摹，例如他在《倾城》中写： “红眼睛，幽幽地看着这孤城，如同苦笑挤出的高兴。全城为我，花光狠劲，浮华盛世作分手布景。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烟花会谢，笙歌会停，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此般语言运用，常常被拿来与他的劲敌林夕作对比。林夕者，风格大哲学家，气质书生。他常常乱发遮面、身形瘦削地出现在媒体前，也自述把自己关在房间内沉浸填词暗无天日的日子。但黄伟文在填词之外的生活却截然不同。他鬼马、他浮夸、他热衷于奇装异服：通身粉色西装加粉色皮鞋、豹纹披风、黑色面纱、身着“巨蛋”、婚纱、把整个头都盖住的皇冠。黄伟文曾经笑言：“你说我不会填词，我无所谓。你要说我不会买东西，我跟你拼命！” 其人性格的一面是精通文字运用、描摹细腻情感、开导世人或是误导世人的词坛巨星；另一面却是穿戴举止出格猎奇的嘻哈孩童。令人分不清，或是无需分清。
一座城市的性格
你将如何形容香港？这个你一眼就能辨识出的城市。 龙应台说在香港这个岛上生活过的人，很少人觉得自己是天生的主人，因为所有人都是不同时代的移民。依赖于独特的地缘条件，香港在中华大地受苦受难的时候一次次成为逃生门：日军侵华、国共内战、大饥荒、文革、大逃港。那些人来到这里，扎根或者离开，大浪淘沙一代一代，把香港变成了五脏俱全的麻雀，扭曲了国别与时空，让一切都在狭小的空间内对立与碰撞。 也斯这样描述兰桂坊，中环附近的地标性区域。也斯说大家都觉得兰桂坊是最异国情调的地方，商人投资的新餐厅和酒吧，都用上特别遥远的地名：贝鲁特、非洲、加州、中央公园、卡萨布兰卡，那些遥远的空间也带来遥远的时间。但是意大利餐厅旁边就有日本小吃、酒吧隔邻就卖着鱼腩粥。 复杂的历史塑造了香港。若不是领先时代的文物保护意识，美利楼就不会在被拆卸后一砖一瓦地保存，亦不会有日后在赤柱的重建；若不是日渐紧张的土地，赤柱监狱的车间也不会出现在军人坟场的正对面；若不是国共内战导致的难民潮，就不会有志莲净苑的壮大，没有志莲净苑，不会有人有心去设计并建造一座唐制园林，在黄大仙的旁边。何况，要不是这个社会的华人基础，也不会有黄大仙。 复杂的香港又给予了港人复杂的经历，继而哺乳出一代风华绝代的文人、演员、歌手及其他。梁文道在台湾的童年岁月伴随着天主教小学度过，家庭、学校的宗教氛围是种熏陶，而台湾扎实的文化底蕴则是一种启蒙。他言及小学就读起《四书》，而学校的神父亦与他们讨论哲学问题。梁于中三回到香港，见到另一面的史料与文学，整个动摇了他自己认识的基础。而大一时在抗议“四个坚持”的运动中他脱裤坐痰罐、对峙警察的瞩目举动，又使他声名鹊起。梁文道遍任大学讲师、自由撰稿人、电视电台主持、中学校长、牛棚书院院长、商业电台台长、作家、书评家、影评家、乐评家、时事评论员、食文化研究者、古迹研究员、公共危机处理专员、环保权益维护者，等等等等。在非线性的人生里，他被塑造得博杂而不纯粹。黄伟文也一样。香港也一样。 香港太不纯粹了，高档餐厅边上怎么可以卖鱼腩粥呢？唐代山林边上怎么可以烟火缭绕呢？说话为什么要中英夹杂呢？但是即使你可能迷失在北上广相似的城市图片里而分辨不能，你不会认不出香港。照片无须是地标性建筑，一段斜坡、一条山道、一栋高耸但细窄的老旧高楼、或者是狭长深邃的地铁站出口，连接熙攘的外界、亦或者是林立的霓虹广告牌，武馆药馆夹杂其中，你都会知道这是香港。 你不会认不出香港。
潘明聪 2014.12.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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