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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十大名医之祖 针灸之祖——黄帝。 脉学介导者——扁鹊。 外科之祖——华佗。 医圣——张仲景。 预防医学的介导者——葛洪。 药王——孙思邈。 儿科之祖——钱乙。 法医之祖——宋慈。 药圣——李时珍。 《医宗金鉴》总修官——吴谦。 针灸之祖——黄帝 黄帝是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领袖。现存《内经》即系托名黄帝与歧伯、雷公等讨论医学的著作。此书治疗方法多用针刺，故对针刺的记载和论述亦特别详细，对俞穴和刺阖、刺禁等记录较详。 黄帝同炎帝并称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华夏部落联盟领袖，我们的祖先。以他首先统一中华民族的伟绩而载入史册。他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创造文字，始制衣冠，建造舟车，发明指南车，定算数，制音律，创医学等，是开创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先祖。传说中远古时代华夏民族的共主，五帝之首。 轩辕黄帝是中国古史传说时期最早的宗祖神，华夏族形成后被公认为全族的始祖。上古时期约在姬水一带形成的较为先进的黄帝族，即因这位杰出的始祖而得名。黄帝族和住在姜水(在今陕西岐山、武功附近注入渭水)一带的姜姓炎帝族世代互通婚姻。后黄帝族后裔中的一支进入今山西南部，创造了夏文化，遂称夏族。夏族进入中原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代。《国语·晋语》及《世本 》 和《 大戴礼记 》中的《帝系》，都说黄帝是少典之子。《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姓公孙 ，名曰轩辕” ，其国号为“有熊” 。《易·系辞》、《世本·作篇》等各种文献都盛称黄帝时期有许多发明创造。属于生产技术方面的，有穿井、作杵臼、作弓矢、服牛乘马、作驾、作舟等;属于物质生活方面的，有制衣裳、旃冕 等;精神文化方面则有作甲子、占日月、算数、调历、造律吕、笙竽、医药、文字等。其中当然有不少是黄帝以后的发明创造，但也反映了黄帝族获得的辉煌成就。《战国策·秦策》记苏秦把“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与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夏，武王伐纣并称，表明这是黄帝一生中主要的战绩。黄帝族经过夏、周两代与其他各族的冲突、交往与融合，到战国时期形成了统一的华夏族。传说轩辕黄帝入主中原后就活动在河南新郑、禹州和新密的具茨、萁山一带，在这里留下了大批古迹和动人的传说。比如在大鸿寨的练兵场，藏兵洞，在逍遥观一带的修道庵以及他辞别群臣的散驾之地散驾村。而他群臣的封地也多在这一带。比如风后的封地封后顶，力牧的封地称力牧场、方雷的封地方山，雍氏的封地雍城，以及他在这里见大隗，广成子的地方等等。 在有关大量的神话传说故事中，本领最大、发明最多的人是黄帝。传说他发明了车、船、锅、镜子，制造了弩。又传说黄帝让仓颉创造文字，伶伦制作乐律，大挠制定甲子，岐伯写了医书。 据说，黄帝族和炎帝族，最早居住在陕西。黄帝族最后定居在河北涿鹿附近。炎帝最后到达今山东地区。蚩尤是九黎族的首领。九黎族活动的地区，主要在今山东、河南和安徽一带。相传炎帝族和九黎族为了争夺黄河流域一块肥沃的土地，发生了一次战争。炎帝族战败，向黄帝族求援。黄、炎两族合并。 根据以上的神话传说，可以看到，黄帝族、炎帝族和九黎族三个部落，逐步以黄帝族为主，相互融合，黄帝就成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共同祖先。后来，各族都认为是黄帝的后代，称为“炎黄子孙”。 脉学介导者——扁鹊 生平 少年拜师 扁鹊年轻时做人家客馆的主管。有个叫长桑君的客人到客馆来，只有扁鹊认为他是一个奇人，时常恭敬地对待他。长桑君也知道扁鹊不是普通人，他来来去去有十多年了，一天叫扁鹊和自己坐在一起，悄悄和扁鹊说：“我有秘藏的医方，我年老了，想传留给你，你不要泄漏出去。”[1] 扁鹊说：“好吧，遵命。 行医诸国 公元前361年之后，秦越人到了赵国的都城——邯郸(原属山西，今河北邯郸市)当地人民很重视妇女，所以他便做带下医(妇科医生)。因此，他的威望就更高了 后来他又取道汤阴(今河南汤阴县)之伏道社，渡黄河经长清(今山东长清县)，于公元前357年到了齐国的都城临淄(今山东临淄县)。齐桓侯田午派人招待他，桓侯接见时，他望着桓侯的颜色，便说：“君有疾在胰理，不治将深。”桓侯答道：“寡人无疾”。他离开后，桓侯就对左右的人说：“医之好利，欲以不疾为功。”过了五天，他见到桓侯又说：“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仍答道：“寡人无疾。”他辞出后，桓侯感到很不高兴。过了几天，再看见桓侯时，他又郑重地说：“君有疾在场胃间，不治将深。”桓侯很不愉快，没有理睬。又过了几天，扁鹊复见桓侯。看见桓侯的脸色，吃惊的溜走了。桓侯便派人追问原因，他说：“疾之居腠理，汤熨之所及；在血脉，针石之所及，在肠胃，酒醪之所及；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不久桓侯病发，派人去请他治疗，可是他已取道魏国，跑到秦国去了。桓侯终因病深，医治无效而死去。 秦越人等离开临淄后，于公元前354年到了魏国的都城—— 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在大梁时，他曾见过魏国的国王魏惠王。公元前350年，他们一行到达秦国的都城咸阳。以后又回大梁。 在公元前355年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和弟子子阳、子豹等人，都逗留在那里行医。大约于公元前317年，他们又取道周都洛阳( 河南洛阳)，听说当地的人民很敬重老人，因此，曾为“耳目痹医” (五官科、疯科医生)。后来他们又向咸阳而去。 公元前310年，扁鹊再度来到咸阳，因咸阳的人民很爱小儿，所以他就做了“小儿医”。扁鹊及其弟子不辞艰辛，行程四千余里，周游列国，济世救人；他们“随俗为变”，成为医、药、技非常全面的“全科医生”。 名扬天下 扁鹊名声传扬天下。他到邯郸时，闻知当地人尊重妇女，就做治妇女病的医生；到洛时，闻知周人敬爱老人，就做专治耳聋眼花四肢痹痛的医生；到了咸阳，闻知秦人喜爱孩子，就做治小孩疾病的医生；他随着各地的习俗来变化自己的医治范围。秦国的太医令李醯自知医术不如扁鹊，派人刺杀了扁鹊。天下谈论诊脉法的人，都遵从扁鹊的理论和实践。 遇害经过 秦武王与武士们举行举鼎比赛，不觉伤了腰部、疼痛难忍，吃了太医李醯（音西）的药，也不见好转，并且更加严重。有人将神医扁鹊已来到秦国的事告诉了武王，武王传令扁鹊入宫。扁鹊看了武王的神态，按了按他的脉搏，用力在他的腰间推拿了几下，又让武王自己活动几下，武王立刻感觉好了许多。接着又给武王服了一剂汤药，其病状就完全消失。武王大喜，想封扁鹊为太医令。李醯知道后，担心扁鹊日后超过他，便在武王面前极力阻挠，称扁鹊不过是“草莽游医”，武王半信半疑，但没有打消重用扁鹊的念头。 李醯决定除掉扁鹊这个心腹之患，派了两个刺客，想刺杀扁鹊，却被扁鹊的弟子发觉，暂时躲过一劫。扁鹊只得离开秦国，他们沿着骊山北面的小路走，李醯派杀手扮成猎户的样子，半路上劫杀了扁鹊。 人物评价 司马迁在《史记 扁鹊仓公列传》中评价道：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故扁鹊以其伎见殃，仓公乃匿亦自隐而当刑。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岂谓扁鹊等邪？ 日本医师滕惟寅说：“扁鹊，上古之神医也。 扁鹊医术精湛，时人借用上古轩辕时期的名医扁鹊的名讳来称呼他。 按照古人的传说，医生治病救人，走到哪里，就将安康和快乐带到哪里，好比是带来喜讯的喜鹊，所以，古人把那些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医生称作“扁鹊”，由此可见，“扁鹊”是古代对医术高超者的一个通用称谓。这个出生在卢国、名叫秦越人的医生，凭借其高超的医术、渊博的学识，走南闯北、治病救人，顺理成章地被人们尊称为“扁鹊”。到在赵为妇科，在周为五官科，在秦为儿科，名闻天下。扁鹊创造出了望、闻、问、切四种诊断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的基础，开启了中医学的先河。相传著名的中医典籍《难经》就是他所著。 扁鹊是中医学的开山鼻祖，他创造了望、闻、问、切四种诊断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的基础。 扁鹊精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应用砭刺、针灸、按摩、汤液、热熨等法治疗疾病，被尊为医祖。扁鹊年轻时虚心好学，刻苦钻研医术。他把积累的医疗经验，用于平民百姓，周游列国，到各地行医，为民解除痛苦。相传扁鹊曾医救虢太子，扁鹊死后，虢太子感其再造之恩，收其骨骸而葬之，墓位于今山西省永济市清华镇东。 诊疗技术 扁鹊在诊视疾病中，已经应用了中医全面的诊断技术，即后来中医总结的四诊法：望诊、闻诊、问诊和切诊，当时扁鹊称它们为望色、听声、写影和切脉。他精于望色，通过望色判断病证及其病程演变和预后。如他晋见蔡桓侯时，通过望诊判断出桓侯有病，但是病情尚浅，病位还只是在体表腠理的部位。他劝蔡桓侯接受治疗，如不治则病情将会加深。桓侯因自我感觉良好，拒绝治疗。不久，扁鹊再度晋见桓侯时，指出其病情已加重，病位已进展到血脉，再次劝说其接受治疗，以免病情更加发展。桓侯仍然拒绝治疗，心中不悦，认为扁鹊在炫耀自己，并以此牟利。当扁鹊第三次晋见他时，认为病情已恶化，病位进入到内部肠胃，如不及时治疗，终将难治。桓侯仍不予理睬。最后一次，扁鹊通过望诊，判断桓侯病情危重，已进入到骨髓深处，病入膏肓，无法救治。果然不出所料，齐桓侯不久即发病，终于不治而死。此病例说明扁鹊当时已能很好应用望诊，且诊断水平相当高。 扁鹊的切脉诊断法也很突出，具有较高水平。《史记》称赞扁鹊是最早应用脉诊于临床的医生。先秦时期，中医的脉诊是三部九候诊法，即在诊病时，须按切全身包括头颈部、上肢、下肢及躯体的脉。扁鹊脉诊及其理论可从虢太子这一病例的诊断中体现出来。当时虢太子已昏迷不醒，扁鹊通过脉诊判断为“尸蹶”。他认为患者的阴阳脉失调，阳脉下陷，阴脉上冲，也即阴阳脉不调和，导致全身脉象出现紊乱，故患者表现如死状。[9] 其实，患者并未真正死亡，除脉诊外，他还观察到患者鼻翼微动。结合切摸，他发现两大腿的体表仍然温暖，因而敢于下此判断。扁鹊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应用脉诊来判断疾病的医生，并且提出了相应的脉诊理论。 在治疗方面，扁鹊能熟练运用综合治疗的方法。其中，从治疗虢太子一例，他所用的方法有砥石，即针刺法，还有热熨法和服汤药法等。综合疗法为扁鹊行医时的主要治疗措施。先秦时期，在临证中，医学尚未明确分科。尽管《周礼》中已有兽医、食医、疾医和疡医之分，但这仅仅是在宫廷中的设置。兽医、食医、疡医分别管理牲畜疾病、宫廷饮食调配和以刀剪割切的外科等事项。除此以外的其他病证，都属疾医的范畴。扁鹊是一位能兼治各科疾病的多面手，齐桓侯、虢太子等案例，都说明他是内科方面的能手。扁鹊还能根据当地的需要，随俗为变地开展医疗活动。当他游历到秦国时，就专治小儿疾病；当他云游到邯郸(当时为赵国都城)时，又主要诊视妇科病证；而当他到雒阳(当时是周国的首都，今为河南洛阳)时，便主要从事老年人病证的治疗，多医治耳、眼等五官病证。据记载，扁鹊还精于外科手术，而且应用了药物麻醉来进行手术。 医学主张 扁鹊十分重视疾病的预防。从蔡桓公这个案例来看，他之所以多次劝说及早治疗，就寓有防病于未然的思想。他认为对疾病需要预先采取措施，把疾病消灭在萌芽里，这样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他曾颇有感触地指出：客观存在的疾病种类很多，但医生却苦于治疗疾病的方法太少。 医术地位 扁鹊看病行医有“六不治”原则：一是依仗权势，骄横跋扈的人不治；二是贪图钱财，不顾性命的人不治；三是暴饮暴食，饮食无常的人不治；四是病深不早求医的不治；五是身体虚弱不能服药的不治；六是相信巫术不相信医道的不治。[10] 他遍游各地行医，擅长各科，在赵国为“带下医”（妇科），至周国为“耳目痹医”（五官科），入秦国则为“小儿医”（儿科），医名甚著。后因医治秦武王病，被秦国太医令李醯妨忌杀害。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战国策.卷四秦二》里载有他的传记和病案，并推崇为脉学的倡导者。据《汉书.艺文志》载，扁鹊有著作《内经》和《外经》，但均已失佚。 扁鹊具有高明的医术。他的行医事迹及医学成就，可以反映出先秦时期的医药水平和医药特点。先秦不少著作载有扁鹊的事迹，如《史记·扁鹊列传》等。 扁鹊学派 有人认为汉代出现的《黄帝八十一难经》是根据扁鹊的成就，尤其是关于脉诊的知识整理编写的书籍，并且署名就是扁鹊(秦越人)。近代还有人认为他的医术学说影响深远，以至于后来形成了扁鹊学派。 外科之祖——华佗 生平 早年经历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据考证，他约生于汉永嘉元年(公元145年)，卒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三国著名医学家。少时曾在外游学，钻研医术而不求仕途，行医足迹遍及安徽、山东、河南、江苏等地。华佗一生行医各地，声誉颇著，在医学上有多方面的成就。他精通内、外、妇、儿、针灸各科，对外科尤为擅长。后因不服曹操征召被杀，所著医书已佚。今亳州市有“华佗庵”等遗迹。 行医历程 在华佗多年的医疗实践中，非常善于区分不同病情和脏腑病位，对症施治。一日，有军吏二人，俱身热头痛，症状相同，但华佗的处方，却大不一样，一用发汗药，一用泻下药，二人颇感奇怪，但服药后均告痊愈。原来华佗诊视后，已知一为表证，用发汗法可解；一为里热证，非泻下难于为治。 华先生治府吏倪寻，头痛身热，则下之，以其外实也。治李延头痛身热，则汗之，以其内实也。盖得外实忌表、内实忌下之秘也。又按内实则湿火上冲，犹地气之郁，正待四散也。外实则积垢中留，犹山闲之水，正待下行也。其患头痛身热同，而治法异者，虽得之仙秘，实本天地之道也。余屡试之，果屡见效。 又有督邮顿某，就医后自觉病已痊愈，但华佗经切脉却告诫说：“君疾虽愈，但元气未复，当静养以待完全康复，切忌房事，不然，将有性命之虑。”其时，顿妻闻知夫病已经痊愈，便从百里外赶来看望。当夜，顿某未能慎戒房事，三日后果病发身亡。另一患者徐某，因病卧床，华佗前往探视，徐说：“自昨天请医针刺胃管后，便咳嗽不止，心烦而不得安卧。”华佗诊察后，说：“误矣，针刺未及胃管，误中肝脏，若日后饮食渐少，五日后恐不测。”后果如所言而亡。 华佗曾经替广陵太守陈登治病，当时陈登面色赤红心情烦躁，有下属说华佗在这个地方，后来他就命人去请华佗，为他诊治，华佗先请他准备了十几个脸盆，然后为他诊治结果陈登吐出了几十盆的红头的虫子，为他开了药，说陈登是吃鱼得的这个病，告诉他这个病三年后还会复发，到时候再向他要这种药，这个病就可以根治了，并且临走告诉了华佗家的地址，那年陈登36岁，结果陈登果然三年后旧病复发，并派人依照地址寻找，可是华佗的药童告诉陈登的使者说华佗上山采药还没回来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结果陈登去世的。 （依据见《三国志·陈登传》） 在周泰受重伤时，华佗医好他，所以后来有人向曹操推荐华佗时就说：“江东医周泰者乎？” 黄疸病流传较广时，华佗花了三年时间对茵陈蒿的药效作了反复试验，决定用春三月的茵陈蒿嫩叶施治，救治了许多病人。民间因此而流传一首歌谣：“三月茵陈四月蒿，传于后世切记牢，三月茵陈能治病，五月六月当柴烧”。华佗还以温汤热敷，治疗蝎子螫痛，用青苔炼膏，治疗马蜂螫后的肿痛；用蒜亩大酢治虫病；用紫苏治食鱼蟹中毒；用白前治咳嗽；用黄精补虚劳。如此等等，既简便易行，又收效神速。 府中官吏倪寻、李延同时来就诊，都是头痛发烧，病痛的症状正相同。华佗却说：“倪寻应该把病邪泻下来，李延应当发汗驱病。”有人对这两种不同疗法提出疑问。华佗回答说：“倪寻是外实症，李延是内实症，所以治疗他们也应当用不同的方法。”说完，马上分别给两人服药，等第二天一早两人一同病好起来了。 死因之谜 华佗以医术为业，心中常感懊悔（中国封建社会中医生属于“方技”，被视为“贱业”）。后来曹操亲自处理国事，得病（头风）沉重，让华佗专门为他治疗。华佗说：“这病在短期之内很难治好，即便是长期治疗也只能延长寿命。”华佗因为离开家太久想回去，于是说：”收到一封家书，暂时回去一趟。“到家之后，就说妻子病了，多次请求延长假期而不返。之后曹操三番五次写信让华佗回来，又下诏令郡县征发遣送，华佗自持有才能，厌恶为人役使以求食，仍然不上路。曹操很生气，便派人去查看；如果他妻子真的病了，便赐小豆四千升，放宽假期期限；如果欺骗，就逮捕押送。结果华佗撒谎，于是用传车把华佗递解交付许昌监狱，经审讯验实，华佗供认服罪（汉律：1.欺君之罪；2.不从征罪）。荀彧向曹操求情说：“华佗的医术确实高明，关系着人的生命，应该包涵宽容他。”曹操说：“不用担忧，天下就没有这种无能鼠辈吗？”终于把华佗在狱中拷问致死。华佗临死前，拿出一卷医书给狱吏，说：“这书可以用来救活人。”狱吏害怕触犯法律不敢接受，华佗只好忍痛，讨取火来把书烧掉了。 其中一个说法是：《三国演义》中曹操让曾经为周泰疗伤的名医华佗来给他治疗多年的头痛，但华佗认为曹操的病因需要劈开头颅，加以麻沸散麻醉，动大手术，多疑的曹操认为华佗想趁机杀害他，便以刺杀的罪行将华佗关押拷打致死。 医学贡献 华佗经过数十年的医疗实践，熟练地掌握了养生、方药、针灸和手术等治疗手段，精通内、外、妇、儿各科，临证施治，诊断精确，方法简捷，疗效神速，被誉为“神医”。对此，《三国志》、《后汉书》中都有一段内容相仿的评述，说他善于养生（“晓养性之术，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用药精当（“又精方药，其疗疾，合汤不过数种，心解分剂，不复称量，煮熟便饮，语其节度，舍去辄愈”），针灸简捷（“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病亦行差’”），手术神奇（“刳剖腹背，抽割积聚”、“断肠滴洗”）。所留医案，《三国志》中有十六则，《华佗别传》中五则，其他文献中五则，共二十六则，在先秦和两汉医家中是较多的。从其治疗范围看，内科病有热性病、内脏病、精神病、肥胖病、寄生虫病，属于外、儿、妇科的疾病有外伤、肠痈、肿瘤、骨折、针误、忌乳、死胎、小儿泻痢等等。他发明了麻沸散，开创了世界麻醉药物的先例。欧美全身麻醉外科手术的记录始于十八世纪初，比华佗晚一千六百余年。《世界药学史》指出阿拉伯人使用麻药可能是由中国传去，因为“中国名医华佗最精此术”。《隋书·经籍志》记有“华佗枕中灸刺经”一卷，已佚。《医心方》所引《华佗针灸经》可能是该书的佚文，《太平圣惠方》引有“华佗明堂”之文。从现存佚文看，《华佗针灸经》所载腧穴名称及定位均与《黄帝明堂经》有较大不同。 麻沸散 华佗首创用全身麻醉法施行外科手术，被后世尊之为“外科鼻祖”。他不但精通方药，而且在针术和灸法上的造诣也十分令人钦佩。华佗到处走访了许多医生，收集了一些有麻醉作用的药物，经过多次不同配方的炮制，终于把麻醉药试制成功，他又把麻醉药和热酒配制，使患者服下、失去知觉，再剖开腹腔、割除溃疡，洗涤腐秽，用桑皮线缝合，涂上神膏，四五日除痛，一月间康复。因此，华佗给它起了个名字——麻沸。 据日本外科学家华冈青州的考证，麻沸散的组成是曼陀罗花一升，生草乌、全当归、香白芷、川芎各四钱，炒南星一钱。 如果需要灸疗，也不过一两个穴位，病痛也就应手消除。 如果病患集结郁积在体内，扎针吃药的疗效都不能奏效，应须剖开割除的，就饮服他配制的“麻沸散”，一会儿病人就如醉死一样，毫无知觉，于是就开刀切除患处，取出结积物。病患如果在肠中，就割除肠子病变部分，洗净伤口和易感染部分，然后缝好腹部刀口，用药膏敷上，四五天后，病就好了，不再疼痛。开刀时，病人自己并不感到疼痛，一个月之内，伤口便愈合复原了。 他所使用的“麻沸散”是世界史最早的麻醉剂。华佗采用酒服“麻沸散”施行腹部手术，开创了全身麻醉手术的先例。这种全身麻醉手术，在中国医学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创举。 医疗体育 华佗也是中国古代医疗体育的创始人之一。他不仅善于治病，还特别提倡养生之道。他曾对弟子吴普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俗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户枢不朽也”。华佗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圣人不治己病，治未病”的预防理论，为年老体弱者编排了一套模仿猿、鹿、熊、虎等五种禽兽姿态的健身操——“五禽戏”。 华佗在医疗体育方面也有着重要贡献，华佗创编了一种锻炼方法，叫做“五禽戏”，一叫虎戏，二叫鹿戏，三叫熊戏，四叫猿戏，五叫鸟戏，也可以用来防治疾病，同时可使腿脚轻便利索，用来当作“气功”。身体不舒服时，就起来做其中一戏，流汗浸湿衣服后，接着在上面搽上爽身粉，身体便觉得轻松便捷，腹中想吃东西了。”他的学生吴普施行这种方法锻炼，活到九十多岁时，听力和视力都很好，牙齿也完整牢固。五禽戏是一套使全身肌肉和关节都能得到舒展的医疗体操。华佗认为“人体欲得劳动，……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五禽戏的动作是模仿虎的扑动前肢、鹿的伸转头颈、熊的伏倒站起、猿的脚尖纵跳、鸟的展翅飞翔等。相传华佗在许昌时，天天指导许多瘦弱的人在旷地上作这个体操。说：“大家可以经常运动，用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着粉，身体轻便而欲食”。 外科手术 华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创造手术外科的专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发明麻醉剂“麻沸散”及发明用针灸医病的先驱者、创始人。“麻沸散”为外科医学的开拓和发展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他的发明比美国的牙科医生摩尔顿( 1846年)发明乙醚麻醉获得成功要早1600多年。 华佗在当时已能做肿瘤摘除和胃肠缝合一类的外科手术。他的外科手术，得到历代的推崇。明代陈嘉谟的《本草蒙筌》引用《历代名医图赞》中的一诗作了概括：“魏有华佗，设立疮科，剔骨疗疾，神效良多”。可见，后世尊华佗为“外科鼻祖”是名副其实的。 医学精神 华佗生活的时代，是在东汉末年三国初期。那时，军阀混乱，水旱成灾，疫病流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一位著名诗人王粲在其《七哀诗》里，写了这样两句：“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目睹这种情况，华佗非常痛恨作恶多端的封建豪强，十分同情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为此，他不愿做官，宁愿捍着金箍铃，到处奔跑，为人民解脱疾苦。 华佗看病不受症状表象所惑，他用药精简，深谙身心交互为用。华佗并不滥用药物。华佗重视预防保健，“治人于未病”，观察自然生态，教人调息生命和谐。但对于病入膏肓的患者，则不加针药，坦然相告。 华佗不求名利，不慕富贵，使他得以集中精力于医药的研究上。《后汉书·华佗传》说他“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尤其“精于方药”。人们称他为“神医”。他曾把自己丰富的医疗经验整理成一部医学著作，名曰《青囊经》，可惜没能流传下来。但不能说，他的医学经验因此就完全湮没了。因为他许多有作为的学生，如以针灸出名的樊阿，著有《吴普本草》的吴普，著有《本草经》的李当之，把他的经验部分地继承了下来。至于现存的华佗《中藏经》，那是宋人的作品，用他的名字出版的。但其中也可能包括一部分当时尚残存的华佗著作的内容。 华佗能批判地继承前人的学术成果，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立新的学说。中国的医学到了春秋时代已经有辉煌的成就，而扁鹊对于生理病理的阐发可谓集其大成。华佗的学问有可能从扁鹊的学说发展而来。同时，华佗对同时代的张仲景学说也有深入的研究。他读到张仲景著的《伤寒论》第十卷时，高兴地说：“此真活人书也”，可见张仲景学说对华佗的影响很大。华佗循着前人开辟的途径，脚踏实地开创新的天地。例如当时他就发现体外挤压心脏法和口对口人工呼吸法。最突出的，应数麻醉术—酒服麻沸散的发明和体育疗法“五禽之戏”的创造。 利用某些具有麻醉性能的药品作为麻醉剂，在华佗之前就有人使用。不过，他们或者用于战争，或者用于暗杀，或者用于执弄，真正用于动手术治病的却没有。华佗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又观察了人醉酒时的沉睡状态，发明了酒服麻沸散的麻醉术，正式用于医学，从而大大提高了外科手术的技术和疗效，并扩大了手术治疗的范围。 后世评价 《三国志》评曰：“华佗之医诊，杜夔之声乐，朱建平之相术，周宣之相梦，管辂之术筮，诚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绝技矣。昔史迁著扁鹊、仓公、日者之传，所以广异闻而表奇事也。故存录云尔。”（《三国志》评） 《后汉书》记载荀彧曾说：“佗方术实工，人命所悬，宜加全宥。”（《后汉书》评） 华佗是中国医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外科医生之一，他善用麻醉、针、灸等方法，并擅长开胸破腹的外科手术。外科手术的方法并非建立在“尊儒”的文化基础上的中医学的主流治法，在儒家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主张之下，外科手术在中医学当中并没有大规模的发展起来。有些医史学家考证出，华佗所用的治疗方法在印度医学中有所记载，他使用的麻沸散中主要药物“蔓陀罗花”也是印度所产，因此他们提出华佗一生游历于中原各地，他很有可能是来自印度的天竺医生。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中国网评） ] 中医外科远在汉代，就曾经达到过相当高的水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医学在理论和实践方法上的不断进 步，大部分的疾病都可以通过针灸、药物等治疗方法达到治愈的效果，而这些痛苦大、损伤重、伤经断络的外科方法就渐渐被更加“文明”和“简便”的内治法取代了。在这种条件下，中医学同样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许多其它医学不得不承认它超越的科学性和其理论的精妙深远。 华佗的医书虽然被全部焚毁，但他的学术思想却并未完全消亡，尤其是华佗在中药研究方面。其弟子吴普则是著名的药学家，《吴普本草》的很多内容都可以在后世医书中看到。 医圣——张仲景 著作 《伤寒论》张仲景 1、《伤寒杂病论》（已经散佚，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 2、《伤寒论》，晋代太医王叔和根据自己搜寻到《伤寒杂病论》的伤寒部分的轶文整理而成。 3、《金匮要略》，宋代王洙、林亿、孙奇等人在偶然的机会发现《伤寒杂病论》残简，将关于杂病的部分整理成册，更名为《金匮要略》刊行于世。 张仲景的著述除《伤寒杂病论》外，还有《辨伤寒》十卷，《评病药方》一卷，《疗妇人方》二卷，《五藏论》一卷，《口齿论》一卷，可惜都早已散失不存。然而仅此一部《伤寒杂病论》的杰出贡献，也足以使张仲景成为海内外景仰的世界医学伟人。 研究 1．《张仲景》 2．《张仲景用方解析》 3．《张仲景医方精要-金匮篇》 南阳医圣祠内人们纪念张仲景 南阳医圣祠内人们纪念张仲景(20张) 4．《张仲景医方精要-伤寒篇》 5．《张仲景方剂学》 6．《张仲景药物学》 7．《张仲景方剂现代临床应用》 8．《张仲景疾病学》 9．《张仲景方剂实验研究》 10．《张仲景方方族》 11．《张仲景养生学》 人物生平 乱世立志 东汉末年，我国出现了一位伟大的临床医学家张仲景。他不仅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以精湛的医术救治了不少病人，而且写出了一部创造性的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这部巨著的问世，使我国临床医学和方剂学，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 张仲景出生在没落的官僚家庭，其父亲张宗汉是个读书人，在朝廷做官。由于家庭的特殊条件，使他从小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典籍。他也笃实好学，博览群书，并且酷爱医学。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望诊齐桓公的故事，对扁鹊高超的医术非常钦佩。“余每览越人人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从此他对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医学大师奠定了基础。 当时社会，人心涣散，朝政不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兵祸绵延，到处都是战乱，黎民百姓饱受战乱之灾，加上疫病流行，很多人死于非命，真是“生灵涂炭，横尸遍野”，惨不忍睹。而府衙自顾不暇，为争权夺势，发动战争。这使张仲景从小就厌恶官场，轻视仕途，怜悯百姓，萌发了学医救民的愿望。汉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他10岁左右时，就拜同郡医生张伯祖为师，学习医术。 张伯祖当时是一位有名的医家，他性格沉稳，生活简朴，对医学刻苦钻研。每次给病人看病、开方，都十分精心，深思熟虑。经他治疗过的病人，十有八九都能痊愈，他很受百姓尊重。张仲景跟他学医非常用心，无论是外出诊病、抄方抓药，还是上山采药、回家炮制，从不怕苦不怕累。张伯祖非常喜欢这个学生，把自己毕生行医积累的丰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他。比张仲景年长的一个同乡何颙对他颇为了解，曾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意思是说张仲景才思过人，善思好学，聪明稳重，但是没有做官的气质和风采，不宜做官。只要专心学医，将来一定能成为有名的医家。何颙的话更加坚定了张仲景学医的信心，从此他学习更加刻苦。他博览医书，广泛吸收各医家的经验用于临床诊断，进步很大，很快便成了一个有名气的医生，以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了他的老师。当时的人称赞他“其识用精微过其师”。 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 他曾仔细研读过《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其中《素问》对他的影响最大。《素问》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张仲景根据自己的实践对这个理论作了发展。他认为伤寒是一切热病的总名称，也就是一切因为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伤寒”。他还对前人留下来的“辨证论治”的治病原则，认真地加以研究，从而提出了“六经论伤寒”的新见解。 他除了“勤求古训”，还“博采众方”，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搜集。他对民间喜用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广积资料。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中的经验，写出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又名《伤寒卒病论》）。这部著作在公元205年左右写成而“大行于世”。到了晋代，名医王叔和加以整理。到了宋代，才渐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金匮要略》就是该书的杂病部分。 撰写医书 《伤寒论》 尽管张仲景从小就厌恶官场，轻视仕途。但由于他父亲曾在朝廷做过官，（汉代从汉武帝开始实行举“孝廉”“良才”的选官制度，“举孝廉”，这是汉代发现和培养官吏预备人选的一种方法。它规定每二十万户中每年要推举孝廉一人，由朝廷任命官职。被举之学子，除博学多才外，更须孝顺父母，行为清廉，故称为孝廉。在汉代，“孝廉”已作为选拔官员的一项科目，没有“孝廉”品德者不能为官。）东汉末期多举世家子弟，仲景承袭家门，在灵帝时（约公元168～188年），被州郡举为孝廉，进入官场。在建安年间（公元196～219年），被朝廷指派为长沙太守（长沙郡：秦置，下辖湘、罗、益阳、阴山、零陵、衡山、宋、桂阳等9县，治所湘县【今长沙市】。长沙太守，类似今天湖南省省长）。但他仍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解除病痛。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近百姓。可是不接触百姓，就不能为他们治疗，自己的医术也就不能长进。于是张仲景想了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地仔细为群众诊治。他让衙役贴出安民告示，告诉老百姓这一消息。他的举动在当地产生了强烈的震动，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对张仲景更加拥戴。时间久了便形成了惯例。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便聚集了来自各方求医看病的群众，甚至有些人带着行李远道而来。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人看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生”，用来纪念张仲景。 张仲景看到百姓对他非常信任，在医术上更加精益求精，不断探索。他大量采集民间验方，进行认真研究。 有时甚至不畏路途遥远，拜师取经。有一次他听说襄阳城里同济堂有个绰号“王神仙”的名医，对治疗扼背疮很有经验。他立即带着行李，长途跋涉几百里，去拜“王神仙”为师。对“王神仙”在药性、医道各方面的独到之处都用心学习研究，获益很大。 虽然张仲景的医术非常高超，但有些病他也不能医治。俗话说，“大兵之后，必有灾年”。东汉末年，战乱频繁，不断的战争导致瘟疫流行。建安年间，瘟疫大流行，前后达5次之多，使很多人丧生，一些市镇变成了空城，其中尤以死于伤寒病的人最多。如张仲景的家族，原来有200多人，自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来，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死了三分之二，其中有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病。一些庸医便趁火打劫，不给病人认真诊脉，“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和病人相对片刻，便开方抓药，只知道赚昧心钱。更多的人，虽师承名医，却不思进取，因循守旧，不精心研究医方、医术，以解救百姓的病痛，而是竞相追逐权势荣耀，忘记了自己的本分。张仲景对这些人非常气愤，痛加斥责，他决心要控制瘟疫的流行，根治伤寒病。从此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刻苦研读《素问》、《灵枢》、《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继承《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广泛借鉴其他医家的治疗方法，结合个人临床诊断经验，研究治疗伤寒杂病的方法，并于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开始着手撰写《伤寒杂病论》。 这时候，东汉王朝动荡不安，为了避乱，张仲景辞官来到岭南隐居，专心研究医学，撰写医书。到建安十五年，终于写成了划时代的临床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共十六卷。经后人整理成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本书。《伤寒杂病论》系统地概括了“辨证施治”的理论，为我国中医病因学说和方剂学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该书被奉为“方书之祖”，张仲景也被誉为“经方大师”。 张仲景写成该书后仍专心研究医学，直到与世长辞。晋武帝司马炎统一天下后的公元285年，张仲景的遗体才被后人运回故乡安葬，并在南阳修建了医圣祠和仲景墓。 为人医风 张仲景为人谦虚谨慎，提倡终身坚持学习。他在序文中说：“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张仲景引用孔子语录，在于说明自己不是天才，只能靠刻苦努力学习来获得知识。他特别表明自己从青少年时期就热爱医学，请允许他扎扎实实地按照孔子的话去做，因为医学没有止境，必须终身坚持学习，活到老，学到老。 张仲景还为后人树立了淳朴无华、勤恳踏实的学风。《伤寒杂病论》著述风格朴实简练，毫无浮辞空论，对后世中医著作影响甚大。他诊病和学习时遇到一丝一毫的疑问，即“考校以求验”，绝不放过，一定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张仲景的医学理论对中国古代医学的发展和老百姓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张仲景医学理论对现代医学研究有重大贡献。而且对东南亚各国的影响也很大。后人研究他的医理，敬仰他的医术和医德，称他为“医圣”。在河南省南阳还为他修建了“医圣祠”。解放后，翻修了“医圣祠”，并修建了“张仲景纪念馆”，以纪念这位奠定中国中医治疗学基础的医学家。 预防医学的介导者——葛洪 生平 葛洪出身江南士族。13岁时丧父，家境渐贫。他以砍柴所得，换回纸笔，在劳作之余抄书学习，常至深夜。乡人因而称其为抱朴之士，他遂以“抱朴子”为号。他性格内向，不善交游，只闭门读书，涉猎甚广。 其祖在三国吴时，历任御史中丞、吏部尚书等要职，封寿县侯。其父悌，继续仕吴。吴亡以后， 初以故官仕晋，最后迁邵陵太守，卒于官。葛洪为悌之第三子，颇受其父之娇宠，年十 三，其父去世，从此家道中落，乃“饥寒困瘁，躬执耕穑，承星履草，密勿畴袭。…… 伐薪卖之，以给纸笔，就营田园处，以柴火写书。……常乏纸，每所写，反复有字，人 尠能读也。”葛洪伯祖父葛玄曾师从炼丹家左慈学道，号葛仙公，以炼丹秘术传于弟子郑隐。葛洪约16岁时拜郑为师，因潜心向学，深得郑隐器重。郑隐的神仙、遁世思想对葛洪一生影响很大，自此有意归隐山林炼丹修道、著书立说。 十六岁开始读《孝经》《论语》《诗》《易》等儒家经典，尤喜“神仙导养之法”。自称：少好方术，负步请问，不惮险远。每以异闻，则以为喜。虽见毁笑， 不以为戚。后从郑隐学炼丹秘术，颇受器重。谓“弟子五十余人，唯余见受金丹之经及 《三皇内文》、《枕中五行记》，其余人乃有不得一观此书之首题者”。 西晋太安元年 （302年），其师郑隐知季世之乱，江南将鼎沸，乃负笈持仙药之朴，携入室弟子，东投霍山，唯葛洪仍留丹阳。晋永兴元年（304）葛洪加入吴兴太守顾秘的军队，任将兵都尉，与石冰的农民起义军作战有功，被封为“伏波将军”。次年石冰事件平息，葛洪不愿争功邀赏，辞官往洛阳搜寻炼丹制药之书。又因陈敏盘据江东作乱，归途断绝，遂流落在徐、豫、荆、襄、江、广诸州之间。[2] 太安二年，张昌、石冰于扬州起义，大都督秘任洪为将兵都尉， 由于镇压起义军有功，迁伏波将军。事平之后，洪即“投戈释甲，径诣洛阳，欲广寻异书，了不论战功。”但因“正遇上国大乱（指“八王之乱”——引者注），北道不通， 而陈敏又反于江东，归涂隔塞”。在此去留两难之际，恰逢其故友嵇含为广州刺史， 表请他为参军，并担任先遣。葛洪以为可藉此避乱于南土，遂欣然前往。不料嵇含又为其仇人郭励所杀，于是滞留广州多年。深感“荣位势利，臂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绝，赫赫者灭，有若春华，须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忧惧兢战，不可胜言，不足为矣”。乃绝弃世务，锐意于松乔之道，服食养性， 修习玄静。遂师事鲍靓，继修道术，深得鲍靓器重 .，以女儿鲍姑许配。[2] 建兴二年（314），返回家乡，隐居深山继续从事《抱朴子》的创作。 建兴四年（316年），还归桑梓。东晋开国，念其旧功，赐爵关内侯，食句容二百邑。咸和（326年～334年）初，司徒王导召补州 主簿，转司徒掾，迁咨议参军。干宝又荐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皆固辞不就。太宁三年（325），友人干宝力荐他任散骑常侍领国史，坚持不去上任。后因生活所迫，再出任咨议参军等职。[2] 及闻 交趾产丹砂，求为句[3] 漏令，遂率子侄同行。 咸和二年（327），葛洪听闻交趾出产丹砂，自行请求出任勾漏（今广西北流县）令。经皇帝允准后，遂南行赴任，途经广州，会晤刺史邓岳。邓告诉葛：其辖地的罗浮山有神仙洞府之称，相传秦代安期生在此山服食九节菖蒲，羽化升天。邓岳表示愿供他原料在此炼丹，葛遂决定中止赴任的行程，从此隐居于罗浮山。其间，邓岳拟任葛洪为东莞太守，葛辞不就。他在朱明洞前建南庵，修行炼丹，著书讲学。因从学者日众，又增建东西北三庵（东庵九天观、西庵黄龙观、北庵酥醪观）。[2] 南行至广州，为刺史邓岳所留，乃止于罗浮山炼丹。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作不辍。卒于东晋兴宁元年（363年），享年81岁。 相传葛洪夫妇还曾在南海西樵山和广州越岗院（即今三元宫）研究炼丹术和医学，并常行医于百姓之间。葛洪一生著述颇丰，《抱朴子》是其代表作。该书分内、外两篇。内篇20卷，论述神仙方药、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总结晋代前的神仙方术，包含守一、行气、导引等，为医药学积累了宝贵的资料；外篇50卷，论述人间得失，世事臧否，阐明其社会政治观点。全书将神仙道教理论与儒家纲常名教相联系，开融合儒、道两家哲学思想体系之先河。《抱朴子》的问世，对道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个人成就 道教 葛洪继承并改造了早期道教的神仙理论，在《抱朴子内篇》中，他不仅全面总结了 晋以前的神仙理论，并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方术，包括守一、行气、导引和房中术等； 同时又将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强调“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 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并把这种纲常名教与道教的戒 律融为一体，要求信徒严格遵守。他说：“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 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赒人之急，救人之穷，手 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妬 胜己，不佞谄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主张神仙 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 他在《抱朴子外篇》中，专论人间得失，世事臧否。主张治 乱世应用重刑，提倡严刑峻法。匡时佐世，对儒、墨、名、法诸家兼收并蓄，尊君为天。 不满于魏、晋清谈，主张文章、德行并重，立言当有助于教化。 葛洪在坚信炼制和服食金丹可得长生成仙的思想指导下，长期从事炼丹实验，在其 炼丹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识了物质的某些特征及其化学反映. 他在《抱朴子内篇》中的《金丹》和《黄白》篇中，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炼丹成就，具体地介绍了一些炼丹方法，记载了大量的古代丹经和丹法，勾画了中国古代炼丹的历史梗概，也为我们提供了原始实验化学的珍贵资料，对隋唐炼丹术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成为炼丹史 上一位承前启后的著名炼丹家。 金城山有99座山峰、36处泉水、48个山洞。金城山又名金粟山、金山、金峰、金子岭，据说藏金粟数万石于广福门内金库中，里面有金马悠悠拉磨，倘若紧贴石壁，拉磨声便会隐约传来。金库童谣：石马（石马寨）对石鼓（打鼓寨），黄金亿万五。谁能识得破，能买重庆府。进山门100余米处是“小西天”；南京门传说是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所建。山上有“神仙洞”，据说东晋道学家葛洪曾在此修道，著有《抱扑子》等经书，每逢阳光灿烂之风，便将经书一一摊开，放在洞顶巨石上晒，以求得到真经，故名“晒经石”。 医药学 葛洪精晓医学和药物学，主张道士兼修医术。“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认为修道者如不兼习医术，一旦“病痛及己”，便“无以攻疗”，不仅不 能长生成仙，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难保住。 他的医学著作《肘后备急方》，书名的意思是可以常常备在肘后（带在身边）的应急书，是应当随身常备的实用书籍。书中收集了大量救急用的方子，这都是他在行医、游历的过程中收集和筛选出来的，他特地挑选了一些比较容易弄到的药物，即使必须花钱买也很便宜，改变了以前的救急药方不易懂、药物难找、价钱昂贵的弊病。他尤其强调灸法的使用，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清晰明确的注名了各种灸的使用方法，只要弄清灸的分寸，不懂得针灸的人也能使用。 葛洪很注意研究急病。他所指的急病，大部分是我们现今所说的急性传染病，古时候人们管它叫“天刑”，认为是天降的灾祸，是鬼神作怪。葛洪在书中说：急病不是鬼神引起的，而是中了外界的疠气。我们都知道，急性传染病是微生物 （包括原虫、细菌、立克次氏小体和病毒等）引起的。这些微生物起码要放大几百倍才能见到，1600多年前还没有发明显微镜，当然不知道有细菌这些东西。葛洪能够排除迷信，指出急病是外界的物质因素引起的，这种见解已经很了不起了。 葛洪在《肘后备急方》里面，记述了一种叫“尸注”的病，说这种病会互相传染，并且千变万化。染上这种病的人闹不清自己到底哪儿不舒服，只觉得怕冷发烧，浑身疲乏，精神恍惚，身体一天天消瘦，时间长了还会丧命。葛洪描述的这种病，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结核病。结核菌能使人身上的许多器官致病。肺结核、骨关节结核、脑膜结核、肠和腹膜结核等等，都是结核菌引起的。葛洪是我国最早观察和记载结核病的科学家。 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还记载了一种叫犬咬人引起的病症。 犬就是疯狗。人被疯狗咬了，非常痛苦，病人受不得一点刺激，只要听见一点声音，就会抽搐痉挛，甚至听到倒水的响声也会抽风，所以有人把疯狗病又叫做“恐水病”。在古时候，对这种病没有什么办法治疗。葛洪想到古代有以毒攻毒的办法。例如我国最古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里就说，治病要用“毒”药，没有“毒”性治不了病。葛洪想，疯狗咬人，一定是狗嘴里有毒物，从伤口侵入人体，使人中了毒。能不能用疯狗身上的毒物来治这种病呢？他把疯狗捕来杀死，取出脑子，敷在 犬病人的伤口上。果然有的人没有再发病，有人虽然发了病，也比较轻些。(发病轻应该是古人知识不足造成的误解,狂犬病一旦发作死亡率100%,不管轻重都无差异) 葛洪用的方法是有科学道理的，含有免疫的思想萌芽。大家知道，种牛痘可以预防天花，注射脑炎疫苗可以预防脑炎，注射破伤风细菌的毒素可以治疗破伤风。这些方法都是近代免疫学的研究成果。“免疫”就是免于得传染病。细菌和病毒等侵入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本来有排斥和消灭它们的能力，所以不一定就发病，只有在身体的抵抗力差的时候，细菌和病毒等才能使人发病。免疫的方法就是设法提高人体的抗病能力，使人免于发病。注射预防针，就是一种免疫的方法 （现代免疫学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注射预防针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葛洪对狂犬病能采取预防措施，可以称得上是免疫学的先驱。欧洲的免疫学是从法国的巴斯德开始的。他用人工的方法使兔子得疯狗病，把病兔的脑髓取出来制成针剂，用来预防和治疗疯狗病，原理与葛洪的基本上相似。巴斯德的工作方法当然比较科学，但是比葛洪晚了1000多年。 在世界医学历史上，葛洪还第一次记载了两种传染病，一种是天花，一种叫恙虫病。葛洪在 《肘后备急方》里写道：有一年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流行病，病人浑身起一个个的疱疮，起初是些小红点，不久就变成白色的脓疱，很容易碰破。如果不好好治疗，疱疮一边长一边溃烂，人还要发高烧，十个有九个治不好，就算侥幸治好了，皮肤上也会留下一个个的小瘢。小瘢初起发黑，一年以后才变得和皮肤一样颜色。葛洪描写的这种奇怪的流行病，正是后来所说的天花。西方的医学家认为最早记载天花的是阿拉伯的医生雷撒斯，其实葛洪生活的时代，比雷撒斯要早500多年。 葛洪把恙虫病叫做“沙虱毒”。现已弄清楚，沙虱毒的病原体是一种比细菌还小的微生物，叫“立克次氏体”。有一种小虫叫沙虱，螫人吸血的时候就把这种病原体注入人的身体内，使人得病发热。沙虱生长在南方，据调查，我国只有广东、福建一带有恙虫病流行，其他地方极为罕见。葛洪是通过艰苦的实践，才得到关于这种病的知识的。原来他酷爱炼丹，在广东的罗浮山里住了很久。这一带的深山草地里就有沙虱。沙虱比小米粒还小，不仔细观察根本发现不了。葛洪不但发现了沙虱，还知道它是传染疾病的媒介。他的记载比美国医生帕姆在1878年的记载，要早1500多年。 据载， 葛洪还撰有《肘后救卒方》和《玉函方》。“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别病 名，以类相续，不相杂错，其《救卒》三卷，皆单行径易，约而易验，篱陌之间，顾眄 皆药，众急之病，无不毕备，家有此方，可不用医。”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仙药》 中对许多药用植物的形态特征、生长习性、主要产地、入药部分及治病作用等，均作了详细的记载和说明，对我国后世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举凡名医，必有一段艰难的求学历程，以其超人的毅力去探索和学习。葛洪的一生可谓精彩，而且颇具传奇色彩，他的聪慧睿智帮助他开拓了医学上的新领域，在临床急症医学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葛洪一生著作宏富，自谓有《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颂诗赋》百卷， 《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三十卷，《神仙传》十卷，《隐逸传》十卷；又抄五经七史百家 之言、兵事方技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另有《金匮药方》百卷，《肘后备急方》四卷。 惟多亡佚，《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共收其著作十三种。 药王——孙思邈 化学 他是早期的化学家。葛洪为什么喜欢炼丹呢？在封建社会里，贵族官僚为了永远享受骄奢淫逸的生活，妄想长生不老。有些人就想炼制出“仙丹”来，满足他们的奢欲，于是形成了一种炼丹术。炼丹的人把一些矿物放在密封的鼎里，用火来烧炼。矿物在高温高压下就会发生化学变化，产生出新的物质来。长生不老的仙丹是剥削阶级的幻想，当然是炼不出来的。但是在炼丹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些物质变化的规律，这就成了现代化学的先声。炼丹术在我国发展得比较早，葛洪也是一个炼丹家。 当时，葛洪炼制出来的药物有密陀僧（氧化铅）、三仙丹（氧化汞）等，这些都是外用药物的原料。 葛洪在炼制水银的过程中，发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他指出，对丹砂（硫化汞）加热，可以炼出水银，而水银和硫磺化合，又能变成丹砂。他还指出，用四氧化三铅可以炼得铅，铅也能炼成四氧化三铅。在葛洪的著作中，还记载了雌黄 （三硫化二砷）和雄黄（五硫化二砷）加热后升华，直接成为结晶的现象。 此外，葛洪还提出了不少治疗疾病的简单药物和方剂，其中有些已被证实是特效药。如松节油治疗关节炎，铜青（碳酸铜）治疗皮肤病，雄黄、艾叶可以消毒，密陀僧可以防腐等等。这些记载，对治疗关节炎有一定效果。雄黄中所含的砷，有较强的杀菌作用。艾叶中含有挥发性的芳香油，毒虫很怕它，所以我国民间在五月节前后烧燃艾叶驱虫。铜青能抑制细菌的生长繁殖，所以能治皮肤病。密陀僧有消毒杀菌作用，所以用来做防腐剂。科学与宗教之间时常并非严格对立（聂文涛语）。作为一个道士，葛洪早在1500多年前就发现了这些药物的效用，在医学上做出了很大贡献。 生平 孙思邈幼年体弱多病，汤药之资而罄尽家产。他自幼聪明过人，他通百家之说，崇尚老庄学说，兼通佛典。 他生于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卒于唐永淳元年（公元682年），享年102岁。 十八岁立志学医，二十岁即为乡邻治病。他对古典医学有深刻的研究，对民间验方十分重视，一生致力于医学临床研究，对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各科都很精通，有二十四项成果开创了我国医药学史上的先河，特别是论述医德思想、倡导妇科、儿科、针灸穴位等都是先人未有。一生致力于药物研究，曾上峨嵋山、终南山、下江州，隐居太白山等地，边行医，边采集中药，边临床试验，他是继张仲景之后中国第一个全面系统研究中医药的先驱者，为祖国的中医发展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德。 孙思邈医德高尚。他认为，医生须以解除病人痛苦为唯一职责，其它则“无欲无求”，对病人一视同仁“皆如至尊”，“华夷愚智，普同一等”。他身体力行，一心赴救，不慕名利，用毕生精力实现了自己的医德思想，是我国医德思想的创始人，被西方称之为“医学论之父”，与希波克拉底齐名的世界三大医德名人之一，中国古代当之无愧的著名科学家和思想家。孙思邈一生淡泊名利，多次推却做官召请。隋文帝时，征召他为国子博士，唐太宗欲授于爵位，唐高宗欲拜谏议大夫，他都固辞不受，一心致力于医学。 孙思邈一生勤于著书，晚年隐居于京兆华原（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五台山（药王山）专心立著，直至白首之年，未尝释卷。一生著书八十多种，其中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影响最大，两部巨著60卷，药方论6500首。《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合称为《千金方》，它是唐代以前医药学成就的系统总结，被誉为我国最早的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对后世医学的发展影响很深远。 孙思邈是中华医学发展先河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在中外医学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功勋，千余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和崇拜。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凿开径路，名魁大医。羽翼三圣，调合四时。降龙伏虎，拯衰救危。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为“妙应真人”，被后世尊称为“药王”。现今我国各地都有祠堂纪念。陕西耀县药王故里孙原村现存有药王孙思邈诞生遗址、幼读遗址、药王墓及孙氏茔园，药王碑苑和宏伟壮观的药王纪念中心药王祠堂，每年农历二月二开展规模宏大的药王孙思邈文化节纪念活动。平时有来自日本、台湾、香港和全国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 孙思邈7岁的时候，就认识一千多字，每天能背诵上千字的文章。20岁的时候对《老子》、《庄子》以及佛教经典已经无所不通了。幼聪颖好学，自谓“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及长，通老、庄及百家之说，兼好佛典。年十八立志究医，“颇觉有悟，是以亲邻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济益”。到了20岁，就能侃侃而谈老子、庄子的学说，精通道教典籍，被人称为“圣童”。 但他认为走仕途，做高官太过世故，不能随意，就多次辞谢了朝廷的封赐。隋文帝让他做国子博士，他也称病不做。唐太宗即位后，召他入京，见到他70多岁的人竟能容貌气色、身形步态皆如同少年一般，十分感叹，便道：“所以说，有道之人真是值得人尊敬呀！像羡门、广成子这样的神仙人物原来世上竟是有的，怎么会是虚言呢？”皇帝还想授予他爵位，但仍是被孙思邈拒绝了。高宗继位后，又邀他做谏议大夫，也未被应允，尔于情面就推荐了自己的徒弟刘神威，说徒弟好学，年轻有为，高宗就应允后立即安排刘神威进了太医院。孙思邈归隐的时候，高宗又赐他良驹，还有已故的鄱阳公主的宅邸居住，就连当时的名士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文学大家都十分尊敬他，以待师长的礼数来侍奉他。玄武门之变发生于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唐太宗即位之后怎么也应该在627年后召见的孙思邈。按传说 孙思邈出生于541年的话，此时的他应该已经80多岁高龄了。再者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太宗去世，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时年二十二岁。次年（650年）改元永徽。 理念 孙思邈把医为仁术的精神具体化。他在其所著的《大医精诚》一书中写道：“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工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夫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虽曰病宜速救，要须临事不惑。唯当审谛覃思，不得于性命之上，率尔自逞俊快，邀射名誉，甚不仁矣。又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羞迭荐，食如无味；醽醁兼陈，看有若无。所以尔者，夫一人向隅，满堂不乐，而况病人苦楚，不离斯须，而医者安然欢娱，傲然自得，兹乃人神之所共耻，至人之所不为，斯盖医之本意也。”，“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偶然治瘥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肓也。”上述的寥寥片语，已将孙思邈的高尚医德情操，展示在人们面前。 据传孙思邈擅长阴阳、推步，妙解数术。终身不仕，隐于山林。亲自采制药物，为人治病。他搜集民间验方、秘方，总结临床经验及前代医学理论，为医学和药物学作出重要贡献。后世尊其为“药王”。他汲取《黄帝内经》关于脏腑的学说，在《千金要方》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以脏腑寒热虚实为中心的杂病分类辨治法；在整理和研究张仲景《伤寒论》后，将伤寒归为十二论，提出伤寒禁忌十五条，颇为后世伤寒学家所重视。他搜集了东汉至唐以前许多医论、医方以及用药、针灸等经验，兼及服饵、食疗、导引。 孙思邈的按摩等养生方法，著《千金要方》三十卷，分二百三十二门，已接近现代临床医学的分类方法。全书合方、论五千三百首，集方广泛，内容丰富，是我国唐代医学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巨著，对后世医学特别是方剂学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影响和贡献；并对日本、朝鲜医学之发展也有积极的作用。《千金翼方》三十卷，属其晚年作品，系对《千金要方》的全面补充。全书分一百八十九门，合方、论、法二千九百余首，记载药物八百多种，尤以治疗伤寒、中风、杂病和疮痈最见疗效。 他坚持辩证施治的方法，认为人若善摄生，当可免于病。只要“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体形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他重视医德，不分“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皆一视同仁。声言“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他极为重视妇幼保健，著《妇人方》三卷，《少小婴孺方》二卷，置于《千金要方》之首。 孙氏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将他自己的两部著作均冠以“千金”二宇，名《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这两部书的成就在于：首先对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有很深的研究，为后世研究《伤寒杂病论》提供了可*的门径，尤其对广义伤寒增加了更具体的内容。他创立了从方、证、治三方面研究《伤寒杂病论》的方法，开后世以方类证的先河。《千金要方》是我国最早的医学百科全书，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各科，理、法、方、 药齐备。一类是典籍资料，一类是民间单方验方。广泛吸收各方面之长，雅俗共赏，缓急相宜，时至今日。很多内容仍起着指导作用，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确实是价值千金的中医瑰宝。《千金要方》是对方剂学发展的巨大贡献。书中收集了从张仲景时代直至孙思邈的临床经验，历数百年的方剂成就，在阅读仲景书方后，再读《千金方》，真能大开眼界，拓宽思路，特别是源流各异的方剂用药，显示出孙思邈的博极医源和精湛医技。后人称《千金方》为方书之祖。 《千金要方》在食疗、养生、养老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孙氏能寿逾百岁高龄，就是他在积极倡导这些方面的理论与其自身实践相结合的效果。孙思邈的辉煌成就，生前就受到了人们的崇敬。人称“药王”，“真人”，“药圣”，隋、唐两代都很器重他，知名人士亦多对他以礼事之。他去世后，人们在其故居的鉴山畔，虞诚奉祀。乔世宁序中云：“鉴山香火，于关中为盛，虽华岳吴镇弗逮焉。”孙思邈在日本也享有盛誉，尤其是日本名医丹波康赖和小岛尚质等对他十分崇拜。 在药物学研究方面，孙思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药物的采集、炮制到性能认识，从方药的组合配伍到临床治疗，孙思邈参考前人的医药文献，并结合自己数十年的临症心得，写成了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两部医学巨著——《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其中《千金要方》载方5000多首，书中内容既有诊法、证候等医学理论，又有内、外、妇、儿等临床各科；既涉及解毒、急救、养生、食疗，又涉及针灸、按摩、导引、吐纳，可谓是对唐代以前中医学发展的一次很好的总结。而《千金翼方》载方近3000首，书中内容涉及本草、妇人、伤寒、小儿、养性、补益、中风、杂病、疮痈、色脉以及针灸等各个方面，对《千金要方》作了必要而有益的补充。书中收载的800余种药物当中，有200余种详细介绍了有关药物的采集和炮制等相关知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将晋唐时期已经散失到民间的《伤寒论》条文收录其中，单独构成九、十两卷，竟成为唐代仅有的《伤寒论》研究性著作，对于《伤寒论》条文的保存和流传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临床实践中，孙思邈总结出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如“阿是穴”和“以痛为腧”的取穴法，用动物的肝脏治疗夜盲症，用羊的甲状腺治疗地方性甲状腺肿，用牛乳、豆类、谷皮等防治脚气病；对于孕妇，提出住处要清洁安静，心情要保持舒畅，临产时不要紧张；对于婴儿，提出喂奶要定时定量，平时要多见风日，衣服不可穿得过多……这些主张，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其一定的现实意义。 孙思邈崇尚养生，并身体力行，正由于他通晓养生之术，才能年过百岁而视听不衰。他将儒家、道家以及外来古印度佛家的养生思想与中医学的养生理论相结合，提出的许多切实可行的养生方法，时至今日，还在指导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如心态要保持平衡，不要一味追求名利；饮食应有所节制，不要过于暴饮暴食；气血应注意流通，不要懒惰呆滞不动；生活要起居有常，不要违反自然规律…… 由于《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的影响极大，因此这两部著作被誉为我国古代的医学百科全书，起到了上承汉魏，下接宋元的历史作用。两书问世后，倍受世人瞩目，甚至飘洋过海，广为流传。日本在天宝、万治、天明、嘉永及宽政年间，都曾经出版过《千金要方》，其影响可见一斑。孙思邈死后，人们将他隐居过的“五台山”改名为“药王山”，并在山上为他建庙塑像，树碑立传。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当地群众都要举行庙会，以经念孙思邈为我国医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庙会时间长达半月之久，前来游览、凭吊的八方来客络绎不绝。 史载其著作计三十余种，唯多亡佚。现存之《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各三十卷，系我国著名医学著作。其他如《摄养论》《太清丹经要诀》《枕中方》等数种，尚有部分佚文可见。 孙思邈又是世界上导尿术的发明者。据记载：有一个病人得了尿潴留病，撒不出尿来。孙思邈看到病人憋得难受的样子，他想：“吃药来不及了。如果想办法用根管子插进尿道，尿或许会流出来。”他看见邻居的孩子拿一根葱管在吹着玩儿，葱管尖尖的，又细又软，孙思邈决定用葱管来试一试，于是他挑选出一根适宜的葱管，在火上轻轻烧了烧，切去尖的一头，然后小心翼翼地插进病人的尿道里，再用力一吹，不一会儿尿果然顺着葱管流了出来。病人的小肚子慢慢瘪了下去，病也就好了。 孙思邈在他的《丹经》一书中，第一次把火药的配方记录下来。 养生妙法 药王孙思邈在西魏时代出生，相传活到141岁才仙逝，其长寿心得必有过人之处。但事实上幼时的孙思邈体弱多病，所以才因病学医，总结了唐代以前的临床经验和医学理论，编成两部医学巨著———《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孙思邈的养生之法相信会对您有所裨益。 发常梳 将手掌互搓36下令掌心发热，然后由前额开始扫上去，经后脑扫回颈部。早晚各做10次。头部有很多重要的穴位，经常“梳发”，可以防止头痛、耳鸣、白发和脱发。 目常运 合眼，然后用力睁开眼，眼珠打圈，望向左、上、右、下四方；再合眼，用力睁开眼，眼珠打圈，望向右、上、左、下四方。重复3次。有助于眼睛保健，纠正近视。 齿常叩 口微微合上，上下排牙齿互叩，无需太用力，但牙齿互叩时须发出声响，做36下。可以通上下颚经络，保持头脑清醒，加强肠胃吸收，防止蛀牙和牙骨退化。 漱玉津 1．口微微合上，将舌头伸出牙齿外，由上面开始，向左慢慢转动，一共12圈，然后将口水吞下去。之后再由上面开始，反方向做12圈。 2．口微微合上，这次舌头不在牙齿外边，而在口腔里，围绕上下颚转动。左转12圈后吞口水，然后再反方向做一次。吞口水时尽量想象将口水带到下丹田。 从现代科学角度分析，唾液含有大量酵素，能调和荷尔蒙分泌，因此可以强健肠胃。 耳常鼓 手掌掩双耳，用力向内压，放手，应该有“噗”的一声。重复做10下；双手掩耳，将耳朵反折，双手食指扣住中指，以食指用力弹后脑风池穴10下。每天临睡前后做，可以增强记忆和听觉。 面常洗 搓手36下，暖手以后上下扫面，暖手后双手同时向外圈。这动作经常做，可以令脸色红润有光泽，同时不会有皱纹。 头常摇 双手叉腰，闭目，垂下头，缓缓向右扭动，直至复原位为一次，共做6次。反方向重复。这动作经常做可以令头脑灵活，注意要慢慢做，否则会头晕。 腰常摆 身体和双手有韵律地摆动。当身体扭向左时，右手在前，左手在后，在前的右手轻轻拍打小腹，在后的左手轻轻拍打“命门”穴位，反方向重复。最少做50下，做够100下更好。可以强化肠胃、固肾气、防止消化不良、胃痛、腰痛。 腹常揉 搓手36下，手暖后两手交叉，围绕肚脐顺时针方向揉。揉的范围由小到大，做36下。可以帮助消化、吸收、消除腹部鼓胀。 摄谷道（即提肛） 吸气时，将肛门的肌肉收紧。闭气，维持数秒，直至不能忍受，然后呼气放松。无论何时都可以练习。最好是每天早晚各做20～30次。相传这动作是十全老人乾隆最得意的养生功法。 膝常扭 双脚并排，膝部紧贴，人微微下蹲，双手按膝，向左右扭动，各做20下。可以强化膝关节，所谓“人老腿先老、肾亏膝先软”，要延年益寿，应由双腿做起。 常散步 挺直胸膛，轻松地散步。最好心无杂念，尽情欣赏沿途景色。民间有个说法，“饭后走一走，活到九十九”。虽然有点夸张，不过，散步确实是有益的运动。 脚常搓 右手擦左脚，左手擦右脚。由脚跟向上至脚趾，再向下擦回脚跟为一下，共做36下；两手大拇指轮流擦脚心涌泉穴，共做100下。脚底集中了全身器官的反射区，经常搓脚可以强化各器官，治失眠，降血压，消除头痛。 摄养枕中方 太白山处士孙思邈撰 夫养生缮性，其方存于卷者甚众。其或幽微秘密，疑未悟之心。至于澄神内观，游玄采真，故非小智所及。常思所寻设能及之，而志不能守之，事不从心，术即不验。诚由前之误交切而难遣，摄卫之道赊远而易违，是以混然同域，绝而不思者也。稽叔夜悟之大得，论之未备，所以将来志士览而惧焉。今所撰录，并在要典。事虽隐秘，皆易知易为，以补斯阙。其学者不违情欲之性，而俯仰可从；不弃耳目之玩，而顾纹可法。旨约而用广，业少而功多。余研核方书，盖亦久矣。搜求秘道，略无遗馀。自非至妙至神，不入兹录；诚信诚效，始冠于篇。取其弘益，以贻后代。苟非其道，慎勿虚传；传非其人，殃及三世。凡着五章为一卷，与我同志者宝而行之云尔。 自慎 夫天道盈缺，人事多屯。居处屯危，不能自慎而能鮨济者，天下无之。故养性之士，不知自慎之方，未足与论养生之道也，故以自慎为首焉。夫圣人安不忘危，恒以忧畏为本。营无所畏忌，则庶事隳坏。 《经》曰：人不畏威，则大威至矣。故以治身者，不以忧畏，朋友远之；治家者，不以忧畏，奴仆侮之；治国者，不以忧畏，邻境侵之；治天下者，不以忧畏，道德去之。故忧畏者，生死之门，礼教之主，存亡之由，祸福之本，吉凶之元也。是故仕无忧畏，则身名不立；农无忧畏，则稼穑不滋；工无忧畏，则规矩不设；商无忧畏，则货殖不广；子无忧畏，则孝敬不笃；父无忧畏，则慈爱不着；臣无忧畏，则勋庸不建；君无忧畏，则社稷不安。养性者，失其忧畏，则心乱而不治，形躁而不宁，神散而气越，志荡而意昏，应生者死，应死者亡，应成者败，应吉者凶。其忧畏者，其犹水火不可暂忘也。人无忧畏，子弟为勍敌，妻妾为寇仇。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故忧于身者不拘于人，畏于已者不制于彼，慎于小者不惧于大，戒于近者不悔于远。能知此者，水行蛟龙不得害，陆行虎兕不能伤，处世谤讟不能加。善知此者，万事毕矣。 夫万病横生，年命横夭，多由饮食之患。饮食之患，过于声色。声色可绝之逾年，饮食不可废于一日，为益既广，为患亦深。且滋味百品，或气势相伐，触其禁忌，更成沉毒。缓者积年而成病，急者灾患而卒至也。 凡夏至后迄秋分，勿食肥腻饼臛之属。此与酒浆果瓜相妨。或当时不觉即病，入秋节变生多诸暴下，皆由涉夏取冷太过，饮食不节故也。而或者以病至之日便为得病之初，不知其所由来者渐矣。欲知自慎者，当去之于微也。夫养性者，当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行此十二少者，养生之都契也。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损智，多事则形劳，多语则气争，多笑则伤藏，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忘错昏乱，多怒则百脉不定，多好则专迷不理，多恶则憔悴无欢。此十二多不除，丧生之本也。 唯无多无少，几乎道也。故处士少疾，游子多患，繁简之殊也。是故田夫寿，膏粱夭，嗜欲多少之验也。故俗人竞利，道士罕营。夫常人不可无欲，又复不可无事，但约私心，约狂念，靖躬损思，则渐渐自息耳。 封君达云：体欲常劳，食欲常少；劳勿过极，少勿过虚。恒去肥浓，节咸酸，减思虑，捐喜怒，除驰逐，慎房室，春夏施泻，秋冬闭藏。又鱼脍生肉，诸腥冷之物，此多损人，速宜断之，弥大善也。心常念善，不欲谋欺诈恶事，此大辱神损寿也。 彭祖曰：重衣厚褥，体不堪苦，以致风寒之疾；甘味脯腊，醉饱餍饫，以致疝结之病；美色妖丽，以致虚损之祸；淫声哀音，怡心悦耳，以致荒耽之惑；驰骋游观，弋猎原野，以致发狂之迷；谋得战胜，取乱兼弱，以致骄逸之败。斯盖圣人戒其失理，可不思以自勖也？ 夫养性之道，勿久行、久坐、久听、久视，不强食，不强饮，亦不可忧思愁哀。饥乃食，渴乃饮。食止，行数百步，大益人。夜勿食，若食即行约五里，无病损。日夕有所营为，不住为佳，不可至疲极，不得大安无所为也。故曰：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以其劳动不息也。 想尔曰 （想尔盖仙人名） ：勿与人争曲直，当减人算寿。若身不宁，反舌塞喉，嗽漏，咽液无数，须臾即愈。道人疾，闭目内视，使心生火，以火烧身，烧身令尽，存之，使精神如仿佛，疾即愈。若有痛处，皆存其火烧之，秘验。 仙经禁忌 凡甲寅日，是尸鬼竞乱，精神躁秽之日，不得与夫妻同席、言语、面会，必当清净，沐浴不寝，警备也。 凡服药物，不欲食蒜、石榴、猪肝、犬肉。凡服药，勿向北方，大忌。凡亥子日，不可唾，减损年寿。 凡入山之日，未至百步，先却百步，足反登山，山精不敢犯人。 凡求仙，必不用见尸。 又忌三月一日不得与女人同处。 仙道忌十败 一勿好淫，二勿为阴贼凶恶，三勿酒醉，四勿秽慢不净，五勿食父母本命肉，六勿食己本命肉，七勿食一切肉，八勿食生五辛，九勿杀一切昆虫众生，十勿向北大小便，仰视三光。 仙道十戒 勿以八节日行威刑，勿以晦朔日怒，勿以六甲日食鳞甲之物，勿以三月三日食五脏肉、百草心，勿以四月八日杀伐树木，勿以五月五日见血，勿以六月六日起土，勿以八月四日市附足之物，勿以九月九日起席，勿以八节日杂处。 学仙杂忌 若有崇奉六天、及事山川魔神者，勿居其室，勿飨其馔。 右已上忌法，天人大戒。或令三魂相嫉，七魄流竞；或胎神所憎，三宫受恶之时也。若能奉修则为仙材，不奉修失禁，则为伤败。 夫阴丹内御房中之术，七九朝精吐纳之要，六一回丹雄雌之法，虽获仙名，而上清不以比德；虽均至化，而太上不以为高。未弘至道，岂睹玄闼？勿亲经孕妇女，时醑华池,酣鬯自乐，全真独卧。古之养生，尤须适意，不知秘术，讵可怡乎?勿抱婴儿，仙家大忌。 夫建志内学，养神求仙者，常沐浴，以致灵气。如学道者，每事须令密。泄一言一事，辄减一算。一算，三日也。 凡咽液者，常闭目内视。学道者，常当别处一室，勿与人杂居，着净衣烧香。 凡书符当北向，勿杂用笔砚。 凡耳中忽闻啼呼及雷声、鼓鸣，若鼻中闻臭气血腥者，并凶兆也。即烧香、沐浴斋戒，守三元帝君，求乞救护。行阴德，为人所不能为，行人所不能行，则自安矣。 夫喜怒损志，哀乐害性，荣华惑德，阴阳竭精，皆学道之人大忌，仙法之所疾也。 夫习真者，都无情欲之惑，男女之想也。若丹白存于胸中，则真感不应，灵女上尊不降。阴气所接，永不可以修至道。吾常恨此，赖改之速耳。所以真道不可以对求，要言不可以偶听慎之哉！ 导引 常以两手摩拭一面上，令人有光泽，斑皱不生。行之五年，色如少女。摩之令二七而止。卧起，平气正坐，先叉手掩项，目向南视，上使项与手争，为之三四。使人精和，血脉流通，风气不入，行之不病。又屈动身体，四极反张侧掣，宣摇百关，为之各三。 又卧起，先以手内着厚帛，拭项中四面及耳后周匝，热，温温如也。顺发摩顶良久，摩两手以治面目，久久令人目自明，邪气不干。都毕，咽液三十过，导内液咽之。又欲数按耳左右，令无数，令耳不聋，鼻不塞。 常以生气时咽液二七过，按体所痛处。每坐常闭目内视，存见五藏六腑，久久自得分明了了。 常以手中指接目近鼻两眦两眦，目睛明也，闭气为之，气通乃止。周而复始行之，周视万里。 常以手按两眉后小穴中此处，目之通气者也，三九过。又以手心及指摩两目及颡上，又以手旋耳各三十过，皆无数时节也。毕，以手逆乘额上三九过，从眉中始，乃上行入?际中。常行之，勿语其状，久而上仙。修之时，皆勿犯华盖华盖，眉也。 行气 凡欲求仙，大法有三：保精，引气，服饵。凡此三事，亦阶浅至深，不遇至人，不涉勤苦，亦不可卒知之也。然保精之术，列叙百数；服饵之方，略有千种，皆以勤劳不强为务。故行气可以治百病，可以去瘟疫，可以禁蛇兽，可以止疮血，可以居水中，可以辟?渴，可以延年命。其大要者，胎息而已。胎息者，不复以口鼻嘘吸，如在胞胎之中，则道成矣。 夫善用气者，嘘水，水为逆流；嘘火，火为灭炎；嘘虎豹，虎豹为之伏匿；嘘疮血，疮血则止。闻有毒虫所中，虽不见其人，便遥为嘘咒我手，男左女右，彼虽百里之外，皆愈矣。又中毒卒病，但吞三九。九当作九之气，亦登时善也。但人性多躁，少能安静，所以修道难成。 凡行气之道，其法当在密室闭户，安 *=暖席，枕高二寸半。正身偃卧，瞑目闭气，自止于胸隔，以鸿毛着鼻上，毛不动，经三百息，耳无所闻，目无所见，心无所思，当以渐除之耳。若食生冷、五辛、鱼肉及喜怒忧恚而引气者，非止无益，更增气病，上气放逆也。不能闭之，即稍学之。初起三息、五息、七息、九息而一舒气，更噏之。能十二息气，是小通也。百二十息不舒气，是大通也。此治身之大要也。常以夜半之后生气时闭气，以心中数数，令耳不闻，恐有误乱，以手下筹，能至于千，即去仙不远矣。 凡吐气，令人多出少，入恒以鼻入口吐。若天大雾、恶风、猛寒，勿行气，但闭之，为要妙也。 彭祖曰：至道不烦，但不思念一切，则心常不劳。又复导引、行气、胎息，真尔可得千岁。更服金丹大药，可以毕天不朽。清斋休粮，存日月在口中，昼存日，夜存月，令大如环，日赤色，有紫光九芒，月黄色，有白光十芒，存咽服光芒之液，常密行之无数。若修存之时，恒令日月还面明堂中，日在左，月在右，令二景与目瞳合，气相通也。所以倚运生精，理利魂神，六丁奉侍，天兵卫护，此真道也。凡夜行及眠卧心有恐者，存日月还入明堂中，须臾百邪自灭，山居恒尔。凡月五日夜半，存日象在心中，日从口入，使照一身之内，与日共光相合会。当觉心腹霞光映照。毕，咽液九遍。到十五日、二十五日，亦如是。自得百关通畅，面有玉光。又男服日象，女服月象，一日勿废，使人聪明朗彻，五脏生华。 守一 夫守一之道，眉中却行一寸为明堂，二寸为洞房，三寸为上丹田。中丹田者，心也。下丹田者，脐下一寸二分是也。一有服色姓名（出《黄庭经》中），男子长九分，女子长六分。 昔黄帝到峨嵋山，见皇人于玉堂中。帝请问真一之道，皇人曰：长生飞仙，则唯金丹；守形却老，则独真一。故仙重焉。凡诸思存，乃有千数，以自卫率多，烦杂劳人，若知守一之道，则一切不须也。 仙师曰：凡服金丹大药，虽未去世，百邪不敢近人。若服草木小药，饵八石，适可除病延年，不足以禳外祸，或为百鬼所枉，或为太山横召，或为山神所轻，或为精魅所侵。唯有真一，可以一切不畏也守一法，具在《皇人守一经》中。 太清存神炼气五时七候诀 儿科之祖——钱乙 夫身为神气，为窟宅。神气若存，身康力健；神气若散，身乃谢焉。若欲存身，先安神气。即气为神母，神为气子。神气若具，长生不死。若欲安神，须炼元气。气在身内，神安气海；气海充盈，心安神定。若神气不散，身心凝静，静至定俱，身存年永，常住道元，自然成圣。气通神境，神通性慧，命注身存，合于真性。日月斋龄，道成究竟。依铭炼气，欲学此术，先须绝粒，安心气海，存神丹田，摄心净虑。气海若俱，自然饱矣。专心修者，百日小成，三年大成。初入五时，后通七候，神灵变化，出没自存，峭壁千里，去住无碍，气若不散，即气海充盈，神静丹田，身心永固，自然?颜驻色，变体成仙，隐显自由，通灵百变，名曰度世，号曰真人，天地齐年，日月同寿。此法不服气，不咽津，不辛苦，要吃但吃，须休即休，自在自由，无碍五时七候，入胎定观耳。 五时 第一时，心动多静少，思缘万境，取舍无常，念虑度量，犹如野马，常人心也。 第二时，心静少动多，摄动入心，而心散逸，难可制伏，摄之动策，进道之始。 第三时，心动静相半，心静似摄，未能常静，静散相半，用心勤策，渐见调熟。 第四时，心静多动少，摄心渐熟，动即摄之，专注一境，失而遽得。 第五时，心一向纯静，有事触亦不动，由摄心熟，坚固准定矣。 从此已后，处显而入七候，任运自得，非关作矣。 七候 第一候，宿疾并销，身轻心畅，停心在内，神静气安，四大适然，六情沉寂，心安玄竟，抱一守中，喜悦日新，名为得道。 第二候，超过常限，色返童颜，形悦心安，通灵彻视。移居别郡，拣地而安，邻里之人，勿令旧识。 第三候，延年千载，名曰蚻人。游诸名山，飞行自在，青童侍卫，玉女歌扬，腾蹑眕霞，彩云捧足。 第四候，炼身成气，气绕身光，名曰真人。存亡自在，光明自照，昼夜常明，游诸洞宫，诸仙侍立。 第五候，炼气为神，名曰神人。变通自在，作用无穷，力动乾坤，移山竭海。 第六候，炼神合色，名曰至人。神既通灵，色形不定，对机施化，应物现形。 第七候，高超物外，迥出常伦，大道玉皇，共居灵境，贤圣集会，弘演至真。 造化通灵，物无不达。修行至此，方到道源，万行休停，名曰究竟。 今时之人，学道日浅，曾无一候，何得通灵？但守愚情，保持秽质，四时迁运，形委色衰，体谢归空，称为得道，谬矣！此胎息定观，乃是留神驻形，真元祖师相传至此。最初真人传此术，术在口诀，凡书在文，有德志人方遇此法，细详留意，必获无疑，贤智之人，逢斯圣文矣。 (摘自《云笈七签》卷三十三“杂修摄部”) 特殊贡献 孙思邈在《千金方》中记载了行为方式不仅是疾病的起因，也是疾病复发的原因：“不减滋味，不戒嗜欲，不节喜怒，病已而可复作。”孙氏记载消渴能够治愈，而复发的第一原因是“不减滋味”。这就是调味品、下饭菜不要掩盖了五谷的气味。这样的养生主张可见于更早的文献：“肉虽多，不使胜食气”（《论语·乡党》）。孙氏的主张又与《黄帝内经·奇病论》相统一：“此肥美之所发也。” 生平 钱乙，字仲阳，宋代东平人，约生于北宋仁宗至徽宗年间（约公元1032~1117年），享年82年，是我国宋代著名的儿科医家。钱氏治学，当初先以《颅囟方》而成名，行医儿科，曾治愈皇亲国威的小儿疾病，声誉卓著，被授予翰林医学士。曾任太医院丞，在多年的行医过程中，钱乙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成为当时著名医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钱乙幼科冠绝一代”，言不为过。其一生著作颇多，有《伤寒论发微》五卷，《婴孺论》百篇，《钱氏小儿方》八卷，《小儿药证直诀》三卷。现仅存《小儿药证直诀》，其他书均已遗佚。 钱乙认为小儿与成人相比较，在生理、病理上有其自身特点。如小儿在生理上“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在病理上“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因此，其感受邪气之后，往往较成人的抗邪能力降低，易为邪气所伤，多见邪实之证。但另一方面，邪气侵犯人体之后，由于小儿脏腑气血未充而柔弱，邪气损耗正气，又易于使小儿正气受损而转为虚证。其阳气不充盛，被耗伤则生寒；其阴精不充足，被耗伤又可生热，故而病理上虚、实、寒、热变化迅速。钱氏的这一理论认识，为正确掌握小儿疾病的发展变化规律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在小儿疾病的具体治疗时，他反对妄攻误下。认为对于儿科疾病，除非必下不可之证，可以根据年龄体质以及正邪情况酌情使用外，一般不宜妄用。 此外，钱乙在《内经》、《金匮要略》、《中藏经》、《千金方》的基础上，将五脏辨证方法运用于小儿，为儿科临床治疗提出了辨证方法。他认为“心主惊”，“肝主风”，“脾主困”，“肺主喘”，“肾主虚”。其中，钱氏十分重视脏腑寒热虚实的辨析，而且针对不同的病症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治疗方法。可以说，是较有系统的脏腑辨证体系，虽不十分全面，但已经有其初步框架，对中医脏腑辨证学说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钱乙强调五脏辨证，其制方调剂多围绕着五脏虚实寒热而设，如心实热用导赤散，心虚热用生犀散；肝实热用泻青丸，肝虚热用六味丸；脾虚用益黄散，脾湿热用泻黄散；肺虚用阿胶散，肺热用泻白散；肾虚用六味地黄丸等。其制方原则重视选药柔和，反对过用攻伐之品。他的这种用药原则，是针对小儿特点而设立的。此外，钱乙在处方调剂时，多根据前人经验，并结合自己的体会，灵活加减，创立新方。如其创立的地黄丸，就是在肾气丸的基础上化裁减去桂附而成。此外，钱氏临床用药，还常常根据儿科的特点，选用丸剂、散剂、膏剂等。这些成药，可以事先制备，适应于儿科疾病起病急、变化快的特点，便于及时服用，易为小儿所接受。 钱乙一生 在治学上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专一为业，垂四十年”。 业医者知道，古代医家称小儿科做哑科，认为治小儿病最难。因为小儿脉微难见，诊察时又多惊啼，靠脉诊难以辨证，这是一；小儿骨气未成，形声未正，悲啼喜笑，变态无常，靠望诊了解病情也有困难，这是二；小儿不能言语，言语亦未足取信，凭问诊了解病情更难这是三；小儿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用药稍有不当，就足使病情复杂化，这是四。因此，钱乙在行医过程中，也深感到小儿病难治。他说：“脉难以消息求，证不可言语取者，襁褓之婴，孩提之童，尤甚焉。”为了攻克这道难关，他花了将近四十年时间。俗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果然功成业就，为我国小儿科医学专业发展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钱乙自幼就“从吕君问医”，精勤好学，认真钻研《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等。特别是《神农本草经》，他“辨正阙误”，所下工夫很深。有人拿了不同的药请教他，他总是从“出生本末”到“物色名貌”的差别，详详细细地解答。事后一查本草书，果然“皆合”。此外，他把古今有关儿科资料一一采辑，加以研究。在钱乙之前，有关治小儿病的资料不多。据《史记》所载，扁鹊曾为小儿医，东汉卫汛著有《颅囟经》，惜已失传。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孙思邈的《千金方》，也有关于儿科病的记载。到宋初，有人托名古代师巫撰《颅囟经》二卷，谈到了小儿脉法，病证诊断和惊痫、疳痢、火丹（即丹毒）、杂症等的治疗方法。钱乙对这部书反复研究，深有启发，并用于临床，收到疗效。钱乙还借助于《颅囟经》的“小儿纯阳”之说的启示，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在张仲景总结的辨证施治的基础上，摸索出一套适应小儿用的“五脏辨证”法。因此，阎季忠对他“治小儿该括古今，又多自得”。 钱乙学习时，“不名一师”，善于化裁古方，创制新方。如他的六味地黄丸。由熟地黄、山药、山茱萸、茯苓、泽泻、丹皮组成，原是张仲景《金匮要略》所载的崔氏八味丸，即八味肾气丸（干地黄、山茱萸、薯蓣、泽泻、丹皮、茯苓、桂枝、附子）的加减化裁，作六味地黄丸，用来当作幼科补剂。这对后世倡导养阴者起了一定的启发作用。如金元四大家之一李东垣的益阴肾气丸，朱丹溪的大补阴丸（《丹溪心法》方。由黄柏、知母、熟地黄、龟板、独脊髓组成，都是由此方脱化而来。因此，有人认为钱乙是开辟滋阴派的先驱。此外，钱乙还创制了许多有效的方剂，如痘疹初起的升麻葛根汤，治小儿心热的导赤散，由生地黄、甘草、木通组成，治小儿肺盛气急喘嗽的泻白散，即泻肺散，由桑白皮、地骨皮、生甘草组成，治肝肾阴虚、目鸣、囟门不合的地黄丸，治脾胃虚寒、消化不良的异功散，治肺寒咳嗽的百部丸，直到治疗寄生虫病的安虫散，使君子丸等等，迄今还是临床常用的名方。 钱乙在实践中认识到，小儿的生理特点：“脏腑柔弱”、“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其病理特征：“易虚易实，易寒易热”。所以，要攻克小儿病这道难关，必须对小儿的生理、病理有个正确而全面的认识。他根据多年的临床实践，逐步摸索一整套诊治方法。在诊断上，他主张从面部和眼部诊察小儿的五脏疾病，如左腮赤者为肝热，右腮为肺，目内无光者为肾虚，等等。在处方用药方面，力戒妄攻、误下与峻补，主张“柔润”的原则。 传奇身世 钱乙的父亲钱颢，擅长用针灸，然而嗜好饮酒，喜欢游玩。有一天他隐藏了姓名，向东行到了海上，没再回来。钱乙当时三岁，母亲在此前已经亡故，父亲的同胞姐妹嫁给了姓吕的医生，同情钱乙成了孤儿，收养他为儿子。钱乙逐渐长大开始读书，跟从吕君学习医术。吕氏将死，就把钱乙的家庭身世情况告诉了他。 钱乙号啕哭泣，请求前去寻找父亲，总共往返了五六次，才找到父亲所在的地方。渐渐地又过了几年，才把父亲接回家。这时钱乙已经三十多岁了，乡亲们惊叹不已，感慨激动，为此流下眼泪，很多人赋诗赞颂钱乙寻父的事迹。后来又过了七年，他父亲寿终故去，钱乙按照礼法安葬了父亲。钱乙侍奉养父吕君，就像侍奉生身父亲一样。吕君死后，没有子嗣，钱乙就为他收殓安葬服丧，又替吕君嫁了孤女，按年节祭奠供奉吕君，都和自己的父亲一样。 逝世 一天，钱乙早上起来，为自己把了一下脉象。随后，他吩咐家人通知自己的全部亲人过来，钱乙跟他们一一对话后，叫家人为他准备一套干净的衣服，换好后，他叫家人自己去忙。他静静地坐在床上，看着庭院里的小孩高高兴兴地玩耍，自己仿佛回到童年。慢慢地，他闭上了眼睛。享年82岁。 钱乙一生为小孩治病，治好了无数的孩子，在他生命的尽头，回到了童年，无疑是最好的结局。他没有一个美好的童年，却没有失去博爱的心，把博爱的心播撒给每一个孩子。不愧是一代名医！ 法医之祖——宋慈 生平 宋慈其祖上为唐朝著名宰相宋璟。北宋时，宋慈的高祖宋世卿从浙江建德县来建阳任建阳丞而家居此地。父宋巩曾任广州节度推官(节度使幕府掌管刑狱的官员)，家境小康。宋慈从小受学于父，10岁时从学建阳县学者、朱熹的高弟吴稚，并得到吴稚的同窗黄干、李方子等名人指教。他重视实践，力求真知。 南宋开禧元年（1205年），他进京入太学，深得太学博士真德秀的赏识，遂拜其为师。 嘉定十年（1217年）宋慈中乙科进士，授浙江鄞县（今浙江宁波市）县尉，遇父病未赴任。 宝庆二年（1226年）始走上仕途，任江西省信丰县主簿（典颁文书，办理事务）。南宋时期的赣闽地区，民贫、地狭、人稠，人民处水深火热中，民反和兵乱频频发生。安抚使郑性之慕其有拨乱反治才，延入幕府参预军事。刘克庄饯别宋慈时写下《满江红·送宋惠父入江西幕》一词。当时，江西南部三峒里少数民族发生变乱，赣南数百里地方都很混乱，刘克庄在词中不仅希望宋慈尽快平定叛乱，好快点回家。也劝友人不要残酷镇压起义的峒民，而应采取招安的措施，需要妥善处理好这件事，宋慈听后当场允诺。 后来宋慈参与了平定“三峒贼”的战役。他先赈济六堡饥民，又率兵三百大破石门寨，俘获敌酋，因战功卓著而“特授舍人”。任期届满，江西提点刑狱使叶宰聘宋慈为幕僚。 不久，在真德秀推荐下，宋慈又进入福建路招捕使陈韡幕府，参加平定闽中叛乱。宋慈“提孤军从竹洲进，且行且战三百余里”，就连久经锋镝的主帅也对他刮目相看，称赞他“忠勇过武将矣”。在军事谋划方面也多咨访于宋慈。 因得到陈赏识，绍定四年（1231年），宋慈被任命为长汀知县。宋慈得任长汀县令。县境百姓苦于盐价高昂，从海口溯闽江，盐运至长汀，要隔年才能运到。他莅任之初，改从潮洲沿韩江、汀江而至长汀，往返仅3月，大大节省运费。官府将盐廉价出售，百姓无不讴歌载道。 时值宋理宗(赵昀)即位，南宋欲联蒙古破金，结果兵败于汴，加之贾似道擅权，理宗消极怠政，兵连祸结，境土日蹙，内政愈加腐败。 端平三年（1236年），同知枢密使魏了翁聘宋慈为幕僚。 理宗嘉熙元年（1237年），他任职邵武军（今属福建）通判，仅及周年，民有余念。次年，浙西饥荒，宋慈奉诏入境，叹曰："强宗巨室，始去籍以避赋，终闭粜以邀利，吾当其谋尔。"于是实行"济粜法"，将人户分为五等；最富有者出存粮半济半粜；较富有者只粜而济助；中等不济也不粜；次贫者半济助；赤贫者全济，济米由官府拨付，停征一半租税。富户不敢违命，贫者得以度过荒年。 不久，他调任毗陵郡守。虽频繁调任，但宋慈所到之处均入境问俗，惠爱子民，佳誉鹊起。 嘉熙三年（1239年）升任司农丞知赣州。次年，提点广东刑狱，发现所属官员多不履行职责，有拘押数年的案犯，都未理清曲直。于是制订办案规约，责令所属官员限期执行，仅8个月，就处理了200多个案犯。移任江西提点刑狱，为赣民作主，严办违法的盐贩。 淳佑五年（1245年），转任常州知州，议重修《毗陵志》，开始编辑洗冤录资料。任满，转任广西提点刑狱，巡行各部，雪冤禁暴，虽偏僻恶溺处所，亦必亲往视察。宋慈廉政爱民，执法严明。尤其是"于狱案，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心"。 淳佑七年（1247年），任直秘阁、湖南提点刑狱使。是年冬，撰成《洗冤集录》。 南宋淳佑八年（1248年），任宝谟阁直学士，奉命巡回四路，掌管刑狱。听讼清明，决事果断。翌年，升任焕章阁直学士、广州知州与广东经略安抚使。他忽患头晕病，仍然参加祭孔典礼。从此委顿不起。同年三月初七逝世于广州官寓，享年64岁。于次年七月十五日，归葬建阳县崇雒里（今崇雒乡）建阳宋氏祖居地昌茂村。 人物思想 格物穷理 作为朱熹的同乡和后学，宋慈受过理学的系统教育和长期熏陶。少年时受业于同邑人、“考亭（朱熹居住地，亦是其号）高第”吴稚。入太学后，又为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再传弟子真德秀所赏识，遂师事之。中进士后又多年为官。然而宋慈在法医学理论上和实践中并没有表现出浓厚的理学唯心主义倾向。在其传世名著中不但没有空洞的理学唯心主义的说教，而且大力提倡求实求真精神。 程朱理学认为，“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而人心之体又体现了理或天理，“心之全体，湛然虚明，万理具足”，“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听讼务要从实，贵在审之无失”。这就是说，心中什么理都有，无须外求。如按此行事，根本不要了解外界现实情况，只要苦思冥索就可以了。而宋慈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把朱熹具有唯心主义倾向的“格物穷理”之说，变成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则，不是向内心“穷理”，而是向实际求真。 民命为重 当时州县官府往往把人命关天的刑狱之事委之于没有实际经验的新入选的官员或武人，这些人易于受到欺蒙；加之其中有的人怕苦畏脏，又不对案情进行实地检验，或虽到案发地点，但“遥望而弗亲，掩鼻而不屑”，因而难免判断失误，以至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冤狱丛生。 身为刑狱之官，宋慈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强烈反对。他在听讼理刑过程中，则以民命为重，实事求是。他说：“慈四叨臬寄（执法官），他无寸长，独于狱案，不敢萌一毫慢易心。”这一表白，确是他多年为刑狱之官认真态度的写照。他尤为重视对案情的实际检验，认为：“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盖死生出入之权舆，幽枉曲伸之机括，于是乎决。”意思是说，“大辟”即杀头是最重的刑罚，这种刑罚则是由犯罪事实决定的，而犯罪事实必须经过检验才能认定，所以检验的结果往往是生死攸关的。唯其如此，对待检验决不能敷衍了事，走走过场，而必须认真负责，“务要从实”，一定要查出案件发生的真实情况，“贵在审之无失”。而要做到这一点，宋氏认为当检官员必须“亲临视”。无论案发于何处，也要“躬亲诣尸首地头”，“免致出脱重伤处”。否则，应以失职罪杖处之。即使案发于暑月，尸味难闻，臭不可近，当检官员也“须在专一，不可避臭恶”。 实事求是 宋氏不泥师教的另一突出表现是对待尸体的态度，特别是能否暴露和检验尸体的隐秘部分。按照理学“视、听、言、动非礼不为”、“内无妄思，外无妄动”的教条，在检验尸体之时，都要把隐秘部分遮盖起来，以免“妄思”、“妄动”之嫌。宋慈出于检验的实际需要，一反当时的伦理观念和具体做法，彻底打破尸体检验的禁区。他告诫当检官员：切不可令人遮蔽隐秘处，所有孔窍，都必须“细验”，看其中是否插入针、刀等致命的异物。并特意指出：“凡验妇人，不可羞避”，应抬到“光明平稳处”。如果死者是富家使女，还要把尸体抬到大路上进行检验，“令众人见，一避嫌疑”。如此检验尸体，在当时的理学家即道学家看来，未免太“邪”了。但这对查清案情，防止相关人员利用这种伦理观念掩盖案件真相，是非常必要的。宋氏毅然服从实际，而将道学之气一扫而光，这是难能可贵的。只是由于宋氏出身于朱门，不便像同时期的陈亮、叶适等思想家那样，公开指名道姓地批判程朱的唯心主义。但他用自己的行为和科学著作提倡求实求真的唯物主义思想，此与陈、叶的批判，具有同样的积极意义。 在《洗冤集录》中，有一些检验方法虽属于经验范畴，但却与现代科学相吻合，令人惊叹。如用明油伞检验尸骨伤痕，就是一例：“验尸并骨伤损处，痕迹未现，用糟（酒糟）、醋泼罨尸首，于露天以新油绢或明油雨伞覆欲见处，迎日隔伞看，痕即现。若阴雨，以热炭隔照。此良法也”。“将红油伞遮尸骨验，若骨上有被打处，即有红色路，微荫；骨断处，其拉续两头各有血晕色；再以有痕骨照日看，红活乃是生前被打分明。骨上若无血荫，纵有损折，乃死后痕。”如此检验尸骨伤损，与现代用紫外线照射一样，都是运用光学原理。只是宋慈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处于尚未自觉的状态，知其然而不知知其所以然。尸骨是不透明的物体，它对阳光是有选择地反射的。当光线通过明油伞或新油绢伞时，其中影响观察的部分光线被吸收了，所以容易看出伤痕。再如书中论述的救缢死法，与当代的人工呼吸法，几乎没有差别。还有用糟、醋、白梅、五倍子等药物拥罨洗盖伤痕，有防止外界感染、消除炎症、固定伤口的作用，也与现代科学原理一致，只是使用的药物不同而已。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作者运用和记载这些方法，目的在于查出真正的死伤原因，无不体现了求实求真的科学精神。 医学作品 著有《洗冤集录》共五卷，五十三条。主要内容有宋代关于检尸的法令；检尸的方法和注意事项，尸体现象；各种原因引起的非正常死亡，如各种机械性窒息死、各种钝器损伤、锐器损伤、古代交通事故、高温致死、中毒、病死、猝死与医疗事故等，以及尸体发掘等多方面的内容。书中还系统阐述了法医学的尸体检验方法和各种死亡情况下的检验所得。 《洗冤集录》成书两百年之后由中国传入西方，成为西方诸国家法医学发展的一块奠基石。但遗憾的是，《洗冤集录》作者宋慈其人其事鲜为人知。《宋史》没有给宋慈大师留下一字半句传说；清乾隆《四库全书》在子部目中仅仅留有六个字：“宋慈始末未详。”清代一位著名历史考据学家钱大昕著《养新录》也仅知《洗冤集录》这部著作，而不知作者宋慈是何郡人氏。 令人心酸就是宋慈故里的后代人，也淡忘了这位不该淡忘的伟大人物。在《建阳县志》宋慈条目下仅寥寥数行文字，这是无可奈何的缺憾。 宋慈的生平事迹之重见天日，应该感谢吾莆刘克庄。宋与刘见面于建阳县，宋比刘年长一岁，克庄尊宋为兄，刘对宋的为人、才学、见识都十分佩服，誉宋慈可与辛弃疾“相颉颃”，不相上下。他们交谊愈见日深。三十余年后，刘克庄惊闻宋慈逝世的消息，并为宋慈撰写了《宋经略·墓志铭》。 社会影响 宋慈在法医学理论上和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却是唯物主义倾向。在对尸体的具体检验方面，即给死者诊断死因，技术性很强，在一定程度上难于为活人诊病。不仅要有良好的思想品德，而且必须具备深厚的医药学基础，把握许多科学知识和方法。儒者出身的宋慈，本无医药学及其他相关科学知识。为弥补这一不足，他一方面刻苦研读医药著作，把有关的生理、病理、药理、毒理知识及诊察方法运用于检验死伤的实际；另一方面，认真总结前人的的经验，以防止“狱情之失”和“定验之误”。在多年的检验实践中，力求检验方法的多样性和科学性，在此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仅从流传至今的《洗冤集录》一书来看，其中所载检验方法之多样、全面，其精确度之高，都是前无古人的。这也是书中科技含量较高的、最精彩的内容。 历史评价 宋慈在二十多年的仕宦生涯中，为官清廉，生活朴实，一生无其他嗜好，惟爱收藏异书名帖，喜金石刻。晚年更加谦虚谨慎，爱惜人才，虽是后生晚辈，凡有一技之长，皆提拔引荐。他年老有病在身，一切公务，犹亲自审察，一丝不苟，慎之又慎。 药圣——李时珍 生平 随父学医 李时珍，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1518年7月3日）生于湖北蕲春县蕲州镇东长街之瓦屑坝。 其祖父是草药医生，父亲李言闻是当时名医，曾任太医院例目。当时民间医生地位低下，生活艰苦，其父不愿李时珍再学医药。李时珍14岁时随父到黄州府应试，中秀才而归，李时珍出身于医生世家，自幼热爱医学，并不热衷于科举，其后曾三次赴武昌应试，均不第，故决心弃儒学医，钻研医学。23岁随其父学医，医名日盛。 太医 明世宗嘉靖三十年（1551年），李时珍38岁时，因治好了富顺王朱厚焜儿子的病而医名大显，被武昌的楚王朱英裣聘为王府的“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李时珍又被推荐到太医院工作。授“太医院判”职务。三年后，又被推荐上京任太医院判。任职一年，便辞职回乡。 关于李时珍这一段在太医院工作的经历，史学界有诸多争论，有人认为李时珍曾出任太医院院判（正六品），但也有人认为他只是担当御医（正八品）。无论其职位高低，李时珍被荐于朝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太医院的工作经历，有可能给他的一生带来了重大影响，为编写《本草纲目》打下基础。这期间，李时珍积极地从事药物研究工作，经常出入于太医院的药房及御药库，认真仔细地比较、鉴别各地的药材，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同时还有机会饱览了王府和皇家珍藏的丰富典籍，包括《本草品汇精要》。与此同时从宫廷中获得了当时有关民间的大量本草相关信息，并看到了许多平时难以见到的药物标本，开阔了眼界，丰富知识。 东璧堂行医 东璧堂是李时珍于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从太医院还乡后创立的堂号，辞官返乡后坐堂行医，致力于对药物的考察研究，在此期间，以自己的字——东璧为堂号，创立了东璧堂。 潜心著述 李时珍在数十年行医以及阅读古典医籍的过程中，发现古代本草书中存在着不少错误，决心重新编纂一部本草书籍。35岁开始编写《本草纲目》，以《证类本草》为蓝本，参考了800多部书籍，其间，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起，多次离家外出考察，足迹遍及湖广、江西、直隶许多名山大川，弄清了许多疑难问题。 在编写《本草纲目》的过程中，最使李时珍头痛的就是由于药名混杂，往往弄不清药物的形状生长的情况。过去的本草书，虽然作了反复的解释，但是由于有些作者没有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而是在书本上抄来抄去，所以越解释越糊涂，而且矛盾倍出，使人莫衷一是。例如药物远志，南北朝著名医药学家陶弘景说它是小草，象麻黄，但颜色青，开白花，宋代马志却认为它象大青，并责备陶弘景根本不认识远志。又如狗脊一药，有的说它象萆薢，有的说它象拔葜，有的又说它象贯众，说法很不一致。在他父亲的启示下，李时珍认识到，“读万卷书”固然需要，但“行万里路”更不可少。于是，他既“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深入实际进行调查。 蕲蛇，即蕲州产的白花蛇，这种药有医治风痹、惊搐、癣癞等功用。李时珍早就有研究它，但开始只从蛇贩子那里观察。内行人提醒他，那是从江南兴国州（今阳新县）山里捕来的，不是真的蕲蛇。为了找到真正的蕲蛇，他请教一位捕蛇的人，人家告诉他，蕲蛇牙尖有剧毒，人被咬伤，要立即截肢，否则就中毒死亡。在治疗上对诸病有特效，因之非常贵重。州官逼着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去捉，以便向皇帝进贡。蕲州那么大，其实只有城北龙峰山上才有真正的蕲蛇。李时珍追根究底，要亲眼观察蕲蛇，于是请捕蛇人带他上了龙峰山上。 龙峰山有个狻猊（Suānní）洞，洞周围怪石嶙峋，灌木丛生，缠绕在灌木上的石南藤。蕲蛇喜欢吃石南藤的花叶，在捕蛇人的帮助下，终于亲眼看见了蕲蛇，并看到了捕蛇、制蛇的全过程。《本草纲目》写到白花蛇时，说得简明准确。李时珍了解药物，并不满足于走马看花式的调查，而是“一一采视，颇得其真”，“罗列诸品，反复谛视”，对着实物进行比较核对。这样弄清了不少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的药物。 鲮鲤，即穿山甲，是常用的中药。陶弘景说它能水陆两栖，白天爬上岩来，张开鳞甲，装出死了的样子，引诱蚂蚁进入甲内，再闭上鳞甲，潜入水中，然后开甲让蚂蚁浮出，再吞食。为了了解陶弘景的说法是否对头，李时珍亲自上山去观察。并在樵夫、猎人的帮助下，捉到了一只穿山甲。从它的胃里剖出了一升左右的蚂蚁，证实穿山甲动物这点，陶弘景是说对了。不过，从观察中，他发现穿山甲食蚁时，是搔开蚁穴，进行舐食，而不是诱蚁入甲，下水吞食，李时珍肯定了陶弘景对的一面，也纠正了其错误之处。 经过27年的长期努力，于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年）完成《本草纲目》初稿，时年61岁。以后又经过10年做了三次修改，前后共计40年。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3年）去世，享年七十岁。万历二十五年（1596年），也就是李时珍逝世后的第三年，《本草纲目》在金陵（今南京）正式刊行。 主要成就 个人著述 李时珍的著作尚有《奇经八脉考》、《濒湖脉学》传世；还有《命门考》、《濒湖医案》、《五脏图论》、《三焦客难》、《天傀论》、《白花蛇传》等，皆佚。 《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 李时珍借用朱熹的《通鉴纲目》之名，定书名为《本草纲目》。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着手编写，至明万历六年（1578年）三易其稿始成，前后历时27年。 《本草纲目》凡16部、52卷，约190万字。全书收纳诸家本草所收药物1518种，在前人基础上增收药物374种，合1892种，其中植物1195种；共辑录古代药学家和民间单方11096则；书前附药物形态图1100余幅。这部伟大的著作，吸收了历代本草著作的精华，尽可能的纠正了以前的错误，补充了不足，并有很多重要发现和突破。是到16世纪为止中国最系统、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医药学著作。 李时珍打破了自《神农本草经》以来，沿袭了一千多年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把药物分为水、火、土、金石、草、谷、莱、果、木、器服、虫、鳞、介、禽、兽、人共16部，包括60类。每药标正名为纲，纲之下列目，纲目清晰。书中还系统地记述了各种药物的知识。包括校正、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录、附方等项，从药物的历史、形态到功能、方剂等，叙述甚详，丰富了本草学的知识。[2] [5] 根据马元俊先生的研究，李时珍在植物学方面所创造的人为分类方法，是一种按照实用与形态等相似的植物，将其归之于各类，并按层次逐级分类的科方法。李时珍将一千多种植物，据其经济用途与体态、习性和内含物的不同，先把大同类物质向上归为五部（即草、目、菜、果、谷为纲），部下又分成30类（如草部9类、木部6类、菜、果部各7类、谷5类是为目），再向下分成若干种。不仅提示了植物之间的亲缘关系，而且还统一了许多植物的命名方法。 《本草纲目》不仅为中国药物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世界医药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先后被译成日、法、德、英、拉丁、俄、朝鲜等十余种文字在国外出版。书中首创了按药物自然属性逐级分类的纲目体系，这种分类方法是现代生物分类学的重要方法之一，比现代植物分类学创始人林奈的《自然系统》早了一个半世纪，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2011年5月，金陵版《本草纲目》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濒湖脉学 《濒湖脉学》李时珍感其时代的中医脉学存有缺憾甚至谬误繁多，便依其父李月池所著《四诊发明》及历史上其他多家脉论精华，于1564年（明嘉靖四十三年）编著成《脉诀》，即《濒湖脉学》。 《濒湖脉学》为李时珍晚年所著，以号命书，是为“濒湖脉学”。《濒湖脉学》语言简明，论脉清澈，不但把临床复杂脉象总结归纳成基本的27种脉象，而且还把主要内容，即脉象、相类脉鉴别、脉象主病，皆以韵文歌括形式撰述，便宜诵记，因此上其书流传深广，历来受医家推崇。《濒湖脉学》对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为中医典范之作。 经典药方 露水 释名在秋露重的时候，早晨去花草间收取。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用以煎煮润肺杀虫的药剂，或把治疗疥癣、虫癞的散剂调成外敷药，可以增强疗效。 ①白花露：止消渴。 ②百花露：能令皮肤健好。 ③柏叶露、菖蒲露：每天早晨洗眼睛，能增强视力。 ④韭叶露：治白癜风。每天早晨涂患处。 明水 释名：亦称方诸水。方诸是一种大蚌的名字。月明之夜，捕得方诸，取其壳中贮水，清明纯洁，即是方诸水。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用以洗眼，可以去雾明目，饮此水，还有安神的作用，亦去小儿烦热。 浆水 释名：亦名酸浆。粟米煮熟后，放在冷水里，浸五、六天，味变酸，面上生白花，取水作药用。但浸至败坏，则水有害。气味甘酸、微温、无毒。 主治：上吐下泻（浆水煎干姜饮用），过食腊肉，致筋痛肚闷（浆水煎粥吃，加少量老鹰屎，效果更好），手指肿痛（浆水加盐泡患处，水冷应换热），脸上黑痣（每夜用热的浆水洗脸，再用布揩红，以白檀香磨汁涂擦），骨鲠在咽（慈石经火煅醋淬后，加焙过的陈橘红和多年浆水脚，做成丸子，如芡子大，每次含咽一丸）。 浆水还能调中引气，开胃止渴，解烦去睡，调理脏腑，利小便。 腊雪 释名：取霜法，用鸡毛扫取，装入瓶中，密封保存于阴凉处，虽成水液，历久不坏。气味甘、冷、无毒。 主治：腊雪用瓶密封贮存，放阴凉处，数十年也不坏。腊雪有益于菜麦，又能杀虫蝗，用以浸五谷种，则耐旱而不生虫，洒家具上，能驱苍蝇，淹藏一切水果和食品，崐可免蛀害。春归有虫，雪水容易腐败，所能不能入药。 附方：腊雪能解一切毒。治时气温疫、酒后暴热、小儿热狂啼等。亦治黄疸，但服时须稍加热。腊雪洗眼，能退眼红；煎茶煮粥，可以解热止渴；涂抹痱子有效。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赤白痢，腹内热毒绞痛，下血。取干土，水煮开三五遍，沉淀去滓，暖服一二升。黄土又解诸药毒。如中肉毒、合口椒毒、野菌毒等。治小儿乌纱惊风（惊风一种，全身现乌黑色）。用黄土一碗、陈醋一杯，同炒。炒热后，用布包好，熨小儿全身，直达脚下，刺破为宜。眼睛突然看不见东西。用黄土溶水中，取上面清液洗眼。肉痔肿痛。用向阳的黄土、黄连、皮硝各一两，调猪胆汁，同研如泥，做成枣大团丸，塞进肛门里。过一夜，团丸随大便排出。用药时，须内服乌梅黄连二味丸。跌打损伤。用黄土五升，蒸热，分两包轮换熨伤处。勿使包冷，但也不宜太热，恐烫伤皮肉。此方神效，跌至气绝欲死者，往往可以救活。蜈蚣或其他毒虫螫伤。取黄土掺敷或用醋调土涂擦。 东壁土 释名：古旧房屋东边墙上的土，叫东壁土。气味甘、湿、无毒。 主治： ①突然心痛。用陈年东壁土、枯矾各二钱，共研为末，制成密丸，艾汤冲服。 ②吐泻烦闷，药物中毒，中乌头毒等。用陈年东壁土煮汁饮下。 ③目中翳膜。用东壁土细末每日点膜上，以泪出为好。 ④脱肛。用皂荚磨粉，和东壁土细末，炒热，装入布袋，趁热熨肛门突出部。 ⑤痱子痒。用东壁土干粉末扑之。 ⑥耳疮唇疮。用东壁土和胡粉敷上。 ⑦瘰疬流水。用老茅屋厨房里土墙上的土，研末，加轻粉调敷，半月可愈。 ⑧各种恶疮。用东壁土、大黄等分（即一半即一半的意思），滴水华水调匀，搽疮上，干了再擦。 ⑨背痈。用烟熏的东壁土，加黄等分，用蚬壳粉（蚬，一种小螺，生湖沼泥地，通称砚子）加东壁土末涂敷。 锻灶灰 释名：指煅铁炉中的灰，含有铁的作用。气味辛、苦、微寒、无毒。 主治： ①症瘕结块。苏恭指出：治突然长起来的结块有效。 ②产后阴脱。用紫色锻灶灰，加羊脂，充分和匀，布包好，在火上烘热，熨患处，推纳使上。 菊枕 《本草纲目》记载用怀菊花做枕，可明目。并且对中风、面瘫、破伤风、小孩惊风、恶风湿痹（现在叫关节炎）等都有好处。 主治： ①风热头痛。用菊花、石膏、川芎各三钱，共研为末。每服一钱半，茶调下。 ②膝风痛。用菊花、陈艾叶作护膝。 ③病后生翳。用白菊花、蝉蜕，等分为末，每用二、三钱，加蜜少许，水煎服。 ④妇女阴肿。用甘菊苗捣烂煎汤，先熏后洗。 ⑤眼目昏花。用甘菊花一斤、红椒（去目）六两，共研为末。加淅地黄汁和丸子，如梧子大。每服五十丸，临睡时茶送下。 人物评价 明代著名文学家王世贞《本草纲目·序》称之为“性理之精蕴，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籍，臣民之重宝”。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之为《神农本草经》而下“集本草者无过于此”。 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也曾受益于《本草纲目》，称它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 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16世纪中国有两大天然药物学著作，一是世纪初的《本草品汇精要》，一是世纪末的《本草纲目》，两者都非常伟大。 《医宗金鉴》总修官——吴谦 吴谦是清雍正、乾隆年间的名医，曾任太医院右院判。作为御医，吴谦经常随侍于皇帝身边。乾隆五年（1740年）早春二月，乾隆帝患了感冒，吴谦、陈止敬等御医“敬谨调理，甚属勤劳，……且奏效甚速”，使乾隆帝很快就痊愈了。吴谦等因而受到了嘉奖。在为宫廷服务期间，吴谦多次受到这样的恩赏。 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乾隆帝诏令编纂医书，命吴谦、刘裕铎为总修官。作为总修官，吴谦为《医宗金鉴》的成书做出了重要贡献。吴谦认为，医经典籍以及历代各家医书，存在着“词奥难明、传写错误、或博而不精、或杂而不一”等问题，应予以“改正注释，分别诸家是非”。 吴谦崇尚仲景学说。在撰著《医宗金鉴》时，他参考引用清乾隆以前研究《伤寒论》、《金匮要略》 的20余位医家的著述，对这二部经典著作的原文逐条加以注释，汇集诸注家之阐发，撰成《订正仲景全书?伤寒论注》17卷、《订正仲景全书?金匮要略注》8卷，列为《医宗金鉴》全书之首。 《医宗金鉴》是清乾隆帝敕命编纂的大型综合性医学丛书。清朝前期，社会经济发展，国力鼎盛，宫廷医学也达到顶峰阶段。乾隆皇帝务求标榜文治，于乾隆四年（1739）下谕太医院编纂医书：“尔等衙门该修医书，以正医学”。由大学士鄂尔泰和亲王弘昼督办，任命御医吴谦、刘裕铎担任总修官（相当于主编），陈止敬担任该书的经理提调官。为保证医书的质量，选派有真知灼见、精通医学、兼通文理的学者共同编纂，设纂修官14人，副纂修官12人，武维藩等作为纂修官参加了编写。此外，还有审效官、誊录官等人员，共70余人参加了编写工作。编撰中，不仅选用了宫内所藏医书，还广泛征集天下新旧医籍、家藏秘籍和世传良方。 1742年，《医宗金鉴》纂修完成，乾隆帝赐名为《医宗金鉴》，并御赐编纂者每人一部书、一具小型针灸铜人作为奖品。自1749年起，清太医院将《医宗金鉴》定为医学生教科书；这部书还广泛流传于民间，深受读者的欢迎。 《医宗金鉴》是作者们对18世纪以前的历代医学著作加以校订、删补，并节录编辑而成书的，是宫廷医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医宗金鉴》一书，从医学文献校订整理的角度体现了宫廷医学的学术水准和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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