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人说上海话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今，“保护上海话”却成了很多上海人，奔走疾呼的诉求。时光回溯六十年，这座城市里大多数人说的都是上海话。开句玩笑，当时是很多人说上海话，现在变成很多人说普通话。
前段时间，看懂上海的好朋友“@michel”在微社区里留下感叹：“很可惜，到了上海都听勿到真正的上海闲话，丢掉了自己的闲话，把情趣也丢掉了，现在就显得不伦不类，要嗲也嗲不起来了。”
想想一点也没讲错，不要说50年代的推普如何如何，即便是在30多年前，八十年代的上海，“上海闲话”依然是人们交流的主要语言。那么，“@michel”提到的这种改变，是怎样发生的呢？
解放前，上海是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70％以上居民是移民或移民后代，那时靠着“近水楼台”的地理便利，江、浙两省移民占外地籍市民的一大半，也有来自广东、安徽、湖北、山东等地区的移民。来自不同地域的移民往往语言相近，聚群而居。
那时有一个现象很有趣：黄包车工人、三轮车工人、码头工人、纺织女工说的是苏北话；修脚刀、切菜刀、理发刀，所谓“三把刀”的行业中，扬州人又占了主流；而宁波人在上海，主要是做生意为主——那个时候，上海闲话承担了上海“标准语”的角色，起到沟通江、浙等地方言的作用。
到了五十年代，为了使全国人民有一种可以普遍通行的共同语言，国务院于1956年2月，发出了在全国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要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普通话。
那个时代，普通话还被称为“国语”。
当时，上海的普通话推广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一个个扫盲班像雨后春笋般在工厂、里弄开办。不仅如此，1957年，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还特别拍摄了科教片《大家来说普通话》，列举了种种因说上海话而产生的隔阂。
最经典的，要属“图片和肚皮”的故事了，而且这还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位正在上公开课的老教师，对学生们说：“同学们，请大家把肚皮（图片）拿出来”。然后，就看到小朋友全都把肚皮露出来了。下面听课的老师都想笑了，又不敢笑，怕影响他情绪。后来，老教师又说，“小朋友，肚皮（图片）上有什么？”小朋友们说，“有一个洞洞眼”。他说，“不对，你们看错了，那是爸爸脸上的眼睛”。直到教导主任咳嗽了一声，老师才抬起头来，看到同学们的“肚皮”，弄得非常尴尬。
当年，“上海制造”在全国大名鼎鼎，那么，来上海的外地游客也是必到南京路，为了推广普通话，当时甚至还有一个规定：“不懂普通话是不能当营业员”——这股“推普”大潮，让普通话渐渐成为上海绝大多数人都能听懂，大部分人都会说的语言。
即便如此，上海话在八十年代依然是主要使用的语言，“上海闲话”真正受到冲击，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新一轮“推普”热潮的开始，并最终因为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巨变的发生。
那个年代，推广普通话比赛就像激荡的浪花，而学说普通话的社会需求，成为了一股时代的潮流。
1985年，当时的上海电视台，还推出了“我爱祖国语言美”的普通话电视大赛，比赛盛况空前，现在沪上著名新闻节目主持人印海蓉，正是第一届电视大赛的一等奖获得者。后来，还有东方电视台的主持人蔡淑英，曹可凡，也都是从这个比赛上脱颖而出的。
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是“上海闲话”受到冲击的一个主要原因。
进入新世纪以来，上海由一座老的移民城市变为新的移民城市，普通话就渐渐取代了上海话，成为上海这座城市的主流语言。即便是上海人，在很多场合、很多时间里也都在说普通话。
沪语作家胡宝谈，曾说过这么一个笑话：“现在马路上一些中老年人，一手搀了小朋友，一只手在遛狗，一只狗；跟小朋友说普通话，头背过去，跟狗倒是说上海话。”
不说上海话的上海，还是上海吗？
有政协委员认为，上海话是不要保护的，反而普通话推广的还不够；还有奇葩的，2012年的时候，市长信箱居然还收到过这样的投诉：“在中小学生中推广上海方言，这不就是孔乙己的“茴香豆的茴有四种写法”的现代版吗？”，“推广普通话加强了沟通交流，但抱住方言不放，这就是“叶公好龙”的现代版。”
随后，上海市教委回复了十个字：“推广普通话，传承上海话”，落笔的重点则是后面五个字。
为什么说“上海话出现危机”？上海学者钱乃荣教授，就曾分析过，很有道理：“如果上海人的家庭里习惯通用的语言，不再是上海话的比例再升高，不说上海话的年轻人，组合的家庭的下一代，就不会再传承上海话了；那么，沪语传承就会出现一个30年的断层，这将危及一种方言的生命，中老年上海话说得再好也没用。”
看看现在的上海小朋友，侬就明白了，上海话时把“我”读成“画”；把“绿颜色”读成“驴色”；最要命的，是把“出生证”读成“畜生证”......所以，当务之急，是阿拉上海人要从自己做起，在家里给下一代营造一个良好的上海话环境，侬讲对伐？
美人迟暮网易博客欢迎你
http://16581204.blog.163.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