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我总是迷路，站在川流不息的天桥下，常常就丢了来时和要去的路。很多时候，我甚至不如那些骑着自行车在一条条胡同间自如穿梭的异国旅者：他们的汉语说得字正腔圆，而对于让我头晕眼花的地图，他们翻看起来更是有指点江山的豪迈气概。
那次又是如此，我要去法国文化中心看一个关于波伏娃的纪录片，出了地铁，便被呼啸而来的高楼大厦给硬生生夺去了仅存的方向感。百度来的地址上，写着向东一百米，再左拐至一个胡同，走一百米，沿街的古朴小楼便是所在。可是，看看头顶正上方悬着的太阳，那些飞驰的汽车，行色匆匆的路人以及对北京同样茫然的外地打工者，我心底鼓足的那点勇气，便像轻烟一样愈来愈淡。
就在我问过十几个人，都无法得到答案的时候，一个骑山地车的法国摄影师忽然进入我的视野，他正单脚跨在车上，全神贯注地拍摄马路对面一角古寺掩映下的飞檐。而茫然四顾的我，恰好挡住了他的镜头一角。他走过来，用英语微笑着问我能否避让一下。我说抱歉，勉强从焦灼的唇边挤出一丝微笑，转身要走。他却叫住了我，问：是否需要帮助？
我没开口，却在他的这句问话里先自笑了。他很聪明，很快猜出我是迷了路，从大大的背包里拿出一本详细的地图册，而后得意地朝我一扬，意思是：说吧，想去哪儿，包管都能找到。
我半信半疑地说出法国文化中心的名字，他即刻自信满满地朝东一指，说，一百米，第一个十字路口处到唯一的胡同口，会看到一座标志性建筑，建筑的对面就是你要找的地方。
果然，在他的指点下，我成功抵达目的地，赶上了刚刚开场的精彩电影。看完的时候，我买了一杯咖啡，在安静的图书室一角，一边细细品着，一边翻一本法语画书。翻至中途，无意中抬头，看见对面的桌上，十指在键盘上飞扬的，竟是为我指路的法国摄影师。恰好，他也抬头，看到了我，彼此相视一笑，他又低头忙碌。
走的时候，我经过他的桌旁，道声再见，像熟识很久的朋友。他也温暖地笑笑，幽默地说，下次再走丢了，记得找街头骑车的法国帅哥。
这使我想起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咖啡厅里，与一个同样蹭课失败的美国女子愉快相聊的午后。她在北京行走了六年，辗转各个中心，做文化交流的使者。因为即将到来的婚期，她要结束在中国的旅行。那个秋日的午后，我们坐在可以看见明净天空的窗边，毫无隐藏地谈起彼此的爱情。她原本是一个坚定的独身主义者，遇到许多向她示爱的男人，都不曾有过心动。她以为一生都会在中国度过。但在北京的一次画展上，她与未婚夫相遇，并认定彼此就是要相守一生的爱人。已近不惑之年的她，第一次被一份爱情强烈地吸引，并且愿意为此牺牲自己热爱的事业。
她说这些的时候，眼睛始终看着窗外那株高大的皂荚树，湖蓝色的眸子里溢满了深情与思念。她爱的那个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住租来的房子，用被我们中国人淘汰的老式相机和家电，自己制作所有的家具。他在房前的篱笆上，用歪歪扭扭的汉字写着：迎娶我可爱的新娘，灵。灵是她的中文名字，“心有灵犀”是她最喜欢的一个成语。她说中国信奉“心诚则灵”，而她一定是因为此生的修行够了，才遇到她的爱人。
那是一个无比愉悦的午后，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我们打开心窗，了无隔阂，我曾经迷惘的爱情被这个异国的女子指引着，穿越了一路的花香和皂荚树的阴凉，终于找到了归去的路。
还有那个在街头只因为我笑看一眼，便执意追上我，介绍自己姓名的南非留学生；长城上与我彼此鼓励努力向上攀爬的丹麦画家；热情地为我在电影学院做蹭课指南的巴西女孩；在798艺术中心为一幅画的艺术理念与我相聊许久的英国妇人；看话剧时因为遮挡了我的视线，而坚持与我换位的澳洲剧作家……他们行在我生命的左侧，本应像那过眼烟云，一阵风来，便了无印痕。可是，当我行走愈远，他们的影像在我心灵的屏幕上愈加清晰。
他们叫什么名字，我已经忘记，但我深深记得，他们在北京的街头，擦肩而过时给予过我的清澈澄明的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