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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兴一中读书生活片断 李 齐 念 18 Jan 2008 来源： <http://2008./TopicOther.asp?t=5&BoardID=30&id=1799>. 2007年春的一天，李春耕同学在广州的湖天宾馆盛宴请黄宥人、廖建军、黄友河和我。席间谈到我们这些老同学在永兴一中同班读书，1966年高中毕业，已整40周年，相约秋季在母校聚会一次。此后，我常常深深地沉陷在永兴一中读书生活的回忆中，写下了下面的文字，虽然琐碎和平淡，字里行间却流露出纯洁和真诚。 亲爱的母校 我是1963年秋考入永兴一中读高中，1966年毕业，不幸遇上文化大革命，大学取消招生。我们怀着对文化大革命的幼稚和无知，投身“文革”。到1968年既无可奈何又梦幻般地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永兴一中——这所给我带来青春的希望而终被粉碎的母校。 此后，在家务农，进城总要到母校走走。漂流他乡回县城也一定去母校看看。有时觉得校园凌乱，但仍然感到圣洁；有时觉得生疏，但仍然感到亲近；有时感到流逝岁月的无情，但仍然感到这块土地的厚意深情。我读初小、高小、初中、乃至大学，都是有母校的情愫。不知为什么，我对读高中的永兴一中母校格外钟情。 当年学校校园的面积，相比现在的要大。校门在今天校门的方位，也是朝着县正街的县幼儿园和县电影院。现在幼儿园还在，电影院却改建成永兴宾馆。出校门要经过一条铺有长条石板的小街才到县正街的水泥街道上。校门不大，正门上方是白底黑字的校名“永兴一中”四个大字，听说是廖白皋老师的手书，苍劲潇洒又工整稳健。校门是砖砌的，附建有木板偏屋，由守门的工友家住。校门凌晨开门，晚自习后便关闭。但是，无论冬夏，无论是深夜还是黎明，只要有师生敲门，守门工友便会立即披衣开门，并致问候，从无怨言，更无责备呵斥。我们感到工友如同父兄。 进校门的右边是一座带天井的旧民居，住着几户老师。紧挨着就是一座祠堂改建的学校厨房，师生共用。这座祠堂是革命历史文物。1927年朱德、陈毅领导的宜章年关暴动，现在叫湘南起义，带领暴动的农民武装到永兴就住在这个祠堂。进校门的正面经过操场也有一个校大的两层楼旧建筑，屋内四周走廊连通，有教师家庭居屋，全校的住校女生全部住在里面。一楼还有体育用品室、医务室、油印室、理发室。这座旧楼的旁边有座小庭院式两层楼的旧房，教务处、财务室、广播室设在里面。现在这些旧建筑和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建筑都没有了。我们当年在校读书的全部建筑都不复存在，唯独能见证学校沧桑的就是当年办公大楼后小山上那株巨大的古老而憔悴的樟树。 1964年的时候，刘星昆校长对校园的建设有一个令人振奋的蓝图。美化校园，优静校园，绿化校园。规划中的新校门朝向永兴大饭店，临街是永安公路。校内修筑亭阁，植树种花。首先规划的是新校门和校园内一条通向新校门的绿荫道。在一片荒凉的乱石小山岗和荒草坪上，全校师生手挖肩挑，轮流上阵。到1964年底建成了新校门和林荫道。高大的新校门在当时来说，实在有宏伟壮观的视觉感。林荫道两旁栽上法国梧桐。这个树种在永兴县城是第一次引进种植。由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刘星昆校长的美丽规划蓝图未能实现。时事变幻，当年师生辛勤修建的新校门和栽满法国梧桐树的林荫道也荡然无存。 1963年我进校读高中一年级。国家的经济刚从恶梦般的困境中苏醒，但国民生活仍然贫困。三年的高中岁月基本是在饥饿中度过的。然而，学校的校长、教师和工友对我们学生百般呵护，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改善生活待遇。生产自救，勤工俭学挣点钱改善食堂的伙食。县委后的小山坡上，老师带我们种蔬菜和红薯，收入全归学生食堂。老师带领我们为建筑单位运送红砖和河沙，得到的报酬也全部归食堂。那时食堂的燃料不是煤，而是师生从县大米厂运来的糠壳，比煤便宜很多。总务处的老师和工友为节约每分钱，他们心愿付出大量的心力的劳力。那年月，我们在校住宿的同学都在学校食堂用餐。早中晚三餐都是大米饭和菜，虽然每餐菜基本上是素菜，但要知道，大多数学生家里贫困，每学期的学费很低。用于吃饭的钱更少。我们每个学生每天的菜金只有一分七厘钱。现在很难想象出当年总务处的老师是怎样花这点钱的。每当“5·1”、“10·1”、校庆日、元旦节，都有猪肉菜会餐。猪肉不是街上买的，是食堂的工友用残剩的饭菜渣精心喂养的猪，一年总有几头宰杀。 那时候在永兴一中读书的学生，大部分是农村里农民子弟，家庭经济条件都较差。所以，凡是农村子弟基本上每学期都有助学金。家庭出身是剥削阶级的农家子弟和城镇户口的学生没有助学金。其实，这部分同学中也有家庭经济很困难的。我们高76班50个同学，只有几个同学家庭条件稍好点。有的母亲到医院卖血供儿子读书；有的父母砍柴卖点钱供儿子交学费；有的家靠借债为儿女交学费。即使这样，我班中途因家庭经济困难而不得不休学的有4位同学。记得读一年二期的时候，全县有一批救灾资金。学校为农村子弟争取到一笔救灾助学金。这个学期则发两次助学金。我这个学期两次助学金加在一起，基本是免费的，下学期入学的学费就有了基础。可以说，没有学校对学生的爱护和资助，我们当中有不少同学是难以顺利完成高中三年学业的。 亲爱的班主任 我们高76班很有特点。当初入高中编班的时候，把俄语成绩不太好的集中在这一班。这当然是快毕业了学校才透了这个底。毕业考试的时候，三个毕业班中我班的俄语平均成绩最高，是96.8分。教我们俄语的王治兴老师高兴得不得了。也是到快毕业了，我们才知道，当初进学校时，学校认为我们是差生班，不太重视。正因为这样，我们班在一年级和二年级两年间，先后班主任有刘天麓老师、黄承莫老师、谢德润老师、肖与之老师、王治兴老师，读三年级时班主任是王复国老师，现在叫王为群老师。三年的高中，我班有七个班主任。他们为了我们班，尽职尽责，呕心沥血。是师长，是父兄，是朋友，可圈可点，可爱可亲可敬。 刘天麓老师教化学课，听说他曾经是个无主教徒，信仰上帝。在当时这可是犯天条的倒霉事。所以我们心中的刘老师言行谨慎，为人亲和，生活清苦。刘老师早晚都必到我们男生寝室来看看。有一个冬天早晨，我们班一个小个子同学值班挑热水给同学们洗脸用，全寝室的同学到冬天就轮流早起挑热水。可能是小个子同学挑一担热水吃力。我看到刘老师挑担热水，小个子同学跟在刘老师身后。刘老师替同学挑热水的形象至今留在我们记忆里，难以忘怀。 王承芝老师教数学课，刚大学毕业，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上课认真耐心，一丝不苟，笑容可掬，性情温和，从来没有高声责备过我们。他的篮球打得极好，是学校教师篮球代表队的主力队员。王老师在当时是学校的优秀青年教师，入了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他的前途和事业搞乱了。 谢德润老师是教我们的立体几何。他是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生，一副知识分子气派，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皮鞋擦得亮亮的。讲起课来滔滔不绝，演算几何题得心应手，听他的几何课还很有兴趣。我们可敬的谢老师被我们同学亲昵地编了句口头禅“A打什，B打什，啥东西。”因为习惯上的数学课中“A”、“B”，老师都读“A次”、“B次”。而谢老师把“A”念作“A打什”、“B”念作“B打什”，平常向学生提问时爱说“啥东西。”所以同学们凑成顺口禅。我们说这些口头禅的时候，有时候老师也听到，知道是说他，他从不责备我们，听而笑之。文革初期，谢老师还同我们几个学生外出串联到广州，还有王学先老师。师生同行同住同食，乐趣横生，在混乱而激烈的阶级斗争风浪里，我们师生都寻觅到了一块读圣贤书之外的乐土。 肖与之老师和王治兴老师同时当我们的班主任，肖老师为主，王治兴老师副之。王复国老师是读高三时的年级班主任，不是每个班有班主任。这三位老师曾经在一篇短文中写过，这里就不赘述。 亲爱的老师 我在永兴一中读书的时候，学校有初中班三个年级，每年级三个班；高中三个年级，每年级也是三个班。无论高中还是初中，每班学生45人左右。在校学生800至1000人，是县里唯一的完全中学。也就是说，全县在校高中学生约450人，每年高中毕业生参加考大学的也只有140人左右。学校的教师和工友只有100多人。我们在学校读了几年书，最熟悉的老师就是当过班的班主任，其次就是任课教师。 这里还得说王治兴老师。王老师原是苏联援华专家俄语翻译，他上我们的俄语，从进学校的第一堂俄语课到高中三年二期的毕业俄语考试结业，全部课都是王老师担任。这种情况在我们一中的读书三年里一门课由一名老师始终是唯一的。我们很喜欢听王老师的课，王老师很爱他的学生。他有着东北大个子的身材，虽然是30多岁，却是一头苍白的头发。又普通又随便的着装，他的一件棉衣是翻新的破旧棉衣，一天到晚满身的白粉笔灰，根本不可能想象出曾经西装革履的翻译家风貌。他从不对我们讲他当苏联专家翻译的往事。我们有时好奇地问他，他总是缄口而言其它。王老师教俄语和英语，他深厚的外语功底和娴熟的外语口语，特别是他对教育事业倾心执着和对学生的真诚关爱，使得他的学生对他又敬又爱又亲。 梁思丞老师是生物课教师。我们的生物课虽然不是主课，同学也不怎么重视。因为当年考大学，如果不考医农专业大学的，就不考生物这门课。但是生物课都是在科学大楼上。物理和化学只在科学大楼上实验课。生物的标本室、显微镜室等都在科学大楼，都是梁老师默默地精心地饰展整饰和管理。虽然不是主课，当时课程的内容讲到人的染色体和人的遗传因子等，又觉得很深奥，学习颇觉费力。梁老师讲课、板书、指导我们用显微镜，给我们讲标本图和实物，都很耐心认真。他是广东籍，一口带有深厚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很好听。听说梁老师曾经考上了电影学院，其它的科目如相貌、表演、创作和美术都合格，就是因为普通话粤语音重而不成。我们全班的生物课毕业考试全部及格，没有一个补考的。这就是梁老师诲人不惓的最好答案。 我有不少同学在中学教政治课，这么多年来，都说政治课难教。据我所知，中学的政治课是主课，又是内容极为枯乏单调刻板的课。尽管老师使出混身解数，也难调动学生课堂学习积极性。然而，当年教我们政治课的邓奕瑜老师讲课，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教科书的内容还是那些，邓老师的教态、语言、板述，都深深地吸引我们，至今不忘。可能正因为他的政治理论基础坚厚，又坚持真理，敢讲真话，直抒己见，便给自己的人生埋下了曲折坎坷的伏笔。邓老师在上世纪90年代主政一中当校长，不知他是否还显露过当年讲政治课的蓬勃风采。 我们的语文课老师廖白皋，体育课老师王廷宏，解析几何课老师杨至辰，化学课老师王攀和许永享，物理课老师李增和李凌汉。还有刘星昆校长代上过一星期的政治课，顾义副校长代上过一节中国历史课，杨教导主任代上过一节经济地理课，黄世俊老师代上过一节俄语课，蒋润吾老师代上过一星期的数学课。应该还有老师上过我们班的课。这些老师都为我们这些幼稚的学生费尽了心血。他们不仅给我们满足了对知识的渴望，更多的是给了我们做人的师范。至今我们这些学生之所以能为国家为社会做点事，就得盖于这些老师灌输的知识和崇高师德人格的熏陶。“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学生总是怀念和敬爱自己的老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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