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传承从文化的分布与地层堆积关系找到了甘肃地区考古学文化明确的传承关系，那么由彩陶纹饰演变的考察是否也能寻找到传承的脉络？答案是肯定的，甘肃史前彩陶传承的脉络不仅能找到，而且还相当清晰。 由陇东秦安大地湾遗址的发现观察，前仰韶与半坡文化彩陶同关中地区同期文化相类，从器形和纹饰构图上都找不到明显区别，只是分布地域大体限于陇东，与关中应属同一文化区。到庙底沟文化时期，向西有明显的文化扩张态势，不仅在甘肃大部，直至邻近的青海东部地区，也都见到不少庙底沟文化风格彩陶。如在青海民和胡李家出土的垂弧纹和排弧纹彩陶[1]，与秦安大地湾和河南陕县庙底沟所见的同类纹饰非常接近。民和阳洼坡发现一例与圆形组合的叶片纹[2]，叶片较为宽大，圆形中填有十字形（图1-1），与后来马家窑文化类似纹饰接近。在秦安大地湾后庙底沟文化彩陶中，就可以看到这种叶片纹变化的轨迹。在一些彩陶上，原来的叶片纹与圆形组合发生了角色互换，圆形增大变成了主要单元，叶片已经明显变成了次要的单元（图1-2、3）。这个变化的结果，就是马家窑文化流行的四大圆圈纹的出现。圆圈纹加大了，叶片纹扭曲后变成了圆圈之间连接的纽带。 又如四瓣式花瓣纹在甘青地区也有发现，见于民和阳洼坡和胡李家。阳洼坡的一例四瓣式花瓣纹，在花瓣合围的中间绘一纵向的叶片纹，构图与中原庙底沟文化大体相同。胡李家的一例则是在花瓣合围的中间绘三条平行线，象是扩大了的横隔断。胡李家的另一例四瓣式花瓣纹最有特点，花瓣绘得非常工整，整体作倾斜状，构成一个独立的单元，构图非常标准，与中原的发现没有什么分别。花瓣单元彼此之间，用宽大的叶片纹作连接，这又是一例典型的叶片纹与圆形组合纹饰（图1-4）。 甘肃南部嘉陵江支流白龙江一带发现包含彩陶在内的庙底沟文化及后庙底沟文化遗存，如武都大李家坪就出土了一些庙底沟时期的彩陶，其中就有鱼纹[3]。当然由于陶片较为破碎，纹饰仅存鱼尾和鱼腮局部，不大容易辨别出来（图2-1）。甘肃西南发现鱼纹彩陶的地点还有陇西二十里铺、西和宁家庄和礼县石嘴村、黑土崖和高寺头[4]。宁家庄见到的一件鱼纹彩陶，仅存鱼腮与身的接合部，复原的纹饰为无眼的典型鱼纹。黑土崖也有一件典型鱼纹残陶片，鱼身可能稍长一些。黑土崖的另一例鱼纹彩陶所绘为无头鱼纹，在本来为鱼头的位置绘着黑白对称的弯角弧形几何纹，复原的纹饰与秦安大地湾见到的同类鱼纹相同。又见高寺头也见到一件与黑土崖这件纹饰非常接近的彩陶片，也可能两者就是同一件。这几例无目与无头鱼纹，与秦安大地湾所见雷同（图2-3~5）。黑土崖还有一例彩陶片绘有简体鱼纹，纹饰仅存鱼纹尾身接合部（图2-6）。这种简体鱼纹是晋豫陕地区庙底沟文化彩陶标志性纹饰之一，同样在秦安大地湾也有发现。 此外在一些地点还出土了双瓣式花瓣纹彩陶，武都大李家坪就见到两例，纹饰绘在与庙底沟文化同类的深腹盆上，叶片较为肥硕，中间也都绘有中分线（图3）。 庙底沟文化向西以及向南的扩张，在这些彩陶的发现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甘肃地区在庙底沟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石岭下类型，在彩陶上也表现出明确的传承关系。我们知道，虽然研究者对石岭下类型或是大地湾四期的名称与归属存在明显分歧，不过对于它所具有的过渡文化性质，却是并没有明显不同的认识。正是有这样的一个共识，为我们确认仰韶文化彩陶与马家窑文化彩陶的传承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认识基础。我们先来考察甘肃晚期仰韶的彩陶特点，看看它是怎样成为联结仰韶与马家窑文化彩陶的纽带的。 我们以秦安大地湾遗址四期文化作为考察的中心。根据发掘者的描述，大地湾四期文化彩陶的特点是：“彩陶以黑彩为主，少量为红彩，图案以圆点、弧线和少量直线构成，有弧线三角纹、花瓣纹、漩涡纹、绳索纹、网格纹、叶纹、平行线等。还有个别的蛙纹、写实动物纹。”我们将发现较多的纹饰作一番梳理，可以为大地湾四期文化彩陶的特点重新作这样的概括：大地湾四期文化彩陶的主要类别，是双瓣与四瓣式花瓣纹、叶片纹与圆形组合、旋纹、绞索纹、直边三角和四边形构图，以圆弧类元素构图多见（图4~9）。其中最有特点的应当是旋纹，是最流行的纹饰，包括一部分过去被认作“鸟纹”的旋纹，我们特地用了一个“鸟式”旋纹的名字来指称它（图7）。如果将叶片纹与圆形组合也归入旋纹类（图6），这一期彩陶的旋纹从数量上明显超出半数，它可以认定是这一阶段的一种主体纹饰。 有了对大地湾四期文化彩陶这一特点的把握，我们再看其他遗址同期文化遗存的彩陶，可以加深对旋纹主题的认识。作过较大规模发掘或调查过的同期遗存还有武山傅家门、甘谷王家坪、礼县石家坪、秦安高家庙、焦家沟、山王家、天水师赵村、西山坪、寨子、籍河、张沟几处，所发现的彩陶都是以叶片纹与圆形组合和“鸟式”旋纹为主体，风格非常一致。在高家庙、山王家、傅家门和西山坪遗址所见彩陶叶片纹与圆形组合还与“鸟式”旋纹同绘一器，后者在上，前者在下，纹饰平行排列，构图严谨华美（图10）。 我们知道，彩陶上所见的叶片纹与圆形组合，在上述这些同期遗存中与“鸟式”旋纹共存共见，它甚至在年代更晚的马家窑类型彩陶上还能偶尔单独见到或者与标准的旋纹共绘一器，它在两个方面表现出的特点值得引起我们特别的注意。一是它出现的时代远早于“鸟式”旋纹，同样构图的纹饰在庙底沟文化彩陶上经常见到。二是在构图上两类纹饰非常接近，它们都以同样的圆形作为纹饰的重心，稍有区别的是一个以叶片纹作圆形之间的连接，一个以旋线作为圆形间的连接。但值得注意的是，与圆形组合的叶片纹，都是呈斜行样式，左角接左边的圆形，右角接右边的圆形，很多例子都显现出旋形构图，真正非常对称的叶片纹很少见。而标准的旋纹组合在两圆形之间绘出的旋线，其实也是一例叶片纹，只是作了较大的变形处理而已。 那些“鸟式”旋纹也是如此，中间被看作是鸟首的带圆点的小圆形，连接圆形的正是变形的地纹叶片纹。只是这种变形的叶片纹为一般观者视而不见，反而将作为衬底的弧边三角形看成了鸟形的身体。可是这样的鸟形其实是绘出了一上一下或一左一右的两个弧边三角，人们没法解释为何绘出这样的双身鸟形图像。其实这图形虽是像鸟但并不是鸟的形象，认定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样看来，彩陶上的叶片纹与圆形组合纹饰与“鸟式”旋纹和标准旋纹其实可以等同视之。又由于前者出现的时代更早，应当是旋纹的初形，后者的来历正是这种初形变化的结果。“鸟式”旋纹的来源，是叶片纹圆形组合纹的艺术变形，具体来说是叶片纹变形后构成的新图式。 在庙底沟文化彩陶上，见到较多的叶片纹与圆形组合纹饰。叶片纹与圆形互为间隔，呈左右延伸的二方连续形式排列。在组合形式上，叶片纹也表现出一些特点。叶片纹一般绘得宽窄适中，少数也有很宽或很窄的例子（图11）。
往前追溯了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叶片纹与圆形组合图案，我们认为这是石岭下类型旋纹出现的构图基础。 经过了石岭下时期的过渡阶段，马家窑文化彩陶进入到繁荣发展的时期。一般研究者将马家窑文化主体分为前后相续的三期，即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表现在彩陶上，这三期既有明显的区别，又有紧密的联系。马家窑类型流行的旋纹，作为旋心的圆圈纹到半山时期逐渐增大，到马厂时期演变为四大圆圈纹，成为非常流行的主体纹饰。马家窑文化彩陶上旋纹的演变，前期多见旋式四圆圈纹（马家窑和半山类型），后期则是折线与四圆圈纹组合或纯四大圆圈纹（马厂类型）。马家窑文化前后三期彩陶的中心主题相同，但在构图上有明显的变化。变化的脉络是：小圆圈旋纹—大圆圈旋纹—大圆圈纹，最终的构图形式是四大圆圈纹。 如果将庙底沟文化彩陶联系起来考察，甘肃史前彩陶演变的一条主线可以确定是：叶片纹与圆圈纹组合—旋纹圆圈纹组合—折线大圆圈纹组合—四大圆圈纹，这是黄河上游地区前后相续一脉相承的彩陶纹饰主题元素，也是主要的演变脉络（图12）。 青海地区彩陶纹饰演变的主线，即由旋纹向四圆圈纹的演变趋势，以往一些研究者已有明察。张朋川先生对于旋纹向四大圆圈纹发展的脉络，曾经有比较明晰的勾勒。他说“以石岭下彩陶的变体鸟纹发展成以圆点纹为旋心的二方连续纹。石岭下彩陶的瓶和罐经常将变体鸟纹列在上层，将变体鱼纹列在下层，而结合成分层的图案。”虽然对于这些与旋纹相关的纹饰究竟是不是鸟纹和鱼纹的变体还需要斟酌，但他对纹饰演变过程的描述却是可取的。他进一步指出，“马家窑类型彩陶这类图案花纹的结构与石岭下类型彩陶相同，以表示头的圆圈为旋心，圆圈两边斜对的弧边三角纹反向地旋动。但在弧边三角纹内出现了小圆点，作为旋心的圆愈来愈大，由圆点纹变为同心圆纹，显示出旋纹的雏形。发展到半山文化时期，旋纹有了成熟的面貌，成为半山类型彩陶的主要花纹。半山的旋纹完全成为脱离了自然形的几何图案，早期的旋纹，实体的弧边三角纹变成弧边三角的线纹，斜对的弧边三角纹之间的距离拉长，旋心圆之间以两或三根旋线连接起来。半山中期旋纹的旋心圆不断扩大，旋心圆中饰以圆点、十字、对三角等简单的花纹，以红色带纹作为连接旋心的旋线……。发展到半山晚期，旋纹的旋心圆变为大圆圈，圈内的花纹较复杂，有网纹、叶纹或十字、米字的间隙中再填圆点等各种花纹。” “发展到马厂时期，四大圈之间连接的旋纹消失，这种四大圈纹成为马厂彩陶的代表花纹之一。”（图13、14）圆圈纹内结构多样的填纹，在马厂时期又有了更多变化。 我们也注意到张朋川先生这样的论说，他说“从半山彩陶的旋纹发展到马厂彩陶的四大圈纹，不再有什么确定的具体含义，只是对传统花纹的因袭和发展而已。”这个说法显得有些武断，如果纹饰的演变失去了原本的含义，它的生命力会大受影响。这涉及到彩陶纹饰的象征意义问题，正是我们在下面要探讨的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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