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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现有彩陶的新石器文化中，不是同一器类都会绘彩，也不是任一器类都可以绘彩，彩陶的器类有一些基本的选择原则。有的器类适合于绘彩，或者说有些器类原本就是为绘彩而成器，是预制的彩陶器坯。当然也不是说所有可以绘彩的器类都要绘彩，在相当多的考古学文化中，可以绘彩而未能绘彩的器形也就是素陶数量更多。 一般来说，彩陶选择的器形是以较为细腻的泥质陶为大宗，只是在极个别的情形下才在夹砂的粗陶上绘彩。泥质陶器表本来比较光滑，绘彩前如果再经打磨，绘彩效果更好。最精致的彩陶器坯都经过精心打磨，焙烧后表面光泽度很好。打磨选择在器坯未及完全晾干时，打磨的工具主要是光滑的石块。有时打磨还可能实施在绘彩完成之时，这样颜色会有更强的附着力，焙烧后光洁度会更好。 从器形的大小看，彩陶一般绘在小巧的陶器上，有的时候也会在大型器上绘彩。由仰韶文化的发现看，彩陶选择的器类多应是食器之类，器体一般都不大。一部分内彩器，显然不会是普通的容器，至多是水器，不然再精致的彩绘都会失去意义，一当盛装上物品就什么都看不见了。例如半坡文化常见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图案都绘在盆内，它一定不是一种普通日常使用的容器。 当然也有一些新石器文化的彩陶对器类并没有明确的选择，有时似乎是能绘彩的都会绘彩，这一点在马家窑文化中表现最为明显，有时不论器大器小都有可能绘彩，有的器形也许原本就不是实用器，它们绘好彩后直接被埋到了墓穴中，也即是说它们是专用于随葬的彩陶器。 庙底沟文化彩陶器类的选择也很有特点。庙底沟陶工最常选择的是钵和盆两类，器形都不大。尤其是彩陶钵数量最多，它应当是庙底沟人日常使用的食器。陶钵的器形虽有直口、敛口和弧腹、曲腹之分，捧在掌中都非常便于进食。这样的陶钵由于器体较小，彩绘的纹饰大都较为简练，一般都没有太复杂的纹样组合。钵面多见圆弧形纹样，有很少的直线、三角和网格纹组合。纹饰的构成方式，是以二方连续形式为主流（图1）。 器形稍大的盆类器，由于适宜绘彩的器腹表面较大，比起小巧的陶钵来，更易于发挥陶工的绘画技巧。庙底沟文化中最具特点的陶盆是曲腹盆，许多精致的彩陶盆就是这种曲腹盆。曲腹盆又可细分为高矮两类，矮体盆出土数量更多，彩绘部位一般限于上腹，个别的仅在口沿部位绘彩。曲腹盆彩绘纹样也是以圆弧类为主，少见直线构成的网格纹、三角纹、矩形纹等。彩绘纹饰构成亦是以二方连续形式为主，以花瓣纹和旋纹最具特色，纹饰富于变化。曲腹盆上的彩绘，多数都比较精致，庙底沟文化那些最精美的彩陶纹饰都是来自曲腹盆（图 2-8）。 由于曲腹盆彩陶出土数量较多，在此分几个区域进行一些比较分析。 河南西部地区的彩陶盆以陕县庙底沟遗址出土最多，纹饰也最为丰富。其他地点如济源长泉和灵宝西坡，也有一些精品发现。纹饰组合多见花瓣纹和旋纹，也有方格纹和其他圆弧类组合（图2）。 山西南部地区出土彩陶盆以夏县西阴村数量最多，其他在侯马乔山底和河津固镇也有较为集中的发现。纹饰组合与构图形式同豫西地区较为接近，旋纹较多，也见到非常规整的花瓣纹，不过与庙底沟遗址所见并不全同，构图更富于变化。在乔山底发现的彩陶盆，很多只在口沿部位绘彩，腹部并不施彩，表现出一种特别素雅的风格，这在其他地点还不多见（图3）。 陕西出土彩陶盆数量很多，大体可分为关中东部和西部两个区域。关中东部地区彩陶盆集中发现于华阴和华县诸遗址，以泉护村出土数量最多。纹饰以各类变化多端的旋纹为主，花瓣纹少见且大不同于豫西的庙底沟文化遗址。鸟纹作为比较写实的纹样出现的频度较高，这是在晋南和豫西都不曾见到过的（图4）。 关中西部地区彩陶盆的发现以陇县原子头数量最多，扶风案板等处也有发现。纹饰与东部地区有明显区别，圆弧类纹饰并不占主流，三角和四边形图案明显多于东部。基本不见旋纹和典型的花瓣纹。有接近半坡文化的图案化鱼纹及简化鱼纹，也有类似东部地区的鸟纹（图5）。这样的区别虽然首先是体现了一种区域特征，其实也体现了一种时代特征，西部的发现就整体感觉而言可能略早于东部，这在地层上也是有证据的。 甘肃东部地区出土彩陶盆以秦安大地湾最为集中，基本都是矮体盆。纹饰以圆弧类结构为主，有旋纹，旋纹以大单旋纹为多，没有典型的双旋纹。也有简化的鱼纹，少见典型的花瓣纹（图6）。 庙底沟文化彩陶主要是绘于钵、盆两类器形，也有少量的大罐小罐上见到彩绘。这些罐器形区别很大，所绘纹饰也不相同，都是彩陶盆上常见的图案，有旋纹也有花瓣纹。有的绘很复杂的组合，也有的仅在口沿绘一条带状彩条（图7）。 其他器类的彩陶有些零星发现，如壶类和瓶类器及器座、器盖等，所见纹饰一般也并无特别之处，多类同于钵和盆。当然因为器类特殊，有的纹饰布局与一般器物会有些区别。有的器形如灵宝西坡出土的器座，并不是庙底沟文化所具有的特征器物，应是周围文化影响的产物，不过纹饰依然还是庙底沟文化风格（图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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