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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周易》起源于伏羲八卦，伏羲八卦又源于“河图”、 “洛书”。“河图”、 “洛书”是华夏文化的源头。从河图洛书到八卦符号再到解释八卦的卦爻辞，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是取法自然又以人们的经验充实其中的一种思维方法，而不同于西方的重逻辑推理的思维方法。 [关键词] 河图 洛书 《周易[①]》 “河图”、 “洛书”是华夏文化的源头。《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个圣人就是人类文化始祖伏羲。传说伏羲氏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伏羲根据这种“图”、“书”画成八卦，后来周文王又依据伏羲八卦研究成文王八卦和六十四卦，并分别写了卦辞，这便是《周易》一书的来源。《周易》起源于伏羲八卦，伏羲八卦又源于“河图”、 “洛书”。到了宋代，大理学大家朱熹在其易学著作《周易本义》中，第一次把“河图”、 “洛书”单列出来，并将其图置于卷首，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后世多数学者认为朱熹之“河图”、“洛书”源出于宋代道士陈抟，朱熹是演绎陈抟之说而成。朱熹对“河图”、 “洛书”的发展过程有一个简单的交代，说：“图书之象自汉孔安国、刘欣、魏關朗子，明有宋康节先生，邵雍尧夫，皆谓如此，至刘牧始两易其名，而诸家因之，故今复之，悉从其旧。” [1]朱熹如是说，但到了清代，学者黄宗羲、胡渭等对宋儒“河图”、“洛书”说均提出反对意见。此后，“河图”、“洛书”就成了学术界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千载难解之谜。 一、 “河图”、“洛书”觅迹 “河图”、“洛书”最初的形状是什么样子？随着世纪的流转，今天人们已经难以寻觅其真相了，但从一些史籍残留记载看，它的慧根是很古远的。在人类初始时期，圣人依据自然物象的一些特征，模仿刻在龟背和兽骨上，以作为经验对人们的生存起到一种警示作用。因为它是经验所积聚，所以往往比较灵验，一定程度上能使人们逢凶化吉，后来逐渐被人们视为神灵祥瑞之物。我们从已出土的商代大量的甲骨文多刻在龟背和兽骨之上，内容又多为占卜之辞可以得到印证。中国远祖先民对龟和龙都很崇拜，在流传下来的远古神话和先秦典籍中，多见记载。如《庄子·逍遥游》就写到：“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这里的“冥灵”多数学者都认为是指神龟。在《庄子》一书中不止一次提到神龟，而且也多和长寿、吉祥有关。神龟和龙马以及蛇、鹿、熊、罴、貔、貅、貙、虎，还有一些飞鸟，如燕子等，可能都是早期不同部落先民的图腾崇拜，是不同部落民族的徽标。司马迁在其著作《史记·五帝本纪》中有一段记载：“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猿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这是中国历史上炎帝和黄帝在阪泉开展争夺中原的一场大战，战争打得很激烈也很残酷，《新书·益壤》称当时的战场是“流血漂杵”，虽有夸大之处，但可以说明当时这场战争进行的确实很激烈。在这场战争中，黄帝居然能驱使熊、罴等猛兽参加战斗，为这次战争增添了神奇的色彩。这些猛兽实际就是当时一些部落的图腾崇拜，不同的部落以各自鲜明的族标跟随着黄帝参加战斗。阪泉之战以黄帝的胜利而告终，它导致了炎、黄两大部族的融合，华夏民族由此而正式形成，并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成分。而黄帝族则是以龙为族标的部落。所以，后来龙就成了中华民族的象征。“阪泉之战”的神话实际是对当时炎、黄两个部落大战历史事件的记录和解释。 在中国远古时代，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对自然力由畏惧到崇拜，认为天赐神物，是显示吉兆良瑞。“河图”、“洛书” 最早可能就是远古先民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将人们实践中的经验加以总结，以图画或数字的形式刻记下来，代代相传，以用于人事。由于那时生产力极其低下，图画和文字最初只能刻画在兽骨、龟甲、岩石和一些坚硬物之上，而且不是人人都可以刻画的，人们在使用和流传中逐渐将其神话，被人们看成是天赐神物，常人是得不到的，只有贤德之人才配享有。于是，就有了“龙马负图”、“神龟献书”，天赐祥瑞的传说，再加上后代学者的附会，以致后来越传越神，扑朔迷离，难以明其真相，甚至真假难辨了。根据古籍记载，最早见到“河出图”、“洛出书”的圣人是伏羲氏。《易传·系辞》：“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个圣人就是指伏羲。孔颖达《疏》曰：“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这里《河图》、《洛书》似乎不是图形而是远古的文献。中国远古时期的文献是什么样子，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确信，中国历史悠久，文字起源应该是很早的。中国汉字的主要特点是像形和像义，从汉字的产生发展到商朝成熟的甲骨文字，中间可能需要经历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世纪的漫长演变过程，它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从原始人群到伏羲时代，应该说文字就已经有了初期的图形，那时的文字是刻在兽骨或石头上，是以简单的横竖划刻形式出现的，如八卦图形，可能就是当时使用的数字文字。古代刻在石片或龟甲上的刻划文字，称为“书契”。伏羲之前，人们用“结绳”来记事，随着人类思维的发展，结绳以记事的思想语言表达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生活的需要了，于是，人们开始在坚硬的物品上以书写刻画图符的方式记录思想和语言。史前考古资料证明，原始人类采用击凿、刻画、涂画等方法，在骨角、岩石、陶器等物体上制作图画符号，如土屋、兵器、舟楫等史事，这在史前岩画中都有留存。这种图画符号，不是今天意义上的美术作品，而是记录的史事，是原始人类用来表情达意的工具，是一种图画文字。中国文字的形成不可能是短时期形成的，它的起源是从原始人类制作的图画符号，之后经历了写实性图像、象征性图像、抽象符号、图画文字等不断演化进步的阶段，逐渐成熟的。其中作为表情达意的图画符号，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步发展为图画文字、象形文字、符号文字、像意文字。到了夏商时期，才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像形、像意的文字。夏商时期的甲骨文是中国文字成熟的标志，甲骨文就是象形文字，是中国汉字的前身，汉字就是由甲骨文发展而来的。人类文明至迟自夏禹或更早一些时候就已经开始进入有册有典的图书时代。《尚书·多士》就曾记载：“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殷商革命。”这条记载说明，至少夏朝末期，殷人就已经有了图书典籍，而前面我们说过，文字的的发展是需要漫长岁月演变的，到殷商的有册有典之前不知经历了几个甚至几十个世纪的演变。近年不断从考古发掘中出现新资料，证明中国的文字却是起源很早。如河南舞阳贾湖遗址里就发现了距今9000年左右刻在龟甲石片上的刻画符号，这就是有力的证据。在贾湖遗址中，共出土有三片龟甲，刻有七个符号，经专家解读，其中有三个刻画符号都接近成熟文字。第一个刻符与甲骨文“目”字极为相似，第二个刻符与现代汉字“日”相似，第三个刻符很像数字“七”字。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件石器，其上竖排连接刻有四个符号。贾湖遗址发掘报告认定，在这些龟甲、骨器和石器上发现的契刻符号，很可能就是原始人使用的文字，为研究汉字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在河南其他地方，考古发掘不断发现原始人用的刻画符号。如裴李岗、二里头等新石器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刻画符号的陶器。由此可知，“河图”、”洛书”可能就是远祖先民传下来的一种图形文字，是用来规范人群行为的最早的法典，只是后来在流传演变中，逐渐模糊不清，甚至失去原貌，变成了宋代人所说的黑白点。 “河图”、“洛书”作为人类初期的经验总结的物化标志，作为一种吉祥物，在中国古代部落族长中可能曾经长期流传过，据一些史书记载，伏羲不仅最早见到过“河图”、“洛书”，而且还依此推演出八卦。此外，之后的部族首领黄帝、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和成王都曾得到过“河图”、“洛书”。《竹书纪年》记载，轩辕“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凤鸟至，帝祭于洛水”。沈约注：“龙图出河，龟书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轩辕。” 轩辕就是黄帝，说明黄帝当政时期，曾于黄河、洛水处得到过“河图”、“洛书”。《路史·黄帝纪》也有记载：“黄帝有熊氏，河龙图发，洛龟书成……乃重坤以为首，所谓《归藏易》也。故曰归藏氏。”宋人李昉所著《太平御览》卷七八引《春秋纬》中也说：“世传《河图》九篇，《洛书》六篇。”唐人所修《隋书·经籍志》亦称，“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尚书·顾命》记载：“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 这是写周成王去世，康王继位，在即位大典上陈列着许多国宝，其中有《河图》，因为周成王曾得天赐“河图”，为国之秘宝，并将其传授康王，康王即位，自然要将其与诸宝并陈了。 到了春秋时期，中国的圣人孔子看到周之礼乐崩坏，天下大乱，曾发出“河不出图，凤鸟不至，吾已矣夫！”的哀叹。 [2]同时期的大政治家管仲也曾把“河出图”、“洛出书”作为国家祥瑞的征兆。《管子·小臣》记载：“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今三祥未见有者，虽曰受命，无乃失诸侯乎？”这里，管仲把“河图”、“洛书”、“乘黄”三样东西看成是吉祥之物，以“三祥未见”告诫齐桓公，不得傲慢天子使者，有失诸侯。记载周代礼乐文化的典籍《礼记·礼运》中亦记载：“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取，龟龙在宫沼，其余鸟兽之卵胎，皆可俯而窥也。”也是把“河图”和 “凤凰麒麟”等祥瑞之物并列相看。战国时代，提到“河出图”、“洛出书”传说的最有名的学者是墨子。《墨子·非攻篇》记载：“赤鸟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泰颠来宾，河出绿图，地出乘黄。武王践功。’”看来墨子也相信“河出图、洛出书”之说。到了汉代，学者刘歆所著《汉书·五行志》称：“禹治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 “天兴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常道。”又说：“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图之，八卦是也。”依次可知，先秦时期的学者对“河图”、“洛书”虽大都认可，但一般记载比较简略，尤其对“河图”、“洛书”的内容缺乏详细叙述，到底是文献还是图画，不得而知。到了汉代，一些学者将“河图”、“洛书”附会于祥瑞神异之说，甚至把“河出图”、“洛出书”和天子受命于天直接挂钩，是圣王传承之标志，使河图洛书扑朔迷离，难以名其真相。宋代学者又附会出黑白点数为标志的河图洛书图式，更加远离其真相。 “河图”、“洛书”自它产生之日起，就披上了神秘的外衣，又加上历代文人学者的附会，使它越来越扑朔迷离，甚至达到难以识别其真假的情况。关于“河图洛书”的产生及嬗变，由于历经年代久远，情况是极其复杂的，构成了一部纷纭的嬗变史。先秦时代的“河图洛书”很可能就是一些图画文字，而且是一种由帝王受命的祥瑞和神物。到了两汉时代，“河图“、“洛书”则成为一种“龙马负图、神龟贡书”的神话般的传说故事，成了谶纬秘籍的生成原料。再到两宋时期，“河图”、“洛书”又发展而成为以“图九书十”和“图十书九”的一种图式，即如黑白点数。经过对 “河图”、“洛书”不同时期嬗变过程的考察，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河图洛书”确实慧根古远，是中国远古最早的典籍，在中国古典文化中居有神圣的地位，反映着中国人原始时期的认知、思维、表达方式，对中国人的思维方法和民族传统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河图洛书”图式反映出中国人对数字的崇拜和时空观念 数字是人类最初从动物界分离出来而成为人的重要标志之一。数字的出现使人类意识到自己的智慧和聪明，并为进一步开发智慧奠定了基础。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家菲洛劳斯曾说过一段著名的话：“庞大、万能和完美无缺是数字的力量所在，它是人类生活的开始和主宰者，是一切事物的参与者。没有数字，一切都是混乱和黑暗的。”因此，远古时期的人类一开始就非常崇拜数字，这是世界上各个民族在文化启蒙之初的共同特征。中国古代先民对数字的崇拜具有丰富的文化内容，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表现了远古时期的先民所具有的天文、地理、人伦、哲学、艺术、原始宗教、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我们从宋人对上古图书“河图洛书”的图式理解，便不难理解这一点。 中国古代先民的数字崇拜，主要表现在对一至十这十个基本数字的崇拜，以及对十以后的由基本数字生发出来的一些数字的崇拜。十以后的某些数字如由二、二、三相乘产生的十二，由二、三、四相乘产生的二十四，四七产生的二十八，六六产生的三十六，七七产生的四十九，八八产生的六十四，九九产生的八十一，由十产生的百、千、万等。在古代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中，一至十这十个基本数字都不单是数学意义的数字，它们还具有美学意义、祥瑞意义、世界观及宇宙观意义等，每个基本数字都是完美数、吉利数、理想数、大智慧数，细说起来都含义无穷。 朱熹在《周易注·序》中说：“易之为书，卦爻彖象之义备，而天地万物之情见，圣人之忧天下来世其至矣，先天下而开其物，后天下而成其务。是故极其数一定天下之象。”[3]宋代“河图”、“洛书”的基本表现形式是数字，准确地说是表示数字的符号或由符号表示的数字概念。“河图洛书”涉及到一至十这十个基本数，但其中的四、六、八是由二生发的数字，七是特殊数字，十是由五生发的数字。“河图洛书”体现出来的数字意义，突出放映了中国人对数字的崇拜观念和时空意识，是通过数字对宇宙的一种思考。我们从朱熹对“河图”所标的数字图式和“洛书”的数字口诀不难看出，古人对天地宇宙的理解。如果把它作为一个物象来看的话，“河图”的数字排列，正是一个立方体在平面上的数字表现，它是大地的象征。地作为立方体，是由正四边形的边长自乘三次，或无数四方形叠加而成的。4×10＝40，这个数字正好是除5和10之外的“河图”各方数字和。那么为什么要除去中间的5和10呢？“河图”数字的总和是55，而55则是由天数1、3、5、7、9与地数2、4、6、8、10相加而成的。其中1、2、3、4、5是“生数”，这五个数分别与代表五行金、木、水、火、土的5相加，生出6、7、8、9、10五个“成数”。由此可知，“河图”数字的分布实际上是一种方位分布，即1、6配水，位于北，在图中列于下；2、7配火，位于南，在图中列于上；3、8配木，位于东，在图中列于左；4、9配金，位于西，在图中列于右。而中间5和10配土，列于中央，为地，正好是不应计算在四边形周长之内的。从“河图”总数中除去5和10，其道理和根据就在这里。由此可以说，“河图”的数字排列所显示的是地的“方之象”，即地之方的简明而形象的数字表现，体现的是古人对大地的思考。 “洛书”的数字排列则是对天象的思考。我们仍然可以从物象的数字排列的方式上加以探索。从上面 “洛书”的图上一看便知，把黑白点如果转换成数字，它的排列明显有一个特点，即纵、横、斜各方相加，其和都等于15。而全部数字的和则为45，恰好是15的3倍。“洛书”的数字排列奥秘，就在于纵、横、斜各方数字之和都等于15，而1至9个数字之和45是15的三倍。这显然是一个直径为15的球体在平面上的数学展示。我们知道，球体是由纵、横、斜各方向相交叉而成的圆面构成的。而每一个圆面的周长，按古人“周三径一”的说法，就是直径15乘以3，等于45。《周髀算经》：“洛书者圆之象也。”这句话很正确。“圆之象”，指的正是直径为15的球体的各圆的周长在平面上的数字表示（象）。可见“洛书”的数字排列所显示的是天的“圆之象”，即天之圆的简明而形象的数字表现，体现的是古人对上天的思考。 总之，“河图洛书”呈现的数字图式，体现出古人的聪明才智，是他们对天地宇宙的思考,虽然它与最初作为文献书籍的“河图洛书”可能没有了任何联系，但它同样体现了先民们对天地自然的思考，而且用数字表示，也表现出古人对数字的崇拜情感。 三、 “河图”、“洛书”与八卦之起源 千百年来，人们总是把“河图”、“洛书”与伏羲、八卦以及《周易》联系在一起，朱熹更是把河图洛书置于易学著作卷首，大加推崇。中国古代的学者大多认为是伏羲受河图启发而创立八卦，《周易》又源于伏羲的八卦。那么八卦又是怎么回事呢？ 从今天看，八卦不过是一些长线和短线组成的占卜符号，那么，是谁最早发明了这些符号？史书多称伏羲发明了八卦。关于伏羲制作八卦，《易经·系辞下》有较为详细地记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在那个天地洪荒的时期，伏羲常常站在黄河边的坡地上，凝神观看黄河和洛水交汇处形成的激流漩涡，河出图，洛出书，天上的彩霞，地上的黄土，都能引发他的思考，天为什么是蓝的，地又为什么是黄的，天、地和人、花草、虫鱼又是什么关系？经过长时间的思索，他用12条长线和24条短线进行排列组合，构成8种图形，这些用长短不同的线条构成的图案，就是八卦。伏羲氏又结绳制作网罗，用于捕鱼和狩猎。这大概是从《离》善于附着像中得到了启示。汉代学者刘歆在《汉书·五行志》中亦称：“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图之，八卦是也。” 汉代学者多宗从刘歆之说，认为伏羲创立八卦是受了河图洛书的启发。如孔颖达著《周易正义》称“伏羲得《河图》，复须仰观俯察，以相参正，然后画卦。” [4]宋代大儒朱熹不仅认为河图洛书是河洛龟龙所献，圣人所画，是《周易》之源头，而且把河图洛书的图式置于卷首。元代学者王申子在《大易缉说》也说：“伏羲之易本于河图，河图中宫天五地十，太极也。”至少自汉代以下多数学者都认可河图是早在伏羲时代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圣人依此创立八卦。于是，人们便把河图洛书与八卦、八卦与《周易》紧密连系在一起。为什么呢？这主要是因为八卦源于河图洛书。 伏羲受到河图洛书启示制作八卦，那么伏羲为何时何地人？关于伏羲氏的传说很多，有的说他是三皇时期人，生生在甘肃天水，至今那里还有伏羲庙，庙里还有画卦亭、见易池，庙外还有卦台山，山上还有画卦台。也有说伏羲生在今河南商丘，那里至今尚有太昊陵，画卦台，附近流传着许多有关伏羲的传说故事。虽然对伏羲为何方人？学界有争议，但伏羲制作八卦，为人文始祖确实没有异议的。伏羲创立的八卦，虽只是一堆符号，但从古到今不知有多少人研究，但至今也没有谁能解说清楚。据说到了炎帝的时候，有人在伏羲八卦的基础上又演绎成另外一种卦，叫《连山》，盛行于夏代。炎帝之后，到了黄帝时代，也曾有人在伏羲八卦的基础上又演绎成另外一种卦叫《归藏》，盛行于商代。八卦也好，《连山》、《归藏》也罢，都是用来占卜的，那是因为人类处在原始时期，大河巨川常常对人们的生命构成极大威胁，使人们对大河产生敬畏之心，生存没有把握，不得仰赖神灵昭示，以预卜未知。我们从甲骨文中知道，夏、商时代的人是非常迷信的，什么事都要占卜，预测吉凶祸福。从流传至今的商代甲骨文看，几乎全是占卜文字。比如预测天气的阴晴、是否有雨，以及雨可能从哪方来？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 北来雨?其自南来雨？”于此可见夏商时代占卜之风是多么盛行。商潮末年，纣王残暴无道，国家危机四伏，周文王重文化，爱民有贤名，遭纣王猜疑忌恨，被囚禁在朝歌监狱，也就是今天的安阳，这是中国第一座监狱。羑里周易坊被商纣王关在监牢里的周文王，周文王身处阴暗潮湿的牢房，在孤独愁闷中精心研究伏羲八卦，把它重新组合，演义成为64卦，为每一卦都起了名字，并一一写出简单的卦辞。认为这64卦以及卦中的相应变化，可以预测未来，可以昭示世界上的一切变化。周人把这些符号和解释的词语编辑成书，这就是传于后世的《周易》。《周易》是一部主要用来占卜的书，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作为长短线的卦、爻符号，六十四卦，这些符号就是“卦象”；一部分是解释这些符号的文字，称卦辞和爻辞。这些卦、爻辞又分两部分： “经”和“传”。“在经”、“传”中包含着自西周继承夏、商两朝及夏、商之前的丰富的文化结晶，尤其包含着春秋战国时代高度发展的哲学思想。后人将《归藏易》、《连山易》、周文王的《周易》，合称为“三易”。 可惜《连山易》和《归藏易》皆已失传，只有《周易》流传至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易经》，实际上就是《周易》。从古到今人们往往把《周易》与八卦连在一起，这主要是因为《周易》来源于八卦。到了春秋时期孔子又对《周易》曾经作过删定，并把它列为儒家经典，所以又叫它《易经》。伏羲氏始创八卦,周文王演绎出64别卦，孔子又删定传述而成《易经》，三位圣人都为这部书出了力，因此古人有“易更三圣”之说。之后，儒家对《周易》倍加推崇，凡是儒学大师几乎都对《周易》作过研究，也大都有《易》学著作传世。《周易》一向被学者称为是中国文化的活水源头，对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民族性格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四、《周易》包含的辨证思维方法 我们知道八卦是一些由长短线条组成的卦、爻符号，卦爻辞是用来解释这些卦、爻符号的。用于占卜的《易》就是由卦、爻符号和卦、爻辞两部分组成的。那么这种由卦、爻符号和卦、爻辞两部分组成的占卜的书，何以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卦、爻符号，也就是卦像，和解释六十四卦的这些词句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们更应该看重哪些方面？这是研究《易经》所必需要搞清楚的问题。这里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卦爻象与卦爻辞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有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某些卦象必须由这些辞解释，这本来是《周易》研究上的一大难点，那么，历代的经学家、易学家，都想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这个辞和象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因而形成好多流派。那么原来这个辞呀，卦爻辞和卦爻象是什么关系呢？我们现在还不能说得很清楚，怎么回答卦爻辞和卦爻象之间的关系，形成好多流派，其中一个流派就是取象，取象就是把八卦配八种自然现象，比如以天配乾，象征刚健；以地配坤，象征柔顺；以震配雷，象征动荡等。八卦分别配八种自然物象，又同时隐喻着人事。卦辞就是根据这八种自然现象的相互关系，解释每个卦和爻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周易》意象与伏羲最初取物象以推八卦是有继承和借鉴关系的。 那么，卦、爻符号和卦爻辞之间究竟有什么必然联系？为什么卦、爻辞要那样解说？我们以泰卦和否卦两卦为例来作以探究。泰卦上卦是坤卦，下卦是乾卦，那么这个卦的名字叫“泰”，“泰”是通顺的意义（泰卦），它的卦辞是：“小往大来，吉、亨。”“小往”就是小的东西走了、消失了，小东西走了，大的东西到来了，这就是吉利。所以这个卦辞叫吉，很吉利，那怎么解释这个东西呢？它为什么说上面是坤，下面是乾，为什么卦辞说是小往大来，这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大概就是上边说到的一派，即取象派。因为“泰”卦以取象之说，它是以乾配天，以坤配地。一般说法，天气是下降的，地气是上升的，坤卦在上面表示地气在上面，它往下降，乾卦在下面表示天气在下面，它往上升，一个下降，一个上升，正好天地之气在中间这里相交，天地之气相交和了，就能产生万物了，所以才吉利、通顺，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反过来，相反的就是否卦了。否卦，是乾卦在上，坤卦在下，按照一般的情况，这是正常的程序，天在上，地在下，不是很正常吗？为什么说否，否是闭塞、不通的意思，闭塞、不通当然就是不吉利了！为什么说否卦不吉利呢，这个原因和前面的路途一样，乾卦在上，要往下来，本来天气在上，现在下来了，坤卦在下，要向上升，本来地气在下，如今跑上边去了，这当然是失序，失序就闭塞不通，闭塞不同就不能生长新事物。这种解释反映一种哲学思想，就是对立的事物的性质，它相互交合、相互融合、相互渗透，才能产生新的东西。” 所以《说卦传》称：“天地定位，风雷相搏，山泽通气，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天上地下，日东月西，全是自然之象，而又交错杂生，以成万物。所以，《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史官史伯的话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它平它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以它平它谓之和”，意谓在某一事物中，存在着众多的对立面。将这些对立的关系作调整，而得其平衡，使之不相毁灭，不相否定，互相维持，互相限制，相成而相济，相互之间有一种均衡，这叫做和，和就能产生新事物，就能推动事物的发展，所以说“和实生物”。“和”，是指不同质事物的共存与融合，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或者说是条件。“同则不继”，这是说把相同的事物混合起来，只是一种简单相加，这样是不能产生新事物的，是不能够推动事物发展的。因为“同”取消了事物之间和事物内部的相互作用，因此也就取消了事物存在、发展的根据和条件。“和”作为一种文化或者说是一种精神，是中国人把握宇宙、理解人生的一种重要观念，它从一开始产生就起着启示人们如何协调事物之间的关系，如何推动事物的发展的重要作用。这是一种辨证思考问题的方法。 从河图洛书到八卦符号再到解释八卦的卦爻辞，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是取法自然又以人们的经验充实其中的一种思维方法，而不同于西方的重逻辑推理的思维方法。这就是不同民族在不同生存背景下产生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个体文化。 时经几千年，人们对《周易》怀着一种特殊的心理，相信它能指点迷津、预测未来，所以历代的文人学士，几乎没有不对它进行注释研究的（孔子庙），以至于解易、注易的书多达2000余种，超过任何一部古代文献，按说有这么多人研究它解释它，早就应该把《周易》解释的明明白白了（石刻周易像），然而恰恰相反，直至今日《周易》仍显得神神秘秘，恐怕连伏羲氏与周文王也没有想到，他们留下的那些长长短短的横线，会被后人生发出那么多的内涵，儒家从中悟出了治国修身，道家从中悟出了返璞归真，兵家从中悟出了攻守进退，医家又从中悟出了济世救人，人们读《周易》总是对其能够预测感兴趣，认为读通了《周易》，就可以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这实在是一种误解。 《周易》的真正价值在于它的哲学辨证思维方法，尤其是它提出的科学原则，数理概念，哲学思想等都非常值得人们去认真思索和研究。《周易》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宗教史、文学史、科技史、医学史上都有着重要地位，产生过巨大影响。纵观《周易》的64卦，384爻，450条卦爻辞，反映了在3000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已经具备了很高的抽象思维水平，直至今天，《周易》仍然能引起今人的普遍关注。多年来国外学术界人士，以及社会上一股知识分子，对于易经的研究兴致有增无减，这足以说明〈易经.〉为不同时代的人们提供了不少非常宝贵的智慧启示。不然的话人们是不会投入这么大热情，以这么积极的态度去研究它的。孔子曾给《周易》这部书以很高的评价。（孔子像）他说：“《易》这部书的作用时什么呢？是用来揭示事物内在真相、成就人们所作所为、概括万物发展规律的书。圣人用它开通天下人的思想，成就天下人的事业，判断天下人的疑惑。《易》的神奇，在于善于预测未来的发展变化，《易》的机智，在于善于积累往日的经验教训。因此，《易经》是一部深含智慧的书，他仅是以卦、爻的占卜外壳来流行于世，但最有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哲学思想和人生大智慧。 参考文献 [1]朱熹注《周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 《论语·子罕》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 [3] 朱熹注《周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 孔颖达《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 -------------------------------------------------------------------------------- 刘玉娥，女，1955年生，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授，中原文化研究所所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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