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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无疑是中国诗歌最为辉煌的时代。唐代诗歌绝不是奇峰突起，前此诗歌发展的积淀是唐诗成就其伟大的重要原因。 我们习惯上把唐代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阶段来研究唐代的诗歌。 初唐流行“上官体”。“上官体”的核心人物上官仪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内容空虚、相互酬唱的“上官体”风行天下。面对这种不良风气，“初唐四杰”和陈子昂担当起了引导诗歌摆脱歧路，步入正道的重任。他们各自以成功的创作完成了这一重任。杜甫写诗盛赞：“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文人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都是千古传诵的佳构。 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唐诗中的神品，被闻一多先生誉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昔人尝言：“国家不幸诗家幸”，这无疑是正确的。对于盛唐而言，这是一个特例。盛唐是中国封建时代的鼎盛时期，诗坛也呈现出百花竞放的局面。如果说唐诗是中国诗歌的最高峰，那么盛唐诗歌就是这座高峰的顶点。我们用“一个星座，两个流派，七位诗人”来概括这个时期的诗歌。 “一个星座”指“双子星座”。这里的“双子”是“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他们分别代表了浪漫主义诗歌和现实主义诗歌的最高成就。李白一生渴望功名而又傲视权贵，狂放不羁的人格特色同人生追求存在着强烈的矛盾，这使他的一生成为以诗下酒，以酒赋诗的一生。杜甫禀承了良好的家学渊源，抱定“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志向去实现他的人生理想。但命运似乎在捉弄他，最后在贫病交加中客死于湘江渔船。尤其在晚年，身处草堂，心忧天下，体现了一位人民诗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两个流派”指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七位诗人”除李白、杜甫外，另外五位指山水田园诗派的王维、孟浩然和边塞诗派的高适、岑参和王昌龄。 东晋陶渊明和南朝谢灵运分别开启了田园诗和山水诗，到了盛唐，山水、田园诗合流。 “诗佛”王维是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艺术全才，除了精于诗歌创作外，在书画、音乐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多方面的艺术才华使他在诗歌创作上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苏东坡称赞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山居秋暝》是他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作。除山水田园诗外，王维还写下了一部分脍炙人口的送别诗、爱情诗、甚至边塞诗。如《送元二使安西》、《相思》、《使至塞上》等。 孟浩然同李白、杜甫一样，一生热衷功名，但是“欲济无舟楫”，只能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踏上隐居之路。他的著名诗歌有《过故人庄》、《宿建德江》、《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等。 唐代鼓励文人投笔从戎，建立军功。文人也多抱定“宁作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人生理想。这样就使许多文人能够亲历军戎，甚至浴血疆场，从而形成了一个前代未曾有过的诗歌流派——边塞诗派。 高适是军旅诗人的代表。他的《燕歌行》是边塞诗派最杰出的作品，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可以称得上是“边塞诗双璧”。诗作描绘了激烈的战斗场面，痛斥了将帅的荒淫无能（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歌颂了士兵英勇杀敌、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相看白刃雪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反映了长年战争给人民带来的不幸（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 岑参的边塞诗以写景取胜。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一句，写塞外雪景，可谓神来之笔。 王昌龄诗名很高，人称“诗家天子”。他最长于写七绝，又称“七绝圣手”。他的边塞诗《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曾被推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王昌龄后来遭人排挤，连遭贬谪，李白惺惺相惜，写下了《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王昌龄自己也写下了表白心迹的名作《芙蓉楼送辛渐》。“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成为作者高洁人格的写照。 此外，崔颢的《黄鹤楼》特别值得一提。相传李白登上黄鹤楼本欲赋诗，见到崔颢的这首诗歌后感慨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尽管平叛战争最终以唐政府的胜利而告终，但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还是给唐政府以沉重打击。这次叛乱成为唐由盛趋衰的转折点。 这次叛乱给民族心理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唐人开始以理性冷峻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这个曾经如日中天的王朝。开元、天宝时期的重要诗人大都死于战乱。诗人开始把笔端指向了唐王朝躯体上的痼疾，去揭露、去批判、去治疗。 中唐诗歌我们概括为“两个流派、八位诗人”。 第一个流派是“元白诗派”。“元”指元稹，“白”指白居易。他们掀起了“新乐府运动”，主张散文、诗歌应该能够像乐府诗一样，反映时事，有补于世，即“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元稹尽管名列白居易之前，但成就远不如白居易。他的《行宫》和《离思》两篇，是五绝和七绝的上乘之作。 以被贬任江州司马为分界线，白居易的一生可分为两个阶段。之前，少年白居易以《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干谒顾况，名动京师，仕途顺畅——达则兼济天下。之后，作者政治上遭受打击，心灰意冷——“穷则独善其身”。他的诗歌前后期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前期批判尖锐，“砭时事不留面子”，后期多闲适、酬唱之作，锋芒不露。他最优秀的诗歌是《琵琶行》和《长恨歌》。 白居易写诗力求“老妪能解”，因而他的诗歌明白晓畅。但作者经常“卒章显志”，越俎代庖，画蛇添足，这就大大影响了诗歌的形象性和含蓄性，使诗歌少了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的韵味。 第二个流派是“韩孟诗派”。“韩”指韩愈，“孟”指孟郊。在古文上，韩愈以复古的方式来创新，文起八代之衰，恢复了散文的优良传统。在诗歌上，韩愈同样力主创新，他的诗歌硬语盘空，以奇险怪诞著称，《左迁蓝关示侄孙湘》是他的代表作。作者“忠而被贬”，不怨天，不尤人，九死不悔，凛然不屈之气溢于言表。 苏轼评价孟郊、贾岛“郊寒岛瘦”。二人以苦吟著名，“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但炼字、炼句有余而炼意不足，使诗歌有句而无篇。《游子吟》和《寻隐者不遇》分别是两人的佳作。 另外三位诗人是李贺、柳宗元和刘禹锡。 “诗鬼”李贺才高而命短，仅仅走过了二十七个春秋便身归道山。他的诗歌在唐代独树一帜，具有神奇瑰丽的浪漫主义色彩。 柳宗元由于参加王叔文集团改革，失败后屡遭贬谪。《江雪》一诗中那幅寥廓清冷的画面，那位冒雪独钓的老翁，折射出了作者凄惨的境遇。 刘禹锡和柳宗元可谓同病相怜，参加变革，同时被贬。二十几年后，刘禹锡在扬州遇到白居易，刘禹锡写下了著名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是当中脍炙人口的诗句。值得注意的是，刘禹锡被贬巴蜀后，向当地百姓学习民歌，从中吸取了有益的养分。他的《竹枝词》，便是学习民歌写下的好诗。 晚唐诗歌的代表人物是杜牧和李商隐。 杜牧早年胸怀大志，曾研习《孙子兵法》并为之作注。举进士后遭人排挤，于是混迹扬州，风花雪月，纵情歌楼，“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名篇《赠别》便是抒写同歌女难舍难分之情的作品。 虽然一生不得志，但赤子之情不改。杜牧最长于写咏史诗。《过华清宫》、《赤壁》、《泊秦淮》、《题乌江亭》都是这类诗歌的代表作。 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党争是唐代政治体制上的三大毒瘤，进入晚唐，这三大毒瘤发展到了极端，李商隐便是这毒瘤的受害者。 李商隐一生夹于牛党和李党之间，是晚唐党争的牺牲品。他是爱情诗的圣手，《无题》多是爱情诗的经典，“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是个中饱含情韵的佳句。他又是朦胧诗的鼻祖，“诗家只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许多作品寄兴遥深，如名作《锦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堪称中国诗歌史上的斯芬克斯之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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