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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珩:小时候在剧场看《智取威虎山》的时光

 真友书屋 2014-12-27

 

【百年旧痕·赵珩说北京】


赵珩 口述


小说《林海雪原》改编的《智取威虎山》等。我还记得,看《智取威虎山》的时候我上小学二年级,那天入场很早,大幕还没有拉上,林海雪原的布景让人坐在那里觉得特别冷。


1949年后的北京剧场

1949年以后,北京的剧场就建得很多了,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954年建成的首都剧场。首都剧场是专门演出话剧的剧场,直到今天依然是看话剧剧场效果最好的一个剧场。它楼下只有二十排座位,楼上的正座和两厢座位也不算多,总共只能容纳一千多人,但是它的灯光、音响效果、演出空间和非演出空间的设计都是令人赞叹的。首都剧场当时吸收了苏俄剧场的特点,大理石建筑有一种端庄的华丽,演出开始前响起钟声,灯光渐渐熄灭,这都是从建成开始到今天一直保持的传统。首都剧场演出是不用麦克风的,音响非常好,当时首都剧场的音响设备是从东德进口的,达到了东欧顶级的德累斯顿水平。

北京首都剧场老照片。

首都剧场在我的记忆中太深刻了,我青少年时很多美好时光是在首都剧场度过的,所以我对那里有极深的感情。因为我上的培元小学就在王府大街,离首都剧场不足百米之遥,我上学天天从那儿路过。我还记得当年首都剧场左右两侧有两个巨大的水泥广告栏,中间的广告牌是可以更换的,总写着即将上演的剧目,我每天上下学路过都会看看剧场的广告牌子,看看有什么新上演的话剧。

因为老去人艺看话剧,我也闹过不少笑话。有一次我看到新立出的两块广告牌,这边写的是莫里哀的《悭吝人》,那边是郭沫若的《蔡文姬》,我那时候上二三年级,字还没认全,结果就把“悭吝人”读成了“怪客人”,“蔡文姬”给读成了“察文姬”。后来我回家和爸爸说,我说我对“察文姬”兴趣不是太大,但一定要看“怪客人”,这个名字很吸引人。我爸爸当时就纠正了我,说肯定不是《察文姬》,那是“蔡文姬”,至于“怪客人”,爸爸也百思不得其解,当时正是肃反时期,艺术创作和政治运动结合得很紧密,于是爸爸就说“怪客人”大概是个反特的话剧。那个“怪客人”一定是个潜伏的不速之客—— 特务。

那些年,人艺演出所有话剧我都是在首都剧场看的。可以说,人艺的话剧我几乎一场没落,包括极左年代老舍不成功的几部作品,像《女店员》、《红大院》、《西望长安》,其他还有郭沫若的《虎符》、《胆剑篇》,田汉的《关汉卿》。小说《林海雪原》改编的《智取威虎山》等。我还记得,看《智取威虎山》的时候我上小学二年级,那天入场很早,大幕还没有拉上,林海雪原的布景让人坐在那里觉得特别冷。《茶馆》上演的时间比较晚,像《骆驼祥子》、《雷雨》、《日出》、《北京人》都是“文革”前人艺的经典剧目。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有了小剧场的话剧演出,我看得不算太多,但也看过高行健的《绝对信号》,孟京辉的《恋爱的犀牛》,邹静之的《我爱桃花》等。

我在首都剧场不仅看过话剧,也看过其他戏剧和演出,我记得带儿子第一次看京剧也是在首都剧场。日本的歌舞伎也是在首都剧场看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日本歌舞伎大家河原崎长十郎先生来北京演出《劝进账》、《忠臣藏》,我印象中,当时舞台上搭了一块板子,直通观众席,剧中人物就从观众身边走过。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北京新建了很多剧场,这些新型剧场音响效果当然没有首都剧场那么好,例如东长安街上的青年宫,是青艺演出使用,这是在旧时的平安电影院基础上改建的,以演出话剧为主,我在那里看过《沙恭达罗》、《娜拉》、《万尼亚舅舅》、《风雪夜归人》等。演出戏曲的剧场也新建了许多,比如说虎坊桥的北京市工人俱乐部,护国寺的人民剧场,还有专门演出歌剧、舞剧和芭蕾舞的天桥剧场,我在那里看歌剧《费加罗的婚礼》、舞剧《宝莲灯》,天津舞剧院的《海侠》等。1959年十年大庆,又建成了民族宫剧场,还有二七剧场,这些都是后来建的剧场。这些剧场中最突出的就是首都剧场,直到今天都不落伍。

我和戏园子的不解之缘


我从六七岁进戏园子,几乎可以说是在戏园子里泡大的。最早是五岁的时候跟着我两个祖母看戏,我父母工作很忙,那时候很少进剧场。我祖母他们爱看旦角戏,伊伊呀呀的,我不喜欢,当时我只爱看一些长靠武生戏和短打武生戏,也喜欢老生戏。对历史剧尤其情有独钟,最爱三国戏,因为那时候已经知道很多三国故事了。这是我对戏曲的启蒙时期。

第二个阶段是我上学以后,我家有个厨师,他特别喜欢看戏,每逢看戏时就带我去,但是看夜戏很少,因为晚上他要做饭,不可能我们吃晚餐之后他再去看戏,但是中午是他空闲的时间,于是就带我到朝阳门外的剧场看戏,比如群声剧场、朝外剧场等。午场下午一点半开始,四点半就结束,也不耽误他做晚饭。那里的票价都很便宜,我记得大概在两到三毛之间。这些剧场的戏当然都是二三流演员的演出,但也会有不少好戏,我还记得在那里看过徐东明、徐东来、徐东霞姐妹的戏。一度李万春和他的儿子李小春、弟弟武丑庆春等也在那里演出,十分精彩。

当时像吉祥、长安、人民剧场的戏,只要不是大名角的票价大概是八毛钱;如有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这样的名角,是一块钱;如果两个著名演员合作则是一块二;马谭张裘合作的戏如《秦香莲》、《赵氏孤儿》等,那就要一块八到两块一张了;如果是在中山音乐堂、人民剧院的一些大型的合作演出,或者梅兰芳的戏,总是三块钱一张。

我看戏的第三个阶段是自己买票看戏,大约是在1958年到1964年之间,那些年是我最如鱼得水的时候,因为可以选择我自己喜欢的看。比如一些故事情节曲折的戏,平常不常上演的戏,总是不会放过。那时马连良的戏看得最多,也非常爱看,像他的《胭脂宝褶》、《十老安刘》、《春秋笔》、《四进士》、《十道本》、《清风亭》、《火牛阵》、《白蟒台》、《苏武牧羊》等看得最多。张君秋每演新戏,必然送票来,如他的新戏《望江亭》、《状元媒》等。护国寺人民剧场比较远些,但是李少春、叶盛兰、袁世海、李盛藻和花脸“三奎”(王泉奎、娄敬奎、赵文奎)也看了很多,尤其是他们排演的新戏如《九江口》、《响马传》、《野猪林》等。那时候还不懂得看流派,只看剧情。后来发展到看流派,我家里唱片也很多,琢磨唱腔再和舞台表演对照,逐渐就迷上了戏曲。我自己看戏的这个阶段一直延续到1964年,在1964年以前都是看传统戏的。

第四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恢复传统戏,也就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这是我疯狂看戏的一个阶段。当时很多著名演员恢复演出,包括外地剧团进京演出、交流。那时我看戏能多到什么程度?一年365天几乎要看200场戏。那时候劲头儿也很大,彼时哪有什么汽车?骑着个自行车,冒着西北风,到虎坊桥的工人俱乐部、护国寺的人民剧场,甚至更远,到陶然亭的戏校排演场去看戏,真是不辞劳苦,而今天你就是有车来接我也未必去了。

我对戏曲的喜爱涉猎也很广,主要喜欢京剧,对昆曲更是只要有则必看,情有独钟。无论是上昆、浙昆、苏昆,包括苏州昆剧院和湘昆、北昆我都看。再有就是我的父母很喜欢看川剧,我小时候觉得川剧很神奇,比如吐火啊,变脸啊,还有金山寺中二郎神的“踢慧眼”,都觉得神奇无比。再有就是在陈梦家先生的带动下,我也看豫剧,陈伯伯捧的角儿叫肖素卿,当时只能在很冷僻的东四剧场演出。肖素卿这个人我过去写文章说她是河南的豫剧团的,最近查了资料,才发现她是河北邯郸地区的曲周豫剧团的,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演员了。当时在东四剧场,她一个周期演两个月之久,我和陈梦家伯伯大概看了有将近二十场。肖素卿的戏很多,如《大祭桩》、《对花枪》、《三上轿》等,而且能一个月不翻头(就是不重复演出)。我也看河北梆子、山西梆子、秦腔、粤剧,包括莆仙戏、婺剧等,门类非常杂。

北京的京剧“十三团”

当时看京剧,演出效果最好,而且求其近(离我住的地方比较方便)的是吉祥戏院和人民剧场,这两个剧院我去得比较多。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买票是非常困难的,当时人们对传统戏的恢复趋之若鹜,可谓一票难求,很多名角儿的演出都是要彻夜排队的,这是今天难以想象的。但是我又受不了那个辛苦,于是就认识了当时北京买票的一个松散的“群众组织”,这个“组织”中的一些人直到今天还会偶尔聚一聚,回忆当年买票看戏的盛况。

吉祥戏院

这批人都是真心爱好戏曲的热心观众,因买戏票而在剧场门口相识。原来北京的有关部门还特地调查过这个事,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有人戏称他们是“京剧十三团”,这“十三团”是怎么来的?其实根本不是什么组织,由来是当时北京有中国京剧院四个团,北京京剧院四个团,还有实验京剧团、战友京剧团、风雷京剧团等十二个京剧团,“十三团”本来是子虚乌有的,这些人懂戏、好戏,对戏曲如醉如痴,因为票难买,这些人就组织起来彻夜排队买票。但他们绝对不倒票,不当“黄牛”,只是买票让自己和家人欣赏。买到票之后,大家“论功行赏”,身体力行而出力最多的拿最好的票。其中有个工人叫娄纯敬,永远是一排一号,因为买票时他常常是最辛苦的,理当占有最好的位置。这个人现在已经去世了。我为了看戏,也与他们很熟悉,但是一般得不到特别好的票,一般是三四排或者稍微把边儿点的,但也很满足,因为不劳而获嘛!“十三团”中的不少人今天已经作古,但也有几位今天却是挺有名气的人物,例如今天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党组书记,原来《光明日报》的副总编辑翟惠生,他喜欢戏,自己也能唱小生,那时候他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不久,现在也是快六十岁的人了。还有一个画脸谱的田有亮,是翁偶虹先生的入室弟子,对脸谱艺术颇有造诣。这个“十三团”里有教授,有普通工人,有医生、干部、教师,也有文化人。我当时算是“十三团”的外围吧,但也是受益者。这十年是我疯狂看戏的十年,有好戏,有好角儿是必看的。

当然,什么时候也有看蹭戏的,民国时期尤甚。旧时的茶园,也包括后来的新式剧场,最后一排叫弹压席,那是为警察预备的。警察由于身份特殊,也带家属看戏,一般就坐在后面的“弹压席”。关于蹭戏,侯宝林说的相声一点不夸张,比方说买碗馄饨,顶多一毛钱,跟着名角儿后面,一般人家演员都不进前门,都是直接进后台,像马连良他们这样的名角当时演出都是带好几个人,有跟包(拿行头的)、化妆师等,小孩子端着一碗馄饨,跟着人就混进去了,人家还以为是演员要的夜宵呢。进去以后,找个没人注意的地方把馄饨吃了,接着在台帘后面看戏,谁也不知道你是怎么进来的,也没人问。还有就是用很便宜的价钱买廊座的票,看池座没人就偷偷溜到池座看戏。“十三团”的时代,这样看蹭戏的也不是没有。

戏单也叫戏报,是演出前给你一个当天演出的戏码儿和剧中人与饰演者的名单。茶园时代这种戏单是不收费的,包含在茶资之内。但是印制十分错糙,错别字也很多。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卖几分钱一张,后来涨到一两毛钱,也很简单,但是时至今日,这种戏单越来越精美,也越来越豪华,有的甚至几十元一份。我还收藏了一些那十几年的戏单,大约有一千多张,“文革”前的当然都没了,基本上都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帷幕落下后的回声》。舞台上的演出虽然结束了,那些声腔乐曲渐渐远去,但是一张戏单还可以唤起深刻的记忆,包括剧情、剧目、演员,以及哪天在哪儿演出,这些戏报绝大多数是我自己看过的。

但我收藏的戏单远不是最好的,北京有很多人都收藏戏单。前面说过的那位工人娄纯敬,还有一位“十三团”的杨蒲生,都有很丰富的戏单收藏,杨蒲生在临去世前,还把收藏的戏单悉数捐给了中国戏曲学院。北京人艺有一个管拉幕的老人,姓杜,后来也在剧中饰演一些小角色,他收藏的戏单也很多。首都图书馆也藏了很多清代以来的老戏单,这都是很好的戏剧史料。

口述:赵珩 采写:李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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