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集》墓志铭

《柳宗元集》墓志铭类文章再探

 

黄伯荣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永州 425100）

 

2004年，笔者写了篇《〈柳宗元集〉墓志铭类文章初探》的文章，刊载在《永州柳学》2004年第1期上。那篇近万字的文章，对墓志铭类的文章所涉及的基本概念，《柳》集中此类文章所涵盖的范围、数量、价值以及在内容和形式方面所体现的特色均作了一般性的介绍。因为这类文章对柳宗元之成名文章而言，几乎可以视为零的考量，所以作为研究者把它置于被遗忘的角落，也就视为常理。其实，任何人物在他成名之前或之后，都会做许多不令人起眼的琐事，当他成名之后才发现这些琐事，正是蓄积他成为苍天大树的土壤和水滴，柳宗元当不会逃脱这规律。正因如此，笔者写的那篇《初探》，虽说肤浅，但终于在这片被遗忘的原野上洒上了几滴生发的水滴，有如平坦道路上的一个石头触碰了几只行人的脚尖，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从而让更多的人为这片原野的繁茂耕耘。

为了把《柳》集中墓志铭类文章更加全面具体深入地介绍给读者，让柳学研究在这个领域逐步有新的进展，本文着重在内容与形式方面，特别是人物形象和作者的思想感情方面作进一步的深入的探讨，我把它称之为《再探》，可与《初探》并为互补篇。

 

一

《柳》集中祭祀死者的文章共有101篇，占《柳》集674篇诗文的15%，分别编为11卷（5-13、40、41）。

第5卷为碑文，共9篇，其中庙碑4篇，祠堂碑2篇，人物碑3篇。此卷所记事实或人物大都是古代圣贤之辈，或为纪念圣贤之辈修葺的庙堂，其中突出的是箕子、文宣王、湘源二妃及其庙寺，反映了柳宗元坚信以“仁义”为核心的儒道，表示了对孔子“永永是尊”的恭敬、虔诚。柳宗元为箕子撰文立碑，称赞箕子具备“大人之道”的品德，有“时诎而伸，卒为世模”的甚誉。近代学者林纾盛赞“《箕子》一碑，立意壮阔。……是一篇醇正坚实，千古不磨之文字。”（《柳文研究法》）文宣王是唐玄宗李隆基追封孔子的称号。这一举措把儒学地位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自此，全国各地的孔庙都改称为文宣王庙或文庙，成为推行教化的基地。柳宗元到柳州上任后即着手修葺被损坏的孔庙，并作了碑记，表明他对孔子和儒学的尊崇。湘源二妃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尧的两个女儿、舜的两个妃子的故事。由于娥皇、女英的大德大望和贤慧，她们受到了世代黎民的厚爱，以至于为纪念她们而修二妃庙遍于江湘，永州也建立了潇湘庙、二妃庙，长期祭祀。到了唐代，皇帝还诏命进行官祭。在《湘源二妃庙碑》中，柳宗元以饱满的热情歌颂了湘源二妃的大德大爱，碑文前半部分叙说二妃庙因火灾烧毁，永州刺史崔能组织重修的经过，后半部分记载了碑铭的内容，着力描写了祭祀的场面和百姓的喜悦心情。在中国古代墓志铭类文章中首次将祭祀死者的内涵与百姓对死者的真诚巧妙地结合起来。

第6、7卷全为碑文，共10篇，全部为纪念已死的和尚而写，涉及的和尚有大鉴禅师慧能、南岳弥陀和尚、岳州法剑和尚、龙安海洋禅师、南岳云峰、般舟等。柳宗元贬为永州司马后住在龙兴寺，与龙兴寺主持僧般舟有较密切的交往，后般舟搬迁至南岳，故这些和尚的碑文大都经过他或他的弟子引见，邀请柳宗元执笔为文。由于柳宗元因革新失败而遭贬，身心受到沉重的打击，一时觉得陷入绝境，走投无路，悲观厌世、愤闷沉郁、焦躁烦心，仿佛天地将倾，人寰将覆。在此种度日如年的艰难情况下，他寻找静界结交本就为邻居的寺庙和尚当为顺理成章之事。柳宗元在这些碑文中，介绍了这些和尚不辞辛劳、勤奋专心、钻研佛经，终于有了很深的造诣，在不同的岁月成为一代名僧，诸如死后百多年，由宪宗皇帝下诏书追加为“大鉴禅”谥号的曹溪第六祖慧能。九十一岁的南岳高僧永远圆寂之后，人们为他修了一座庙，德宗皇帝赐名为“弥陀寺”。还有艰苦努力，整顿佛道，统合大乘、小乘，挽救佛教的龙安海禅师等。在这些碑文中，柳宗元热情赞扬了高僧  以仁爱之心传世的品德，反映了柳宗元对佛教的支持与偏好以及他为儒释统合所作的努力，指出“儒以礼立仁义……佛以律持定慧”的相互依托的统合关系。

第8、9卷为“状、表、铭、碣、诔”，共13篇，写的全是当时朝廷命官，如太尉段秀实、常侍柳宗元从祖柳浑、给事陈京、丞相房琯、谏议大夫阳城、太子侍读陆文通、岳部郎中杨凝、御史周子谅、衡州刺史吕东平、户部郎中魏宏简、永州刺史崔敏以及万年令裴瑾等。这是《柳》集墓志名类文章中最具代表性份量最重的权威篇章。作者以饱满的热情、浓烈的抒情笔调，高度赞扬了这些官员德才兼备、清正廉洁的品质。他们不仅是万民百姓的依靠，而且是社稷江山、大唐皇朝的支撑。《段太尉逸事状》中的段秀实制止军阀混战、滥杀无辜、坚拒叛贼贿赂的凛凛正气和他同情人民、不畏强暴、廉洁奉公的品行受到柳宗元的赞颂，反映了中唐时期军阀横行、剥削残酷，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相国房公德铭之阴》写肃宗时为丞相的房琯为人刚正不阿，理政干练严明，一生仕途坎坷。天宝5年（746年），房琯被贬为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他以德政和美德深受袁州百姓的拥戴，反映了柳宗元愿效法房琯，扫除逆境中的阴霾，尽心力为民办事的美好心愿。在《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里，满腔正气的柳宗元，对160余铭太学生到宫门外请愿，要求恢复阳城司业之职的正义行动表示支持，赞扬阳城在国子司业任上精心培育青年学子的业绩和“守节贞固，患难不能迁其心；怡性坦厚，荣位不能动其神”的高风亮节。在《故御史周君碣》里，柳宗元盛赞了开元年间的监察御史周子谅，因抗言力谏而死的大义凛然的品质，认为周子谅“能奋百代之上，以为正轨”。特意写下此文并刻在碣石上，作为为臣者的楷模。《衡州刺史吕君诔》是柳宗元为悼念好友吕温而写的诔文。吕温是柳宗元自认为“交侣平生最亲”的人。柳、吕当年同在朝中为官，均是王叔文革新集团的成员，还是远房亲戚，二人的交谊本就十分深厚，吕被贬道州，再徙衡州，均为永州近邻，来往甚密，诗文唱和的尤多。吕在刺史任上仁民爱物，勤政廉洁，卒于任上，年仅40岁，这对柳宗元的精神打击很大，故在此文中表现了“至情洋溢，言惟恐尽”的特色。章士钊在《柳文指要》卷九中称“本篇诔词之长，超过前序两倍以上，可谓特笔。”

第10、11卷为“志、碣、诔”，共19篇，大都写的是地方官员，如安南都护张舟、邕州刺史李位、贵州刺史邓君、柳州司马孟常谦、大评理事柳宽、襄阳县丞赵衿、温县主簿韩慎等，同样以热情洋溢的笔从不同的角度讴歌这些地方官员、社会中坚人士以及并不为人知晓的亡友的高尚情操，赞扬他们为推动社会的进步而尽心尽力，义无返顾，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的品质。《安南都护张公志并序》写安南都护使张舟的生平事迹，他奉命带兵平定文单（在今老挝巴色一带），环王（在今越南中部）、乌蛮（在今四川、贵州西部），功勳卓著，为稳定唐朝西南边陲作出了巨大贡献，柳宗元赞扬他充分体现了他维护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的一贯立场。《邕州刺史李公志并序》写李位为人宽厚而又仁惠。他五次担任军中职务，两次佩挂刺史之印，节帅欢心，百姓拥戴，是柳宗元心中的偶像。57岁时还披挂上阵，被凶猛的紫丹夺去生命，其僚属主办丧事时，发现他只剩“赤帛五匹”。是蛮夷之人送来钱币，才得以于次年归葬故土。《连州司马凌君墓后志》写凌准与自己一样，因参加永贞革新而被贬，于元和元年（806年）死于连州，直至元和四年（809年）大赦，凌准的灵柩才被允许返葬故里。柳宗元多次为其撰文写志，不仅表明了他对友人的赞扬与哀悼，更重要的是表明了作者坚持固有的立场，对“永贞革新”事业的肯定和自己“九死不悔”的决心。《秘书郎姜君志》简要记叙了姜萼的一生：他虽然是唐玄宗的外孙，一出生就赐六品之官，但在70多年中并不再升迁，年老中风，客死桂州。铭文中借题发挥，阐述了作者对人生的一些看法，字里行间渗透了自己沦落不遇的身世之感。《校书郎独孤君碣》是柳宗元在任蓝田尉时为亡友孤独申叔写的墓志，独孤申叔年少才高、学识渊博、为人诚实、为文古雅，并将其比喻为颜回大加赞赏；对独孤申叔英年早逝、才智不得施展、声名不著于天下表示了极大的遗憾和惋惜，作者对朋友的深情厚意洋溢于纸面笔端。

第12、13卷为“表志”，共19篇，全部为其亲人和视为亲人的下人而作。12卷6篇，全写亲人中的男仕，13卷13篇，全写亲人中的女英。在《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中。作者以奔放的激情，叙述了“安史之乱”时父遵祖母命“载家书隐王屋山”，潜心学习，历尽艰辛的情况；详细介绍父亲一生的经历和“守正为心，疾恶不惧”的品质，赞扬父亲为人正直、艰苦修业、博学多才、著述颇丰、受命危难、执官为民、辅佐朝廷、忠肝义胆、主持正义、淡泊名利的德望。他主事理政，所到之处，“群冤获宥，邪党测目”。在《叔父殿中侍御史墓表》中，柳宗元称赞其叔父“敦柔峻清，格慎端庄。进止威仪，动有恒常。英风超伦，孤厉贞方”等品行，为读者树立了一个公正无私、忠于职守、大义凛然，清正廉洁的朝廷命官形象，为柳氏家族添加了光彩的一页。《先君石表阴先友记》是附在其父碑元背面的记录着其父柳镇68位友人的一篇特异的墓志铭。章士钊《柳文指要》说，是仿效了梁帝《怀旧传》的先例。其用意是通过记载这68位贤达之士，说明其父官虽非显耀，但在政界和文人中颇有地位名望，表现其父一生“号为刚直，所与游皆当世名人”（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这正是柳宗元所要继承和发扬光大的。《志从弟宗直殡》写柳宗元自长安赴柳州任，于6月27日到达，下月，从父弟宗直在永州停留后赶往柳州，道患疟疾，16日，宗直从宗元于雷塘祷雨，17日病卒，24日殡，年仅30岁。文中，宗元赞扬从弟“生有志气，好善嫉邪，勤学成癖。”表达了“死生同归，誓不相弃”的深切的手足之情。《先太夫人归袱志》写于元和二年（807年）。永贞元年（805年）。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其母随行，不到一年，至元和元年（806年）5月15日，其母卢氏便病故于永州龙兴寺，终年68岁。第二年卢氏之侄卢遵护送棺椁北归至长安与其先父柳镇合葬。其时，柳宗元带罪在身，不能亲自护椁北归，操办丧事，带孝的心灵受到沉重的打击。想起自己的被贬给年迈的母亲带来不可言状的创伤，以致过早地离开尘世；想起自己长途跋涉，扶老携幼来到南荒，住在室独四壁、寒风破户的凄凉的寺庙里，傍以老母病妻弱子的悲凉，柳宗元心有万顷波涛，无法平静。他以“穷天下之声，无以舒其哀矣。尽天下之辞，无以传其酷矣”收束全文，把撕心裂肺的悲哀推向高潮。在《志》中，柳宗元缅怀母亲的一生：她贤淑聪慧，豁达大度，侍奉公婆，谆谆教子，善待亲族。柳宗元痛悔自己非但未能尽守孝道，以报母亲的教诲之恩，反而因自己的被贬拖累其因来永州，以致客死南荒。《亡娣崔氏夫人墓志盖石文》是柳宗元为自己的大姐、崔简之妻而写的墓志。文中赞扬了大姐的才德：“善隶书，为雅琴，以自娱乐，隐而不耀。工足以致美于服而不为异，言足以发扬于礼而不为辨。孝之至，敬之备，仁之大”，并称写此文是“濡血而书”，表达了柳宗元与姐姐之间的深情厚谊。《亡妻弘农杨氏志》是柳宗元于贞元16年（800年）在长安为其妻杨氏而这写的墓志。柳宗元与杨氏完婚，不到3年，杨氏即病逝于长安，终年23岁。柳宗元带着沉痛的心情，称赞其妻“既归，事太夫人，备敬养之道，敦睦夫党，致肃雍之美。主中馈，佐蒸尝，怵扬之义，表于宗门”。柳宗元感叹道：“鸿呼痛哉！以夫人之柔顺淑茂，宜延于上寿；端明惠和，宜齿于贵位；生知孝爱之本，宜承于余庆。是三者皆虚其应，天可问乎？”最后，柳宗元表达了“之死同穴，归此室兮”的心愿，说明作者对仅生活3年的妻子的爱之深切。被贬到永州后，柳宗元又承受了沉重的打击，他的女儿和娘（柳非明媒正娶之妻所生）因病夭折，年仅10岁。他含悲写了《下殇女子墓砖记》。墓《记》介绍了和娘从小体弱多病，便让她投依佛门，去发为尼，并号为初心。因其母地位卑微，死后也只给穿些粗劣的黑色衣服，铭刻也只能用普通砖瓦。立于爱女坟前，带罪的父亲发出“孰致也而生？孰召也而死？焉从而来？焉往而止？”的提问，无比辛酸的呼号，积郁和愤懑之情流露于字里行间。《马室女雷五葬志》是柳宗元为其家佣之外甥女马雷五而写的墓志。文章首先介绍马室女雷五的家世，生平事迹和个人品质，突出其聪明伶俐、容貌夺人、纯朴善良的特点，交代年15即病死的惨痛事实，表达作者无限惋惜眷恋之情。柳宗元是得知马室女病重期间对其父母说的“吾闻柳公曾巧我慧我，今不幸死矣，安得公之文志我于墓？”的情况后，无法不予满足死者的令人揪心的要求而写的。

第40、41卷全为“祭文”。“祭文”，文体名，祭祀或祭奠时对神或死者朗读的文章。旧俗备供品向神佛或祖先致祭行礼，表示崇敬并求保佑，称“祭祀”。为死去的人举行仪式，表示追念，称“祭奠”。我国古代“祭文”内容，可分求雨晴、驱逐邪魔、祈祷福降，哀悼死者四个方面，而以哀悼死者为主。祭文有散文、韵文、骈文等，而以散文为主。《柳》集中的祭文共30篇，其中追悼死者的24篇，占80%。祭文与墓志铭不同之处在于墓志铭除了以文字作为纪念外，还要刻石为碑立于坟前。第40卷的祭文15篇，除首篇《祭杨凭詹事文》写自己的长辈岳父杨凭外，其余大都写自己的亲朋好友的，如柳宗元的先友穆质、两人交往多年的好友吕温，妻叔杨凝以及永州刺史崔敏等。第41卷的祭文15篇，除前5篇为祈雨求神、祭祀风水古迹庙宇外，其余10篇均为写自己亲人的。《祭六诸母文》、《祭独孤氏丈母文》、《祭从兄文》等。由于不受墓碑的制约，这些文章大都篇幅较长，且有不少祭文用四字句，有的还用了韵文。凡用四字句的大都文字生僻，晦涩难懂。这在《柳》集中，其难于理解度仅次于辞赋部分。当然，在表情达意方面仍有可资借鉴的力作，如《祭吕衡州温文》、《杨氏子承之哀辞》、《祭弟从直文》、《祭娣夫崔使君简文》等。

 

二

《柳》集中墓志铭类文章的特色，在《初探》中已作了一般性的论述。本文仅就二个突出的问题作深入的研究，希望能对该类文章的发掘起到引玉的作用。

第一、情系死者，牵悲痛以为文。

墓志铭是古今中外一种常见的应用文体，以记叙死者生平事迹，赞颂其一生功德，让后来者继承其遗志为目的。《文心雕龙·诔碑》说：“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对墓志铭的内容和形式作了严格的规定。由于受到格式和碑面空间的制约，有的还是应邀之作，所以往往流于空泛，难以表现出真情实感，有的甚至成为不闻视听的摆设。柳宗元的可贵，在于他勇于突破，大胆创新，能在其大量的墓志铭祭祀文中，串系感情的脉博，将死者与生者、死者与为文者的思想感情紧密绾合在一起，形成一篇篇叙事实于细微，抒情怀于心灵中的感人肺腑的文贝，令人读而生津，诵而成韵，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却异于其山水文彩，综论哲理的感受。他的笔下的死者的形象、语言、行为、举止、思想、感情、道德、才华，足以证明《柳》集中这部分的文字，并非可以遗忘的角落，而是同样可以为《柳》集增光添彩的力作。文章可长可短，可叙可议，可文可铭，可详可略，可粗可细，不受囿于《文心雕龙·诔碑》的论述，完全以客观实际为准绳，以感情表达为规范。《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长达千余字，而《小姪女子墓砖记》仅有48个字，用“瓦”为“铭”全为三字句，“铭”前无“文”，而悲愤的感情都达到了高潮，小姪女才六岁，聪明灵俐，怎奈夭折。作者用“质之微，当速朽”六个字表达了自己十分悲痛的心情。说的是“质之微”，实则是形象高大；说的是“当速朽”，实则是铭刻于心，终生难忘。用责骂表现长辈对晚辈先逝的剜却心肠的痛楚。这在读者面前，不仅勾勒了小侄女聪慧灵俐的可爱形象，而且让读者看到了作者悲痛欲绝以至于寄痛楚于责骂声中的凄惨音容，完全是血与泪写成的文字。在《祭吕衡州温文》中，我们同样感到这种“情系死者，牵悲痛以为文”的特点。吕温是柳宗元最要好的朋友，两人志同道合，交往多年。元和5年，吕温任衡州刺史，次年死于任上，年仅40岁。永贞革新时，吕温出使在外未受牵连，柳宗元曾把实现政治理想的希望寄托于他。因此，对于吕温的早逝，柳宗元悲恸万分，怎么也无法排解心中的郁抑，他不仅写了祭文，还写了诔和悼诗。祭文中，他怀念吕温给自己的帮助，赞扬了吕温的政绩，愤愤于命运的不公平。请看祭文最后一段：

呜呼化光！今复何为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岂荡为太空与化无穷乎？将结为光耀以助临照乎？岂为雨为露以泽下土乎？将为雷为霆以泄怨怒乎？岂为凤为麟，为景星为卿云以寓其神乎？将为金为锡，为圭为璧以栖其魄乎？岂复为贤人以续其志乎？将奋为神明以遂其义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无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恸肠绝。鸣呼化光！庶或听之。

化光就是吕温，是柳吕交往中使用的爱称，柳宗元在收束祭文时直呼其爱称，把“情系死者”之弦收于剑上，凝结于“牵悲痛以为文”的末端，仿佛化光并没有死。你是升了太空，飘荡于茫茫苍穹？你是变了光束，照耀于浩淼大地？你是变成了雨露滋润着人间万物？你是变为了雷霆荡涤世上的不平？你是变成了龙凤麒麟躲进了景星卿云？你是变成了圭宝璧玉栖寄托自己的心神？还是又活起来了继续你的业绩？一连用14个反问句，大胆直问化光你到哪里去了，深沉地表达了作者苦苦思念挚友的悲伤。这在祭文类中是独具特色的。清代张伯行赞扬：“其文之激楚飞动，足以达情而宣志，是才人本色。”

第二，情具音容，绘形象以为文。

因悲痛感情萦绕心际，对于死者在世时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仿佛死者并没有远离自己，有的只是人去楼空的感情折磨。“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种对死者的眷恋，全凝于作者通过对死者生前的形象的描绘而体现出来，哪怕是举手投足，音容笑语，都点点滴滴镌刻在文章的字里行间，给作者也给读者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从这点上看，《柳》集中的墓志铭类祭祀文章不似文学却胜似文学。《道州文宣王庙碑》记叙了道州刺史薛伯高重修文宣王庙（即孔庙）的工程经过，高度赞扬了薛伯高尊崇儒学，积极施行教化的精神。碑文写事成之后，“庙舍峻整，阶序廓大，讲肆之位，师儒之室。立廪以周食，圃畦以毓蔬。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怀和，更来门下，咸愿服儒衣冠，由公训程。公携衣登席，亲释经旨，不谕本统。父庆其子，长励其幼，化用兴行，人无诤讼”。形象地再现了薛伯高重修文庙后人们争习儒学的盛况和他“携衣登席，亲释经旨”的教化者的形象。《南霁云睢阳庙碑并序》形象生动地记叙了南霁云与张巡、许远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固守睢阳，屏障江淮，牵制敌人的历史功绩，满腔热情地歌颂了南霁云“天与拳勇，神资机智，艺穷百中，豪出千人”，“临难忘身，见危致命”，忠诚为国，英勇不屈，与城俱亡的高贵品质，赞扬他是“超千祀而挺生，奋百代而特立”的英雄。碑文写他誓死维护国家统一，与贼寇势不两立，与张巡、许远“义气悬合，于谋大同。誓鸠武旅，以遏横溃。”于是黎民“裂裳而千里来应，左袒而一呼皆至”，声势浩大，表现了南霁云等的崇高威望和指挥才能。当强敌压境，唐王朝危在旦夕，“诸侯环顾而莫救，国命阻绝而无归”，南霁云等部全被围困时，“公乃跃马溃围，驰出万众，抵贺蘭进明气乞师。进明乃张乐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弊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礼，独何心欤？乃自噬其指曰：‘噉此足矣！’遂恸哭而返，即死孤城。首碎秦庭，终懵《无衣》之赋。身离楚野，徒伤带剑之辞。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碑文通过“跃马溃围”、“驰出万众”、“抵”、“乞师”、“自噬其指”、“恸哭而返”、“懵《无衣》之赋”等动作和“独何心欤？”“噉此足矣”等语言，形象地描绘了南霁云的为国捐躯的崇高形象，给读者打下深深的烙印，使死者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在《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中，作者更是全面而细致地描绘了先父柳镇的形象，真实地再现了柳镇的为人：

天宝末，经术高第。遇乱（安史之乱），奉德清君夫人载家书隐王屋山。间行以求食，深处以修业，作《避暑赋》……乱有间，举旅如吴，无以为食。先君独乘驴无僮御以出，求仁者，冀以给食。尝经山涧，水卒至，流抵大壑，得以无苦……无君改服徒行，逾四千里，告于上，由是贷其问。……表为晋州录事参军。晋之守，故将也，少文而悍，酣嗜杀戮，吏莫敢与之争。先君独抗以理，无辜将死，常以身杆笞菙，拒不受命。守大怒，投几折箦，而无以夺焉。……终秉直以免于耻，调长安主簿……考绩皆最，吏人怀思，立石颂德。迁殿中侍御史，为鄂、岳、沔都团练判官。……为相者不敢恃威以济欲，为长者不敢怀私以清间，群冤获宥，邪党侧目，封章密献，归命天子，遂莫敢言。逾年，卒中以他事，贬夔州司马。居三年，丑类就殛，拜侍御史。判书曰：“守正为心，疾恶不惧”，先君捧以流涕，曰：“吾唯一子，爱甚，方谪去至蓝田，诀曰：‘吾目无涕’。今而不知衣之濡也，抑有当我哉！”

这一长段文字通过对柳宗元的父亲柳镇一生为人的音容笑貌，行为举止的记叙，生动地描绘了柳镇清正廉洁的崇高形象，他的遵祖母“载家书隐王屋山”潜心学习，历尽艰辛的情况；他的“守正为心，疾恶不惧”的高贵品质；他的受命危难、执官为民、辅佐朝廷、忠肝义胆、主持正义、疾恶如仇，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无不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情具音容，绘形象以为文”的特色中，表现最为奇特的应是《先君石表阴先友记》。在墓志石碑后附以《先友记》，是此类文体中很少见的特例。其用意是通过记载其父柳镇的68位友人都是当时的贤达之士，说明其父官位虽非显赫，但在政界和文人中颇有地位，名望，表现出其父一生“号为刚直，所与游皆当世名人”（韩愈《柳子厚墓志铭》）的人际关系和德望。这里，作者描绘的不再是单个的形象，而是有数十人之多的群象，是当时支撑朝廷的铮铮群体，是与其父有着同样品质的贤达群林。在文字中，我们虽然只看到“简而又简”的介绍，最多一个51字，最少的才5个字。但从结合体来看，从群体来想像，给我们留下的依然是公论私交、邀宴、赋诗、欢游、搏奕、商讨、扶困、济贫、议论风生等辅佐朝廷的活生生的群体形象，留给读者的是从意念的屏障中，姗姗走出的步履轻盈的群象。这些人好象出出进进于柳镇的书院里，官房中，晨荫下，夕阳旁，或峨冠博带，或羽扇生风，或步履匆匆，或眉开语笑，或沉思默想。

柳宗元在墓志铭类祭礼文的写作中，突破了“应酬之作”的陈旧之框，把感情的抒发与形象的再现作为这类文体的生命之源，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