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行第一
言语第二
政事第三
文学第四
方正第五
雅量第六
识鉴第七
赏誉第八
品藻第九
规箴第十
捷悟第十一
夙惠第十二
豪爽第十三
容止第十四
自新第十五
企羡第十六
伤逝第十七
栖逸第十八
贤媛第十九
术解第二十
巧艺第二十
宠礼第二十二
任诞第二十三
简傲第二十四
排调第二十五
轻诋第二十六
假谲第二十七
黜免第二十八
俭啬第二十九
汰侈第三十
忿狷第三十一
谗险第三十二
尤悔第三十三
纰漏第三十四
惑溺第三十五
仇隙第三十六
后记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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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是南朝宋刘义庆（公元403—444年）编撰的一部笔记小说集。刘义庆是刘宋王朝的宗室，袭封临川王。历任重职，喜好文辞。书中主要记载东汉未至魏晋间士族阶层的遗闻、轶事、琐语，而以晋代为主。但是书中谈到的人物不只士族阶层，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庶憎侣，都有记载。编撰者杂采众书，把值得称述的旧闻轶事纂辑起来，并加以润色，按内容分门别类，划为德行、言语、政事等三十六门，以士族阶级的观点，对士族名流的生活、思想、情趣等方面作了较多的反映。
从汉末到魏晋，天下动乱，军阀混战。特别是晋代，西晋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导致八工之乱，王室衰微，民不聊生，流民起事，割据称雄。东晋时，民族矛盾更加激化，北方外族并起，虎视江左；朝廷内外，士族之间，掌握军政实权者互相攻战，甚或举兵威逼朝廷，加以连年用兵，赋役繁重，阶级矛盾更加尖锐，致使人民群众暴动迭起，东晋王朝终于覆亡。这样的时代背景，虽然不是本书所要反映的内容，但是个别地方也有所透露。例如（识鉴》第22则讲到前秦皇帝符坚统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区后，又直下淮阴，想灭掉东晋；《方正》第32则讲到王敦谋逆，举兵东下京都，意欲废晋明帝；（政事）第11则叙述苏峻举兵把晋成帝软禁在石头城，并在成帝面前杀了侍中钟雅的事件；（雅量）第29则指出桓温想杀掉谢安、王坦之，以篡夺帝位；《德行》第43则说及江州刺吏桓玄击败荆州刺史殷仲堪，俘获殷氏手下将佐以壮大自己；《德行）第45则对孙恩发动的声势浩大的起义只以“后值孙恩贼出吴郡”一语匆匆带过。在这类内容里，我们能看到内忧外患有增无已的动乱局面和作者的观点立场。
政局动荡，弊端迭起，一些人不免讥议政事，不满朝廷，因而受到残酷的镇压。特别是当时的名士，一旦稍有不满，就会招致杀身灭门之祸。例如汉末名士孔融，因屡次触犯曹操而遭杀害，《言语）第8则和第5则分别记载孔融讽刺曹操的话和全家横遭逮捕一事。又如中散大夫嵇康，是曹魏宗室的女婿，尽管他为人谨慎小心，但因拒绝与当时控制朝政的司马氏合作，便遭疑忌。《雅量》第2则记他被逮捕后，虽有三千大学生上书请以为师，还是被司马昭杀害了。残酷的镇压，使士大夫感到国家前途渺茫，个人生命没有保障，许多人不敢随意议论政治。为免祸计，就逃避现实，或者隐遁山林，不肯出来做官，或者崇尚清谈。不问世事。隐遁一事，本书单立《栖逸》一篇来记载，还有一些散见于其他篇章（如《雅量》第28则记叙谢安隐居东山之状）。有的人隐居不仕，是不愿和统治者合作，消极反抗。例如《栖逸》第14则记德行高洁的范宣“未尝入公门。韩康伯与同载，遂诱俱入郡，范便于车后趋下”。当时政局动乱，范宣要以清白自保，不肯涉足官府，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其中也不乏借隐遁来沽名钓誉的人，据《言语）第69则记载，王羲之就讽刺过某些隐逸者高谈隐逸而羡慕荣华富贵。
至于崇尚虚无、专谈玄理之风，从魏代何晏、王弼开始，愈演愈烈，士大夫竟相谈老庄，谈《周易），谈禅，摈弃世务，以清谈为学问，以善于清谈为高雅，得到赞颂即为名士，社会风气因之大变。本书对此也津津乐道，给以绘声绘色的描写。例如《文学》第31则记孙安国和殷浩清谈，两人“奋掷麈尾”，情绪激昂，终至互相嘲讽，直到天晚也无暇进食。又第56则记载在会稽王司马昱府上的一次清谈，当刘惔驳倒孙安国的玄理时，“一坐同时拊掌而笑，称美良久”。甚至清谈还可能成为做官的捷径。例如《赏誉》第17则记载王湛年轻时因为沉默寡言，兄弟宗族内夕都认为他痴呆，有一次和侄儿王济清谈，由于他“答对甚有音辞”，妙言奇趣，人所未闻，王济奏闻晋武帝，于是显名，出任官职。其实清谈除了所涉及的某些哲学问题外，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这只是士大夫逃避现实、填补精神空虚、消磨时日的做法而已。他们讲究的是言辞，追求音调的抑扬顿挫，陶醉于不接触实际的空谈之中，于国于家两无补益。例如以清谈得重名的殷浩，当时朝野认为，从他的出仕与否，可以预测东晋政权的兴亡。可是殷浩只是个嘴上空有千言、胸中实无一能的空谈家，就任高官后，谈不上有政绩，出任中军将军，只落得大败而归，终于被除名为民，这在《识鉴》第18则、《赏誉》第99则、《黜免》第3则都有记载。当时关心时局的人反对这种废弃政务的清谈，《言语》第70则记王羲之当面批评谢安“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安只能用诡辩搪塞。
和崇尚清谈之风密切相关的是魏晋重视对人物的品评，这也是承续汉末遗风的动荡年代的产物。本来魏晋实行选举人才的制度，有所谓九品官人法，各州郡设官负责品评当地人物的高低优劣，分为九品，以便选人授官。士大夫也常聚在一起品评人物。通过品评，统治者可以确立选拔人才的新标准，士人则以此为进身之阶，而擅长品评的人因此而声价十倍，士大夫之间也借品评相标榜，抬高声誉，以致品评人物的风气大盛。品评人物的高下，或者就其容貌举止，或者看其言谈辞气，或者观察仪态风度，诸如才情气质，本性能力，无一不是士人品评的依据。这种品评，成为本书一个重要内容，《识鉴》《赏誉》《品藻》《容止》诸篇有不少这样的记载。士族名流的品评，更是一言九鼎，可以左右一个人的仕宦前途。要想做官，固然必须得到士族名流的吹嘘，即使不为做官，也以得到名流的赏识为荣。例如《品藻》第25则记评论界品评温峤“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还没有提到他，温嶠竟紧张得“失色”。可见士人对品评的重视。
品评的内容，除了那些涉及德才的评论能让我们看出当时的道德才能规范外，也表明了魏晋士族阶层的风尚。他们讲究仪容举止，名士风流，追求一种所谓高雅的生活方式，这里包含很多内容。例如他们出入要侍从搀扶着走路，装出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摆出一副尊贵的架子。《雅量》第36则记王子敬在房子着火时还不肯站起来走，而是不慌不忙地把仆从叫来搀扶着自己，才慢慢离开。当时的人还赞赏他这种“不异平常”的神情态度。又如士族大家注重仪容修饰，喜欢搽粉薰香。《容止》第2则记何晏本来脸长得白，魏明帝却怀疑他搽了粉。可知男人搽粉在当时很普遍。《假谲》第14则记谢遏年轻时喜欢带紫罗香囊。讲究仪容举止女性化。体现了上层社会的精神风貌和审美观点。如果姿容秀丽，风度翩翩，就会受到特别的赏识，赢得别人的特殊尊重。据《容止》第1则所记，连曹操这样的一代枭雄也自以为“形陋”，不敢接见匈奴使者，要派容貌秀美的崔琰代替自己，宁愿自己“捉刀立床头”。又第23则记苏峻起兵反帝室，胁持皇帝，陶侃本认为这是庾亮挑起祸端，要杀庾氏兄弟以谢天下，可是一见到庾亮“风姿神貌”，就立刻改变了看法，对他爱重备至。这类纯粹以貌取人的荒谬做法，最能反映出当时注重仪表的风气。
魏晋士人生活方式的另一面就是作达，其表现方式不过是纵酒寻乐，蔑视礼法，放诞不羁，《任诞》一篇对此作了集中的描写。各人作达的动机和目的不尽相同，有的人以此作为远离世事以避祸端的途径。例如阮籍，本是正直、高尚的人，他既畏惧权势而屈从司马氏集团，又看到礼法之士的虚伪，统治者的骄奢淫逸，掌握实权者的伪善阴险、滥施杀戮，而自已经国济世的抱负无法施展，愤世嫉俗，于是借酒浇愁，借沉醉和放诞来躲避明枪暗箭，以保全自己的纯真。他当官并不是想为统治者效劳，《任诞》第5则说他听到步兵营贮藏有三百斛好酒，就请求派去当步兵校尉。他蔑视礼·法，第2则记他在守丧期间，公然在司马昭的宴席上大吃大喝，礼法之士何曾骂他破坏了以孝治天下的法制，应该严惩，他却照旧吃喝不误。第7则记他嫂嫂回娘家，他公然违反嫂叔不通问的礼制。去与嫂嫂话别；别人讥笑他，他反驳说：“礼岂为我辈设也？”当时那些所谓礼法之士不守孝道和淫乱纵欲的大有人在，而饮酒吃肉、给嫂嫂送行不过是人之常情。因此阮籍的放诞，比起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来，倒更能显出他的纯真。何况阮籍的纵酒放诞主要是他所处的那个险恶环境逼成的，是不得已的。所以第13则记他儿子阮浑也想学他的放达时，他就反对说：侄儿阮咸已经入了我们这一流，你不能再这样了。这种表面放达而内心痛苦的事，他当然不希望儿子来学样。又如《任诞》第18则记阮宣子常以百钱挂杖头，一到酒店，便独自开怀畅饮，借此而不去登权贵者之门。他是把纵酒作为不肯攀附权贵的一条退路。不过也有些贵家子弟想附庸风雅，利用纵酒放诞来表现其所谓名士风流。《任诞》第53则记王孝伯说：“名上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像这样的名士，就一无可取了。
《世说新语》一书并没有忽视社会的其他现象，对许多方面都作了一定的介绍和褒贬。本书很注意记载道德品行方面的事，举凡忠君敬上，父慈子孝，礼贤下士，为官清正，举止端庄，仗义报恩，亲人爱物，以及妇女的贤淑，都曾留意到。《德行》一篇记载着各种有德的言行。例如第26则记祖纳性至孝，经常亲自为母亲烧火煮饭而得佳名。第27则记周镇免官回京都时，乘着又窄又漏雨的小船，以此证明为官之清廉。又如（贤媛）第20则肯定陶侃的母亲教子有方：陶侃作鱼梁吏时，曾把公家的鱼寄回家，陶母把鱼退回，并责备陶侃。这类品德是可取的。其中也有一些记载是封建槽粕，例如《德行》第45则宣扬陈遗对母亲最孝顺，后来战败逃匿山泽中时得以活命。这实际鼓吹了因果报应。
魏晋时期，道教盛行，士大夫中信仰道教的人不少。道教所用的道术很多，主要的是占卜和符篆。由于迷信盛行，人们对风水方术都很虔诚，《术解》一篇和其他篇章讲了一些荒诞的事，宣扬了宿命论。例如《术解》第8则讲郭璞为王导占卦，算出王导命中该遭雷击，劝王导拿一段柏树放在床上做替身，方可消灾，结果柏树被雷击碎。这里想证明占卜能预示吉凶，宣扬占卜的灵验。其实既然命中注定，怎么能逃脱；如果神灵有知，何至于误击柏木！又如《术解》第3则讲有人相羊枯父亲墓地的风水，认为风水很好，“后应出受命君”，羊祜“遂掘断墓后”，破坏地脉，而相风水的人认为“犹应出折臂三公”，结果羊祜“坠马折臂，位果至公”。这里鼓吹子孙的荣华富贵决定于坟山风水，还吹嘘羊祜对王室的忠贞。但是沉溺子迷信而不能自拔，终将吃苦头。《术解》第10则讲郗愔笃信道教，认为服符水可以消灾除病，而吞下的符篆都积存在肚子里，以致常患肚子痛。他本想得到天神保佑，反而招来了病痛，这就是迷信的后果。
魏晋注重门第，士族和庶族的等级界限森严。士族是地主阶级内部的大姓豪族，在政治、经济上享有各种特权；庶族不能和士族平起平坐，不能通婚。这种门阀等级制度，书中时有反映。例如《忿狷》第6则记王献之去拜访谢安，适逢习凿齿在座，按礼节，王献之应该和习氏并排坐，可是他不肯落座，谢安只好请他坐到对面。这是因为王、谢当时是豪门望族，炙手可热，而习凿齿虽然才学出众，但是出身寒士，所以以尊贵骄人的王献之就不肯和他并坐。又如《方正》第58则记桓温求娶王述的孙女为儿媳，王述很生气，说：“兵，那可嫁女与之！”后来桓温只得把女儿嫁给王述的孙子。桓温当时虽然位高权重，可是出身寒微，祖辈名位不显，不是名门望族。而名门之女不能下嫁，所以王述不肯把孙女嫁到他家。但是庶族之女有可能嫁到名门，一般的士大夫之家为门第考虑也希望攀附门第高的贵族，所以桓温的女儿嫁到了王家。庶族之女攀附名门也不容易。例如《贤媛》第15则记王湛想娶郝普的女儿为妻，王湛的父亲只因看到儿子愚笨痴呆，才同意了这门亲事。郝氏出身庶族，如果不是遇到这样的女婿，恐怕也攀不上。从此可见当时门阀制度对婚姻要求很严格，可见联姻是服从一定的政治需要的。
贵族士大夫依仗着自己的门第和权势，有的凶残肆虐，骄奢豪横，无恶不作，而有的则吝啬刻薄，视财如命，一毛不拔。本书列《汰侈》《俭啬》两篇，只对其奢侈、吝啬作一定程度的描述，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们狰狞、鄙陋的面目。例如《汰侈》第1则写显官豪富石崇经常大宴宾客，每次都叫美人劝酒，如果宾客不干杯，就立刻杀掉美人。有一次大将军王敦偏不肯举杯，石崇因此连杀三个美人。在座的王导责备王敦不该如此，王敦还若无其事地说：“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惊心的场面！两人都视人命如草芥，石崇要令出必行，以杀人来维护自己的尊严，王敦偏要观察石崇的动静，看他能杀多少，都是以杀人为乐。封建贵族嗜血成性，于此可见一斑。又如《汰侈》第3则记王武子用人乳喂猪，第4则记石崇把蜡烛当柴烧，这都说明了他们的穷奢极欲。他们宁可肆意挥霍民脂民膏，却不肯让别人沾到半点好处。例如《俭啬》第4则写“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不只是对外人，就是对亲人也是锚铢必较。例如《俭啬》第5则写王戎借了几万钱给女婿，后来女儿回娘家，他见面就满脸不高兴，女儿马上还了钱，他才和悦起来。又如第1则写富甲一方的和峤，家里有良种李树，他妻弟问他要李子，也只给几十个，舍不得多给。这些都反映出贵族士大夫的视财如命，贪得无厌。
《世说新语》还记述了一些关于辞令的故事。古人历来重视言辞表达，魏晋时人也很讲究辞令。注意辞令，多少是受清谈之风的影响，清谈要求言简意赅，辞锋锐利，思辩力强，寓意深远。因此人们在其他场合也追求应对得体，或含蓄，或精微，既要富有文采，又要意味隽永。古人从小就注意语言修养，培养语言技巧。本书很注意搜集这类启人智慧的佳句名言，《言语》《文学》《排调》诸篇记载了不少。有的应对，思路敏捷，善于随机应变。例如《言语》第3则讲年方十岁的孔融去拜访享有盛名的李元礼，当在座的宾客正赞赏孔融的聪明时，陈韪却说他“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孔融随即回敬了一句：“想君小时，必当了了。”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名褒实贬，表现了孔融的机敏和锐利的辞锋。又如《言语》第51则说顾和偏爱孙子顾敷，引起外孙张玄之的不满。有一次三人在寺庙时，顾和问卧佛像旁的弟子为什么有的哭，有的不哭，张玄之趁机说：“被亲故泣，不被亲故不泣。”顾敷知道张玄之对顾和的偏爱耿耿于怀，就说：“当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两人都善于捕捉机会，借题发挥，不露形迹。从以上两例可知魏晋人从小孩时起就注意辞令的培养训练了。有时，话不能直说，就需要委婉暗示。例如《言语》第8则说，很有才华的称衡得罪了曹操，曹操故意录用他做地位卑微的鼓吏，并且叫他击鼓，孔融劝谏说，称衡的罪是“不能发明王之梦”。话说得很含蓄，耐人寻味，却是尖刻地讽刺曹操横加罪责，使曹操感到惭愧而又无从发怒。如果说话得体，就有可能逢凶化吉，免掉许多口舌是非。例如《品藻》第86则说，太傅桓玄在朝臣聚会时突然问王桢之：我和你家七叔相比，谁强些？宾客一听，都紧张地为王桢之捏一把汗，王桢之却缓缓地回答说：“亡叔是一时之标，公是千载之英。”他这样说，既没有贬低自己的叔父，也没有因赞美叔父、得罪野心勃勃的桓玄而招致杀身之祸，在座的人都为他松了一口气。注意言辞，在官场中尤其不可忽视，一旦失言，后果将不堪设想。例如《轻诋》第11则说，有一次桓温认为丧失了北中国是王夷甫等人的罪责，而袁虎却轻率地表示异议说：“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桓温听了，满脸怒色，当场就对袁虎语露杀机。至于那些阿谀逢迎，自我解嘲的言辞就不值得称道了。例如《言语》第18则说到立志隐居的向子期后来到京都寻求进身的门路，司马昭问他为什么出山，向子期回答说，古代的隐士“不足多慕”。这不过是厚颜强辩罢了。
除此以外，本书在品德修养、生活态度、工作作风、待人接物等等方面的一些记载，都有值得肯定的东西。读者自会观察、判断，我们就不一一叙述了。
本书所谈内容，除了从大的方面按特点分门别类以外，在每一门类内部，并没有再按事项分小类，而是基本以人物，事件出现的时间先后为准来排列顺序。所以有时实质相同的条目并没有顺次排在一起，这对了解每一门类所涉及的面带来一定不便。还有，本书一些条目的归类仍有可议之处，不见得都很严格。本应归此门而放在另一门的情况有之，本来没有什么内容而强立条目者亦有之，这些也比较容易识别。
这本书给我们提供的知识是广泛的，丰富的。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一些历史情况，看到当时的社会状况、思想状况、生活面貌、风尚习俗等等有历史价值的材料。其次，本书的文学价值也很大。书中所记，多则百余言，少则十数字，有很多经过作者的着意加工，是短小精悍的佳作。其中情节的安排、渲染，言行的互为烘托，文辞的隽永质朴，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德行》第11则以对待金钱和权贵的两种态度，对比描写了管宁和华歆两人的不同志向。对待黄金，管宁只视同瓦石，华歆却“捉而掷去之”。一个”捉而掷”画出了华歆的内心活动，他经不起黄金的引诱，情不自禁地捡了起来，又要故作清高，只好强压欲念而掷去。本书擅长即事见人，寥寥几笔，就可传神，使人物风貌历历在目。鲁迅先生肯定了《世说新语》和刘孝标为本书所作的注，指出其成就：“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下至缨惑，亦资一笑。孝标作注，又征引浩博。或驳或申，映带本文，增其隽永。”总之，这是古代轶事小说中的代表作。
自《世说新语》问世以后，摹仿它体裁的笔记小说渐多，仍流传至今的也不少，有北宋王谠撰《唐语林》、明代焦竑撰《玉堂丛语》等等。而本书对后代其他文学作品也很有影响，一些小说、戏曲取材于此，或者学习其手法。例如《三国演义》所写的击鼓骂曹和望梅止渴等故事都是从《世说新语》取材的。
本书较多地保存了魏晋时期的口语。编撰者没有刻意求古，不管是记言还是记行，都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实际；所以有些词语的用法既不同于上代，也不同于后代，能反映出用语的时代特点，给语言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其中一些词语甚至渐渐凝为成语，例如芝兰玉树，未能免俗，一往情深等等。
总之，《世说新语》对了解魏晋历史、文学、语言都很有价值，值得一读。只是编撰者本人是贵族，书中所搜集记录的人物轶事及作者对人物、事件的评价，当然都是从贵族阶层的观点出发的，他的褒贬爱憎有很多地方不能作为我们今天评价古人的标准。但是书中所反映的一切，还是给我们提供了广泛的历史知识，具有认识意义。我们相信读者能鉴别是非。正因如此，对本书的内容，我们在注释中未作评论。《世说新语》流传后，历经唐宋，由于传抄、删节，所以版本不同，文字也有异同。我们这里所用的是王先谦重雕纷欣阁本，只是繁体字和异体字一律改为通行的简化字。对各本的文字异同，一般不录，只有认为另一本的用字更好或可供参考时，才在注释中注明一本作某。
《世说新语》曾得梁朝刘孝标作注，注文引证经史杂著四百多种，这对了解该书内容大有神益。我们在注释中所说的原注即指刘注。前几年，中华书局又先后出版了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和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我们正是参考了古今研究成果来译注的，对各家的说法多有采纳，只是为了行文简洁，没有一一注明。注释部分也参考了史书，对所牵涉到的一些历史事件、人物、言行背景等有所说明，以便于对原文的理解。其次，有些词语可能前后重注，所以这样，或者因为同一词语在不同的地方所释的重点不同，或者因为前后重出间隔太远，恐读者对前一注释已经印象淡薄，个别地方也可能会有所疏忽。另外，注释原则上采用句注，只有少数句子需要说明分句的引文、句意、背景等，为了醒目，就在分句后加注。
我们的译注，是想把古籍介绍给广大读者，以便对古代汉语和古籍了解较少的读者能够顺利读懂，以了解祖国的传统文化。因此译注力求突出普及性，注意浅显通俗，译文也基本采用直译方式，希望尽可能反映语言的原貌。其次，正文中的诗句，为了保持原文的韵味，我们只在注释中译出大意，译文中一律保持原句。
译注由许绍早、王万庄、刘家相三人分工进行，最后由许绍早定稿。由于我们对六朝的语言应用情况及有关史料掌握不多，对所记叙的遗闻、轶事、琐语的背景缺少深入体味，译注水平不甚理想，还望专家和读者多加指正。
许绍早
1995年7月
于吉林大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