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4月的一天，瑞士驻比利时大使收到一封求助信，内容如下：“部长先生：我荣幸地请求您设法让瑞士政府出面向德国政府交涉以下事宜：在德国，我和我妻子的银行财产被非法没收。我是瑞士公民（原籍苏黎世州），我以这身份请瑞士政府从德国当局那里收回我的银行财产。顺致崇高的敬意！”署名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大使见信，吃了一惊。他这才意识到，或者确切地说，这才想起来，这位诺贝尔物理奖的获得者、名扬全球的科学家原来是他的同胞。确实，即使在今天，爱因斯坦被普遍看作是德国人或美国人，很少有人知道他直到去世前还持有有效的瑞士护照，而且他的瑞士国籍拥有时间超过了他的其它国籍。瑞士其实是他光辉生涯的摇篮和起点，尽管对他说来那里并不总是充满鲜花和阳光。
天才的差生
1895年，爱因斯坦只身来到瑞士苏黎世，年仅十六岁。他放弃了在慕尼黑的高中学业，想直接进入苏黎世联邦高等工科学院（简称苏黎世高工）。他的天才已被一些亲友发现，其中与苏黎世高工有关系的亲友为他写了推荐信，他信心满满地想就此叩开这所欧洲知名高校的大门。
可是没有高中文凭的他哪能如此轻易地被录取，行政部门简单地回绝了他。但后来校长亲自过问了此事， 例外地同意他参加入学考试， 以此决定他是否能入校。
入校考试科目很多，持续了几天。结果出来，爱因斯坦的成绩一塌糊涂，很多东西根本没读过，空白点太多。对这次考试，他日后承认：“这个失败是完全的，没什么可说的。”
本来他应当打道回府，去父母所在的意大利了，但苏黎世高工有个叫韦伯（Weber）的教授慧眼识天才，他坚持让另外几个教授重新审查爱因斯坦的能力。审查结果，意见不一，最后还是校长拍板：爱因斯坦如果能在瑞士拿到高中文凭，就可以免试进入该校。韦伯教授建议爱因斯坦去阿劳（Aarau）州立中学就读，因为他的一个学生在那里当校长。爱因斯坦欣然接受。这个韦伯教授在爱因斯坦的学业中是个关键人物，但在他起的所有重要作用中，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
爱因斯坦在阿劳中学过得相当愉快。他只花了一年时间，便结束了全部课程，不过各门成绩有好有差。理科几乎都是最高分六分，文科则比较差，特别是法语，毕业考只得三分，不及格。这个法语毕业考要求写一篇题为《我未来的计划》的作文。在短短三段的文字里，爱因斯坦写得错别字连篇，确实达不到标准。但这篇作文对研究爱因斯坦很有价值，因为他在里面谈到了自己的志向，并对自己能力作出了评价：他的理想是当一个自然科学理论领域里的教师，其原因“是自己在抽象的、数学的思维方面相当强，而在实际动手能力方面比较弱”。更早时候的爱因斯坦曾打算长大后当一名电器工程师，以接他父亲经营商业企业的班。从这篇小作文里，我们知道他这时已经修正了自己的发展方向。
由于各科成绩平均达到五分，属于“良好”，爱因斯坦拿到了瑞士高中文凭。
爱因斯坦的高中文凭。瑞士教育体制中6分为最高分。
1896年10月，他顺利进入苏黎世高工。校长为他能如此迅速地高中毕业感到惊奇。在大学里，爱因斯坦的学习不按常规出牌，上课完全视自己的兴趣而定：合自己胃口的课他去上，不合胃口的则不去上。用他自己的话说，与其去听没有意义的课，不如在家里自自学有意义的东西。这种学习方式对他来说当然是完全积极的，但对老师来说，就成了一种大逆不道，哪个老师喜欢经常缺课的学生？这样，爱因斯坦越是不感兴趣、越是缺席多的课，他的成绩就越是差，甚至不及格。在这方面，火气最大的正是曾经帮过他大忙的韦伯教授。爱因斯坦大学期间的物理课程，包括毕业论文，主要是由韦伯担任导师，但在爱因斯坦看来，这位恩师的教学内容陈旧，毫不反映当代的最新成就。于是对他的课，爱因斯坦也照样缺席和不交作业。两人关系因此变得紧张起来。爱因斯坦的毕业论文在韦伯教授手里勉强及格，评语也写得很差。
爱因斯坦所在的理科班共有十个男生、一个女生。毕业考后，十个男生全部及格，但爱因斯坦成绩最低，平均分四点九一分，其他男生都在五分以上。爱因斯坦的这个分数看上去有点故意不让他过“良好”这道重要门槛。至于那位唯一的女生，因为成绩不到四分，不及格，未能拿到文凭。她名叫米列娃（Mileva），塞尔维亚人，后来成为爱因斯坦的第一任妻子。也就是说，这一对当时已经相爱的恋人是班上成绩最差的学生。
漂流的失业者
苏黎世高工毕业后的爱因斯坦情况糟透了。同班九个男生毕业后全部找到大学助教或助研的位置，唯独爱因斯坦连中学教师职位的申请都屡屡被拒，更不要说进高校了。究其原因，一是成绩不好，二是韦伯教授写的评语太差。
韦伯教授从一开始的伯乐，变成了差点葬送这位天才的“掘墓人”，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这方面，爱因斯坦有爱因斯坦的原因，韦伯有韦伯的理由，不能说是谁的错。人际关系就是这样，误解无处不在。
这样，对爱因斯坦来说，毕业实际上是失业，失业意味着没有收入。当爱因斯坦还在上大学时，他父亲就破产歇业了，他的学费由一个亲戚资助，每月一百瑞士法郎；但这位亲戚讲好只负担到爱因斯坦毕业为止。因此当爱因斯坦拿到大学文凭后，这个经济来源就中断了。
雪上加霜的是，他那未能毕业、同样没有任何工作的同班恋人米列娃，这时怀孕了！
怀孕不仅增加了经济上的压力，还造成家庭内部的一场危机。爱因斯坦的父母坚决反对他俩的婚事，特别是母亲又哭又闹，非要把这个比爱因斯坦大三岁、没有收入的女人赶走不可。而米列娃家也对这桩婚事不持赞同态度，在他们看来，在经济上没有任何着落的情况下谈婚论嫁，简直是瞎胡闹。但是爱因斯坦和米列娃没有让步，这时的他们相濡以沫，而他们的来往通信，日后被编辑出版，成为情书的典范。几年后，当他俩成婚时，双方家庭没一个人前来参加典礼。
面临困境，爱因斯坦能做的就是到学校临时代课，时间从没超过两个月，而更多的时候是替私人补习功课，也就是当家教。这是他当时在报上刊登的广告：“私人授课，数学和物理。为大学生、中学生提供强化练习。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苏黎世高工文凭获得者。试课期间免费。”
看到这样一则广告，我觉得鼻子有点酸酸的：当时有谁能把它和史上少有的科学家形象联系起来呢？
当家教有时还受到欺负。有个中学生请他补课，中学生的父母给他四百法郎用作一个月的补课费，这学生却“贪污”起来，只拿出一小部分给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发现后大怒，威胁马上要离开。学生怕一时找不到老师，只好把钱交出。爱因斯坦写信给米列娃说：“你想象一下我在这种形势下是如何的大胆！”他又对另一个朋友就此事发表感想：“大胆万岁！它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守护天使！”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爱因斯坦在采取行动时其实心里是很发虚的。
在毕业后的两年里，爱因斯坦为了给人补课和代课，哪里需要到哪里，东奔西走，居无定所。在这期间，米列娃产下一女孩。而两人当时尚未成婚，按照规定，非婚生子女不能正式登记。再加上经济上的困难，他们把孩子给人领养了，以后竟不知所终。这个世界上曾经有一个女人，至死不知道自己是爱因斯坦的女儿。
读到这些故事，不由得想起孟子的名言：“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莫非爱因斯坦这两年的磨难也同样是命运的安排？
也许为了找工作的方便，爱因斯坦于1901年申请加入瑞士国籍。他的一本瑞士护照在2003年被拍卖九万三千瑞士法郎。
爱因斯坦的瑞士护照
小公务员是大科学家
1902年，爱因斯坦的生活终于有了转机。这年6月，他在伯尔尼的瑞士联邦专利局谋到了一个年薪为三千五百法郎的公务员职位。
这首先要归功于他的大学同学马尔赛·柯罗斯曼（Marcel Grossmann）的帮助。这位同学的父亲认识联邦专利局局长，他出面推荐爱因斯坦，局长答应帮忙。不久正好有个三等技师的位置空缺，局长马上让爱因斯坦前来应聘，别无选择的爱因斯坦自然立即赶去伯尔尼。
招聘是公开进行的，一共有五个候选人前来应聘。面试结束后，爱因斯坦胜出。
这个技师职位是负责电器专利申报的审查，需要对各种电器进行测检，是个实际操作性很强的活。而我们已经知道，爱因斯坦的动手能力很差。他之所以能在五人之中胜出，不能不让人想到是关系的作用，所谓公开招聘不过是形式，内部其实早有定见。直至今日，这种现象还是普遍存在于西方社会各行业的招聘工作中。
但是世界科学界要为这个“开后门”事件感到庆幸，要向瑞士联邦专利局致敬，因为它成就了一个天才的诞生，也成就了科学史上少有的一次飞跃。
爱因斯坦获得这个职位后，欣喜若狂，他用“令人吃惊的成功”来描绘这次录用，也自然没有忘记向他那位帮忙的同学写信表达他感激涕零的心情：“我实在为你的忠诚和善意而感动，你从没忘记你那个没有运气的老朋友。”
当他在伯尔尼租下第一个房间时，他兴奋地写信给米列娃说：“我有了一个很大、很漂亮的房间，沙发很舒服，房租只要二十三法郎一个月，实在太不贵了。里面还有六把椅子、三个橱柜，再放下一整套家具都没问题。”
而差不多同时，他的一位高中同学来看他，见到这个房间后，这位同学告诉别人：“这是个很小的房间， 家具很简陋， 这说明我的朋友生活在极其贫困的条件里。”对这么一个房间，爱因斯坦居然满意得不得了，一方面说明他穷到了一定程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得到职位后的快乐心情。
三十多年后，老同学柯罗斯曼去世，爱因斯坦写信给他的遗孀表示悼念，并重提旧事：“毕业后，我几乎被所有人抛弃，完全绝望，生活失去方向。但是他支持我，在他和他父亲的帮助下，我得以在几年后进入专利局。这真是救了我的命，没有这份工作我虽然还不至于死，但我的知识分子生涯肯定完了。”
以前当我知道爱因斯坦曾在专利局当小公务员时，总觉得委屈了这位大天才。后来读到这些故事后，才明白这个职位对他来说是那么重要，说雪中送炭还太轻，那其实是他的救命稻草。
专利局的工作相当轻松，并不是每天都有人来申报电器专利。爱因斯坦早上八点上班，八小时后下班，一周工作六天。这使爱因斯坦有比较充分的业余时间来思考他的伟大发现。后来他在回忆录里讲到这段经历时说：“这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实在是件好事。在大学环境里，往往要求一个年轻人写出有一定数量的科学论文，这是种很形式化的做法，只有少数几个涉足很深的人才能应付。而生活中其它一般的实际工作，对所有有正常能力的人来说都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人们并不要求他从中发现什么特殊的闪光点。如果他有自己更深入的科学爱好，他就可以在挣饭吃的工作以外，进行他的研究，而不必担心出不了成果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在有压力的情况下，爱因斯坦可能不一定会有多大成就，而只有在这种轻松的环境里，他才能做他想做的事，并且做出辉煌来。爱因斯坦的这段话对那些从事业余研究、业余创作的人来说，是一种实在的鼓励。
三年后，1905年是世界近代史值得纪念的一年。
这一年，爱因斯坦用了三个半月的时间（从3月至7月）发表了四篇论文。其中三篇刊登在德国柏林的《物理年鉴》上，一篇刊登在苏黎世大学的《论文》杂志上。这四篇文章加起来才三十五页，可它们超越了牛顿定律，奠定了一个叫做狭义相对论的革命性理论。爱因斯坦此举是世界科学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不属于任何一个科研机构，几年前还到处奔波当家教，如今在某个职能机关当小职员，却在最短的时间里，以几篇小文章把整个物理界搅了个天翻地覆。如何解释这个现象，是爱因斯坦研究者遇到的最基本的难题。
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的第三篇论文
爱因斯坦以后又发表了广义相对论，对此人们很清楚这个理论的来龙去脉，它形成的每一个过程都有案可查，而对他1905年发表的狭义相对论，人们始终没弄明白它是如何一蹴而就的，那篇原始的直接论述狭义相对论的手稿已失传。1944年，已是美国公民的爱因斯坦将那篇文章手抄了一遍，在当地拍卖得六百万美元，捐献给国家，作为对战争的资助。
但有一点很清楚，即爱因斯坦在去伯尔尼任职时，脑子里已经有了狭义相对论这个思想的胚胎，只是由于生活的动荡，无法让它成型。就像一只母鸡，肚里早就有蛋，但在风雨奔波中，无法下蛋，一直等到有了个相对稳定的窝，才安安静静地把蛋生了下来。伯尔尼便是这样一个窝。有专家统计，爱因斯坦一生理论贡献的百分之六十是在伯尔尼的七年中完成的，而其中最重要的都集中在1905年发表的论文里。业余的爱因斯坦似乎远胜于后来专业的爱因斯坦。
1 9 0 5 年爱因斯坦发表那些重要论文的时候， 他住在伯尔尼克拉姆街（Kramgasse）的49号，这条街是伯尔尼老城的中心大街。伯尔尼老城于1983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大街由小石块砌成，中央有若干古典喷泉，离49号不足一百米便是有名的大钟楼。到伯尔尼游览，这条街是主要景点。49号的门楣石面上原来刻出几个小字“爱因斯坦故居”，不到跟前根本看不见，现在已改成用稍大的红字标出。爱因斯坦原来居住的房间也变成了一个小博物馆。登楼进入内部，人们会对房间的简陋发出感叹：当时这里连厕所都是几家合用的。但是，爱因斯坦回忆录里把居住在这里的那一年称之为“非常愉快的一年”
大学跳槽记
这几篇在日后被视为重磅炸弹的文章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新事物从出现到被承认所需要的时间取决于业界的敏感度。总之，爱因斯坦在1905年之后的几年内生活照旧，但他本人很清楚自己科学成果的革命性价值。他重新开始谋取高校职位的努力，因为业余爱好者的身份、长期置身专业之外的情况，毕竟会影响到这些成果的被认同。
1907年，他向伯尔尼大学提出申请，同时寄去十七份研究论文，其中包括狭义相对论在内的四篇最重要的文章。伯尔尼大学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来研究他的材料，最后由七十四岁的物理老教授福尔斯泰拍板：不行！爱因斯坦大受打击，逢人便说：“这所地方大学真是个猪圈！”
尽管是猪圈，但还是想进去。第二年，并不气馁的爱因斯坦又向伯尔尼大学投去一篇文章，其内容已不可考，可能属于爱因斯坦成果中最不重要的。这次又出乎爱因斯坦的意料，伯尔尼大学马上给了他一个客座讲师的职位，专讲“热能分子理论”。这个职位并不足以养家糊口，所以爱因斯坦继续在专利局工作，授课则安排在早上七点。这样一个时间，使听课者寥寥无几，一开始有三个，到第二学期就只剩下一个，此课也就停止了，毕竟一个学生也太少了点。但不管如何，这是爱因斯坦在大学的第一个职位。
1909年，爱因斯坦的理论被不断证实，他的声望开始上升。同年，苏黎世大学主动与爱因斯坦联系，希望他参与一个特聘教授职位的竞争。爱因斯坦欣然前往，在九个候选人中，他以相对论理论胜出。但这个职位的工资居然比在专利局还低，爱因斯坦据理力争，最后学校答应给予与专利局相同的工资：年薪四千五百法郎（爱因斯坦在专利局期间被加过工资）。第二年，因风闻布拉格德语大学要聘用爱因斯坦，苏黎世大学又将他的工资提高到年薪五千五百法郎，以表挽留之意。
1909年5月7日苏黎世州政府发给爱因斯坦作为苏黎世大学特聘教授的聘书，写明聘期为6年，年薪为4500瑞士法郎，以及所需缴纳的社会保险金。
但不久，布拉格德语大学又发出聘用信，给爱因斯坦以正教授职位和相当于九千法郎的年薪。这次爱因斯坦没能抵挡住诱惑，立即前往布拉格赴任。苏黎世大学的主管部门苏黎世州政府在给爱因斯坦辞职的回信上如此说：“苏黎世大学为失去一个处于第一线的学者而深感遗憾，而后者没有给政府当局以任何机会来挽留他。”
爱因斯坦在布拉格没有待上一年，尽管那里的学术氛围相当不错，但整个大环境被政治斗争搞得令人窒息。同时爱因斯坦发现，这个隶属于奥匈帝国的城市在生活上要比瑞士差很多。他写信给朋友说：“我们都还好，但这儿的生活不如瑞士来得舒服，更不用说我们作为外国人了。水都要煮开了才能喝。这儿的大部分人不讲德语，而且对德国人有一种天然的敌意。同时这儿的大学生也不如瑞士的那样聪明和有激情。”
这样，爱因斯坦又把眼光转回到瑞士。在朋友的帮助下，苏黎世高工（爱因斯坦的母校）决定专为爱因斯坦设立一个正教授职位。苏黎世高工是国家级学校，爱因斯坦的任命这次由联邦主席亲自颁发。1912年1月，爱因斯坦回到苏黎世，成为苏黎世高工历史上第一个物理理论教授。爱因斯坦写信给联邦主席表示感谢：“我非常高兴能够作为教授重新回到瑞士。”
爱因斯坦在苏黎世高工待遇不错，年薪一万一千法郎，还不用上什么课，可以专心做科研。
但爱因斯坦似乎对跳槽乐此不疲，他在苏黎世高工也就待了两年。德国普鲁士科学院早把眼光盯着他，1913年任命他为该院院士，第二年又为他准备了相应的职位，年薪相当于一万五千法郎。科学院专门派出两位干将前来苏黎世游说爱因斯坦，后者考虑了一天，终于答应前往柏林。不少研究者认为，爱因斯坦这次去柏林的更大原因，是他的情人艾尔莎（Elsa，他的一个离了婚的表妹）也住在柏林。
爱因斯坦此次去柏林让苏黎世高工乃至联邦政府十分伤心。要知道，他们刚刚花了大力气把他从奥匈帝国请了回来。气愤之极的瑞士驻德国大使写信给德国政府，提请他们注意爱因斯坦的犹太人身份。当时的德国反犹太倾向已经非常强烈，大使此举旨在挑拨，以阻扰爱因斯坦到德国赴任。据说爱因斯坦后来知道了这事，他也很伤心。用今天的话说，爱因斯坦和瑞士联邦政府都伤害了对方的感情。
国籍纠葛：在拉与推之间
1922年11月，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在领奖问题上引发出一个外交事件。当时爱因斯坦本人正在日本旅行，无法亲自去斯德哥尔摩领奖。按照惯例，在这种情况下，将由得奖者所属国驻瑞典大使代表他出席颁奖仪式。这样一来，便在瑞士大使和德国大使之间出现了争执：由谁代表爱因斯坦？换句话说，爱因斯坦究竟是瑞士人还是德国人？
瑞士大使首先申明：“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爱因斯坦出生于德国的符腾堡，但他父亲早就移民瑞士，爱因斯坦本人也获得瑞士国籍，而且从没有放弃过他的瑞士公民身份。”德国外交官赶忙让普鲁士科学院作出反应，后者立即发声明：“爱因斯坦是德意志帝国的公民。”德国大使专程将科学院的这份电报送去给瑞士大使看，瑞士人沉默了，他们不想争了。除了电报，也许还因为他们认识到爱因斯坦已被普遍看作是德国学者，而且爱因斯坦本人也好像这样认为。
这样，德国大使作为爱因斯坦的代表出席了颁奖仪式，出尽了风头。第二天，瑞士使馆得到一则正式信息：爱因斯坦拥有的是瑞士国籍，而没有正式办过德国国籍。这则信息让瑞士大使难过了好几天。
德国方面似乎也认识到自己并不那么理直气壮，为了挽回面子，他们专门作了说明：成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的人将自动取得德国国籍。按照这个规定，爱因斯坦从1913年起就有了德国国籍。对此事，爱因斯坦后来说，加入德国国籍是以后的事情，入籍对他来说没有问题，但入籍时间不能臆造，“因为在登记部门那里是无法查证的”。
发给爱因斯坦的获诺奖电报。当时他在船上，通过广播才知道这个消息。
无论如何，在这件事上，瑞士人的“感情”似乎再一次受到了伤害。十年后，爱因斯坦的国籍问题又浮出水面，但不再是为了争夺。这就是本文开头讲述的那一幕：因财产被纳粹非法冻结，爱因斯坦以瑞士公民身份要求瑞士当局出面交涉，以取回这些财产。
这次轮到瑞士人摆架子了。外交部门先是作不了解情况状，要核实爱因斯坦的瑞士身份。之后在瑞士外交部发给驻比利时大使的一封内部信件里，有关负责人指出爱因斯坦拥有双重国籍，作为这两国中的一国不能介入到另一国的事务中；同时列出近几年来爱因斯坦在世界各国活动时都以“德国学者”身份出现的事实，强调在这种情况下，瑞士当局自然更没有必要给予爱因斯坦以外交保护了。从信的口气里，可以体会到瑞士外交部门的不满和冷淡：既然你的荣耀都被打上了德国烙印而与瑞士无关，那你在德国有了问题也就别来找我们了。
瑞士驻比利时大使将外交部的意见用较缓和的口气通知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听后忧愤交加，亲自带着妻子前往布鲁塞尔的瑞士使馆，当面进行交涉。大使请他写信进行解释，他回去后便写了一封四页长的信寄给使馆，其中写道：“尽管在很多官方文件中我被冠以‘德国学者’的身份，但我自己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称号，也从不鼓励别人把我这样归类。我的对外活动，从没有以德国代表的身份出现，而是以个人的名义。”他又说：“我要强调的是，我不是那种‘证件瑞士人’（指那种只有瑞士护照而与瑞士并无实质联系的那种人。――作者）。我1895年十六岁时便来到瑞士，在那里读了中学（阿劳州），又上了苏黎世高工。我在学业结束后于1901年取得苏黎世公民身份。、、、、、、我的两个儿子在瑞士长大，现在和我离了婚的妻子还生活在那里、、、、、、”这时的爱因斯坦很谦卑，唯恐人家不认他这个地道的瑞士人。
作为回答，瑞士当局通知爱因斯坦，如果要瑞士介入他在德国的事务，他必须放弃德国国籍。爱因斯坦马上照办，发声明、办手续，把德国护照给注销了。纳粹时期的德国确实是他作为犹太人的灾星，他没什么好留恋的。
到了这个地步，瑞士当局不好再推诿，出面向德国交涉爱因斯坦的财产没收问题，但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不过瑞士的外交保护使他避免了德国纳粹的进一步迫害。
1933年，爱因斯坦以旅游签证去了美国，从此居住在那里直到去世。
1952年，他的私人医生鲁道夫·尼森（Rudolf Nissen）要去瑞士旅行，爱因斯坦对他说：“你将到我所认识的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去，我是那样地爱这个国家，就像它那样地不爱我一样。”
伯尔尼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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