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决不会放弃的海洋前景

中国决不会放弃的海洋前景

亟待加强实力的领域。

中国是陆地大国。然而，海洋却不是中国历史中的陌生词汇。最早的海洋战略体系早在战国时期和秦统一之际，中国人就已经有了远航能力。传说齐景公曾游历中国沿海，甚至乐之而六月不思归。更有人引史籍以证明当今日本人皆为中国东渡古人之后裔——先有越国灭吴后的吴人东渡，后有徐福帅童男女三千与百工东渡。按照历史的记载，中国应当是那个时代最早大规模泛舟海洋的国家。

航海能力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发展出海洋战略的基础。尽管还没有确切的依据说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已经开始从战略高度认识海洋。然而，从中国高度发达的航海能力不难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没有对海洋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中国人就不会建造出在那个时代最大的海船，也不会有那么丰富的海上航行经验。海船、航海术、大批长期与海洋交道的中国人，实际上构成了中国人最早的海洋战略体系。

秦以后，农耕社会的稳定性和中央集权王朝政治制度影响了中国其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也为中国海洋战略的演进打上了它独有的印记。其后，海洋之于中国更多体现着王朝政治统治的意愿。汉武帝7次巡海，派军涉海远征海南岛、朝鲜之举；东汉派军跨海平复沿海岛屿海盗之策，皆表现出王权治海的独有特征：海洋战略服从于王权的政治统治，尤其是军事需要；涉海经贸由于存在脱离王权控制的可能而被视为政治威胁。

海洋重回王朝统管这种独特的大一统王权海洋战略特征，随着东汉末年王权分崩离析而被首次打破。濒海地方势力第一次为中国的海洋战略注入了经济因素。沿海贸易和一般性海洋产业的发展，为东吴等地方势力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海洋经济建设与海上军事力量的发展，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整合的迹象。魏晋再次统一中国之后，海洋重新回到中央王朝的统管之下。

然而，沿海地区的海洋经济、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并没有因此而停下来。中原地区的战乱给农业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的同时，却给海外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越来越多逃避战乱流向了东南沿海的人，因为无法在有限耕地的条件下继续依靠农业维持生计而选择了讨海生活。从而，尽管中国海洋战略在这一时期没有王权、政治的荣光，却在民间得以蓬勃发展。这些沉没在民间的海洋能力的发展，为后来中国海洋战略重新在大一统王权统领下大放异彩集聚了力量。

隋唐是中国海上力量最强盛的时代之一。中国海洋战略在隋唐时期的发展贯穿了两条历史主线。其一是传统的中央王权借助海洋力量对周边地区的军事行动，尤其是远征朝鲜的数次战争。其二是隋唐时期中国发达的海外贸易。中国历史以中原王朝为中心记载长安、洛阳、扬州等地外商云集，以及登州、扬州、广州等外贸港口繁荣景象的另一侧面，是中国沿海人民大量出海经商，拓展海外贸易的勃勃生机。隋唐是古代中国盛极而衰的历史时代，也是中国王权基于政治、军事主导海洋战略，转由民间基于经济发展主导海洋战略的历史转折点。

海洋战略与经济繁荣随着唐代的没落，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以及王朝割据历史的重演，中国海洋战略逐渐远离中原王朝，成为宋王朝尤其是偏安东南一隅的南宋王朝的专属。根据今人的研究，海外贸易给南宋王朝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收益，以至于南宋统治者将海外贸易视为立国之本，而失去了光复国土的兴趣。站在正统中原汉文化的视野下考察，南宋可能是一个最卑微的汉族王朝。

然而，如果能够抛开对北方入侵民族的狭隘情感，以及汉王朝必须立足中原统一天下的既有观念，我们可能会发现，恰恰是南宋王朝在中国海洋战略上，第一次彻底抛弃了王权政治武功思想对海洋战略的干涉，第一次创造出政府与民间互为利益共同体的、以经济繁荣为主要目标的海洋战略模式。套用19世纪末海权论的创始人马汉的观点，南宋王朝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或者说是唯一一个）真正激发出把整个国家命运寄托给海洋，进而走向海洋冲动的封建王朝。

南宋王朝与海洋的关系就如同后来荷兰、西班牙、英国与海洋的关系一样，海洋赋予了王朝生存的基本条件，也赋予了这个国家的繁荣。而不幸的是，南宋不像大航海时代到来后的欧洲国家一样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缘安全条件。在北方战骑与弯刀的践踏下，南宋连同它发达的海洋经济一起消失了。元明两朝是中国大一统王朝稳定发展的时期。两个朝代各自都建立了统一而强大的王权。强盛的王权影响了中国的历史，也影响了中国海洋战略的发展轨迹。元朝杂糅了游牧民族的地理扩张的政策惯性和汉族文化的大一统王权思想。二者经由南宋继承来的航海能力的催化，最终导演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涉海远洋扩张。这些远征不仅包括了三次远征日本的无功而返，而且包括远征占城、安南、爪哇国等远洋用兵。虽然这些战争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却在历史上留下了中国统一王权海上军事扩张行动最巅峰的记载。

明朝是中国海洋战略由盛转衰的朝代。明朝建立过程中和明朝初期军事战争中水战的运用，完整地保留和发展了宋元时期留下来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明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再一次将中国王权治下的海洋战略在政治上的意义发挥到了极致。然而，也正是在王权的主导下，中国实施了历史上最初的“海禁”政策。随着明朝中期“海禁”政策的严格执行，中国海洋战略自宋朝开始出现的政府与民间融洽关系也被逐渐撕裂。随着政府对海洋活动的主流观点的转变，以及政府对民间海洋活动力量的打击和限制，支撑中国海洋战略发展的基础力量开始呈现萎缩的态势。

清朝是中国再次被游牧民族统治的历史时期。与蒙古族不同，同样是游牧民族的女真族统治者，不但没有忽必烈那样的海外扩张野心，而且还迅速而完整地接受了农业文化为核心的政治统治方式。因此，直至1840年，清王朝统治者除了攻取台湾和留广州等口岸与外国通商之外，基本上没有对海洋表现出什么兴趣。

这一时期，清初退守台湾的郑氏父子，以及为了生计远涉重洋、舟楫遍及当今东海、南海各岛的广东、海南、广西、福建渔民，通过各自的军事、经济努力为中国海洋战略支撑起了一片海空。正是他们的惨淡经营传承了中国自古至今对于周边海域的历史性权利范围。如果说17、18世纪西方人对东南亚及附近海域的入侵，改变了中国海洋战略的国际背景，那么第一次鸦片战争则直接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海洋战略。这种冲击不仅为中国的海洋战略注入了“海洋安全”的因子，而且为中国对周边海域的历史性权利附加了将不得不面对“海上领土主权”、“海域管辖权”等各种复杂的国际法概念现实。前者经由甲午战争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后者则在当今中国与周边国家海上领土的纠纷中相继展现。

回溯历史点评历代海洋战略的得失，中国海洋战略的发展历程迂回曲折。然而，最明晰的历史启示无非是海洋战略的外向性，以及以此为基轴所建立的政府与民间力量的协调发展。以此战略视角评判甲午战争，则日本胜于举国筹海，中国失于海军要素孤一性发展。以史为鉴看当今中国海洋战略，海军力量、海上执法力量、海洋经济力量、民间海洋意识同时崛起的确预示着一个广阔的前景。唯一遗憾的是，中国尚没有建构其自己的海洋“软实力”——中国依旧不得不屈从于西方文明制定的游戏规则（海上主权、领海、专属经济区等），而尚不具备创设新的更为和谐的海洋规则的能力。也许这正是崛起中的中国海洋战略所要奋进的地方。

（本文来源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