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涛：消散的年味
快一年没有回家了。坐上回家的班车，真希望自己脚下踏着风火轮，恨不得马上就能到家，很想念家里的亲人，怀念妈妈做的饭菜的味道。自从初中开始就外出求学，对于故乡也只是节假日回家看看，十几年了。家乡倒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门口仍然是坑坑洼洼，崎岖不平的泥土路，旁边是一望无际的田地。
只是今年为了迎合国家的土地流转与整合政策，有一部分土地承包给种田大户，建大棚蔬菜，现在只有些许钢架构，并未完全建好，路边竖着一个写有先进农业示范园区的牌子，很是显眼。与周边的农户达成了一年一亩土地1000元的租金，这让旁边土地没有被人承包的农户无尽羡慕。土地集中到大户据说是国家所大力倡导，旁边的集镇也开始了土地整治，整齐的田地，路两旁粉刷的雪白的房子，错落有致。当农户没有土地耕种后，村里的青壮年基本上已外出打工，剩下的人群除了在附近打打零工，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有了大把的空闲时间。农民不同于市民，其生活重心是围绕着农活而延展开的，人们茶余饭后大多谈论也是农作物的收成以及家长里短。现在的农民突然生活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俗话说种地才是他们的本分，他们习惯于生活的忙碌，习惯于面朝黄土背朝天，从中找寻一种充实感，寄希望每年能够有个好收成，如此生活才有奔头，这样的有条不紊的节奏才真正是适于他们的。一下子有太多的闲暇时间，能够谋求其他职业的机会已很小，且农村的娱乐活动样式单一，就像在旁边的村落上所见，政府为其修建了文化广场，各种体育器材一应俱全，然而来这里锻炼的人稀稀疏疏，也并未见到像城市中那样热闹的广场舞。
没有适于农村的娱乐文化活动对拥有大把闲暇时间的农民进行承接后，赌博等不良风气逐渐在村庄蔓延。儿时记忆中，打麻将在我们这里处于不排斥不赞成的境地，是一种小众活动，只是在农闲、过年时参与的人才会多一些，倘若哪家沉迷于此，会被别人说成不务正业。那时的打麻将只是作为农闲生活的调剂，以此缓解农活的疲惫，村庄的公共舆论对于此能够将其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而现在回到村里，不论男女，全家老少齐上阵，打麻将变成了大众广泛参与。很多都是爷爷奶奶在家带孙子孙女，将孩子送到学校后，就径直走进麻将馆，使得一个小小的集镇竟然有多达30多家麻将馆，且彼此之间为了争得人气，抢生意有的甚至提供午饭，每个村中也都有几家。
故乡，曾经是熟悉的，热爱的，现在却变得陌生起来。走在村子中，着实冷清，打工的尚未回来，剩下的要么打麻将，要么呆在家中，已不见儿时热闹的场面。同样变淡的还有那过年的氛围，较以前已弱了很多。今年过年大哥和嫂子去岳父母家，过年就剩下了爸妈、妹妹和我四个人，年夜饭也只是随便弄了几个菜，吃完饭后看了一会儿电视就都早早地睡觉了，和平时相差无几。现在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肉食基本上餐餐都有，平时与过年相差不大，新衣服需要时可以随时买，对于过年也就少了期盼。年龄大了，长辈也就不再给压岁钱，再加上亲戚很多都在外打工，过年很少回家，拜年也不如之前热闹，即使拜年时提的礼物比以前气派阔绰很多。在外打工的，挣到点钱，回到家后基本上也是打牌，打麻将，在家停留的时间很短，更不用说陪父母说说话了。随着村庄与外界联系的增多，信息的多元化，包括春晚在内的文娱节目愈难符合年轻人的口味，而中老年人仍然很是热爱，代际之间的品味差距沟壑难填。
现在逐渐变淡的年味不禁勾起了儿时的记忆，那时却是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小时候，家里不富裕，一年就期盼过年那几天，并且过年时是不用写作业，别提有多开心了。一听到爸妈商议说要上街买年货时，嘴里都会不禁流口水，过年意味着会有好吃的，倘若今年挣钱了，还会有新衣服。那时家里储存的年货为了防止我们兄妹几个偷吃，门是锁起来的，我们为了找到好吃的，真可谓是不择手段，兄妹三个还定立了攻守同盟，彼此分工配合，我和哥负责从门上的一个小窗户翻进去，妹妹就负责在门口把风，万一父母过来了，要及时通风报信，得来的东西大家均分，奈何狡猾的大哥每次很快把自己的吃完，然后又来骗我和妹妹的。当妈妈发现年货突然变少时，以为是老鼠偷吃，我们几个不禁偷笑。大年三十吃过中午饭后，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晚饭是最隆重的，妈妈开始杀老母鸡，用大锅煮腊肉、香肠、猪蹄等，香味四溢，弥散于屋中，久久难以忘怀。我则负责弄浆糊，贴春联，忙的不亦乐乎。
待丰盛的晚饭做好后，放完鞭炮后，一家人齐坐下，开始享用，当然桌子中间少不了一盘鱼，象征着年年有余，预示着好兆头，当晚是不能吃的，须等初六送年之后，才可以食用，而爸爸也会烧点香，祈祷来年家和万事兴。爸妈有兴致时会喝点酒，我们小孩子则会喝点果汁，不在意做的饭菜是否好吃，只是留恋这个味道，只知道肉很好吃，而平时很难有这个口福，都会敞开吃，使劲吃，直到吃的挺撑才放下筷子。
吃完晚饭后，妈妈会煮一锅马蹄、红枣、甘蔗混在一起的汤，全家围在一起，边吃边看春晚，春晚是肯定要看的，否则过年就少去了很多东西，显得残缺，不完整。那时的电视是17寸的黑白电视机，还是爸爸的一个朋友家里淘汰下来的，但那时已很满足，不断被春晚的精彩节目逗笑，一片欢乐。回想起来，那时真是无尽的快乐。
大年初一，一家人围着炉子，暖暖地，吃着妈妈做的火锅，有说有笑，当然有时也会悲催，只缘儿时太淘气，不被父母喜欢，每当问到学习时，就会受到责备，弄得吃饭时心里很忐忑，盘算如何应对。大年初一的晚上，一家人集体包饺子，妈妈负责擀面皮，我们则往里放馅，再捏好，而我怎么学都不会，倒因此有了特权，可以出去玩了。和小伙伴一起玩地老鼠（炮竹的一种），把鞭炮放进酒瓶中然后点燃，去邻居家门口捡仍然可以用的鞭炮，不疯到很晚是不会回家的。
大年初二，一大清早就被父母喊起了，拜年的序幕拉开了，要先给姥姥、姥爷拜年。小时候被他们带大的我，与他们很是亲近，他们对我很好，记得有一次姥爷带我上街，我看到一把玩具枪，很喜欢，就停留在那里不动，姥爷很爽快的买给我，这也是小时候稀少的玩具中最贵重的，一听到给他们拜年，自然也是格外兴奋。那时衣服基本上是穿城里亲戚给的，幸运时妈妈也会让人给我们做一件，鞋子是妈妈亲手做的布鞋。一家人先上街给姥姥、姥爷买点礼物，基本上是两把香蕉、两袋牛奶、两袋红糖，一切办妥后坐车来到他们住的地方。姥爷早就在门口等着我们，姥姥则在厨房里忙碌，慢慢几个舅舅舅妈也陆续到来，家里甚是热闹。男人聊着家长里短，女人则在厨房帮姥姥烧饭。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了，姥姥、姥爷坐在朝南的上座上，大家按照尊卑依次入座，而小孩子是不能上座位的，姥爷会不断往大家碗里夹菜，以致每个人的碗中的菜都会堆得很高。吃过午饭后，小孩子要分别给姥姥、姥爷磕三个头，然后从他们手中拿到二、三十元压岁钱，这笔钱对于我们来说是笔巨款，谁知拿在我们手上还没有焐热，妈妈就会以怕我们弄丢，替我们保管的名义将我们的压岁钱拿走。接下来的几天，陆续给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姑姑姑父等拜年，也会拿到几十元压岁钱，钱不在乎多少，表达心意即可。当然亲戚朋友也会到我家来串门，彼此之间礼尚往来，相互走动，良好的关系也才能维系下去。
大年初六，在我们当地被称为送年，过完这天，生活节奏也就和平时没有什么区别了，等正月十五元宵节过后，春节也就正式结束，上学的，工作的都各归其位。
现在农村的房子越建越气派，基本上都是楼房，物质条件有了很大提高，一切都在向城市看齐，消费习惯也在和城市趋同，大超市不断开张，甚至洋快餐也在进入。人们都在追寻短平快的生活方式，现在农村办喜事到饭馆的越来越多，已渐成主流，主家觉得省事省心，自己不需操劳，而往昔一家有喜事，全村都来帮忙，互帮互助，关系自然格外亲密。年味在渐渐变淡，已不见往昔的热闹，虽然形式依然存在，内容实质不断被侵蚀，被掏空。一大家人能够聚在一起，吃个饭，聊聊天，越来越难得。一切都在变得越来越精美，置办的年货越来越奢华，春晚节目的画面也是愈加华丽，但人们对之感情却在不断稀释，过年只剩下了仪式，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班涛：硕士生，安徽六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