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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赵树理同志最近在太谷体验生活，当地的中小学语文教师热烈地欢迎他，并举行了一次座谈会，提出了一些有关语文教学方面的问题向他请教。下面所记述的，是赵树理同志对当前语文放学方面的一些意见。 有的同志提到，现在文学教学上存在着一个公式，几乎每一篇作品都是讲时代背景、作者生平、思想内容和写作方法，千篇一律，不但学生听得厌烦，即是教师自己也感到有些形式主义。 赵树理同志认为，要解决怎样教文学这个问题，首先得明确中等学校文学教学的目的是什么。他说，过去，语言和文学不分，是有缺点的，它造成了中学生对文学理解的混乱。这表现在学生写文章非常随便，没有文体的区别，也没有一定的要求，不管写出什么样的文章来，都认为是文学。我们知道，各门学科都有它的范围初特点，文学的特点便是艺术形象，而形象又是概括出来的，学生对于这一点就闹不清。举例来说，我曾经接到一位读者来信，要求我把他的信转给《三里湾》中的王玉生，说要请他谈一谈他在工作中的经验。诸位想一想：王玉生是个艺术形象，是我塑造出来的。并非实有其人，这封信叫我怎样转呢？这就说明了还有人不明白作品中的人物是塑造出来的。由此我认为语百和文学分了家是有好处的，首先，可以搞清楚什么叫文学，但是，语着和文学的关系仍然是十分密切的，不可割裂的。讲文学一定离不开汉语，讲汉语也以引证文学作品中的例句。如果没有文学，把一切文章，都写成“政治报告”，那也是不合适的。 文学作品是写给不懂文学的人们看的，正如演戏一样，是演给不会演戏的人们看的。学生在课余练习创作，也如他们在课余练习演戏一样，仅仅是个练习，不能超过这个范围。如果练习演戏而要卖票，练习创做而要投入，势必妨碍功课。 教文学的目的和任务搞明白了，那么，在教学过程中，是不是要讲要讲作品的“时代背景”呢？我认为要讲。讲讲时代背景，可以帮助学生对作品的深入了解，同时，还还可以通过时代背景的介绍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但是，在讲的时候，不要离开题目来讲，更不要告诉学生：“我现在讲时代背景”了；如果大喊大叫地讲时代背景，那便是教师自己先把教学过程公式比了，怎能叫学生听得不厌烦呢！那么怎样讲呢?我认为最好是结合课文讲，也就是把时代背景渗透在作品中有关的语句里。例如讲杜甫的《石壕吏》一诗，诗的开头使说“夜投石壕村，有吏夜捉入”，结合这两句结学生讲明唐代是实行征兵制的。但是，唐代的征兵制和我们现在的征兵制有着本质的不同，在那时候，一般人民是厌恶战争不愿夫为统治阶级当炮灰的，因此，统治者就必须捉人当兵。而且白日里捉不到人，必须“夜捉人”。这样讲时代背景的好处是：既把课文讲透了，又对学生进行了政治思想教育，比孤零零地、干巴巴地讲时代背景好得多。 “作者介绍”是一种专门知识，对学生讲讲也可以；不讲呢，也“无伤大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课本上的“注解”栏里对每个作者都做了简明的介绍，教师如果不另作补充，而是灵活地、适当地利用注解，也能解决问题。赵树理同志很强调对作家进行研究是一种专门学问，很不简单；要想把许多作家的生卒年月，籍贯、家世和作品的种类、意义，都记在脑海里是不容易的。赵树理同志举例说：“我和周立波同志有个时期住在同一间房子里，总算是熟悉的了，可是要叫我背诵他生于何年、籍贯何省何县，什么学校毕业，我是说不完全的。” 作品的“思想内容”，尤其是“主题思想”，要很好地讲，但不能凭空立论，而是要通过课文的分析，由具体到抽象，结论是顺理成章地得出来的。教师如果能够把自己对于作品的体会多给学生讲一些，那最能帮助学生理解课文，这是最实际最有用的，比讲抽象的大道理好。最要注意的是：学生对抽象的东西学得多了，自然就反映在作文上，我们不能尽责备学生写得空洞，而是我们没有教好。对学生讲理论知识，一般是要放在感性知识之后，多给学生讲些具体的东西，他们在写文章时就不致空泛无味。文学理论是一种科学，是由具体的东西总结出来的，因此，在讲的时候，先要有具体的、感性的东西做基础，才能使学生容易接受和理解。 “写作方法”也要讲，但脱离不了具体的课文，每一篇课文都有它的突出的写作特点，个结合它的特点，空洞的讲写作方法是讲不好的，我们所以要讲写作方法，目的在于：使学生写文章时，能够达用多种多样的，而且又是最恰当的表现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相反映客观事实。但要明确地告诉学生：任何一种写作方法，都要灵活运用，不可生搬硬套，胶柱鼓瑟。任何一个作家都不是先学好写作方法然后才·动笔去写作品的。曹雪芹不一定懂得什么叫主题思想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你不能不承认曹雪芹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也不能不承认《红楼梦》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当然，有了写作方法，写时更有把握写好。 赵树理同志说：自从语言和文学分科后，文学的范围是搞清楚了，但必须告诉学生，学了文学不一定要搞创作，当然，课余练习是可以的，可不能把创作当成业务，把业务变成课余。也要告诉学生，在中学时代，不要打“未出学校先当作家”的主意，因为当作家要有个不可缺少的条件，那就是要懂得社会。中学生所知道的社会情况太少，而且没有学会怎样去研究社会，也没有弄好社会关系，更没有到群众中去落户，就这些条件还不具备，怎么能当作家呢？有的学生偶尔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两篇件品，便认为自己已登作家之林，不搞功课了，而也搞不好写作。因为把他所接触的所熟悉助人写完了，再没有生活了，也就没法再写下去。这是很危险的。前两年，山西某县有个高中二年级学生到北京去找我，要我给他在文艺界找工作，我问明了他的来历，才知道他在县丛小报上投了个稿，得了一等奖，当了县里的文化人，经常参加文化活动，不搞功课，跟不上班，便退了学。这不是搞创作害了他吗？因此，我主张在中学阶段，不要鼓励学生搞创作，练习是可以的，但不要误功课。 指导学生写文章首先要求他们做到“文通字顺”，从小学起，就要锻炼他们写得健康。记得象我们这老一辈人，当年开始练习写文时，不论什么题目，总是从“人生于世”开始，这可叫做“人生于世派”。今天小学生作文从“为人民服务”开头，是不足为过的，但要纠正，不要培养他们成为“新人生少世派”。不然的话，文章就很难写得健康了。 批改作文，那怕是把学生的原文都改掉了，但必须在原文基础上进行修改，给他们加上过多的形容词之类，是不好的，我主张照话直说。文章不是改好的，而是要引导学生从一次一次的阅读中汲取养料，一步一步的提高。另外，想要学生写得好，我认为出题目也有很大的关系。我总觉得出题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要能多了解学生的生活，怎样了解呢？和学生多在一起玩，多了解他们的性格；相处要自然，自然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这才有可能对他们丛活作全面的了解。出题目结合他们的生活实际，他们便不会感到无话可说了。 如何阅谈文艺作品?如何指导学生阅读? 赵树理同志认为：作家不是把理论一笔一笔地写出米，而是把理论变成形象的。因此，在阅读作品时，不要一开始就要求过高过深，而是顺其自然读下去，看一遍，看两遍，三遍……越看越体会的细微，才能进行分析。如果一开始就把“看出主题思想，取得写作方法”的目的放进去，结果会什么也得个到。读的时候，主要在欣赏，把自己的感情跟看书中人物走，才能受到感动，才能体会入微，然后才能进行分析。金圣叹批小说，只写一两个字，如“细”、“我亦大然”之央，可见其读的细致；特别是“西厢记”，每分析前他都有总批，不下细工是做不到的。当然，我们今天并不全部同意他的批语，但是他的这种读书方法是可以学习的，“桐城派”的“文章义法”固然说得空虚抽象，但也有些道理，他们是在深入研究所谓“古文”作法的结果下才得出这样的结论来。 指导学生阅读，更不能要求他们边读边分析，读一遍就写下笔记来。看小说如同看电影一样，一个镜头接一个镜头看下去，不能停止。如果看了一个镜头，便想把它记下来，那是办不到的，因为镜头一比现就掠过去了，它不能停着不动等待你记笔记。作品读得多了，对文艺的感受性锐敏了，就句以学会写作上的一些基本功作，然后再去运用它。这完全是从实践中休会出来的，而不是从一种“写作方法”论上学得的简便方法。读得多，体会的深，取多用宏，就能得心应手，变化无穷。所谓文学修养，也要把它看得灵活一些才好，否则很可能死搬教条，谈不上什么创作。 有些教师有生活经验，也有一定的写作水平，也想写写作品，可就写不出来。请你谈一谈你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的创作过程，给我们一些启示。 赵树理同志说：有生活，为什么写不出来呢？问题在于有生活不一定就要写成作品；如果想写而又写不出来，那一定是准备的条件不够——即是在某些条件上还没有准备好。我们不能认为凡是有生活经验的人都一定是作家，李顺达同志的农村生活经验比我丰富得多，但他没有写过象我所写的那些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原因是李顺达同志并没有准备写小说。 赵树理同志介绍他自己写小说的经验说，写小说搭架子最难，差不多用去写作品所花费的全部时间的三分之二。至于语言方面，我是用我自己的话写的。因此，我主张教学生写文章也必须强调用他们自己的话来写。写文章是比较说话容易的多。因为写文章有构思的工夫，有修改的机会，还有停顿休息的时间了说话则完全没有这些方便。 写“对话”是比较费力的。一般的描写，是作者自己的话，容易措辞；对话时人物的话，什么人物说什么样的话，捏造不来，作者的话更不能加到人物的身上去。因此，对话既不是“人生于世”那一套，也不是“为人民服务”那一套。把写对话的技术提高了，作品自然也就提高了。平常指导血色很难过写文章也是如此，什么场合说什么话，也是错不得的。比如“伟大的”、“光荣的”这一类形容词，就要看在什么场合使用才适当。周总理可以当面对伏罗西洛夫同志说他是“伟大的、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可是一个小学生回到家中，却不能对他母亲说“你是伟大的光荣的母亲。” 写对话是要下功夫去体会人物的性格的。一九三六年，我在太古北洸村教小学时，曾经写过一篇有韵的小剧本——《打到汉奸》。剧的一开始写了两个老太太坐在炕上，手里拿着活计在闲谈（赵树理同志说的这里就把那两位老太太的对话，非常熟练而迅速地背出一段来）； 嫂：黑点娘，你为啥不去看看人家保官？ 母：他二嫂，咱哪里有脸去看！你不看咱的黑蛋！ 嫂：那不能光看眼前，各人的命运都有个早晚，要说咱黑蛋的聪明能干，十个保官咱也不跟他换。 母：什么聪明能干，哪如人家保官！听说人家在天津当什么委员，一年能挣几万。 嫂：不是咱黑蛋今天在大学也已经住满？ 母：满不满什么也不算，人家见缝就钻，他不会看风使船；他爹把我的地也快卖完，供得他念书念了十年，如今毕了业，家也不回，事也不干，闲闲地住在省城会馆。 赵树理同志说，这一段话，是那两位老太太的话，不是我自己的话，因为写的时候磨过一点洋工，知道现在自己还能背诵。现在中学文学课本上有的课文太长，不好教；小学取消了背诵，很不合适，你对这有什么意见？ 赵树理同志认为：一般说，机械的背诵是无用的；但是机械的记忆却有用，不可不加锻炼。不但语文课里有些东西须要把它记下来，即是数理化课里有些定理和公式、不机械地记牢固，怎么能运用它呢？再拿写字来说，汉字是要一笔一画地记下来才会写，而这中一笔一画之间又没有道理可讲（指楷书说，篆书除外），不记就不行。小学为什么取消了背诵，我不清楚。 讲课文固然好，但还须要学生记；讲读课是需要的，但不宜太多。课文加长了也有好处。文学形式本是多式多样的，不能一律以短小精悍为唯一标准。有的人感到长课文大部分是口语，没有什么讲头。我认为教师的任务不一定在多讲；不讲，而采取表情的朗读，也能解决问题，因为朗读的好，就能帮助学生懂，我们的教学目的之一，就是在使学生懂。 现在语文教师，一般水平不高，迫切需要进修，希望赵树理同志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建议政 府多办一些语文训练班，使得大部分教师通过训练提高业务水平，再多给参观机会，通过体验生活，创造写作条件。 赵树理同志说：教师要求提成业务水午平，这是可喜的，但多办训练班，并不足好办法。全省语文教师外几千人，不可能办那么多的训练班，主要还是依靠老师们自学，互相帮助来提高。况且语文教师要学的东西很多．训练班也不能全部解决老师所要学的东西。就拿汉字来说吧，目前普遍存在着发音不正确的现象。许多汉字，我就不认得，我普和吴组湘同志谈过这个问题。他说：“这是你们当作家的幸福．会用不会读，或者读错了’，并不妨碍写作。我们当教师的就不能了，对每个汉字要懂得彻底，读得正确，因为我们要放学生”。类如这个问题就不能能训练班解决。 语文教师批改作文不能说是一件苦事，而是乐事，并且是进修方式之一。一个语文教师，每学期平均以教两班学生(每班50人)五次作文计算，就要看上500本作文，这个阅读面是很广的；看了还要改，还要批，那个深度更不同于泛泛阅读。体会到这一点，我想再也不会把批改作文当成苦事了。不可否认，语文教师工作多，除备课、教课、听课、学习外，还要批改作文，但无论怎样忙，我认为每学期应该要求自己有计划地读上几本书，写一点东西，这也是一种进修方式，而且是主要的方式。 至于参观并不是解决写作的有效办法，我所参观的地方不算少，可是我的小说素材没有一篇是从参观中得来的。大家都知道写作品要从体验生活开始，但单纯地把参观理解为体验生活那是不对的。我认为教师们能够利用假期回到自己所最熟悉的农村去，就能体验出许多生活来，就有可能写作品。此外，学校的生活，也并非象一般人想象的那样狭窄和贫乏，事实上它很复杂，奇奇怪怪的事很多。一个当教师的除书本上的知识外，其它方面可能没有学生的生活多、知道的多。因为学生是几千人、几百人在一起，他们的生活面是广的，性格也各有不同，怎么能说学校生活贫乏呢？老舍的《赵子曰》叶圣陶的《倪焕之》，都是写教师的，又何尝简单呢？一个学校内很多的教师和学生，生活当然很复杂，从表面上看，觉得学校无非是上课下识，简单得很；如果深入到里面看：并不简单，大有可写的材料。 作家到中小城市和学生接触，对提高学生写作有没有作用? 赵树理同志说：见作家是不是就起作用呢？依我看作用不会太大。而且作家和学生见了面，给予学生的影响，今时可能还起反作用。常有学生听了作家讲话之后，看不起自己的老师，这情况不好。因此，我们在对学生讲话的出候，总是告诉他们：“在练习运用语文的阶段，最能帮助你们的是语文老师，而不是作家和文艺杂志的编辑们。”事实上也是如此。 (录自《山西教育》1957年1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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