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维安：亲近自然

    我完全在大城市里长大，尽管每年春季都会回乡祭祖，但每次充其量逗留两天，从来没有长时间在农村生活的经验，这是第一次。尽管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农村生活有比较大的距离，但是我对农村并没有特别大的心理距离，这与我从小崇尚大自然、崇尚与大自然相融而生活有关。一般城市孩子观念中对农村的鄙视与厌恶，在我身上没有怎么出现过，对这次下乡的安排，我是欢迎而又期待。但是，崇尚自然不代表就能理解乡土；不鄙恶乡村，不代表就能贴近农民的生活本身。但是我是没有带有太多预设和想法，就这么来到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道胜利村。

 

时空与定位

本文的题目原为“下乡报告”，上文最后一句本来我写的也是“就这么下到……胜利村”，为什么我们会习惯性地用一个“下”字描述我们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体验农村生活的行动呢？“下”字本身体现了怎样的本位与指向呢？

首先，在一般的观念中（或许也只是笔者自己想象的“一般”），农村与城市，似乎就代表了两种生产力的文明：农村代表农业，城市代表工业和服务业，似乎前者代表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后者代表一种更高级的生产方式，当然工业服务业中也有分等级，制造电脑芯片就比制造T恤高级，金融业就比三轮车运输高级。而由此延伸出去的农村生活方式与城市生活方式相比，也就有了高低之分，农村落后，生活水平较低；城市先进，生活水平较高。由此预设中，不难有一个城市比农村高级，城市在农村上层的印象，就犹如中国成亿计算的农民工，离乡背井出城打工，为的就是在社会阶层中攀爬到一个更高的位置，而不是一辈子呆在农村里呆在田地上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

人们总容易将价值观念中的高低判断与在思维框架中的空间概念作出不自觉的对应，就犹如以前有些（并不是全部）广东人喜欢把去香港称为“上香港”；把去美国称为“上美国”；把回来大陆称为“下回来大陆”。如果从地理习惯概念上来说，上北下南，南下香港当称为“下香港”，而美国与中国在纬度位置上也相差不多。把去香港美国称为“上”本身就暗藏了他们对那些地方的仰视，无形中认同了那里的文明、生活方式比这里要高级，要先进。既然如此，到农村去就不可能是“上乡”、“上农村”了。

另外一方面，就是具体生活的空间感觉。在城市中，到处是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动辄二三十层，少说也有八九层，城市人不是住在地上的，而是住在楼上的。所以在遭遇大规模土地开发的乡村中，村委会集中建造高层住房（不一定很高，但一般比村民在宅基地上自建的楼房高），安排村民迁居，称为“农民上楼”，而这些农民也被称为“上楼农民”，接下来很可能就是“撤村并居”，撤销行政村编制，农村户口向城镇户口过渡，农民彻底脱离土地了。而在原有的乡村生活中，只要还是以农业为主，无论农民是建起了楼房还是仍住土房，都是在地上生活，而不是在楼上生活。生产生活面向的是土地，土地是他们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也是他们最基本的情感联系对象（仅就物而言），所谓“面朝黄土背朝天”。由此城乡并举时，城在楼上，乡在地上的空间感自然而然地产生。城里人到乡下去，自然是“下乡”了。

如此看来，“乡下”之所以为“乡下”，“下乡”之所以不是“上乡”有价值观和空间感上的源头。

 

我们在城里的学者、学生，到农村去做社会调查、体验农村生活，倘若是用着“下乡”的概念，无形中隐含着一种俯看的视角。我是高的，你是低的，所以是我下到你这里来，来体察你来关怀你，这本身就是一种城市本位的话语与姿态，指向的是低人一等的农村。

经过这样的梳理和反思后，我更加倾向于使用华中科大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另一个说法：“驻村调研”。我们是外来人，我们是“他者”，我们过往的生活经历决定了这没有办法轻易改变，但我们不是空降来的，我们不是来自一个更高等级的文明，不是生活在一个更尊贵的生活形态中。我们只是在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模式中成长罢了，谁先出现谁后出现显然不能作为等级高低的依据。与其居高临下的“下乡”，不如平行感更强、更承认这种行为的暂时性的“驻村”。

（建议甘阳老师把每届博雅本科生大二暑假的“乡下”活动改称为“驻村”活动。）

 

 

土地与生命

    上文提到，农村生产生活面向的是土地，人与土地的关系是农村最基本的关系，“乡土中国的关键是土”，那是中国农村最基本的舞台。

无疑，土地是具有生命力的，农村人从土地上反映出的不仅仅是朴实、踏实的气质，更重要的是一种自然的、原始的生命力。由于此次调研有个别人员具有土地问题的调研任务，故调研整体上偏重关注土地相关问题。尽管所问及的都是有关利益分配、资源利用、农业生产等十分技术性和经济理性主导的问题，但当中也会透露出农户面对土地所凝聚抽象的态度和感情。有一位年轻人，出乎我们意料地不愿意自家田地被征收，他的一句话让我们印象深刻，他说：“钱是死的，田是活的。”当中当然不乏经济理性，但其实也一语道破：田地在与农民的生命连结中所代表的是生命力的源泉。田是活的，是能不断发挥出其源源流出的生命力的本原。抱守田地，不被剥夺田地，起码能将自己的生命与之绑定在一起，不至于饿坏，农民对田地最基本的感怀，来自于这最基本的生命保障和能量联系。

在这过程当中，当然也能体会到生命的美感，就如甘阳老师说过的那样：从事农业跟从事工业，做感受到的是不一样的，农民种植庄稼，能见证到作物被播撒生长的全过程，当中是有生命勃发的美感的，而工人只在产品生产的一个环节上，看不到生产的全过程，没办法体会生产的美感。

而这生产过程中的美感，当然直接来源于生命力的力量感和人与土地生命相系相嵌的响应。

 

除了体察到生命力的勃发，活在土地上的人，也会拥有其它人无法体会的自由感。许多人的概念中以为，传统中国的小农经济束缚绝大部分的劳动力，让生产力得不到解放，不能发展新的生产关系，这被束缚的、没有从土地上解放的农民，当然不是自由的。

但从农户的话语中，我们能感知到，他们认为在楼房上、脱离了土地的生活才是不自由的。有年轻人说：“当然留着田地好，我想种什么种什么。”也有中年人表示：不愿意“上楼”，本来的前院后院就缩成那么个小阳台，想种点什么都没地方。对于农民来说，能自己掌握自己的生产和生存是最感自由的。我自己的食物（起码是粮食）靠自己种得来，不像城里人，自己吃的全都不是自己种出来的。田地就像一张白纸，农民想要往上面涂画什么就涂画什么，自己的生产和生活由自己掌控，无须假手于人、仰人鼻息。这种由掌控支撑生命存活的能量循环所构成的自由感，是其它没有经历过这种生命形态的人难以体会的。“帝力于我何有哉？”除却是个政治问题，更是个生命问题。我的生命植根在土地之上，关系只发生在我与土地之间，于此，我作为一个生命体，面对土地，或作为一个人地合一的能量循环单位，面对天地，都是自由的。

   

最后，除了生命力与自由感，当然也是包含着生命力与自由感，人地关系绕不开一个“根”的问题——归属感。我们对自己的家乡总喜欢说：“生于斯，长于斯”，对于土地而言，其实也是“死于斯、葬于斯”。人地在生命上的联系，包括在人生时，也包括在人死后。生时，人与地构成能量的循环，人地依存；人死后，落叶归根、入土为安，地是人最后的依归，人本身从能量循环的载体化为能量本身重融于土地之中。人地在生命上的联系，包括个体的人，也包括接续的一代代的人。生育作为人的生命延续的一种形式，由土地所支撑和见证，一代代的人，从土地上吸取养分，成长勃发，最后又重归土地，绵延不断。所以才有体系化的祖坟，土地、祖先与族人，形成人与土地在生命上相系相融的整体。

土地是生命之本，是这里一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土地怎么能不是人的根，是人归属感的第一对象呢？

 

 

小结

    以上只是自己对这两个问题一些零散的考量，并没有形成太系统和细致的想法。想要讨论的事情其实还有很多，但下笔写开，发现自己其实并没有把问题想清楚，片面单薄、杂乱无章、人云亦云，那不写也罢。就此作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