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明宝：乡村广播与乡村治理

   袁明宝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春节期间是农村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虽说是严寒冬日但整个村庄显现出的却是一番热闹非凡的景象，这只从村子里喧闹的声音中就可以发现。不仅有村民们围在一起侃大山的声音，农户家中传出来的电视电话声响等，还有竖立在村子最高处的村委会喇叭的声音，杂乱的声音搅合在村庄中，但是村委会喇叭的声音是最具渗透力的。只要村里喇叭声响，村民都会将家中电视声音调到最低，伸着耳朵听听广播的内容，有的村民还要来到院子中专门倾听喇叭在吆喝什么内容。架在电线杆上的两个喇叭是反方向安置的，一个朝向村庄南边的村民，另一个朝向北边村民。这样就有助于全村老百姓都能听清喇叭的声音。在我的记忆里，村里的喇叭已经在那伫立了二十多年，中间因为喇叭使用时间太长而换过几个，竖立喇叭的位置也换过一次，主要因为2002年左右村庄改造带来的村庄整体由南向北迁移。喇叭就像是村庄的守护者在目睹整个村庄的变化，而且喇叭本身也在经历着变化。

    回家的十几天中就听到村委会的喇叭广播了五六次，而听村民说，在秋收后村庄修建环山公路的一段时间里，喇叭播放的频率更高，基本每天一次。主要是村干部向村民催缴修路费用，一口人40块钱。直到环山公路修完，喇叭的声音才停息下来。而到了春节临近时喇叭的叫声又漂浮在整个村庄上空，广播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最早听到的一次广播是镇电管所的电工催缴电费，就是让村民自觉到村委会交齐这段时间的电费，这种广播是不会点名催缴的，即使有村民不交电费，前来收费的电工也无可奈何；主要的办法是到未交电费的村民家私下催缴，而绝不会在喇叭这一公共领域里指名道姓的催缴电费的；而且喇叭会从早晨一直响到傍晚，电工的声音穿插在收音机的节目中，一天下来要播十几次。这种广播不是村干部的职责所在，村干部对乡村喇叭的使用主要限于职责范围内的事务。

春节前几天，村庄西山着火，火势在南风的助推下很快蔓延了整个山头，威胁到农民在农田中存放的玉米秆，村主任接到村民报告后立即来到村委会用喇叭广播，呼吁广大村民带上家伙上山救火，而且广播了两次。广播完后村主任也亲自骑车去了西山。听村民说，等村主任到山上时，大火已被扑灭。到山上救火的村民大约有十几个，他们都是在听到广播后前往西山救火的，由于广播及时而且村民行动较快，避免了大火的蔓延。

腊月三十早晨，村委会的喇叭便响了起来，播放的是收音机里的内容，包括音乐、相声等，就这样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一个上午。到了下午，当各家各户都在忙着贴春联时，村委会的喇叭改变了主题，这次是村主任给全村老百姓拜年，而且这个程序已经延续了几年，在每年春节到来时村主任都会到喇叭上说几句拜年的话，也作为对一年的总结和展望。而村主任也正借助喇叭广播来证实自身在村庄里的合法性地位，其他人是没有权利利用喇叭广播的。

从除夕广播拜年后，喇叭便又沉寂了几天，直到正月初六。俗话说：三六九，往外走。这时候是村里外出务工人员返回工作岗位的时间，也是大量人员正在为外出打工愁眉苦脸的时间。喇叭的响起是广播招工信息，主要的招工企业是县城里刚刚投资兴建的铝厂，因工厂刚开始运转缺少员工便直接到村庄招工。虽然最终没有几个村民愿意前往县城打工，但村委会广播总是为村民提供了一些信息。而且在前几年的广播中还有为村庄中留守妇女准备的招工信息，包括到寿光蔬菜基地择菜以及到棉田区拾棉花等。

村庄喇叭在当下农村的运作不同于税费改革前的模式。税改前，村庄喇叭主要用于催粮、催钱，特别是每年到了收取“三提五统”的时候，村庄中的喇叭持续不断地在广播村干部或者乡镇干部威严甚至愤怒的声音。村民一听到喇叭响起都是心惊胆战，现在有的村民还说：当时听喇叭声响还不如听狗叫声。村庄喇叭在税费时代成为基层干部治理村庄的重要手段，喇叭首先成为一种基层权威的代表，虽然有村组小组长到每家每户收取钱款或粮食，但喇叭这一公共性的舆论象征可以向村民施加更大的权威压力。对于村庄中交不上“皇粮税费”的村民，村里的喇叭每天都在广播他们的姓名和所欠数目，而且是奖励表扬最早交齐的村民。这种公共性的广播力量足以在村民内心中产生压力，很多村民为了顾全面子以免于在喇叭中出现自己的姓名就早早地将税费交齐。另外，乡村喇叭对村庄计划生育工作的展开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村委会对与那些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村民既有物质惩罚也有舆论惩罚，就是在喇叭这一公共广播中点名批评，这就使得违反政策村民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

税费时代的广播喇叭成为村庄治理的有效手段和工具，成为基层组织权力的强有力象征和符号，成为村庄政治权力表现的话语权力。在存在村民小组长的情况下，广播喇叭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村组干部的工作量，而最重要的影响是通过广播确立了基层组织对村庄进行治理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村干部可以利用喇叭这一工具进行大量的行政工作，包括收取税费等。另一方面，通过广播喇叭这一象征显示出税费时代村庄治理的有效性，当时村庄进行的大量公共性事务包括修建村庄公路、环山公路、自来水工程等，都由广播喇叭进行村庄动员收取摊派费用和劳力。广播喇叭的公共动员得以实现正反应出基层治理的有效性以及基层组织的权威性。

税费改革后，广播喇叭依旧存在，但广播的内容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像上文所讲的，当下村庄广播的内容主要是村委会对村庄中生活性事务的干预，而不是之前行政性事务的干预。生活性事务包括村委会对村庄生活、生产的介入，主要广播农民务工、农业生产服务信息等服务性项目。村民现在仍旧关注喇叭广播，但只是将其作为接受信息的一个渠道，喇叭在后税费时代失却了其权威性的象征力，这也预示着基层组织在一定程度上的村庄治理中权威性的消退。广播喇叭也渐渐丧失掉原先具有的强有力舆论功能，而只是成为信息传播的渠道以及上传下达的途径。从这个方面看，村庄治理也伴随着喇叭的功能弱化而弱化，喇叭广播成为一种形式而没有了实质内容，不再起到村庄治理工具的作用，现有的广播一方面成为服务村民的信息传递，另一方面也成为村干部维持自我形象的途径。乡村广播在后税费时代已经与村庄治理相脱离，不再是依附于村庄治理的工具，而乡村广播若要继续发挥作用，就需要村干部合理利用广播喇叭，使其成为服务村民的信息广播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