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悦之：情深犹自声带啼（下）
王悦之：情深犹自声带啼（下） 文|凡子 《东方艺术·大家》2014年12月专栏文章 环境与人的变化，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之间。而一个人的容貌，则完全显现出他背后的经历，映出他内心的复杂情感。王悦之走出校门时，是一副俊美的学生模样，衣领雪白硬挺，黑发有精致的中分，俊眉轻扬，眼睛满含笑意。结婚时他已快而立之年了，英气的脸平添了神态上的庄重，却还带有几分的顽皮与忍俊不禁，于此时，他还像生活之外的人。待得再过些年，他似乎才真正走入生活了，戴了眼镜，理了寸头，唇上蓄了短短的胡须，开始着长衫，脸上有了些许的倦意，人的气质渐渐凝重起来。一看就是一位殚精竭虑的先生，一看就知他的内心蓄满了故事和一些说不出来的话。我们今天熟悉的那个自画像中的瘦削美髯公，与其说是他的画笔，不如说是生活把他慢慢变出来的。 在“阿波罗美术研究会”创建的次年，同行知己吴法鼎即于42岁的英年早逝了，再过一年，另一位美术大才陈师曾也在47岁的盛年离开人世，王悦之头次感受到了生离死别的痛苦。从更重要的层面上来说，这些同行知己的离去，包括后来他的挚友、文学家刘半农的早逝，使他在精神上遭受了深切的孤单，造成了他生命后期在实质上缺乏支持的局面。 照王悦之对救国与艺术关系的理解，觉得应该是将艺术教育在全国推广开去，将艺术的内部结构充实到更加的完整，将艺术的外延扩展至工艺设计领域。这些伟大的宏图与艺术主张，他不止是在脑中去勾勒，而是以实际的行动去践行。个人力所不及的⑴，也曾向政府提交万言方案。 不过艺术的推进，文化的自觉，永远是少部分有情怀有才能的人才会顾及的事。何况当时的中国危机深重，关乎国家艺术建设的事，似乎永远只能存在于理想主义的理想中，他注定要遭受挫折与忽视，这不是他个人面对的现实，与他相似的有志青年如上海的陈抱一、杭州的林风眠、北京的徐悲鸿，大都遭遇过类似的痛苦命运。
到了1930年代前后，早年才华异人的骄傲少年，对现实终于已有了清醒的认识。他的内心仍然拥有着对理想的赤诚，只是不再意气地用“二元论”去处理人生中的种种矛盾了。尽管他更多的时候在致力于艺术教育，但他的绘画在此时已有练达的笔力，人物慢慢偏重为写实的造型，画风亦从早期明亮的调子，变为了沉暗厚重的色彩，创作的主题也渐渐有了思乡的情绪，那是心中隐藏着的最复杂的情感。在一幅1930年代初完成的自画肖像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表达出的对现实的心绪：他的俊眉变成了竖眉，眉宇间似有愠色；曾经温润的眼眸，有了坚毅更带着质疑；他的嘴角是紧闭的，脸庞的轮廓是坚硬的；他的黑发黑须青衣，似乎是其艺术风格的一贯表现，但更为衬托他凌然的神情与独行的决心。 自1931年起，规模庞大且历时长久的军阀混战的到来，以及九一八事变激化的中日矛盾，令民众颠沛流离，四处逃难，大批难民拥来北京，王悦之的生活也因之处在最迫在眉睫的现实之中了，经济上的压力令他越加意识到心中关于艺术的理想，恐怕是永远不能实现了，他因之将目光更多地投入到身边的日常生活与个人的内心世界中去，画出了极为柔情的《燕子双飞图》《七夕图》，表达内心苦闷的《芭蕉图》，以及十分有力量的《台湾遗民图》《亡命日记》《弃民图》等一批作品。在他写就的数卷《瑜瑕诗集》中，对他此时的种种困顿与感受，有更细致的描述与刻画。 如果我们将《燕子双飞图》这样的作品，理解为是王悦之个人情感上的翠堤春晓图，是在国难中守护他心中的爱情的价值，而爱情总是够不上更高的主题；《芭蕉图》在某种意义上描绘的只是他在入世与出世之间的彷徨心情，而个人在精神出路方面的思考往往也不足以构成宏大的主题叙事；那他在这段非常年月里绘出的亡命、遗民、弃民等等的主题，其闪光的才华与蕴含的现实主义的意义，真是由苦难来天成的神来之笔了。 从师承上来说，王悦之受到最深影响的是印象派的绘画，他也确实是第一个将印象绘画技法带到北平的画家。他的作品也本该光影绚烂，色彩纵横。但就我们今天看到的作品而言，除了他在杭州短暂教学的一年时间内，画过一些轻松写意的西湖水彩画，其余的油画，无论是以绢本施油彩，还是照正常的油画布来作画，绝大多数的作品既异于西方的印象主义，也异于传统的水墨写意，自然更少带有日本绘画的特征。或许是从根本上，他把这些特征以一种仅属于他的方式消解并融化在一起了。大胆平涂的沉暗色彩，石雕般的人物造型，毫无畏惧的黑线勾勒，使他的画面既冷静又炽热，是可以亲近的颟顸可爱，又是难以靠近的冷若冰霜。万般复杂的感受，令他的每一幅画面充满着难以言喻又引人入胜的魅力。对现代艺术了解越广、喜好越深的人，将越能通过他的画面感受到更为丰富的情感，加深着对他的理解与懂得。 对传统的中国人来说，仅好以黑色油彩来作画——此黑色区别于墨色，就该是最大的忌讳，何况他的线条还那么令人诧异。王悦之当时大概因此遭受过莫名的攻击与孤立。不过不少的艺术同行，都对王悦之表达过最为贴心与诚挚的理解。且不说徐悲鸿早年对他作品有过高评，认为他堪可将法国野兽派比下去。更有研究东方艺术史的常任侠懂得王悦之的心，认为他的画醇美酣畅，其生活里的君子风度，于他的画中处处有体现。这后一个诚恳的评价，曾使王悦之眼里沁出过泪花。 而曾被王悦之聘用为北平艺术科职业学校、后来成为美术教育家的王森然，对王悦之的理解该是同行中最为深切的。他曾在《记王悦之》一文中这样评价与铭记他的这位挚友：“（先生）……线描之超拔，墨色之韵致，盖完全脱离西画古典表现之气味，均而以现代主义自成一家之作也。尤在融汇西洋画法，反映当代现实生活方面，堪称先哲。” 爱一样事物，总是受难于此。 悦之先生在艺术的道路上，没能最后踩上更为清晰的脚印。他没有比当初的陈师曾活得更长，亦只比吴法鼎多活了两岁。他是走在生命的半道上，就忽然病殁了。是有一天他感到腹痛不止，遂去日华同仁医院就诊，被诊为急性盲肠炎，在进行手术救治中因身体过弱，而致心脏停止了跳动，时年44岁。 悦之先生离世后，他的妻子与他的孩子们经历的困苦与磨难，无法说尽。但即便如此，这一家人竟然不惜一切的代价，死死守护着王悦之的作品，在经历大半个世纪的战乱与内乱之后，让它们终于重见天日——总共41件作品，悉数捐赠给了中国美术馆。 在此，我们真要郑重地提到他的家人与后代。照悦之先生之意，他原是禁止孩子们沾染艺术的，因为他一生为此吃尽苦头。不过他天赋的基因还是在后辈的身上起了作用。我们今天能看见他的作品，就是他也从事了艺术工作的一个孩子，理解并珍爱了父亲的才华，将父亲介绍给这个世界的。 可见在很大的程度上，对亲人的惜爱，取决于后辈情感的浓度，更取决于其拥有的见识。仅有情感是无从表述一个人的满腔怀念的，唯有站在文化的高度，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思念，才会有如此沉稳恒久的耐力，有这么恰当的表达方式。 早在1929年，林风眠所主持的《世界画报》曾对王悦之有过一次采访。悦之先生在对话中如实地陈述过自己的想法，他认为艺术家在现世中是难以生存的，其一生的困苦与付出，或许要在数百年后方能得到回报。 悦之先生确实被他自己的预言说中了，他短暂的一生，几乎没有从他的大爱中获得他想得到的。他逃离亲人所致的孤单，他生命后期所面临的困窘，他因艺术之前卫所遭受的歧视，今天的我们已经再难感同身受。它们已如渐渐发白的照片那般淡化下去了。而他对家国之爱意，对艺术之虔诚，以及他光辉的人品，在其作品中愈加清晰地显现了出来。 注：⑴ 原文为“力所不及的”，更为文中句子为妥。
看到这类拥有完全个人风格的作品，总不由让人预想，假如他活到够长，他真正的大器晚成到来时，那将会是怎样的一番宏伟景象？！
类似的画面，也让我们想到另一位善于描绘底层人民生活的蒋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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