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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西门庆和韦小宝扯到一起，乍一看，很有点关公战秦琼的味道。 西门庆者，小说《水浒传》中的重要配角，《金瓶梅》中的中心人物。按书中所说，是北宋末年的商人、豪绅；按作品问世的时间算，则应算是明代的“产品”。 韦小宝者，小说《鹿鼎记》中的主角。按书中所说，是清康熙年间的人物，是个出身妓院的小无赖，又莫名其妙地成为江湖大帮会的龙头老大，还兼着朝廷一等鹿鼎公、抚远大将军；按作品问世的时间算，则是地地道道的“现代作品”，“产地”香港。 这样两个人物，身份、性格、经历等等，所差皆不可以道里计，似乎真是扯不到一起。 但是且慢，如果超越了时间和表面身份的差异，深入到他们各自的人生际遇、处境中，就会发现彼此不但具有可比性，而且在某些方面还颇为相似。例如西门庆有六房太太，其中既有明媒正娶的，也有诡谋秘计骗来的；而无论来路如何，这些花容月貌的女士都对西门庆俯首帖耳，邀宠望幸更是一片痴心。韦小宝呢，则有七房太太，其中既有心甘情愿的，也有诡谋秘计骗来的；同样不管来路如何，这些花容月貌的女士同样地都对韦小宝俯首帖耳，邀宠望幸也是一片痴心。又如西门庆的财运特别旺，无论坑蒙拐骗还是一般商业经营，只要是“西门大官人”的事情肯定是银子滚滚而来。韦小宝呢，同样是“被财神菩萨跟定了”，无论是坑蒙拐骗还是赏赐俸禄，只要是“鹿鼎公”的事情也是银票铺天盖地——甚至与人交手时，可以“掏出一把银票劈面打去”，令对方“大叫投降”。再如西门庆的官运堪称亨通，由一个普通中小商人，不几年工夫混入官场连升数级，平交朝廷大员。韦小宝呢，由一个地道小流氓，不几年工夫混入官场连跳无数级，平交王侯宰辅。 不仅如此，作者对这两个人物形象的态度也很有可比性。据金庸先生讲，他是希望大家不要学韦小宝的。兰陵笑笑生虽没有直接讲，但安排了西门庆的暴死，看来也是警诫读者的。可是如果从文本直接表现出的情感态度看，事情又不是那么简单。按照现代阅读学的看法，一部小说引导读者所关注的人物命运，就是作者同情之所在。如读《水浒传》，作品引导关注林冲、武松，作者自然是同情于这些“强盗”；而同样的故事，《荡寇志》引导关注陈丽卿之命运，林冲、武松不由自主地成了“反派”，作者的态度显然也是与《水浒传》相反的。实际上，《金瓶梅》之于西门庆，《鹿鼎记》之于韦小宝，都是“劝百讽一”的态度，骨子里是一种艳羡的眼光。 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两位作者与众多读者并不认同西门庆与韦小宝的人格，甚至反感其为人行事。但是在他们津津有味的写作与我们津津有味的阅读中，难道没有不曾意识到的心理动因吗？ 《金瓶梅》一书，开端就讲“酒色财气”，其实是以此四端代表人的各种欲望。全书在头尾部分各有几句劝告人们节欲的话，但百分之九十的篇幅是铺陈描写欲望的实现。渴求升官发财、美食美色，是人性中不那么高尚、不那么风雅、不那么摆得上桌面的部分，却也是或隐或显普遍存在的部分。《金瓶梅》对此的铺陈，在作者也许主观上有一些批判的想法，但写出来的客观效果却是对人性中纵欲倾向的迎合。这部书产生于中晚明，是和那个时代弥漫于社会的纵欲风气血肉相关的；而它在厉禁之下仍广泛传播，分明与植根于人性弱点的这方面阅读接受心理有很大关联。而细察《鹿鼎记》的阅读接受心理，与《金瓶梅》亦有相像之处。主人公韦小宝并无武功亦少侠行，读者阅读中的快感实际多与他的各种奇遇、艳遇相关联。 所以《金瓶梅》的依旧流行与《鹿鼎记》的异军突起，在社会接受的心理机制上，实在有很大程度的相通之处。 过去人们习惯于套用评论左拉、巴尔扎克作品的用语，称《金瓶梅》为“自然主义”或“现实主义”，称西门庆为“商人”或“豪绅商人”的“典型”。这自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不足以说明这个人物形象的全部特点，甚至未能概括其主要艺术特色。作品中的西门庆有现实的一面，同时有超现实的一面；有“人”的一面，同时有“超人”的一面。无论其各种运气，还是其各种能力，放在他那个生活环境之中，总如同羊群中的骆驼，大出好几号。从文类学的角度看，主角“大”于芸芸众生，乃是传奇性的表现。这一点，韦小宝与西门庆也是相似的。他们看起来是市井小人，其实作品是把他们塑造成了“市井英雄”。作者通过他们超人的运气与非常的能力，圆了自己潜意识中的“白日梦”；读者通过循踪摄迹的阅读，体会其从心所欲无所不能的经历，宣泄了“力必多”的能量。 虽然时光流逝了数百年，虽然社会经历了无数次滔天巨浪的冲刷，但是，浪潮退去，我们却发现人性、文化、社会心理的深层结构却如同水下的海床与礁石，很多很多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样子——这大约就是我们通过西门庆与韦小宝的比较可能想到的吧。 当然，《金瓶梅》、《鹿鼎记》这两部作品，西门庆与韦小宝这两个人物形象，意义都十分复杂，绝非这一篇小文所能穷尽。这里指出的只是向为人们忽视的一个方面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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