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这位牧师的女儿决定结婚了。当然，是在教堂结婚。她当时只有23岁，但是早婚在民主德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她的婚纱是蓝色的，是她最喜欢的颜色。婚礼只邀请了几个挚友，而真正的派对则是在瓦尔德霍夫举行的。早在婚礼之前，他俩就在一家类似于招待所的旅店订了一个极小的且不是那么令人愉快的（其他房间被四个学生占用了）的公寓。公寓里分出来一个盥洗室，此外还有各个房客。每月房租只需要20马克。毕业后，他们辗转到了柏林，住在米特，离柏林墙就只有几步路。两人的婚姻没有太多的激情，他们的故事于1981年草草结束。
乌尔利希·默克尔说：一天，她收拾行李搬走了，她为了自己考虑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总的来说，我们是以一种很平静的方式分手的，况且在经济上我们彼此都是独立的……
安格拉对此的说法更加不浪漫：
不，那不是伟大的爱情。我们结婚，是因为所有人那时都结婚。这件事现在听起来非常愚蠢，但我当时步入婚姻时并没有足够地严肃考虑。三年之后（实际上是四年），我们就离婚了。我错了。
这就是故事的结尾。
此后，她在东柏林的科研院度过了12年。安格拉——不再姓卡斯纳，而姓默克尔——就像生活在甲板下面。她是一位科学家，但只是一位“小”科学家，这与她总想成为“第一”的抱负相抵触，而野心和抱负从学生时代开始就一直伴随着她，直到任职德国总理。她的研究工作没怎么得到重视，进展也非常缓慢。在民主德国每一项学术活动的典型特征就是缓慢。在这里，时间流逝得似乎也比其他地方缓慢。科研工作在一幢灰色的楼里进行，那里满是灰尘，令人抑郁。
在民主德国，间谍问题几乎总是最复杂的，没有经历过那些年、去过那些地方和体验过那种氛围的人，是很难重新还原和体验的。经常会有这样的故事，比如美术馆馆长拉弗·巴托洛迈乌斯，本来他生活在反政体的文化活动一线，突然就被一个与他关系亲近的女艺术家指控为史塔西间谍。因为当局发现这个女艺术家想离弃祖国，而能将此事告知当局的人就是拉弗·巴托洛迈乌斯，在民主德国他是唯一知道此事的人。然而她错了，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当史塔西的档案卷宗被翻开，人们发现那个背叛她的“深喉”竟是一个西方的朋友。
赫尔穆特·科尔知道，安格拉·默克尔能够成为一颗极其珍贵的棋子。但他从来没料到她也将会成为他的折磨和担忧。那个“小女孩”，曾经是科尔构思宏图大业中的完美人选。她来自民主德国，但出生在西德，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两德的女儿。另外，她是个女人，而且显然是非常聪明的女人。科尔真的是一个天才政治家，但是他也没有想得太长远。在他眼中，安格拉就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给东部“新联邦州”的公民们一个非常清晰有力的信号，这在当时是非常正确的。也许他还认为安格拉是一个顺从的、可被操控和引导的人，而她在刚开始的时候也许真是这样。
一切始于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合并大会”之前。此次会议定于1990年10月1日至2日召开。曾经的副新闻发言人安格拉，已成为“民主觉醒”的代表，在会议上，她靠近同事汉斯·盖斯勒，他后来当上了萨克森州的社会事务部长。“你就不能把我介绍给科尔认识一下么？”她这样问他，就像这是世界上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于是就这样，当媒体在汉堡市政厅的底层受到接待时，年轻的女政客和伟大的德国总理见了一面。那次谈话进行了很久。显然，两人互相欣赏，他对她印象深刻。这个姑娘口齿清楚，有说服力并且很自信。“我当时想，现在我要去见总理了，而他会问我一些很难很难的问题。然而来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谁知道当时的情况是否真的是这样呢？不久之后，还在最初的“统一”选举之前，默克尔收到了一封去总理公署的邀请。她带着适度的感动回忆道：“我去了波恩，做了一段时间的前台，然后我们谈了谈竞选运动的事，显然科尔对我们的对话非常满意。”
最打动科尔的当然不是外表，那时她的外表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规范化。相反，如果略带恶意的话，可以说外表也促成了科尔从那之后作出的各种选择。从外貌看，默克尔似乎就是民主德国的化身：“民主德国人”的精髓，完全脱离时尚，她不只是不感兴趣，也许她还不习惯于去理解什么是赢得好感和喜爱的“吸引力”。大大的裙子，颜色暗沉的女式衬衫，“总是有一些疲惫的眼神”以及厌恶每一种化妆品，于是男同事给她取了一个绰号：“灰老鼠”。《法兰克福汇报》甚至愤慨地惊叹道：“她竟然在公共场合吸烟！”
内容简介：
默克尔是掌控权力的大师，是理性决策的楷模，是创造奇迹的女人，是当今世界政坛上一颗最耀眼的明星，但我们对她了解得太少了！
她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她小时候过着怎样的生活？她的两次婚姻是怎样的？她本是一名女科学家，为什么突然投身政界？她生命中的贵人是谁？她是如何迅速攀上德国权力的顶峰的？她靠什么手段一次次让对手措手不及？她为什么能在欧债危机中创造德国经济奇迹？她拥有什么样的性格特征？
所有这些谜团，在《默克尔传》中都能找到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