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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史上，唐朝是个必须要重视的时期，不仅表现在人们常说的“尚法”上，还表现在大师们极其鲜明的个性特征上。初唐的褚遂良就是这样的典型人物。
褚遂良（596-658），字登善，杭州钱塘人，高宗时封河南县公，进封郡公，人称“褚河南”也称“河南郡公”。
唐太宗酷爱书法，对王羲之推崇备至，曾自撰《王羲之传》，有《晋祠铭》《温泉铭》传世，而他的身边也不乏大师，如虞世南、欧阳询等。虞世南离世后，太宗叹息无人可以论书法，魏征便推荐了褚遂良。太宗得到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后，常让褚遂良鉴定，百无一失。著名的《十七帖》尾就有“臣褚遂良校无失”的签字，可见，唐太宗对他的书法鉴赏力的信任。
晚于褚遂良140多年的张怀瓘评价他的书法云“若瑶台青琐，窅映春林，美人婵娟，似不任乎罗绮，铅华绰约，欧虞谢之。”可见在柔和、轻灵上做到了极致。
从他的传世作品看，最适此赞誉的，应为他的《雁塔圣教序》碑。
《雁塔圣教序》立于永徽四年，分为“序”和“记”。前面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由太宗李世民撰文，文为骈文，读之琅琅上口，唐人文章之功力，可见一斑。
“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序记”为高宗李治撰文，文章不逊乃父。“序”书写得比较安和稳重，“记”则用笔较恣肆奔放。
该碑用笔线条最突出的特征是，轻灵与跳跃感。清代的梁巘在《评书帖》中评论褚遂良书法
“褚书提笔空，运笔灵，瘦硬清挺，自是绝品，然轻浮少沉着，故昔人有浮薄后学之议。”并用“空灵圆净”概括之，凸显其优势，然而这也是别人无法企及的。
说得简单些，是强调笔画的轻重变化，用唐代的书法家书论家孙过庭的话讲“变起伏于锋杪，殊衄挫于毫芒”，此语褚遂良当之无愧！具体看碑中之字，很难找到平直的笔画，每一笔都通过跳跃的用笔节奏，形成笔画的丰富姿态，强调轻重变化、笔笔多有“势”。这一点，随便找出一个字都可以感受的到。用笔轻松之极、轻灵之极，若此还真未见有超越褚河南的。有人说他是“唯美”，倒也不为过。我们看“鹿”字，可以想见每一笔的提按动作，笔画姿态的丰富。“昆”也是同样的效果，“横折竖”必然要有丰富的节奏变化。此碑格调要高出后人仿作的《阴符经》很多。而行书《枯树赋》则与《雁塔圣教序》气息完全一致，可惜未见良拓。
另一个特征是“流动”。
换言之，写碑是一种行书书写状态。孙过庭说“使转”赋予了楷书的流动之美——情性，“使转为情性”。如果不是这样，则是“真不通草，殊非翰札”。这种充满翰札之美的楷书，从楷书之祖钟繇的《荐季直表》开始，到王羲之《十七帖》中的“青李、来禽”小楷书，智永墨迹本《千字文》等，在到褚遂良，以至于后来元代的赵孟頫，都是延续着这样的书写路线。
楷书书写状态，大致有两条路。
一是严谨、沉实，或叫沉着的笔触。这一类，可以参考一下、欧阳询的《九成宫》、赵孟頫的《胆八碑》、八大山人的《河上花图歌》邓石如的大字隶书，都会有这种感觉。
另一种是轻灵、活泼、流美的笔触。《雁塔圣教序》，虽为碑刻，但流动的用笔状态传达得非常准确，甚至牵丝连带都很清晰。可以想见其书写速度是比较快的，点画起收之间不只是“眉目传情”，以至于“勾肩搭背”了。那时写碑，是要直接写到石面上的，想象当年60多岁的河南郡公，用未必舒适的书写姿态，在石头上把字写得这样灵透，太难了！
由于书写的速度略快，使得有时结构会出现不妥的地方，同时也少了些平心静气的安稳与闲和。但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禇河南在流美的道路上给我们树立了典范。
其他作品，比如《孟法师碑》、《伊阙佛龛碑》，不知是刻碑者的原因，还是书写状态的问题，上述突出的闪亮、优势已不具备了。更有后世托名褚遂良的《倪宽赞》，用笔节奏与褚书相去甚远，真伪优劣一见便知。而《阴符经》虽为模仿之作，但用笔风格节奏极接近，对学褚书者会有很大启发。
这种流美飘逸的书风，清代刘熙载与褚遂良同时代的欧阳询做了对比：“欧褚两家并出分隶，于遒逸二字各得所近。若借古人书评评之：“欧其如龙威虎震，褚其如鹤游鸿戏乎。”
鹤游鸿戏四字极恰当。对后世的影响，梁巘有这样的说法：“临欧易实恐不韵，临褚易韵恐不实。”可以想见学褚的得失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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