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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中国社会，从其结构上看，非个人本位，非社会本位，乃是伦理本位。
何谓伦理本位？即在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君臣等关系中，彼此互以对方为重，是曰伦理。在父则以子为重，是谓慈父；在子则以父为重，是谓孝子。以此类推，朋友不如此非好朋友；兄弟不如此非好弟兄。 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因情而有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皆义也。所以伦理关系，亦即是相互间之义务关系。每个中国人必须各自认识其义务而履行之，却从来不许谈权利。
这并非是空话，可从经济关系验之：试看个人本位之社会，财产既为个人所有，而社会本位之社会则其财产，主要属于社会。中国人之财产，既不属于个人，也不属于社会，乍看粗看，似属于家庭，其实也不是。中国人父子间夫妇间，财产是不分的，乃至祖父在堂，祖孙也不分，是曰共财之义。兄弟间或伯叔与诸侄间，析产分炊，是曰分财之义。分财可能不止一次，富者可再度分财与贫者。亲戚朋友则有通财之义，通财与分财不同，是要偿还的。每个中国人，视其财产之大小，与对人关系亲疏远近，而必须负担或照顾家庭以外之人之生活。财产大，则负担之范围亦广，倘不践行此种义务，必遭社会指责。
中国自唐代以来，法律精详，为世界冠，但于物权债权则自来忽略，此与西洋自罗马法以来，爱讲物权债权者则相反。爱讲物权债权者，其财产总是为了自己享用。 中国所重在情义，为了情义而财产便成为伦理关系中，所共有共享。其范围初不限于家庭以内。在西洋遇事讲社会救济，政府要负责任。中国不然，一切问题消纳于伦理关系，彼此顾恤之中而不见。所以我说中国人的财产不属个人，不属社会，而是属于伦理的。
其次从政治上看，亦完全建筑于伦理。官则曰“父母官”，民则曰“子民”，为政则曰“如保赤子”，又曰：“以孝治天下”。说他是专制，说他是民主皆不对；专制是权在一人，民主是权在人人，中国根本不讲权，所以都不是。凡讲权者皆以自我为中心，而伦理则看重对方也。
伦理情谊为中国文化一大长处，那只是民族精神两特点之一。
中国民族精神更有一大特点，即是以“是非”观念代“利害”观念。 所谓讲理即讲是非，以利害隶属于是非，不以是非隶属于利害，此因中国自古以道德代宗教之故。 宗教尚说祸福，祸福之含义在利害。西洋中古以前之人生，皆笼罩于宗教之中，不出祸福之念。近代思想开发，崇尚功利，又不出利害之念。在祸福利害以外之是非心，不甚明著。 中国自周孔教化以来，除以伦理情谊领导中国人外，便是发扬人生向上精神，一切以是非义理为准。
譬如说：“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西洋人也许感觉奇怪，不求饱求甚么？不求安求什么？须知中国人所求者，就是那个“正”字。“正”即正当合理。苟非正当合理，则虽安饱，他也不要。安饱问题是次于合理问题的。
这种精神，并不只于读书人见之。不拘什么人都喜欢讲理评理。俗语说：“不欠钱粮不怕官，不亏良心不怕天。”此可见其心中自信有理，而理为最高至上，虽天也不怕！与宗教徒是何等不同！此人生向上之精神非常伟大，为西洋人没有的。 总起来说，中国人之所长在“人对人”，分析言之，就是这两大精神：伦理情谊，人生向上。 编辑自梁漱溟之《中国文化的命运》，中信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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