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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音乐学院教授赵晓生此前在其微博上有一段相当猛的文字：“看有人习琴，看到胡学、瞎教、乱跳，那一塌糊涂的份儿，脑子里只闪出四个字，谋财害命——谋父母之财，害小儿之命，白白浪费时间生命，人财两空，那心中之疼，为小儿之生命疼，为家长之无知疼，为庸师之害人疼，实在无以言喻。”赵老师虽然言辞激烈，却其情可鉴。出现这么一个混乱局面，既有客观的社会环境、教育体制等原因，也有家长无知、师资平庸等原因，我们来梳理一下，在业余音乐教育中，最欠缺的是什么，从而导致了这么一个局面的出现？ 中国钢琴教育的泰斗式人物周广仁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连续在北京举办了十届全国钢琴师资培训班，当时办班的目的是“拉近中央和地方的距离，拉近专业和业余的距离”。自改革开放的乐器学习热潮兴起之后，全国学琴和教琴的人数猛烈增长，中国音协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组织的业余乐器考级，让身处北京高等音乐学府的诸多专家感到，各个地方在业余乐器学习上的怪状层出不穷花样不断，很多问题不是“好与不好”的差别，根本就是“是与不是”的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以周广仁为代表的老一辈钢琴教育工作者，开始在北京举办钢琴师资的培训班，从最基本的识谱教学、技术教学开始，慢慢延伸至专题性质的莫扎特钢琴作品教学与钢琴踏板用法教学。周广仁的培训班在那个年代里，确实为中国钢琴业余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应该在中国钢琴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从周广仁的第一届培训班到现在，差不多已有二十年，这二十年里中国钢琴教育应该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依笔者近十几年来担任各地评委的观察来看，二十年前的那些怪状，不能说完全杜绝，但比例确实是大大地下降了。那么，为何赵晓生仍然发出“谋财害命”之感呢？特别是当年习琴之琴童，后来有一部分人考入各类艺术院校，接受了相对原来学琴时更好、更专业、更全面的艺术教育，毕业之后从事业余音乐教育，现在已是这个队伍的主力军了，他们的出现大大扭转了二十年前师资极其缺乏的局面，为什么艺术教育的质量却仍然不高——甚至是很低呢？换句话说，当年教琴者连识谱、技术等最为基础的东西，都非常欠缺，考级经常看到大片的错音错节奏，现在教琴者已经有了相当的水平，周广仁的两个“拉近”目标，确实已经有了相当的实现，为什么还会出现类似赵晓生的那些感叹呢？ 我认为，业余音乐教育中的主要欠缺仍然表现在师资问题上，主要指两方面，一是指欠缺教授音乐的意识和方法，二是指欠缺教育的视野与胸怀。 从第一方面说，现在很多孩子弹的不是音乐，只是技术。光看孩子的手指舞得噼里啪啦，但那都不是从心里出来的东西，仅仅是按老师的要求把谱子认了出来，把完整性死练了出来，把速度提了上来，至于曲子中要表达什么样的情趣与兴致（都不敢用思想一类的词），自己是否感觉到这些情趣与兴致并且是否喜欢它，这都不在考虑之列。难道老师对于“技术是表现音乐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一观念没有听说过吗？非也，他们肯定知道，肯定在《艺术概论》之类的课堂上学习过。但之所以出现光教技术不教音乐的情况，一是传统惯性思维里，我们都把操弄乐器有意无意地看成是“技艺”里“技”的成分多而“艺”的成分少的一种能力，“技”容易量化把握，而“艺”则是模糊和高深莫测的。更有家长在一边“学习多长时间过几级”的功利催促，使得大家好像都无暇顾及那些需要慢慢熏染和品味才能得来的音乐感受力与领悟力。二是培养老师的母机——特别是高等师范院校——在培养意识和教学设置上，没有为他们在心里深深地种下技术服务音乐的艺术观念，也没有为他们在实践环节训练出诱导孩子音乐自然美好出现的手段和方法。上世纪九十年代，《人民音乐》上曾经有过一场关于音乐是技术还是文化的讨论，如果大家对此问题的认识还停留在尚不成熟的阶段，那么高师培养的学生对于音乐是什么，如何诱导孩子自然美好地表现音乐这些问题上的模糊不清，也就不奇怪了。 作家木心说，没有审美能力的人就像患了绝症，知识技能也救不了的。此言好像过重，但审美能力确实是慢慢形成的，更多靠潜移默化式的熏陶、润物细无声式的教导以及坚持不懈的训练得来。光指望手指头跑得飞快，小学毕业就把十级“干掉”，这样速度愈快，南辕北辙得愈厉害，我们指望孩子通过学琴建立起来的那些能力与素质，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在业余音乐教育领域中，孩子就像车上满载的物资，家长就像货主，老师呢，就是掌握方向盘者，货主当然知道要运送的方向——情操、修养、气质等，但这些方向只是一个大概笼统的方向，至于选择走阳关大道、独木小道还是抄近道，就看驾驶者的经验水平了。不论走什么道，都要走正道。遗憾的是，我们的大道、小道、弯道、近道，都不太正，最终我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呢，却因为选择了崎岖不平的所谓近道，把车上的物资都给颠簸掉了。 欠缺教育的视野与胸怀这一点，余文再说。 文 / 王群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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