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01-03
Cicala
uchicago
不同的约束条件适用不同的场景，但最根本的约束条件是有限的时间。 —Gary Becker，1992年诺贝尔奖得主
在我遇见Gary Becker（1953届硕士、1955届哲学博士）之前我根本算不上是一个经济学家。那时我才二十岁，正在芝加哥大学读本科，而且对于毕业之后打算干什么毫无概念。当时学校主办了一个庆祝33届硕士校友Milton Friedman九十岁生日的会议。Gary将在四角俱乐部晚宴上为会议来宾做主题演讲。当时我并不在受邀嘉宾之列。
我未曾在我的童年时光阅读《资本主义与自由》之类的著作，况且经济学也不是家传秘技。之前的暑假我读了惠特曼，梭罗和艾默生的作品，并且在一家餐馆打工，尝试延缓学生贷款的不断累积。我之所以对经济感兴趣是因为在芝加哥大学读书，不接触一下相关领域实在有点暴殄天物。那天我报名担任该会议的志愿者，并且希望能够聆听那天的主题演讲，因此询问主办方是否有机会参与晚宴。
诺贝尔获得者，中央银行家，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以及其他身份显赫的来宾被分别安排在俱乐部各个餐桌就坐。有人告诉我他们为我找到了一个座位，但我必须尽可能地表现得最好。Ronald Coase（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因故不来参加晚餐，因此在主桌上出现了一个空位。坐在那张桌子上的与会者有Gary，Guity Becker（73届博士），Milton Friedman（32届硕士，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Lynn Heckman（73届硕士），芝大校长Don Randel及其夫人Carol，芝大董事会成员Ned Jannotta，还有本人，一位哲学/政治科学/经济学专业本科生，开始甚至没有资格待在这个屋子里。
我坐在Guity边上。当我入座时她说：“你要知道那里本来应该是坐着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因此我希望你要好好地交流。”我想我应该表现得还不错，因为当我询问Gary是否有研究岗位空缺时，Guilty支持Gary考虑（我的申请）。Gary让我抽空去他办公室讨论一下具体工作安排，但那次谈话很快被我变成了闲聊，随后我离开学校赴巴塞罗那学习了三个月的西欧文明。等我回来后发现已经有一个位置在等着我了，这说明了Gary对Guity的判断是多么地坚信不疑。
在研究过程中，由于对经济学知识的匮乏，使得我能够问出一些经济学专业研究生不好意思问的问题：诸如为什么假设人们行为是理性的？为什么我们在此框架下表达道德问题？你是否愿意与我一起阅读柏拉图的作品？我个人认为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经济学知识比通常认可的要多得多并且想与Gary就此课题进行深入探讨。Gary不仅同意，而且还请来了Dick Posner（译者注：一位法官及芝加哥大学法律讲师）加入并参与了一个长达整个学季的阅读课程，该课题最终成为我的本科毕业论文（的研究课题）。
在Gary宣称该课程“应该不会太难”之后，我选修了他的一门名为“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的研究生课程，在此后的秋季学季，我又选了“价格理论”一课。“经济学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在提出一组特别困难的问题后，Gary问道。“都是”他自己给出了答案，这让满堂害怕会被点名回答的学生都松了口气。经济学的科学部分已被广泛教授—最优化产生平衡可证伪假说。而艺术部分可难得多，任何一位面对20页问题集合一分未得的学生均可证明其难度。 Gary强调建立模型的技巧—发掘一个问题的基本要素并将其归入一个可应用科学手段的框架来获得有价值的发现。对于这个极为重要的艺术因素的认识使其显示出一种在注重科学的芝加哥学派难得一见的谦逊。当回答那些自己提出的问题时，他总是以“好吧，这得看情况而定。。。”开头。
Gary 以扩展经济学领域而被广泛称道，但我想（仅此而已）就像说伽利略只是制作了一个质量不错的望远镜。在Gary之前，一个分析市场的理论及其他多种分析各种人类行为模式的理论已经存在—但彷佛后者并不完全包含前者在内。这使得经济学家在市场某种程度上不仅仅是一种协调人类互动的机制的这样一个信念面前显得难以自圆其说。人们对于自由市场的盲目信仰，而不是真正理解，是可接受的（甚至是可敬佩的）。
但是“看不见的手”是对于一种实证命题的形象说法，而不是教条当然更不是魔术。不仅只是扩展经济学的范畴，Gary的工作进一步从论证经济学有效性的最基本层面—人类行为来检验该命题。一个反证是：假设结婚、生孩子、上学、犯罪等等行为决定，与行为动机完全无关并且经济行为不能解释人们的上述行为。那我们为什么要费尽心机去理解市场？难道说配偶间没有竞争？或者是坐牢没有风险？当然不是！
很多经济学家开始反思Gary的工作之重要性及其对于社会学、人口统计学、犯罪学等学科的贡献。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将整个经济学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完全超越了仅仅解释一些可观察现象而不是理解其内在机制的托勒密理论。
本科毕业后，我在与Gary同名的研究中心作为研究助理工作了几年，我的办公室离Gary在Booth的办公室相隔不远。在Gary重塑了经济学获并荣获了所有可能获得的奖项后，在75岁的高龄他还在教授整个课程、运行两个研讨会，并且星期天还在上班。他时不时会在我的办公室逗留并且我们会小聚一会。我们会讨论当前星期学术讨论会的文件、我们工作项目、他女儿最新拍的电影、他的孙子的最近技术成就、以及一些生活上的琐事。当到了要决定研究生课题时，Gary告诉我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经历对形成他的独立世界观是多么重要：“如果你不离开你就永远回不来。”
在我从Gary身上学到的很多东西中，最重要的一课就是通过解读某人行为来揭示其偏好的价值。公开宣称的优先考量往往与实际行为背离。我强调这个直觉是因为整篇故事更多地与Gary有关而不是我自己。没有人会比Gary更深刻地理解时间的珍贵，但他还是非常慷慨地（在我身上）花费时间。
Gary接纳了我这样一个毫无技能的本科生，给了我原本肯定不该得到的时间，并为我从那时起的人生确定了方向。我坚信他的所作所为较之任何官方评价更能体现他的优秀品质。
本文作者Steve Cicala, 是芝加哥大学2004届本科校友，是一位芝加哥大学Harris公共政策学院的助理教授以及国家经济研究院的教学和研究学者。本文原文发布于芝加哥大学网站。本文版权归属原作者或/和原文发布网站/媒体。有兴趣的读者可点击以下“阅读原文”链接查看更多内容。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