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何振梁第一次“受委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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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运会前夕,在老部下何慧娴的安排下,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一反在任时的低调风格,频频亮相媒体,为《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造势。在媒体报道中,多以“袁伟民暗指何振梁在国际奥委会选举等问题上多次‘不听招呼,自作主张’”为着力渲染之处,何振梁偶有简短回应,一句“好人不知道坏人有多坏”的感叹,又引舆论热议。两位中国体育功勋级人物的矛盾,究竟因何而起?背后有没有复杂、微妙的隐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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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以有机会分别与何振梁、袁伟民进行了交流,何振梁更是第一次正式回应书中的指责。尽管二人在一些关键节点上各执一词,“真相”尚远,却并不妨碍我们对这场纷争进行梳理和认知。何振梁与袁伟民的不睦,体育圈早有传闻。但是,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二人之间的私人恩怨。在打电话向一位在任领导申诉时,领导安慰何振梁:“你又受委屈了。”
所谓“又”受委屈,事出有因。两年前,前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李志坚曾在《中国体育报》撰文称,“由于宣传走偏”,造成了“体育外交家”、“奥林匹克外交家”的名实不符,所指显然是何振梁。早在中国第一次申奥前后,另一位前国家体委的实权人物也对何振梁多有不满,他甚至在公开场合单单不与何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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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振梁在体委和国际奥运会的双重身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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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袁伟民书中的指责,何振梁觉得“很离奇”。2008年6月,何振梁的《艰辛的辉煌——我的申奥日记》一书在香港出版,后又经节选在内陆出版。对于袁伟民质疑的事件,何振梁书中都有记述,其中也明确了联署提名金云龙与“支持”的区别,他也提及自己事先与好友罗格的充分沟通。整个经过并不存在背叛和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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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振梁说自己在国际奥委会工作了20多年,“不听招呼”的时候也有,但都是出于为国家利益考虑。比如讨论北京奥运会设项的时候,何振梁按国家体育总局的既定思路在为武术争取空间,这时有关领导又传话过来,要求也要为女子垒球争取一下。何振梁觉得无法同时为中国去争两项利益,便没有听从总局的指示。还有,总局方面在申奥的时候想成为主导者,何振梁则认为,北京市才应该是申奥的主体。在中国体育界,何振梁的身份有些特殊,作为国家体委的外事干部,他从1980年代初开始进入国际奥委会这个非官方组织。1985年,何振梁的双重身份都升级了,他被任命为国家体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又当选国际奥委会执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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