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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哲学发展到明代，已经成为“程朱理学”的一言堂，这也是后来被称为“封建礼教”的主要渊源，这时候的儒学思想已经和先秦儒家大相径庭。明代中叶，朝政腐败，同时资本主义萌芽悄然兴起，王阳明先生开始反思“程朱理学”，发展了宋代陆九渊的思想，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在明中、后期曾经风靡一时，一度取代了“程朱理学”的地位，左右中国思想界长达百年之久。 王阳明死后，其“心学”一度受到排斥和攻击，但由于其弟子后学的不懈努力，“心学”依然风行天下，辉煌一时。而在那一时期，信奉“程朱理学”的人，几乎没有了。阳明后学，据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所列，主要有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泰州等七个学派。 一 浙江是王阳明的家乡，因而所谓浙中学派实际上受到王阳明的直接影响。这一源的主要弟子有王畿、钱德洪，以及徐爱等。徐爱是王阳明的妹夫，也是王阳明最早的及门弟子。他初闻王学，以为和先儒的传统解说有出入，惊异不定，觉得无从下手。既而深入进去，并反复实践，始信王学为孔门之嫡传，由是而成为笃信王学之第一人。王阳明也称他为自已门下之颜渊。他曾根据王阳明讲解《大学》的基本宗旨，编成王阳明最主要的著作《传习录》。徐爱为学的特点在于强调“涵养、省察、克治、收放心”，以培养心之本体。徐爱认为学者之患在于好名，只有去私欲才能有益于物。他说，“心德者，人之根源也，而不可少缓；文章名业者，人之枝叶也，而非所汲汲”。可惜，天妒英才，徐爱三十几岁就病逝了。 与徐爱的情况稍有不同，王畿师从王阳明的时间比较长，后在吴、楚、闽、越、江、浙一带讲学长达四十年，专心传播王学。所至之处，听者云集，影响极大，莫不以其为王学之宗主。他为学主张大彻大悟，以无念为宗，具有融合儒释道的思想倾向。他主张从先天心体上入手，认为“良知一点虚明，便是作圣之机。时时保住此一点虚明，便是致知”。但也是由此，把王阳明的良知说进一步引向了禅学，而受到他人的诟病。 钱德洪，也是王阳明的一个著名弟子。其学术思想主要是阐释王学的一些基本精神。他认为：“充塞天地之间者，只是此一良知。天只此知之虚明，地只此知之凝聚，人与万物只此知之合散，而大道只此知之精粹也”。其学以收敛为主，注重于事物上实心磨练，主张在诚意之中求正心之功，反对空谈求悟，不切实际。其学宗旨与王畿从心体上顿悟明显不同。 二 王阳明的思想影响除了在他的家乡形成势力巨大的浙中学派外，也在他长期做官讲学的江右(即江西）形成了颇有势力的江右学派。学派的主要代表有邹守益、聂豹、罗洪先等。他们因坚持王学“致良知”的正统观念，而被视为正宗。 邹守益的从学经历是先宗程朱，后师阳明。其学以主敬为根本特色，以为“圣门要旨，只在修己以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杂以尘俗也。”修己以敬，就是戒慎恐惧，常精常明，不为物欲所障蔽。“一有障蔽，便与扫除，雷厉风行，复见本体”。在谈到良知问题时，邹守益认为，良知虚灵，昼夜不息，与天同运，与川同流。以独知为良知，以“戒惧、慎独”为“致良知”的主要修养方法，并尽心身体力行，他对阳明心学的精髓“良知”说的传播有很大功劳，一般认为他对王阳明“良知”说的理解是最正宗、最透彻的。 聂豹原本不是王阳明的弟子，他只是在研究了王阳明的学说，并与之辩难之后，才开始信服其学说，并在王阳明死后始称王阳明之弟子。聂豹之学以主“归寂”为根本特色。据《明儒学案》卷十七，“先生之学，狱中闲久静极，忽见此心真体，光明莹彻，万物皆备。乃喜日，此未发之中也，守是不失，天下之理皆从此出矣。‘及比，与来学立静坐法，使之归寂以通感，执体以应用。’”他以为“良知”是“末发之中、廓然大公”的本体之说，乃是王阳明所谓“致良知”思想的精髓；认为“养仁体”是动静无心、内外两忘的涵养功夫。对于聂豹的归寂说，王畿等人坚决反对，纷纷指责他与师门有背，类似于禅学之语。 在当时，只有罗洪先赞成聂豹的归寂说。罗洪先认为，聂豹所言，真是霹雳手段，许多英雄瞒昧，被他一口道着，如康庄大道，更无可疑。至于罗洪先个人的学术思想倾向，则有一复杂的演变过程。他始致力于践行，中归于寂静，晚年才彻悟于仁体。开始认为知善知恶即是良知，依此行之即是致知。后来体会到，如果中无所主，善恶交杂，而依此行之，岂能无乖戾于既发之后。因此，必须经过枯稿寂寞之后，消除一切杂念，使天理炯然。这就是他的以“收摄保聚”为功夫的主静说。 三 阳明后学除了上述浙东学派、江右学派的几个代表性学派外，真正在当时产生极大影响的，还要数泰州学派。泰州学派的创始人是王阳明的高足王艮。王艮，原名玉银，是泰州安丰场一煮盐灶丁的儿子。这一年他38 岁，听别人讲到王阳明的“良知”之学，就不远三千里来到江西南昌。他身着自制的古冠服，手执木简，并携带两首自赋的诗请见王阳明。见面之初，王阳明虽见他穿得古怪，还是尊为上坐。王艮也毫不推辞。王阳明问：“你戴的什么帽子？”回答：“有虞氏冠。”“穿的什么衣服？”“老莱子服。”“为什么要穿这种衣服呢？”“表示对父母的孝心。”又问：“你的孝能够通贯昼夜吗？”回答：“是的。”“若是你穿上这套衣服就是孝，那么夜间脱衣就寝就是不孝，你的孝怎么能通贯昼夜呢？”王艮忙说：“我的孝在心上，怎么会在衣服上呢？”“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把衣服穿得这样古怪呢？”经过这一番问答，王艮自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便悄悄地向一旁坐了坐。王阳明又与他讲天下事，论“格物致知”。直讲得王艮心服口服，叹道：“先生之学简易直截，是我所不如啊。”于是倒头下拜，自称弟子。但王艮是个脾气耿直倔强的人。当晚他回到住处，又仔细地推敲王阳明所讲与自己过去的所闻所见，觉得不尽相合，于是第二天一早又求见王阳明，告诉他自己对昨日拜师已有悔意。王阳明非但不怪罪他，反而称赞道：“你这样不轻信盲从，正是我所喜欢的。”于是又敬为上坐。经过一番辩难，直到王艮真正折服，才又向他称弟子。这就是王阳明收王艮为弟子的故事。 王艮师从王阳明后，颇得阳明思想的精髓，然而往往凌驾师说之上，持论更加高远。王艮的学术特征是发挥百姓日用之学，讲说儒家经书时颇多自己的独到心得，不拘泥于传统的传注。他的传道与传统儒者一直局囿于知识分子的小范围中明显不同，而主要是面向下层民众说法，即所谓“入山林求会隐逸，至市井启发愚蒙”。鉴于这种特殊的传道对象，王艮在发挥阳明的学说时，更注意结合百姓的实际情况而发议论。他认为，天地万物一体，人性之体就是天性之体。天性之体是活泼泼的，如鸢飞鱼跃。因此，人性也就无须安排，而是顺着天性去做就是了。他说：“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是异端。”这样，王艮便自然地将原本神圣的儒家道学的外衣扯了下来，使之成为愚夫愚妇能知能行者。从这个意义上说，王艮的学说不仅预示着宋明理学危机的加深和崩溃，而且其学术体系中已闪耀着近代某些民主自由、天赋人权，平等博爱的思想火花。 从传学系统看，王艮之学除了传其子王辟之外，其弟子尚有林春、徐樾。其子的弟子有韩贞、李贽。徐樾的弟子有赵贞吉、颜均。颜均的弟子有何心隐、罗汝芳。在这些众多的及门弟子及三传、四传弟子中，像李贽、颜均、何心隐等人均具有极强的叛逆性格和异端思想，故而他们的学术传承系统虽仍属于王学一系，但其思想资源自非王学这一孤立的系统，而是具有似儒、似道、似禅，亦儒、亦道、亦禅的复杂特征。实际上是晚明特殊社会背景下一股强劲的异端思潮。 当然， 这股异端思潮在阳明学说的本身即已存在，然而真正形成一股有影响的势力，无疑是在他这些弟子所处的时期。他的三传弟子颜均，为学力主一任自然，宣称性如明珠，原无尘埃，有何睹闻?著何戒俱?平时只是率性所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并公开批评说，凡先儒见闻，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这无异是向儒学所称道的先圣先贤公开挑战。 四 在王门后学，尤其是泰州学派的传人中，最具有异端性格和叛逆精神的还要数李贽。他实在是泰州后学中的“异端之龙”，被当时最高统治者视为“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洪水猛兽，并下令逮捕入狱，将其迫害致死。 李贽（1527—1602），又号李卓吾，生于福建泉州府晋江县的一个读书人家，是回族人的后代。他曾经以王艮的儿子、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为老师，算是泰州学派王艮的再传弟子了。李贽曾经这样自我介绍：我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也不信仙释。所以见道人厌恶，见僧人厌恶，见道学先生就更加厌恶。后来，有人告诉我王龙谿（王畿）先生的话，拿阳明先生的书给我看，我才知这两位先生像得道真人一样不死，就像真佛、真仙一样。我就是再倔强，也不得不信服他们。 李贽就这样不信仙，不信佛，更不信正统的程朱理学。却只相信王阳明心学与其弟子的思想。可见他的叛逆思想也是从王阳明心学的理论中滋生出来的。李贽7岁随父亲读书，26岁在乡试中中了举人。但他却不愿意继续参加科举的进士考试，因而在河南、南京、北京等地辗转做了20多年的小官，直到51岁才任云南姚安府知府。因他性格耿直，敢于坚持正义，在官场中处处感到受管束，处处与上司抵触，所以后来干脆辞官不做，到湖北黄安依附耿定理生活。他与耿定理、耿定向兄弟本是讲友，这时，耿定向在京城做了大官，暴露出假道学的虚伪面目。李贽就在来往书信中无情地揭露他，由此被耿定向逼着离开了黄安。后来，他移居麻城，在离城三十里的龙潭芝佛院居住、读书、著作，写出了《焚书》、《藏书》、《续藏书》等著作。他与僧人为侣，又剃发留须，不受社会习俗的拘束，也不管舆论的非议。他写的书也尽是触犯封建道德与封建传统观念的言语。加上耿定向为了报复，唆使门徒、流氓，散布谣言毁谤他，他又被逼离开龙潭芝佛院，到通县友人马经纶家居住。但反动势力仍不放过他。万历三十年（1602年），他被明政府逮捕入狱，罪名是：“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大都刺谬不经，不可不毁者也。”李贽在通县居住时本已多病，入狱不久，便用剃刀自刎，结束了他历经坎坷、受磨难、遭迫害的一生。 李贽的叛逆性格主要体现在对宋明理学正统的批判上。他从阳明心学的一些基本原则出发，竭力反对宋明理学家的道德说教和神秘主义。他认为，宋明理学家所推崇的孔子已远不是历史上的真实的孔子，真实的孔子是人，而不是神。真实的孔子人人可学，而被宋明理学家神秘化了的孔圣人，则不可学，也不必学。因此，他竭力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反对对孔子不切实际的迷信。对于儒家的那些典籍，李贽认为，多半并不出于那些圣人之口，因而并不能作为“万世之至论”，而应根据这些话语的具体背景进行研究和分析。故此他坚决反对宋明理学家假借圣人的语言以治人的把戏。他称这些理学家为假道学，为“穿窬之盗”，为欺世盗名者。他们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既可恶、可恨，甚切可杀、可剐。由此可见，李贽对那些假道学家是如何的憎恨。 李贽们对假道学的憎恨、王氏后学的“异端邪说”按理说可以成为中华近代文明的开端，然而，沉重的历史惯性车轮，碾灭了心学的发扬光大。随着大明王朝的覆灭，清朝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再次确立了“程朱理学”的国家思想地位，阳明心学被打倒批臭，不容于世。更有大清王朝的史官认为：“明之亡，实亡于王学。”这是颠倒黑白的说法，事实上，明王朝自嘉靖后，政治腐败、内忧外患，只是在一些深受阳明心学影响的正直官僚（如东林党人）的苦苦支撑下才得以苟延残喘数十年。 其后不久，遥远的欧洲，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一举奠定了人类近代文明发源地的地位；有了近代文明指导的欧洲，一跃成为人类文明的领跑者。而泱泱中华却将迎来民族历史上最严重的亡国灭种的危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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