璇玑玉衡

　　《尚书·舜典》曰：“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一代舜帝为我们留下的天文纪事，仅此九字。自古炎黄子孙但闻其声，不见其事，“璇玑玉衡”千古成谜。于是后人据《周髀算经》中有“北极璇玑四游”的话，称它是北辰。又有人据《史记·天官书》中有“北斗七星，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而断定璇玑玉衡就是北斗七星。而更多的人认为璇玑玉衡不是星象，而是一种仪器。如孔安国称：为正天之器，可转也；马融称：测天之事，见于经者，惟玑衡一事；王盘称：浑仪已和之旧器历代相传，谓之玑衡；沈括称：天文学家有浑仪测天之器设于崇台，以候垂象者则古玑衡事也；载东原称：古测天仪器，设璇玑以拟黄极，玉衡以界黄道。主张仪器说的人虽多是历代知名学者，但谁也说不准这种仪器的具体内容，而多与汉代以后的浑仪混为一谈。全是猜测，毫无依据。
　　璇玑玉衡确实是一种天文仪器，它是在浑天说以前盖天说时代功能最多，结构最完善的一种天文仪器。它由简到繁，历史悠久。它肩负了古代从观象授时至历法完善的全部重任，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极为深远，堪称我国科技史上第一重大发明。至汉代，因浑天说兴起，随着浑仪的出现，这种曾在历史上辉煌过相当长时期的璇玑玉衡，也就随之销声匿迹，致使汉代以后的学者，从未目睹过它的真实面目。（其实这种置于灵台，藏于密室的东西在任何朝代也不是一般文人学者所能见到的。）有幸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将他任太史令时所亲眼见到过的璇玑玉衡，用文字记述下了它的总体内容，使我们今天得以窥其大概；只因司马迁对这种仪器的记述即没有尺寸也没有图形，而文字又多有颠倒脱落晦涩难读，所以历代学者都不明白司马迁这段文字的中心内容。长久以来，几被遗忘。为了弄清史记中这几段文字的实质及璇玑玉衡的总体内容，今不嫌这些文字的冗长，将有关文字全部摘录于后。
　　“书曰：七正二十八舍……”
　　“太史公曰：在璇玑玉衡……”（摘自《史记·律书》）
　　“北斗七星，在璇玑玉衡……” （摘自《史记·天官书》）
　　从太史公在《律书》末的按语可知,《璇玑玉衡》无疑是一种天文仪器，只是司马迁将其静态部分写在律书后半部，将其动态部分随笔写进了天官书中。这种仪器共有三种功能，即建律、运历、造日度。所谓建律就是取子谷黍中者，以一黍之广为一分，取八十一分长而又可容一千二百黍之管为黄钟，以后其管径不变按律书依次短之，分别为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吕、应钟。凡十二管为十二律，其间奇为律偶为台，以管之长短制乐而节声音，黄钟最长其音低，应钟最短其音高。有取黄钟长的八十一分之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以计量物之长短。又以黄钟之管所容一千二百黍为仑，十仑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以计量物之多少。又以黄钟所容一千二百黍之重为十二铢，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以权物之轻重。此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皆准于黄钟，黄钟为万事根本。所谓运历，是在璇玑玉衡上据日、月、星辰之运行来纪年、纪月、纪日。（在观象授时的年代,古人尚不能掌握据月亮之运行规律。其纪月是出于北斗斗柄的指向。所以说在夏商时代用的都是纯阳历,而阴历在阴末周初尚处于萌芽阶段。）所谓造日度，指的是测定回归年之长（岁实）我国传统历法概以回归年长的值来分周天度数，如汉前的古六历皆以365.25日为一回归年，则其周天就分为365.25度。东汉刘洪的乾象历以365.2462日为一回归年，其周天数则有365.2426度，这就是说回归年的值从粗到精不断的改正，其周天的度数也不断的变化。从造日度这句话可知从尧时的期三百六旬有日成一岁，至后来以365.25日为一岁，其间不知经历了多少次的观测改正，只是史料上没有记载而已。
　　单从璇玑玉衡的这三项功能看，它的结构应是十分复杂，我们无法从司马迁的文字记述中把它复制出来，但我们可以根据律书中的天地方位、二十八宿的布局、以及它与十二辰、十二月、十二律等的对应关系，绘制出一幅静态的璇玑玉衡平面图来。中北斗七星是按杓携龙角，衡殷南斗，参枕魁首的位置关系落上的。
　　从这个静态的璇玑玉衡图上，我们看到一个及富特色而又广为人们所熟悉的天象，就是天上二十八宿之排列正处于四象分天的位置上。苍龙、玄武、白虎、朱雀不偏不倚各占一方。
　　东方苍龙（角、亢、氐、房、心、尾、箕）
　　北方玄武（斗、牛、女、虚、危、宝、壁）
　　西方白虎（奎、娄、胃、昴、毕、觜、参）
　　南方朱雀（井、鬼、柳、星、张、翼、轸）
　　北斗七星横于子午线上，正处于中心位置。天旋地转，永无止息，我们的祖先究竟是在何年何月何日何时，把这幅天象静止在璇玑玉衡上，作为建律、运历、造日度的依据呢。笔者按岁差真运动原理制成一种天文历象盘，在这个历盘上无须任何计算就可以推演出古今任何一个年代的全天天象来。（该年代冬至夜半子时的天象）今在历盘上推演出公元前2000年的天象如其天象概貌大致是，太乙是当年的北极星，去极3°有余。冬至日在虚，春分日在胃，夏之日在柳，秋分日在氐, 北斗七星横于子午线上，七星中的开阳去极14°左右整个北斗都在横显圈内，我国中原地带可以看到北斗七星终夜不没。二十八宿正处于四象分天位置，当时二十八宿中靠近天赤道有奎、娄、胃、昴、毕、觜、星、张、翼、轸、氐、宝、壁等十三宿。
　　现将图一图二作一对比，可以看出二者星象绝无差异，这说明司马迁用文字记述下来的这幅天象是夏后氏时代（公元前2000年）冬至夜半子时的天象实录，绝非虚构。从璇玑玉衡上十二月十二辰的方位看当年冬至日在虚，虚宿（太阳）正值冬至（十一月中气）又虚宿正处于子时。所以知道璇玑玉衡上之天象是公元前2000年冬至夜半子时的星象。这是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有天象依据又广为人们所熟悉的一个历元天象，秦汉前古人不知道有岁差，历法家就一成不变的把它作为建律、运历、造日度的依据，所以在先秦典籍中随处都可以见到由这一天象所发生出来的各种天文纪事。
　　前面说过，我们无法按司马迁的文字记述复制出古代的璇玑玉衡来，但我们可以把这静态的璇玑玉衡图，按天地时空关系把它们分开，在依层次的把它们组装起来，按天体运行规律使之转动，这样我们可以在这璇玑玉衡上演示出这个年代的任何一天及任何时刻的天象，从而解开我国历史典籍中的许多重大疑案，揭示出我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来。
　　舜帝时代的璇玑玉衡，《尚书·舜典》曰：“在璇玑玉衡,以齐其政。肆类于上帝，礼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臣，辑五瑞，既月乃日, 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这是说舜帝登基后，就象天帝一样，要祭宗祀、望山川、遍群神、巡视四岳诸牧。可他出巡的时间和方位，何以要二月东巡、五月南巡、八月西巡、十一月北巡呢？原来当时有这样的天象：二月（春分）初昏，斗柄指东；五月（夏至）初昏，斗柄指南；八月（秋分）初昏，斗柄指西；十一月（冬至）初昏，斗柄指北；舜时距夏后氏不远，当时确有此天象。舜帝四季出巡，正如天帝乘坐北斗（《史记·天官书》曰：“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方一样。从《尚书·舜典》的记载可知，舜帝时代的璇玑玉衡内容比较简单，天上仅有北斗七星定月序。地上除东西南北方位和十二月外，别无他物。随着时间的推进，璇玑玉衡的内容才慢慢丰富起来。
　　璇玑玉衡衍生出的两部历法
　　在先秦典籍中最难读的是《周易》，而在《周易》中最为费解的又莫过于《乾》、《坤》二卦。前辈经师多把　　《乾》、《坤》二卦中的潜伏、出地、升天、回落，比喻成士大夫立德扬名的兴衰过程。迄近代才有人指出《乾》、《坤》二卦中的龙是天上的苍龙（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苍龙在天上的出没中天，是出于什麽年代、什麽季节、什麽时刻的天象，从未有人说清楚。至于《周易》的作者为何要把苍龙在天上的一年之动记述在《乾》、《坤》二卦中，就更无人知晓了。这千年谜团，若与璇玑玉衡联系起来，一切都云开雾散，真相大白于天下了。原来《乾》、《坤》二卦所记十二爻辞，是商民族世世代代所遵循的历法。现将这十二段爻辞按爻序的初上用九用六分别与璇玑玉衡上之十二月相对应,（图三）则不难看出苍龙在天上一年之运行过程。商人正是根据苍龙每月初初昏时刻所在的方位，而按排农事，指导生产，如正月初九，潜龙勿用，从璇玑玉衡上可以看出正月初昏，苍龙正潜伏于酉卯线以下的东北方位。实值立春，冰雪尚未消融，天气寒冷，农民都藏在家中修生养息。故爻辞称潜农农龙勿用，九二的见龙在田又读见农在田。“飞龙在天”“亢龙（坑农）有悔”作者一方面讲的是苍龙的真实天象，一方面借这两句话告诫统治者要提高农业的地位，不要随便坑害农民。总之, 《乾》、《坤》二卦所记十二爻辞，不出天象物侯人事三方面内容，他们紧密结合息息相关，全都从璇玑玉衡上发生出来。
　　还值得一提的是夏后氏时代所颁行的历法,《夏小正》它同样是在这个璇玑玉衡上发生的与《周易》中商人的历法同一时代的产物。如《夏小正》“正月初昏,参中斗柄悬在下。”参与商（心宿二,又叫大火）相去约，自古有参商不见面之说。今参宿在头顶中天，商星自然潜伏于地下不得相见，故初九称“潜龙勿用”（商星是苍龙之心脏部位）。又如《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则《乾》九五称“飞龙在天”“大火中”与“飞龙在天”完全是一个天象。《左传·昭公元年》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伯，季曰实枕，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藏，迁伯于商丘，主辰大火，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执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左传》的这一传说，岁年代不可考，但事情可信。《夏小正》与《周易·乾坤》是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天底下产生出来的两部历法，《夏小正》是出自西方以虎为图腾的夏民族，故历法中多以参（白虎）作标志；《周易·乾坤》是出自东方以龙为图腾的商民族，其中多以苍龙为观测标志。应该说这两部历法，都是我们的祖先从实际的天象观测中得来的，但它们的发生都离不开璇玑玉衡这个母体。东汉魏伯阳称“循据璇玑升降上下，周流六爻，难得察睹，故天常位，为易宗祖”，这话应当是有依据的。
　　春秋战国时期，在我国历史上盛行一种岁星纪年。这是古人经过长期观测，发现岁星（木星）在12年间东行一周天。（实际只有11.86年）于是就分周天为十二次，年行一次。他们上推往古下算未来。于是就有一类说法，并出现了十分规范的岁星纪年法。如《史记·天官书》曰“以摄提格岁，岁阴左行在寅，岁星右转居丑，正月与斗牵牛晨出东方……”《淮南子·天文训》曰：“太岁在寅，岁名曰提摄格，其雄为岁星，含斗、牵牛，于十一月与之晨出东方。”《开元占经》称：“甘氏曰：‘提摄格在寅，岁星居丑，正月与建斗、牵牛婺女晨出东方。’”以上各种岁星纪年法的推算基本相似，都离不开一个恒星天（二十八宿）来作为岁星运行的背景。《淮南子·天文训》称：“大阴在四仲，则岁星行二宿，太阴在四钩，则岁星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岁而行二十八宿。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岁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岁而周。”从《淮南子》上述岁星十二年行一周天的这个恒星天布局看，它不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天象，而是璇玑玉衡上的那个历元天象。注意二十八宿在四仲、四钩的布局，即从春秋战国至秦汉年间的岁星纪年，全部是在这个璇玑玉衡上推定的，而与当时的实际天象毫不相关。岁星纪年法是当时文人墨客纸上谈的东西，不是历法家的产物。
　　《国语·周语》有景王问钟律于伶州鸠的纪事。王曰：“七律者何？”对曰：“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肆，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这为伶官一口气报出了武王伐殷的年、月、日、时及其天象。看来这位伶官不仅精于声律，还是位了不起的天文历算家，其实这位伶官对天文历算一窍不通，它只不过是站在璇玑玉衡前胡说一通而已。璇玑玉衡上，周之分野在鹑火，于是他就随口道出了“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关于武王伐殷的日期时辰，古文《尚书武成》曰：“粤若来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 这位伶官根据璇玑玉衡上氐、房、心三宿与二月对应，于是他就随口道出“月在天肆（房宿）”。璇玑玉衡上二月初正对银河岸口，于是他就随口道出“日在析木之津”。璇玑玉衡上二月初昏斗柄建卯，于是他就随口道出“辰在斗柄”。太岁所在是根据岁星（木星）所在次位而定的，按“岁阴（太岁）左行在寅,岁星右转居丑。”推算下去，“岁在鹑火”星当在大梁，可这位伶官不懂岁星纪年法，他偏说“星在天鼋（玄号）”一句话，这完全是外行话。他讲的月不是月亮，而是月份；他讲的日不是太阳，而是日期；他讲的辰不是日月相会的合朔，而是时辰的辰。他根本不知道当时的日、月、星、辰之所在，别说他不会天文历算，就是他眼前的璇玑玉衡也不会使用。他对周景王滔滔不绝，完全是在静态的璇玑玉衡上照本宣科而已。后来常有学者以“岁在鹑火”来推定武王伐殷的绝对年代，这无异于盲人骑瞎马，永远摸不着方向。
　　璇玑玉衡上十二辰十二月的排列方位是被固定不能变的，也就是说，十二辰十二月即表示时间又可表示方位，这形成我国传统天文学一大特色，这种集时空于一身的纽带来自天象，十二辰的排列是根据太阳的周日视运动而来的，这容易理解。而十二月份的排列就颇为费解，原来这十二月的方位是建于该月初昏时刻斗柄指向的方位而划定的,（北斗七星中开阳摇光连线的方向）故称斗建。《淮南子·天文训》称：“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反其所，正月建寅，十二月建丑，十二月建丑，一岁而匝，终而复始。”讲的正是璇玑玉衡上的这种斗建关系。其又称：“子午酉卯为绳……日冬至则斗北中绳，日夏至则斗南中绳。”这正是璇玑玉衡上冬至、夏至夜半子时北斗七星处于子午线上南北不同方位的特殊天象。唐瞿昙悉达不解个中缘由，误把北斗作南斗，在《开元占经》中竟将前一斗字改为井字。误用开元时代的天象去解释古老的历元天象。随着时间流逝，由于岁差，这种斗建关系与南北中绳的天象早已不复存在。至春秋战国阴历已进入成熟阶段，观象授时已基本结束，璇玑玉衡也就慢慢的被淡忘了。但在璇玑玉衡上二十八宿与十二辰、十二月、十二律吕、十二分野及东西南北的对应关系，以及璇玑玉衡上的各种天象变化，都已经深深地印入史册并广为流传。
　　璇玑玉衡上二十八宿与十二辰、十二月、十二律吕、十二次、十二分野及东西南北的对应表
　　二十八宿 女虚危 斗牛 箕尾 氐房心 角亢 翼轸 柳星张 井鬼 觜参 胃昴毕 奎娄 室壁
　　十二辰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十二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二律吕 黄钟 大吕 太簇 夷钟 菇洗 中吕 蕤宾 林钟 夷则 南吕 无射 应钟
　　十二次 玄号 星纪 析木 大火 寿星 鹑尾 鹑火 鹑首 实枕 大梁 降娄 娶訾
　　十二分野 齐·青州 吴·杨州 燕·幽州 宋·豫州 郑·兖州 楚·荆州 周·三河秦·雍州晋·　　益州赵·冀州鲁·徐州卫·并州
　　最后有人会问司马迁博学广闻，于天文历法自有家传祖述，他那极富传神之笔何故把这璇玑玉衡写得如此凌乱不堪，晦涩难读，致使千百年来无人看清他的眉目，这里有必要谈谈司马迁写《史记》三书（律书、历书、天官书）时的背景。
　　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改历，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亲自牵头替武帝更造汉历、立仪、定刻漏。可汉武帝以当时天状考察司马迁、壶遂等人编的历法，发现多有违失，且不能为算，遂罢而不用，而招徕了民间天文学家落下闳、于地中转浑天、定时节，作太初历颁行于世。这对司马迁来说真是当头一棒，是他未能实现现父临终前的遗愿，断绝了他家世代相传的祖业，而深感汉武帝是有意在侮辱他。在《报任少卿书》中他愤然写到：“文史星吏近乎巫卜之向，故祖上所戏弄。”司马迁带着这样的心情来写《律书、历书、天官书》，心中完全乱了分寸。在《律书》中他迸弃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天文仪器（落下闳的浑仪）。而若隐若现地把当时也鲜为人知的璇玑玉衡（盖天说时代的天文仪器）写了进去；在《历书》中他前面还在写“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把落下闳运算转历。”可后面却不见太初历的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他自己编写的“历术甲子篇”；在《天官书》中所记星象亦是凌乱不堪，对交食周期的记述完全乱了章法，时至今日也没人能弄清他记的那些数字的来龙去脉。从后来《三统历》的交食周期（135个朔望月）和五星推步看，秦至西汉初的天文历法都是一片空白。司马迁处于浑盖交替年代，他墨守陈规所带来的悲剧是无法避免的。作为一个史学家，他没有反映出当时最先进的东西（太初历和浑天仪），十分遗憾，无法弥补；但他在三书中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极为珍贵的字料，特别是我们今天能读到璇玑玉衡的有关内容和功能，致使我们更深地触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此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



《尚书》与璇玑仪
张祥平

物理学家李政道在《艺术和科学》一文中认为,被现代人视为古代装饰品的玉璧、玉琮、璇玑等,原型是三种零件,组合起来就是一种天文观测仪器.(见《科技日报》1996年11月3日第2版)
这个推断, 正与《尚书·舜典》记载的"璇玑仪"相吻合.反过来,由于李政道的文章介绍了仪器使用方法, 就使现代人能够理解《舜典》中记载的内容:过去,人们只知道"璇玑仪" 可以用来观测太阳、月亮和五颗星的运行,却不知道"五星"是指什么;现在, 由于知道了"璇玑仪"要利用三颗星定位,在尧舜时期,人们还可以在正极处看见第四颗星.每一次夜间观测,都要先用这四颗星确定天球座标.确定了天球座标,才能利用季节星在天球中的位置来确定日期和时间. 季节星记载在《尚书·尧典》之中:春天鸟星,夏天大火星(心宿, 不是九大行星中的那颗火星),秋天虚星,冬天昴星.每一次观测,四颗星用来定位,一颗星用来定时,正好是五颗星.
所以,既可以说:《尚书》证实了"璇玑仪";又可以说:李政道描述的"璇玑仪"有助于理解《尚书》.
李政道的文章图示了玉璧、玉琮、璇玑的原型:琮是中空的方柱,安放在托架上,与地面的支撑部分相连("礼地"),方柱内如"炮筒";璧是中空的园柱,插在"炮筒"中,可以旋转, 璧中的孔径像 "枪管",从管的下端沿管的上端看出去,"瞄准"正极,用来"礼天",璧的上端露在"炮筒"之外;璇玑是一个较大的圆盘,中间有洞,套死在璧的上端,随璧转动,璇玑外圈有三个均匀分布的缺口.人眼从璧的下端偏出"枪管",略钭一点儿, 可以从每一个缺口"瞄准"一颗星,通过寻找,可以看见三颗星同时嵌在三个缺口之中. 随着地球的自转和公转,这三颗星也在移动,但是,如果把琮调到一定的角度,只须转动璧,就可以保证这三颗星在一夜中的各个时刻都处在这三个缺口之中.这样,从"枪管"看到的就是正极.但是在正极处可能没有星.据推算:在公元前2700年前后,正好可以在正极处看到第四颗星, 类似于今人所说的北极星,当时,这颗星确实正处于"北极"或"正极".
《尚书·舜典》记载的原文是:"在z睿 (z表示钭玉旁)玑玉衡,以齐七政".译为现代汉语就是:安装好璇玑仪,用来确定太阳、月亮和五颗星的运行.
这句话中,"在"相当于"地上立个杆子"或"栽"(不是"种"),甲骨文"在"的构型就象现代的电线杆, 上端已经装上了 "V"形撑架与横档."z睿"正是上文所说的"璧" ,它的中心孔下端供人眼观察,所以"睿"的下面是"目","睿"的上半则是琮与璧的组合: 在金文中,上半是"谷"(璧)再套上外廓(琮的内壁),这个"谷"不是简化字, 而是原字, 不具有"禾本科粮食作物"的含义,其含义是"泉出通川",正如璧内的"枪管",所以"睿"的本意是"深明";" z睿"左旁的钭玉表示璧是用玉做的,而且,制做璧要用上好的玉, 所以" z睿"的引伸意就是"美玉"."玑"是璇玑,也是用玉作的."衡"在小篆中是"街道(行)"的中间夹着"角大",也就是大角的牛拉着大车穿过小胡同, 必须不断调节;"玉衡"是一个二字词,表示用玉做的而且在使用中需要不断调节的仪器零件, 也就是琮.(调节的结果,琮应该指向正极.这是中国史籍中第一次记载需要不断调节的仪器. 在此之前的《尧典》中,记载了借助日影观察日照的"寅",也就是箭尾固定在地上而箭头向上的箭, 观察时不调节仪器, 而是测量日影的变化. 详见拙著《美好的中国人》,华夏出版社,1995,第383页.)
"玉衡"是由两个单"字"组成的"词",成为"二字"的名词;这在古文献中是第一次,似乎说明科技发展推进了语言的发展.在此之前的《尧典》中,有过"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的记载,但是其中的"闰月"不是二字词,而是两个一字词,因为"闰"字本身的含义就是现代人理解的 "闰月" ,这句话中的"月"也是一字词,表示"月份序列"(正月、二月、三月,等等;详见上引拙著第385页).过去,由于学者们不了解璇玑仪的结构, 只根据 "玉衡" 是二字词,就把"z睿玑"也理解为二字词,而把"z睿 "理解为"美玉",用来修饰"玑".其实,既然"玑"字本身已经有了钭玉旁,就根本用不着"美玉" 来修饰一番 ----" z睿"和"玑"都是专用的造字,是两个一字词."玉衡"中的"玉"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单字"衡"有它自己的本意,这个本意与璇玑仪零件的关系太间接了;只有借助二字词"玉衡",才能准确表达这个仪器零件.
《尚书》是中国的第一部正史,竟然与最现代的观测原理相吻合,一方面说明这些历史记载本身是可信的, 另一方面说明在人类早期,科学与艺术没有分家,求真与求美是一回事. 随着社会分工与进步,它们才分道扬镳:璇玑仪变成了浑仪,以及现代的天文仪器,而璇玑仪的零件变成了装饰品.当科学充分发达起来之后,艺术与科学又在一个高层次上靠拢:大科学家在科学领域中悠游自如,从科学本身获得"直接的精神满足",获得"美",把科学变成了艺术.反过来,这些科学家又从早期的"艺术"中发现科学,例如李政道从玉璧、玉琮、璇玑等装饰品中重新发现了璇玑仪.

“根据汉儒的说法，人们把一种环形、片状周围向外顺出角的玉器称为璇玑。璇玑产生于新石器时代，山东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均有玉璇玑出土。早期玉璇玑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方形玉切割成圆环时留下了外侧的边角；另一类是在环的周围做出装饰，其中以饰蝉最优。商以后的璇玑带有明确的璇角，商代璇玑上的角还带有齿牙。璇玑的角一般为3个，也有4个或6个的。”（《玉器史话》张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