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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回、那些来自南方的人们
一般认为，太平天国左军主将翼王石达开从湖北杀入江西时，手下有两万多人马，这个数字可能是错的。 石达开在1855年底进军湖北时，的确有两万多人马，但前面说过，石达开最初接受的任务，是和湖北太平军韦俊部夹击并歼灭湖北清军、尤其是湘军胡林翼部，最低限度，也要确保武汉三镇不失，因此他先后两次分兵增援韦俊，第一次人数不详，但多称“数千”，第二次则号称四千人，倘认定两次增援兵力相近，则仅此一项就已经分走七八千人。他进军江西时并非全队开拔，而是留下一部分人马在湖北佯动，这些人马少说也应有两三千人，如此算来，石达开初入江西时的兵力，充其量只有一万五六千人，如果按照太平军“二千五作一万”的习惯除以四，则更只有四五千战斗兵。 很显然，仅靠这一点点兵力，偷袭可以，但大规模攻城略地就会显得力不从心，不分兵无以扩张地盘，一旦分兵，原本有限的兵力就更会处处单薄，很容易被曾国藩这样危险的对手抓住要害，各个击破。 正因如此，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即乙荣五年十月十八日（1855年11月24日，清咸丰五年十月十五日）石达开自通城进入江西省境起，至十一月初三日（1855年12月9日，清咸丰五年十一月初一日）占领新昌止，石达开一直谨慎地将主力捏成一个拳头集中使用，而将牵制、佯动之类的任务，全部交给本就在江西境内的黄文金、李远继、胡鼎文等部。 但在新昌呆了10天左右，石达开的用兵风格，忽然从小心翼翼变作大胆泼辣，他不但在1855年底、1856年初分兵三路，分头攻略赣北、赣中、赣南各府县，到了太平天国丙辰六年新岁之后，更将原本的三路人马又分出许多路来，从而加快了攻城略地的进度。 原本这是十分危险的举措：曾国藩老谋深算，入赣湘军正调整部署，而清廷和曾国藩本人从邻省搜罗来的多路援兵，也已开始有所动作了，一旦这些“分散的小队”被逐渐集中的敌军所捕捉，江西战局就会发生戏剧性逆转。 然而这一幕却并没有出现，江西太平军非但顶住了几乎每一路清军的反扑，且丝毫未曾放慢扩张的速度。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石达开部太平军固然“分散”，但分散出的每一路都不是什么“小队”，而是数千人、上万人的“大队”。 他入赣时不是最多只有万余人马么？怎么不到两个月时间，兵力就一下变得充裕至此？ 这就要说说比石达开稍早一些，从南方闯入江西省的不速之客们了。 这些人就是来自广东的天地会，当时的人们习惯叫他们“红军”。 天地会又称洪门、三合会、三点会等等，是历史悠久的反清团体，何时起源，说法不一，但最迟也应在乾隆廿六年（公元1761年）就已成形。这个组织的宗旨是反清复明，因此会众自称“洪门兄弟”（“洪”指代朱元璋的年号“洪武”），自我介绍时常说“本姓某，改姓洪”，采用秘密“堂口”的方法组织、活动，一方面“天下洪门是一家”，只要通过复杂的暗号切口核实彼此身份，即便素不相识也可以得到洪门兄弟的帮助，但另一方面，各堂口之间并无密切关系，往往各行其是。 既然要反清复明，那么就免不了起兵造反，在这点上天地会也显得特色鲜明：因为要表明自己是“大明忠臣”，所以但凡天地会系统起兵，首领通常自称“大将军”、“大元帅”，却绝少称帝称王——因为只有姓朱的人才有资格称帝王，这一“潜规则”直到本书标题“1856”的前一年——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才被广东天地会陈开、李文茂等在广西浔州（今广西贵港市桂平）局部打破，陈开、李文茂等四位首领称王，建国号“大成”、年号“洪德”，但仍然不敢打破称帝这天地会的最后一条禁忌。 天地会的堂口遍布全国，连当时汉族人口很少的东北、新疆都有活动，因此民间有“合字一条线，洪门一大片”的说法，意思是说，运河漕帮（青帮）分布很集中，基本上局限在运河一线，而天地会（红帮）则遍地开花。尽管如此，南中国的福建、台湾、广东、广西、湖南等省，仍然是天地会最活跃的地区。 相较于台湾、福建，广东天地会算是“小兄弟”，起步稍晚，但到了道光、乾隆年间却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首先，在“五口通商”之前，广州是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口岸，自然也成了吞吐量最大、码头工人和苦力集中的地方，而这些相对无牵挂的壮年男子，恰是最容易被天地会“互助、讲义气”理念所吸附的对象；其次，由于是唯一的“大码头”，广东成了百物集散、万商辐辏之所，联络、传播任何东西都有更高效率，当时传播基督教的外国传教士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不约而同荟萃于广东，“洋和尚”能看透的道理，土生土长的“洪门”当然也不会看不透。 其次，鸦片战争时期清廷封疆大吏在广东大规模募勇备战，并号召沿海各府州县兴办团练，而能在短时间内召集大量壮丁备战、且又对此有浓厚兴趣的势力，就包括“洪门”，正因如此，道光末年广东天地会得到极大发展，许多地方的团练实际上被天地会控制，如鸦片战争中著名的三元里之役，能在短短一天内召集一百零三乡壮丁参战的“升平社学”中，就有不少天地会众。鸦片战争结束后，清廷大量裁撤战时招募的勇丁、杂役，加上战争对经济所造成的巨大冲击，这些“退伍老兵”既无法维持新生活，又难以回归旧生活，他们中不少人便投向唯一能带给他们希望和温暖的“洪门”等社团（有些人本来就是“道上兄弟”），令广东天地会势力更大。 当时广东“拜兄弟”的人非常多，中下层社会阶层里几乎所有行当都被卷入，如东莞石龙天地会首领何六，原本是开米铺的；番禺县太和镇沙亭岗天地会首领周春，原本是种菜的；后来成为“大成国”四王之一的广州江村黄婆洞天地会首领李文茂，原本是粤剧演员；后来投入太平天国、这本书所叙述的整个时段都是镇江、瓜洲主将的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吴如孝，在广东参加天地会时，是广州城外专门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十三行”洋行司会计；另一个天地会出身的太平天国名人、当时已被杀的扫北军主帅之一、广东揭阳人林凤祥，参加天地会时是个“无业游荡”的流民……洪秀全开始传教时，所遇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到处是“洪门弟兄”的“天下”，他本族的许多族人也是天地会众，如他的堂兄、后来做到恤王的洪仁政就曾因为“拜兄弟”，被亲官府的团练把房子烧了。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广东天地会活动能力强，相应的，广东各级地方官和亲官府势力对付天地会的能力也首屈一指，受到压迫的广东天地会，部分选择了向周边压力较小的地区扩张，他们中许多人是“混码头”的，因此这种扩散也往往沿着水路发展，其中一些会众溯西江而上，进入广西，另一些则沿着北江扩展到湖南，更有相当一部分索性漂洋过海，成为“外国洪门”，本书所述时段开始前不久刚刚被镇压下去的、在上海和福建闹得轰轰烈烈的“小刀会”，就是这种“出口转内销”的洪门分支，而今天遍布世界各地的致公堂、民治党，追根溯源，也都和当初的“洪门出海”一脉相承。广东天地会众活动能力很大，当时清方有人将广东、广西天地会分别称“广马”、“土马”，认为前者战斗力远胜后者，如果一支“土马”队伍里混入几个、十几个“广马”，战斗力往往能得到立竿见影的提高。 两广天地会起兵原本在太平天国之前，因此当时主持金田团营的萧朝贵才假托天兄（耶稣）之口，说“八方煷起，起不复熄”，在金田团营前或同时，广西境内活跃着许多天地会武装，如陈亚贵、李元发、罗大纲、张家祥、任文柄、大头羊、苏三娘、大鲤鱼等，他们中有的在山区活动，有的（“艇匪”）则在水面活动，吸引了清方的注意力和攻击力（如重新被启用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和前文多次提及的向荣，最初领到的任务都是镇压“会匪”——这通常指天地会反清武装，而“上帝会”这个另类在当时多如牛毛的天地会堂口掩盖下并不受清方重视，甚至许多人一开始根本不知道这支“另类会匪”），太平军能在广西从容发展壮大，和天地会的这种“掩护”甚有关系。在清军重压下，广西天地会堂口发生分化，有的继续就地活动（如后来名垂青史的刘永福最初的“盟主”，就是名不见经传的广西天地会小堂主、广西南宁府迁隆寨旗头郑三），有的降清（如本书叙述时段中已是江南大营第一名将的张国梁，正是前面提到的“会匪”张家祥，而后来因镇南关大捷名扬世界的冯子材，也是此时以会党小头目身份降清的），还有一些则投入了太平军中，如罗大纲、吴如孝、刘官芳、李能通、何明彪等，都是原先天地会的大小头目。他们的加入不仅为太平军增添了许多久经沙场、经验丰富的百战之士，而且还在关键时刻给予太平天国决策层许多战略方向上的启迪，如太平天国之所以能攻下第一座城市——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和罗大纲在此前一年曾以天地会首领身份偷袭永安州得手有关，而攻打桂林不下后北上湖南，而非照原计划去广州、香港，则和湖南郴州天地会部分会众投奔后的建言不无关系。甚至，太平军最终将进取南京作为远征的目标，也或多或少受到天地会的影响——那正是“我大明”的都城。 当太平天国势力迅速膨胀，名声很快压倒天地会，成为清廷头号大敌后，又反过来开始影响广东天地会的行动。当时有一种流传很普遍的谣言，说洪秀全本来不姓洪，而是因为拜了天地会杨大鹏、朱九涛为师，为便于号召才“改姓洪”的——这显然很符合“洪门”的传统惯例；太平军越走越远，广东天地会的“太平军印象”也就越来越一厢情愿和离题万里。保留下的天地会方面文告、信函显示，在1853年太平天国攻下南京后，广东“洪门”听说太平军“光复大明都城”、在南京“虚立朱洪竹小主之位”、一切制度都仿效明朝，非但大受鼓舞，而且甚至有些感到惭愧：“金陵兄弟”能做的事，历史悠久的广东“洪门”为什么就不能做呢？ 于是在1853年春夏之际，广州周围许多县、镇，就被半公开的“红兵”所占据，他们中有的仍照“洪门”规矩自称“反清复明”，有的则假托太平军旗号，更多的则两样都做（反正他们自己也误以为太平军就是天地会），这年6月下旬，洪秀全从天京派遣、给自己美国籍宗教老师罗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送信的信使叶师帅，在两次送信遇阻后就曾直接去天地会堂口投诉，“洪门弟兄”不小心弄坏信封后，他们居然还合伙做了个盖有“太平天德王”印的假信封，装入真信，再度送上罗孝全的门，结果被罗孝全的邻居、美国医生伯驾（Peter Parker）鉴定为“真货”。 伯驾并非寻常医生：他参加过《中美望厦条约》谈判，1847年担任过美国驻华临时代办，1855年也即鉴定这封信后两年，成为首任美国驻华公使，是个见多识广的人，他对这个天地会伪造的印章毫无察觉，信以为真，表明在当时外国人心目中，太平军和天地会本来就是“一家人”。至于“洪门兄弟”，敢在信封上使用“太平天德”这个太平天国绝不认账的天地会口号作假，表明他们也依然认为洪秀全的“洪”和洪门的“洪”，都是一回事——事实上当时清方大多数官吏也是同样这么认为的。 这时广州附近的许多天地会都是以“灰色”面目出现的：一方面，他们是“洪门”，甚至偶尔冒充太平军以壮声势（尤其在洋人面前）；另一方面，他们是“团练”、“社学”，打着当时时髦无比的“反洋人入广州城”旗号，和官府虚与委蛇。到了1854年，这种“两头吃”的把戏终于演不下去了。 咸丰四（1854）年五、六月间，广东天地会在东莞、佛山等地率先公开举起了反清旗号，“红军”迅速遍及整个珠江三角洲，陆军号称数十万，水军有大海船数千艘，围攻广州半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们曾多次表达自己和太平天国的“一体”，甚至有天地会中的“智者”，对广东天地会各堂口四分五裂、互不配合痛心疾首，写信给佛山天地会首领陈开、甘先，希望他们学习“金陵兄弟”的“先进经验”，包括设立各级官职、凡事共同商议配合，以及“虚立朱洪竹小主牌位”等等，这些“先进经验”有些是道听途说，不过形似，有些倘被真太平军听见，怕是要斥为“妖言”，“斩首不留”的，但广东“洪门”却浑然不觉。他们固然不可能改掉山堂分立、互不相下的“光荣传统”，但模仿一下太平军的架构还是不妨的，于是某些“红军”也按照太平天国的体制，把首领的头衔改为“师帅”之类。 当天地会以“灰色”面目出现时，广东清吏的态度是暧昧的，既警惕“会党”可能借“爱国”之名扩张势力，又希望借助这些人的力量，去做一些官府不方便做的事——最关键的就是给洋人捣乱，阻止他们入城，而官方又可推卸责任。但如今天地会公开造反，那就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了。 当时天地会使用红旗，广州附近村镇圩寨，只要响应“洪门”就都会竖起红旗，广东清吏就规定战区内清方一律使用白旗，只要挂起白旗就意味着支持官府，和“堂匪会党”势不两立，这种“红白之战”正如一位当时当地的文人所言“非贼杀我，即我杀则”，是非此即彼、不可调和的。 对近在香港、一心想入城甚至直接向北京派遣公使的英国而言，他们固然对和叶名琛等清方官吏打交道、捉迷藏极不耐烦，但更不愿广州陷入所谓“无政府状态”，在他们看来，“红军”控制广州城，很可能令对他们极其重要的广州商务构成致命打击，而帮助广东当局“剿匪”，则或许有助于日后提出更多要求。 在这种背景下，原本互相羁绊的广东清吏和香港英人联起手来，对包围着广州城的“红军”发动围剿。到1855年初，“红军”大本营佛山陷落，由于英军控制了水面，各路“红军”中除一部分在李文茂、陈开等率领下，沿西江进入广西外，相当多的堂口沿陆路进入山区，并北上转入湖南郴州、桂阳、茶陵、兴宁、安仁等地，试图汇合当地天地会众。但此时湖南湘军业已兴起，他们立足不住，就在1855年秋先后从茶陵取道永新、安福、分宜、万载进入江西，比石达开早了一步。 这些进入江西的天地会，是广东“红军”的精华，主要首领有春、葛耀明、陈荣、邓象、卢纬、翟火姑、谭星、谭富、李鸿藻、陈显良等，其中周春浑名豆皮春，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是参加三元里抗英之役的升平社学成员，“红军”起兵时的“大都督”；陈荣是“红军”起兵后最早攻破清方城市（连州和肇庆）的天地会首领；陈显良是“红军三魁首”（李文茂、陈开、何六）中何六的左膀右臂，何六在湖南战死后，余部都归他节制。这批人马不但人多势众，而且大多数为精壮战兵，他们久经战事，戎马千里，而他们的首领更有丰富的反清资历，周春等人开始聚义时，洪秀全还在孜孜不倦地考清朝秀才呢。 太平天国乙荣五年九月十七日（1855年10月23日，清咸丰五年九月十三日），这股“红军”占领永新，这是“红军”在江西占领的第一个城镇，此后他们先后占领过安福、分宜、万载、永宁，并多次击败江西省防军，但所占地盘旋得旋失，无法在江西站稳脚跟。 这些“红军”号称十多万，实际上恐怕有两三万人，如果没有巩固的地盘和稳定的补给，是难以长期维持的，而恰在此时，石达开的人马攻下了邻近的上高。 此时的“红军”，大抵已经知道太平天国跟“洪门”、“天德”其实没多少关系，且自立国号，自封天王，和向来“非朱姓不称帝王”、坚持反清复明的天地会格格不入，否则早在湖南他们就可北上投奔太平军，而无需再跑到江西来（何六就是因为发现太平天国和“洪门”宗旨不一，才突然改变原定路线，结果战死的，还有些天地会则掉头南下广西），如今却和太平军无巧不巧撞在一路，一山不容二虎，“洪门”兄弟们该作何选择？ 此时太平军打了几个胜仗，兵力大为扩充，也号称十多万，按照“二千五作一万”的传统和实际情况，估计有两三万人，和“红军”兵力相当，而战斗力则各有千秋，太平军组织性更强，且后勤保障更好些，“红军”则身经百战，战斗经验丰富。据《新昌县志》记载，“红军”原先并不情愿“入伙”太平军，甚至有火并之意，但权衡利害，最终在上高县土著严守和的撮合下，加入了太平天国（这位土生土长的严守和，很可能也是“洪门兄弟”，否则很难想象其能在如此仓促的时间里，完成如此棘手的一件大事）。 “红军”和江西太平军人数差不多，组织、风格又格格不入，太平军想效仿1851-1852年在广西、湖南期间消化、吸收小股天地会堂口的做法，将他们彻底太平军化，显然是不现实的，一旦弄出问题，后果不堪设想，因此石达开在征得天京方面同意后，采取了灵活手段，将这些“红军”单独编组，成为太平军中独树一帜的分支。 这个独树的“帜”，是一种用多种颜色镶拼起来的旗帜，被当时的人俗称为“花旗”，这也成了加入太平军后这支“洪门”人马的专称。在某个特殊的时代，曾有人为批判“石达开机会主义”，指责他“擅自允许花旗保留自己原来的旗帜”，这是无稽之谈，因为“红军”原来使用的是红旗，偶尔用黄旗，和太平军的习惯相似（太平军是主要用黄旗偶尔用红旗），“花旗”只能是收编时颁发的新军旗，目的自然是和原本的“老长毛”有所区别。 从目前的资料看，花旗的编制和当时太平军不同。1855、1856年的太平军以“军”为最高单位，以下为师、旅、卒、两、伍5级，虽然军、师一级缺额很大，但基层单位两（25人）通常编制很充实；而花旗的编制却是队-先锋-旗三级，队的长官称“队将”，先锋的长官称“先锋”，如李鸿藻封殿左三中队将，谭星封右队后永忠先锋，周春封中队前精忠先锋、葛耀明封中队后永忠先锋，林彩信封中队中赤忠先锋等，根据残缺的资料可以判定，花旗系按殿左一、殿右二……的序列编制并分中、左、右队（目前看到最高番号为“殿右四中队”），每队下设中赤忠、前精忠、后永忠、右耿忠、左X忠（资料残缺）五先锋，先锋下设若干旗，每旗21人。这种编制既符合“红军”的旧习惯（在广东起兵时他们就以21人为一旗），又不动声色地压低了各级“花旗”将领的职衔。 这种囫囵吞枣式的收编显然存在许多问题，比如“花旗”自由度太大且自成体系，纪律性不容易约束，更严重的是主要首领官职太低，如周春、陈荣都只封了指挥，这个职位在此时的太平天国实在算不得高官，不说其它地方，仅江西一地，太平军中就有王一人（石达开），豫爵一人（胡以晄），侯爵二人（参天侯黄玉琨，卫天侯曾锦谦），丞相两人（春官正丞相张遂谋，本年提升为冬官副丞相的林启容），检点级别官员十多人（正职检点赖裕新、胡其相等，和职同检点的黄文金、胡鼎文等），在太平天国“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制度下，统率上万“花旗”的“洪门老大”，很可能不得不向只率领千余人偏师的太平天国三四六人物低头。这还不算，太平天国和“洪门”一样，官兵间都互称兄弟，但谁是兄、谁是弟，却是由官爵高低、而非岁数甚至辈分大小来决定的。当年石达开只有20多岁，年逾六十、此时已战死的曾天养和同样是老年人且是他岳父的黄玉琨，却都要称他为“兄”，“花旗”首脑中大多数岁数都不年轻了，而“长毛”同级别或更高级别的将领，却有许多是二十岁上下的毛头小伙子，其中之尴尬不言而喻。 不过此时大敌当前，“黄旗”（太平军）和“花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就是打败清军，夺取江西更多的府县，扩大自己的兵源、财源和生存空间。 正因如此，“长毛”和“花旗”这两个看似不太般配的伙伴，在江西闪电般携起手来，江西省境内的太平军总数一下膨胀到号称二十多万，实数也恐在六万以上，这不仅让石达开敢于迅速调整战略，改稳扎稳打为分兵出击，也让天京方面在为迫在眉睫的决战调配兵力时，有了更充分的灵活性。 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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