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饮食文化6——辽、西夏的饮食文化辽朝是一个以北方民族契丹为统治民族建立的多民族(包括汉、渤海、奚等，及西域各民族)政权，由于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民族传统等因素决定了辽代饮食文化具有某些显明的民族和地方特点。 契丹肇兴之初，渔猎、畜牧是其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手段，其社会发展阶段落后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契丹的饮食原始、粗放，具有游牧民族的特点。主副食品的加工制作，一般来说较为简易，食品种类较少。加之由于生活方式不同和民族偏见，契丹饮食在北宋汉人眼中显得十分单调，这在宋人的行程录、语录、使辽诗中多有反映。如苏颂有诗云：“行营到处即为家，一卓穹庐数乘车。千里山川无土著，四时畋猎是生涯。酪浆膻肉夸希晶，貂锦羊裘擅物华。种类益繁人自足，天教安逸在幽遐。”反映了辽人饮食的单调及他们安于这种生活的景况。沈括说契丹人“食牛羊之肉酪”，“间啖麦粥”。苏辙诗云：“会同出入凡十日，腥膻酸薄不可食。‘羊惰乳粥差便人，风隧沙场不宜客。”也记述了契丹人饮食的原始与单调。 由于契丹人长期过着渔猎、游牧的生活，在外作业，缺乏烹饪条件，养成了生食鱼肉的习惯。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条件有了改进，但是食生鲜仍作为一种文化被保留下来。 尚豪饮是契丹乃至北方人的一个共同特点，至今亦然。每逢宴饮，客人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主人便十分高兴，表现了契丹和许多北方人的豪爽性格。魏泰《东轩笔录》卷一五云：“北番每宴使人，劝酒器不一，其间最大者，剖大瓠之半，范以金，受三升，前后使人无能饮者，惟方偕一举而尽，戎主大喜，至今目为方家瓠，每宴南使，即出之。”所谓“剖大瓠之半”，就是至今在东北农村仍被广泛使用的葫芦瓢。路振《乘轺录》记载他在辽国受到接伴使的款待，熊肪、羊豚、雉兔之肉为濡肉，牛鹿、雁鹜、熊骆之肉为腊肉，“割之令方正，杂置大盘中”，“二胡雏衣鲜洁衣，持蜕巾，执刀匕，遍割诸肉，以啖汉使”。这种饮食文化固然说明其粗放原始，同时也体现了契丹人的豪爽性格。 随着辽朝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北宋往来增多，同中原人的接触日益频繁，契丹对中原饮食文化的借鉴与吸收便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以节日饮食文化为例，辽朝节日、节气，如正旦、立春、人日、中和、上巳、端午、夏至、中元、中秋、重九、冬至等，均源于中原，其食俗也多与中原有关，显然这是借鉴与吸收汉族饮食文化的结果。 在朝廷庆典及皇室、贵族上层社会生活中受中原宋文化影响也很明显。我们从《辽史·礼志》各篇，可以发现在辽朝诸多仪式中，有“行酒”、“行茶”、“行茶饼”等，伴之以散乐、舞蹈，其程式繁缛，颇受中原影响。在宋人使辽时，辽人为之张宴，“阶下列百戏”，甚至“有舞女八佾”。八佾乃天子乐舞，孔子曾因季氏以“八佾舞于庭”而大加挞伐之。辽朝礼仪中的饮食场面受中原文化辐射影响之深，于此可见一斑。 契丹作为辽朝的统治民族，它的饮食文化必然对境内和邻境各族产生一定的影响。辽朝的若干节令食俗，除有一部分借鉴吸收中原汉族食俗外，还保留有一些本民族的特色。它作为辽朝的岁时杂仪，必然对境内的汉、渤海、奚等产生影响，特别是在朝廷为节日、节气设宴时，要有各族臣僚参与，契丹国俗自然影响了汉与其他族官员。 党项族是羌族的一支，原游牧于青海东南部、四川西北部的广袤草原上，饮食简单粗粝，《旧唐书·党项羌传》载：“畜犛牛、马、驴、羊，以供其食。不知稼穑，土无五谷。气候多风寒，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求大麦於他界，酝以为酒。”唐朝时，吐蕃兴起后，由於受到吐蕃的压迫，逐渐内徙到甘肃东部、宁夏和陕北。唐末五代时期，党项势力不断壮大。宋初，经李继迁、李德明两代的发展，党项又占领了整个河西走廊。此时，党项人已逐渐转向定居农耕生活，谷物已成为主食，但由於产粮不足以供食用，肉食在他们的食物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至德明之子元昊时，正式立国称帝，国号大夏，世称西夏。西夏是11至13世纪在中国西北地方一个有重要影响的王朝，前后共历10个皇帝，享国190年。西夏前期与北宋、辽朝对峙，后期与南宋、金朝鼎足，在中国中古时期形成复杂而微妙的新“三国”局面。 北宋时期，党项族饮食文化的发展水准远远落后于中原汉族。《西夏书事》卷16载，西夏景宗元昊时，汉人张元、吴昊为显官，“以穷沙绝漠饮食居处不如中国”，“日夜说元昊攻取汉地，令汉人守之，则富贵功名、衣食嗜好皆如所愿”。这说明当时西夏的饮食文化发展的水准甚低。对此，西夏的汉族谋臣们并不甘心，他们渴望有朝一日也过著中原汉族的饮食文化生活。 在同中原汉族政权交往的过程中，中原地区的粮食、茶叶等食材大量输入到党项族建立的西夏。 由於西夏境内多数地区不宜农业生产，西夏所消费的粮食需要从境外大量输入。粮食输入的方式主要有二：一是交换。主要通过宋夏边境的官方或民间的贸易来购买宋朝的粮食，尤其是西夏发生饥荒时，更要到宋朝地界买粮以解燃眉之急。如《西夏书事》卷9载，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西元1013年），西夏绥州、银州、夏州发生旱灾，居民惶乱，北宋政府知道这一消息后，诏令榷场不要禁止西夏人来买粮食，以便解决西夏缺粮问题；二是掠夺。特别是与宋朝关系不好时更是如此，如宋太宗至道二年（西元996年），北宋朝廷派将率兵护刍粟40万石赴灵州，李继迁率部邀击於浦洛河，旗开得胜，击败宋护粮军，尽夺粮运。直到西夏立国后，若交战中夺得宋朝州城不能守，西夏仍是抢掠粮食，弃城而走。除粮食外，西夏如侵扰邻国，有时也会掠夺牲畜。如《西夏书事》卷21载，西夏毅宗拱化二年（西元1064年）西夏以10万大军进攻北宋的秦、凤、泾、原诸州，“驱胁熟户八十余族，杀弓箭手数千，掠人畜万计”。第二年又扰寇德顺军，“杀属户数千，掠牛羊数万”。 西夏人有饮茶的习惯，特别是以肉食为主的牧民更是离不开茶叶。有些学者认为：“在西夏语中‘茶’和‘药’语音相同，在文字上两字字形相近，反映了西夏党项人对茶叶的认识和中原地区是一致的，早先人们是把茶作为药来饮用的。”由於西夏所属地区并不产茶叶，所需茶叶皆来自中原王朝。其中，宋朝的赐茶在西夏的茶叶消费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李德明归附宋朝后，被封为西平王，宋朝每年赐给李德明茶2万斤。元昊时，宋朝每年赐给西夏茶3万斤。当宋夏交恶时，宋朝的赐茶就会化为乌有，这将大大影响到西夏人的饮茶。由於宋朝的赐茶数量不能完全满足西夏的茶叶消费，西夏每年还要在双方的市场贸易中购买不少茶叶。当西夏的经济状况不好，无力买进更多的茶叶时，也会影响到西夏的饮茶。如《西夏书事》卷16载，元昊时，“国中困於点集，财用不给，牛羊悉卖契丹，饮无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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