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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对越援助在新中国援外历程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起步早、层次高、领域宽、规模大、时间久、成效显著等特征。在1950年到1957年的早期援越实践中，中国不仅初步建立起援外管理机制，制定了基本的援外程序，培养了最早的一批援外队伍，而且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对援外工作的基本认识和基本政策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新中国将对外援助看做自己必须承担的国际义务。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逐渐兴起并日益高涨。作为先行者，中国在较早取得斗争胜利后，毅然成为这一世界进步潮流的坚定支持者和推动者。这既是由共同的历史命运所决定的，也是出于彻底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控制、捍卫和巩固国家独立与安全、发展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共同追求。从援越抗法到抗美援朝，从援助社会主义国家到援助民族主义国家，中国有力地保障了国家安全，突破了西方敌对势力对华实施的外交孤立，不仅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而且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中树立起正义的形象，为中国与亚非拉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开辟了道路。应该说，从一开始，中国的对外援助就不是单纯处理国家间双边关系的短期考量，而是实现国家外交政策和目标的具有全局性、长远性的战略决策。 （二）对外援助是中国在互相尊重独立和主权、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构建新型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重要实践。首先，援助国和受援国都是各自主权独立的国家，援助关系不能改变双方间的平等地位。中国从不把这种援助看做单方面的赐予，而始终认为援助是相互的，是为了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进步。其次，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和独立，不因援助而要求任何特权。毛泽东在最初指导援越抗法时就明确表示：中国向越南提供援助是无私的、无偿的、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即便是在专家待遇上，中国也坚持不搞特殊，执行同当地工程技术人员同工同酬的原则。再次，坚决反对大国主义，反对干涉内政。在1950年《援越军事顾问团工作守则》、1953年《顾问守则》、《中共中央关于顾问工作的指示》和1955年《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驻越专家和技术人员若干问题的指示》中都强调了这一精神。中央反复指示，要求援越顾问和专家必须尊重对方，立足调查研究，从越南的实际出发，结合中国的经验，提出建议。坚决不当“钦差大臣”，不能生搬硬套、包办代替、指手画脚、强加于人。 （三）援外建设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而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这首先表现在对贸易和援助关系的处理上。在援越工作展开的同时，中国就立足长远、从增强越南自力更生的能力出发，想方设法开展中越两国间的贸易活动。1951年，越南曾要求将双方货物交换的巨大差额以援助方式解决。对此，中国方面予以拒绝。中国说明，关于中越贸易问题，只能按照一般贸易规则进行等价交换，不能与财政援助混淆，所有财政和物资的援助，均须在贸易范围之外另行办理。正是考虑到越南财政和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中国建议越南必须大力组织发展出口物资的生产。(30)经过双方数年的努力，中越贸易逐渐步入发展的正轨，成为两国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吸收中国建设的经验，同时结合越南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先后次序，全面安排、分期进行各项援建项目，以促进越南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独立的民族经济体系。最后，中国在实施援助项目的同时，注重开展技术援助、科技合作和人员培训，以使受援国充分掌握有关技术。 （四）对外援助必须贯彻执行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细水长流的方针。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是在自身条件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开展对外援助的，能力有限，只能尽力而为，是名副其实的“穷朋友之间的和衷共济”。另一方面，受援国大多都是刚刚独立不久、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对本国的发展资源和条件还不完全清楚，同时又迫切地希望改变落后状况，所以提出要求援助的项目往往过大、过多、过急。这种情况在援越工作中是经常可以看到的，显然不能“有求必应”，而必须立足于中国自身的能力水平，从受援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在项目规模的选择上以中、小型为主，力求做到少花钱，多办事，使受援国在较短时间内增加财政收入，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 总而言之，从相当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对越经济技术援助的历史起步，就是中国援外事业的历史起步，是探索中国特色援外道路的历史开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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